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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有文献相比，本书的创新之处具体包括：
（1）基于现有文献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绩效的探讨。本书利用Malquist指数计算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的研究结论。笔者还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市场化水平和不同所有制生产率及其差异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探讨，得出有益的研究结论。
（2）基于现有文献对国有企业低效率和增长拖累的争论，本书根据更加现实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前提下，从生产风险和交易风险两个方面对Yang和Ng（1995）的企业交易效率演进模型进行了扩展，得出了国有企业低效率和增长拖累的临界交易效率条件，并得出结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增长拖累需要以市场的高效率为前提。
（3）基于现有文献对金融抑制和所有制歧视的争论，本书从生产风险和交易风险两个方面对Yang（1999）的新兴古典投资—储蓄模型进行了扩展，重新探讨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增长拖累的临界交易效率条件。那么，我们对渐进改革中的金融压抑和所有制歧视应该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而不能不顾现实环境一概加以批判。
（4）本书还基于外部性和软预算约束对国有企业的动态效率重新进行了探讨，并从发展战略、产权结构和政府最优行为三个方面对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轨迹进行了解读，本书的结论有助于解答以下问题：我国近代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国有企业是低效的，那么近代以来的工业化任务为什么是由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来完成的（赶超战略的合理性）？既然赶超战略是合理的，那又是什么导致了赶超战略的不可持续性和进一步的改革，即发展战略转变的内生机制是什么？
（5）基于现有文献对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长期经济增长的争论，本书对Sun和Lio（1996）的“内生投资品种类数”分工模型进行了拓展，进一步通过剩余索取权的变化对知识产权保护结构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市场化本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呈现非线性关系的根本原因。那么，在我国市场化水平不断深入的制度背景下，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实现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向竞争优势发展战略的转变，对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将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