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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念与动态
当前学者对口岸能力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口岸通关能力、口岸竞争力以及口岸环境研究。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可大致认为口岸通关能力主要是指口岸通关畅通的能力，侧重于口岸通关手续办理时间、通关配额、口岸运输工具的货运能力等
。口岸竞争力则将口岸功能定位、口岸服务对象和口岸服务范围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口岸资源要素的投入和产出分析。
口岸环境包括口岸基础设施建设、设备等硬件环境，还包括口岸通关效率、政策法律环境等软件环境。安子炜（2007）建立了港口口岸环境的衡量指标体系，涉及指标包括港口基础设施、政策法规保障、信息化水平、口岸通关效率、港口收费状况、配套服务水平，并提出拓宽融资渠道、解决建设资金、实行区域通关、简化通关手续、建设电子口岸、缩减通关时间等改善港口口岸环境的对策。
首先，明确口岸经济的内涵。在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初期，王继旭（1991）提出，外向型经济就是口岸经济。其次，明确口岸的职能。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在经济上互相联系并互相依存，这一关系表现为国家间的商品流通、技术转让、资金流动、劳务交换等，这类资源需要通过口岸进入一国境内，因此口岸的建设与发展是国家对外开放的必经之路（王继旭，1991）。口岸经济以口岸为依托，体现出独特的经济意义。就口岸城镇而言，口岸经济是口岸城镇的经济增长极，可以促进其发展（高其勋等，2003）。口岸经济的独特经济意义依托于口岸并形成明显的发展特征和特有的发展问题。口岸经济的特征主要包括：地域的开放性、对直接经济腹地经济的牵动性、与间接经济腹地的关联性、层次性等（陈世斌，2002；华雪玲，2009）。口岸经济受地缘影响极其显著，并且是经济势能的凹陷区，依赖于对应口岸的兴衰及双边协调（刘建利，2011）。
为解决口岸、口岸经济存在的问题，口岸应由门户、通道功能向综合经济开发功能转变，由片面重视口岸的微观效益转变为微观效益、宏观效益及社会效益共同发展（高其勋等，2003）；通过政府驱动性及政策性先导互相配合，提升口岸经济综合竞争力，拓展商业性金融的积极性，利用金融工具及高质量的金融服务解决口岸经济的融资“瓶颈”（邵新荣，2010）。
目前关于口岸经济与外部经贸环境的联动关系研究领域文献很少。但是，关于边境贸易，双边贸易，经贸一体化等领域的文献相对较多。
目前国际上对于独联体的一体化问题多有关注，但也多数集中于在一体化整合过程中的某些方面。目前，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对苏联空间系统整合与一体化和外部的经贸环境的双边应对问题做出分析。这并不妨碍本书对于以“俄白哈三国关税同盟”为标签的独联体经济整合对中国新疆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在此，简要概括国际研究理论界和舆论媒体界对于目前的“俄白哈关税同盟”的意见和看法是极其必要的。
国际媒体和舆论普遍认为“俄白哈三国关税同盟”的建立对于三国是有利的，也普遍看好三国同盟的长期发展。主要观点如下：
（1）如果关税同盟运行顺利，将对成员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可以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并带动其经济发展。
（2）关税同盟的建立将消除关税壁垒并降低非关税壁垒，加强彼此合作。同时，统一的对外关税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来自非成员国的货物进口，从而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3）关税同盟的贸易转移效应将有利于扩大成员国间的贸易规模。
（4）三国关税同盟的未来发展必将推动独联体市场的重新整合，提升独联体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水平。
沿边口岸城镇化的核心是口岸经济，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口岸城镇化依然遵循城镇化的一般规律，需要借鉴城镇化的一般经验。
口岸城镇化是口岸经济和城镇化相互促进的产物。根据国内外城镇化的经验，城镇化离不开支柱产业、市场化、全球化，特别是新型经济的作用，城镇化需要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制度、文化、社会资本、产业集聚、创新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马庆斌，2004；马宏贤等，2005；吴建峰等，2011）。经济发展的程度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双向促进关系”（陈秀山等，2003）。城镇化可以促进市场扩展、促进农业现代化、推动农村工业化、促进技术扩散和人力资本形成（成德宁，2003）。而经济发展的要素也可以反作用于城镇化，具体到口岸城镇，口岸经济可以增加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吸纳就业、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可以促进竞争和开放，催化国内市场发育、促进沿边地区企业和邻近地区企业横向联合，带动内陆经济发展；边境贸易带来的新商品、新知识、新技术等，可以促进经济繁荣（张丽君，2006）。因此，口岸经济可以给予城镇更广的市场、促进技术发展、促进产业集群形成、带动农业人口的产业间转移，为城镇化提供多方面的支撑。
口岸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一种特殊方式，需要借鉴城镇化的已有经验。具体包括，第一，城镇经济发展与形态变化的过程，也是城乡关系变化的过程，城乡关系的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建设是城镇化必须关注的问题。第二，城镇化并不是孤立的，在某一特定行政区域的城镇化需要解决发展动力、城镇规划、城乡统筹的问题，但更广范围内城镇的发展是一个立体化的形态，需要考虑不同城镇间的谋篇布局；在水平维度上，需要考虑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城市平面集群，而在主体、系统维度上，需要考虑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的城市网络。
国外有关边界经济开放的研究，主要基于关税及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Vinner（1950）系统地提出了关税同盟理论，以Robson为代表的学者在关税同盟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南南型国际区域一体化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益处。Krugman（1991）及其他学者提出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基于市场交易活动的向心力和分散力以及前向和后向驱动关系，研究了一体化跨边境的要素流动和国际贸易交易成本的影响，得出了跨境交易改变经济空间均衡的结论。Elizondo和Fujita（1995）等进一步扩展了该模型，认为边界地区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如果边界两边的市场合并，其市场份额将会增加。
由于历史、经济等原因，中国沿边开放起步较晚、推进较慢，而且缺乏实践经验，因此要加大对沿边地区的支持力度，优化政策措施。侯景新、孟卫伟（1993）认为沿边地区要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组织制订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战略规划。此外，沿边地区要争取国家在基础建设、外贸出口、信贷资金、税收减免等方面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商投资。崔玉斌、雷文惠（2008）认为在不断优化已有开放政策的前提下，要加强政策的创新，在财政、金融、税收、贸易和市场主体政策方面不断地推陈出新，才能形成沿边开放的持久竞争力。李光辉（2010）认为，提升边境合作区功能，要赋予边境经济合作区“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使其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先导区。马博（2011）认为，“十二五”期间国家对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支持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主要体现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推进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兴边富民行动，对口支援四个方面。学界对提升沿边开放力度的对策研究多停留在完善政策阶段，这与沿边开放初期国家政策不系统、不完备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随着我国沿边开放程度的加深，单纯依靠完善政策已无法满足扩大开放的需求，本书从沿边开放政策、产业培育、平台建设等多方面提出建议，以弥补学术界对此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