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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对后进国家来说尤为重要。正如林毅夫（2002）所指出的那样，“发展战略选择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收敛的重要因素之一。发展中国家在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如果采取了错误的发展战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实现有限赶超将仅仅是一个‘海市蜃楼’。”然而，对于发展战略的“阶段适宜性”——到底什么是合适的发展战略，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应该采取何种发展战略，理论界并未形成一致性的结论。
“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富裕”的要素禀赋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现实特征。那么，如何在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下摆脱经济停滞，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收敛，以“外部性”为基础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理论”首先进行了尝试性的解答。
在著名的《再论市场问题》一书中，列宁对生产资料的种类进行了区分。他认为，生产资料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制造生产资料，另一部分用于制造生活资料。以这种划分为基础，列宁还探讨了资本耗费的补偿和产品实现的问题。这种划分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可变资本的增长速度要滞后于不变资本的增长速度）引入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和公式中，最终得出“制造生产资料增长速度>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增长速度>消费资料增长速度”这一理论命题。在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理论上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被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所代替，指导着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1925）。
诚然，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只发展重工业？既有的理论和经验显然不支持这一结论。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要同时兼顾重工业和轻工业，就涉及轻重工业的比例问题，那么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轻重工业的比例到底应该如何呢？霍夫曼（Hoffman，1931）利用近20个国家的工业结构跨国历史资料，对轻重工业的比例（制造业中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和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的比例关系，即霍夫曼比例，又称霍夫曼系数）进行了分析。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资本资料工业的生产还相当滞后，故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此时的霍夫曼系数为5（±1）；随着消费资料和资本资料工业生产的累积，消费资料和资本资料工业的生产将逐步加快，但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速度要慢于资本资料工业的增长速度，而在规模上，资本资料却比消费资料小（此时资本资料的生产占次要地位），那么在工业化的第二阶段，霍夫曼系数将逐渐降至2.5（±1）；随着消费资料和资本资料工业生产的进一步累积，资本资料的生产规模逐渐增加，并与消费资料工业的规模大致相同，那么在工业化的第三阶段，霍夫曼系数将进一步降至1（±0.5）；到了工业化的第四阶段，消费资料的生产规模逐渐被资本资料工业的生产规模赶上并超过，此时的霍夫曼系数将小于1。
很显然，霍夫曼定理勾勒出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优产业结构（轻重工业）比例，尽管理论界对上述定理还未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抛开上述定理成立与否的争论，假设霍夫曼定理是正确的，仍旧无法解释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缘由到底是什么。那么，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提高重工业比例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影响为正，其背后的内生机制又是什么？
针对上述问题，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的“超工业化派”首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超工业化派”认为：后进国家“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富裕”的要素禀赋结构以及国营工业部门微小，使其难以依靠自身积累满足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资本形成需求，从而不能实现快速工业化的目标。为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并且它们有各自的了解范围。从长期来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将逐渐取代市场的价值规律。因此，计划和市场从本质上来说是对立的。据此，“超工业化派”主张利用国家的垄断地位，通过“剪刀差”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对其他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发行“铸币税”等方式进行强制的工业化积累。那么，市场机制（价值规律）将不再对资源配置领域发挥作用。
另外，“超工业化派”的经济学家还从理论上论证了在一个“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富裕”的小农经济体中，后进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并最终获得市场的问题及其对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费尔达曼根据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构建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重工业综合体（冶金、机械和辅助工业）的推动，而农业只处于从属地位，被动地为重工业提供资本和劳动力。
重工业优先发展固然重要，但重工业优先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背后的内生机制又是什么呢？相对落后理论（Gerschenkorn，1907）和外部性理论（姚洋、郑东雅，2007，2008）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
Gerschenkorn（1907）认为，后进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已经意识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可以使后进国家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并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终实现经济收敛。这些国家在意图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却面临着以下经济现实：国家的经济增长持续停滞，经济中的农业从业人口比例较高，且以原始农业为主（农业所需的生产资料极其简陋），农业和总体的人均收入较低，进而使人们只能购买收入弹性较低的产品，并最终导致总需求无法为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提供原始积累。为此，Gerschenkorn（1907）建议，国家应该利用其垄断地位以自身的需求代替私人需求，为重工业品提供需求，购买重工业品。除此之外，国家还可以通过“超工业化派”所倡导的一些方式（对轻工业产品征收高额赋税、发放“铸币税”）来对重工业进行补贴，这样便可以避免工业化自发演进过于漫长的弊端，从而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那么，工业化的自发演进为什么会如此缓慢呢？Gerschenkorn（1907）认为，后进国家经济结构（要素禀赋结构）落后，使得私人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较小，如果重工业完全由私人投资，其投资规模将低于社会最优投资规模，工业结构的演进也将非常缓慢。因此，只有通过增加重工业的国家需求，促进国家对重工业的投资，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才会加快，并实现快速的工业和经济增长。
然而，Gerschenkorn（1907）的重工业“增长溢出”（重工业优先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的研究结论存在着两个重要的研究前提：①重工业投资越高，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②私人对重工业的投资需求不足，低于当时的社会最优水平。这两个研究前提为研究重工业的增长效应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遗憾的是，Gerschenkorn并未对这两个假设背后的逻辑机制进行说明。Hirschman（1958）对上述两个研究前提的内生机制进行了说明。他认为，一个经济体中存在着一些具有较大规模经济的行业，这些行业会与其上、下游行业产生较大的前、后联系，这个前、后联系不仅可以促进上游企业的生产，还可以提高下游企业的生产效率。因此，明智的国家和政府应该优先发展这些行业。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可以发现，重工业具有Hirschman（1958）所提到的这种特性：一方面，轻工业是重工业的下游行业；另一方面，重工业可以通过向轻工业增加投入品的方式提高轻工业的生产效率。于是，我们得出结论：重工业的增长溢出和私人投资不足源于重工业具有很强的关联效应（外部性）。
根据上述理解，以Mastuyam（1996）的中间投入品模型为基础，姚洋、郑东雅（2007）在同时考虑重工业和轻工业投资外部性的前提下，建立了一个内生中间品种类和最终品种类的动态模型。他们通过比较不同经济系统下（分散经济和计划经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最优投资规模来考察私人对重工业的投资是否存在不足，以及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否合理。他们还认为，与轻工业相比较，重工业具有生产方式迂回和生产效率较高的特征，因而重工业投资具有正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与之相对应，消费者偏好的多样性使得轻工业仅仅存在正的金融外部性，这就意味着重工业的外部性远远大于轻工业的外部性。也正是由于轻工业的外部性始终低于重工业的外部性，才使得私人对重工业的投资存在不足，并低于社会最优投资规模。于是，在不考虑由于补贴所造成的扭曲效应的情况下，国家对重工业的补贴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便存在着合理性。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轻工业的外部性和重工业的外部性将逐渐缩小，国家对重工业的补贴也会越来越少。姚洋、郑东雅（2008）还对上述逻辑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在1954—1979年实施赶超战略的25年间，对重工业的平均补贴率为37.37%，比平衡战略资本存量多增加了64.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源于重工业对轻工业的外部性和私人对重工业的投资不足（Hirschman，1958；姚洋、郑东雅，2007），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相应的补贴和产权安排（国有企业）是必要的，而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比例也不尽相同（霍夫曼，1931）。结合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相关史实，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固然在后进国家经济恢复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到了一定阶段后，就会面临经济停滞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局面，因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具有不可持续性。那么，生产资料优先发展规律一定是成立的吗？既然重工业的外部性如此重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又为什么会具有不可持续性？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负效应到底是什么？出于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后来的经济学家对上述问题集中进行了思考，并得出较为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很显然，上述研究结论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重工业的溢出效应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进行了解释。然而遗憾的是，后进国家在实践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陷入补贴难以为继和经济停滞的尴尬局面。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针对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理论基石——生产资料优先发展规律，鲁济典（1979）首先提出了质疑：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一个客观规律吗？他认为：“通过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和扩大再生产这两个条件不一定能推导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无独有偶，吴敬琏（2006）也认为，霍夫曼定律只是对后进国家早期增长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经验总结，现在的产业结构是否按照这个定理变化仍旧是个未知数。
更为重要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超工业化派，其本身也受到了来自于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协调发展派”的质疑。协调发展派指出，工农联盟、农民问题和轻、重工业的协调发展对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十分重要的，农业商品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实现工业积累和发展，并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基础。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不仅不能得到快速推进，还可能危及无产阶级专政。布哈林主张，工业化的资金应该通过工业的自我积累、征收存款和公开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社会主义原始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不是对立的，原始价值规律不能拖累市场机制；应该通过市场的方式将农村经济引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农业的快速发展，在扩大轻工业需求、促进轻工业发展的同时，还进一步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于是，农业的快速发展便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并创造了巨大的市场。
上述研究文献更多的是着重于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解答，即使某些研究文献（协调发展派）涉及轻重工业比例协调发展的问题，也因为研究方法的局限而使其解释力大打折扣（具体表现为缺乏相应的理论模型来描述其内生机制），更不能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负效应给予清晰的说明。
鉴于上述缺陷，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以赶超阶段后期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进一步的增长拖累为研究背景，着重分析了赶超战略的负效应、不可持续性和实现向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其中，林毅夫等（1994）首先分析了赶超战略实行的逻辑起点和其负效应的内生机制，指出：“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经济面貌和实现经济发展的快速赶超，基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新生的人民政权首先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工业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巨大等特点，这使得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得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不再可能，建立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适应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安排便显得尤为必要（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即‘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
但是，林毅夫（2002）、林毅夫和孙希芳（2003）等学者指出，一国的人均收入是其技术和产业的函数，发达国家的富裕主要源于它们的技术和产业优势，而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又构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区别。如果发展中国家选择与自身要素禀赋优势（劳动力富裕，资本稀缺）不一致的产业进入，那么该产业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将不具有自生能力（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并进一步阻碍经济增长。如此循环，最终的经济收敛也不会发生。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按照比较优势选择进入的行业，并培育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竞争环境，这个国家的行业和企业就具有自生能力，并易于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维持高的资本积累率，最终实现要素禀赋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收敛。
上述分析很好地解释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负效应和不可持续性。上述研究逻辑以“要素禀赋—自生能力—技术、产业选择—经济增长（收敛）”的思路进行展开，集中论述了在经济发展一开始便选择与其自身要素禀赋优势相一致的产业进入，并培育与之相适应的产权结构和市场体系的重要性。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否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似，表现出阶段适宜性呢？相关研究成果对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也提出了质疑，主要表现在经济绩效、竞争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三个方面。
（1）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能否实现与其理论分析相一致的长期、持久的经济增长？从理论上来看，早期的“中心—外围”理论（Prebish，1950；Singer，1950）认为，以比较优势战略为基础进行发展的后进国家将因为更多初级贸易产品的出口恶化该国的贸易条件，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外流和经济停滞。而从现实来看，大量初级贸易产品的出口使得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从20世纪80年代起持续恶化，并进一步引起了众多学者对“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效性的质疑（徐建斌、尹翔硕，2002；王佃凯，2002；徐元康，2003；李稻葵，2006）。现阶段，如果根据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进行决策，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并对发达国家出口，将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实现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
。
（2）一国实行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否有利于提升其竞争力？后进国家通过采取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否有利于竞争优势的实现和竞争力的提升？林毅夫（2012b）对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概念进行了对比分析。根据Porter（1998）的相关表述，一个国家如果希望在全球经济中获得竞争优势，其产业需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①它们密集使用本国富裕而且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②它们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③每个产业构成一个集群；④每个产业的国际市场是具有竞争性的。依据上述概念，林毅夫（2012b）认为，竞争优势的第一个条件与比较优势相符，而一国只要遵循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第三个和第四个条件也是自动满足的，最后上述四个条件便转化为比较优势和国内市场规模两个条件。另外，一国只要遵循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那么该产业的产品将拥有整个国际市场，从而使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概念一致。对林毅夫观点的这种解读，有些研究者并不认同。其中，廖国民、王永钦（2003）认为，以要素禀赋为结构的比较优势既不是一国产业竞争力和企业自生能力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将逐步丧失（集中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资水平逐渐提高），而技术优势的欠缺又使得我国的持续经济增长受到严峻挑战。洪银兴（1997）也认为，单纯的比较优势不能与竞争优势画等号。
（3）一国实行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否有利于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郭克莎（2004）认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一个关键是“能不能实现主导产业和比较优势的转变”。尽管林毅夫（2002）指出“东亚四小龙”通过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顺利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但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大国特征（资本稀缺，劳动力极其富裕）使得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善，进而造成了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刚性，那是否意味着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呢？这显然无助于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贸易结构而言，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模式（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是否又会自发地转变呢？答案显然是不能（郭熙保、胡汉昌，2005）。
综上所述，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持续性受到了来自现实和理论层面的挑战，更多的学者认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表现出了阶段适宜性（陈亮，2011；欧阳晓等，2010）。陈亮（2011）认为，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具有严格的前提条件，这包括市场具有充分就业和完全竞争的特性，技术在国际上的流动不存在交易成本等方面，但这些严格的假设前提不仅在发达国家难以满足，而且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现实大相径庭。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能从发达国家免费获得技术，技术在国际上的转移是需要成本的。随着技术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一旦技术转移遭到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产业自动升级和经济收敛的机制将不会发生。除此之外，比较优势将技术、创新等要素视为外生的，内生增长理论却证实技术、创新是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与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完全遵循比较优势又不可避免地忽略对人力资本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培养。于是，在实现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之后，中等收入陷阱（技术、创新水平低下—产业升级困难—经济发展停滞）将不可避免。那么，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以着力培育竞争优势、加大创新投入和培育新兴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竞争优势发展战略将显得尤为必要。
针对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逻辑分析范式——要素禀赋—自生能力—技术、产业选择—经济增长（收敛），欧阳晓等（2010）首先基于中国的大国特征，对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所谓大国，是指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和市场潜力大的国家。与小国经济相比较，大国经济在市场潜力、经济规模、资源总量、产品多样性、区域差异性和经济完整性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进一步导致大国经济发展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系统性。”依据以上大国优势，欧阳晓等（2010）认为，小国固然可以通过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借助世界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大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道路”难度更大，大国的经济发展应该遵循大国优势，具有与小国相异的发展规律。那么，基于大国优势的大国发展道路到底表现出怎样的一般规律呢？欧阳晓等（2010）认为：“大国的经济增长更多的表现出从‘劳动投入驱动’向‘资本投入驱动’再向‘技术知识驱动’转变的规律，任何企图跨越其中的任何阶段以实现‘跨越式发展道路’的经济意图都是徒劳无功的。在以数量型增长为主的经济增长阶段，大国依据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介入国际分工，那么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将表现出有限适宜性。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和分工经济的充分展开，持续的经济增长将表现出从数量型到质量型的转变，那么无论是理论内部的逻辑一致性，还是现实的经验一致性，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均表现出欠适宜性，并被大国优势所强化。这就意味着：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表现出阶段适宜性，在实现大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需要从大国优势出发对传统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进行扩展，用扩展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大国优势发展战略）来指导我国的经济转型、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