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边开放的新支点》

一、问题与缘起

近十年全球化呈现加快趋势，许多区域集团、区域经济同盟、区域组织应运而生。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愈加明显，这在当今双边和多边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一国如何去应对此类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波动，以最大限度减小对其的不利影响。

就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转型时期。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以及国家对制造业的调整，对区域发展格局正在形成深刻的影响，内陆沿边地区正在迎来新的开发开放机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沿边地区的发展机遇逐步变为现实。在国家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中，沿边开放的战略支持提升，沿海、沿边开放相协调，使沿边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获得更大的空间。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将沿边开放作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方面”，“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沿边开放战略中，口岸是重要枢纽，口岸的发展水平对于深化沿边开放、提升沿边开放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特别提出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 201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培育沿边开放新支点。

本书对中国的沿边开放进行研究，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展开：

一是中国的沿边口岸城镇化研究。口岸就是门户，口岸城镇化将有效地增强口岸的功能。城镇化可以促进市场的扩展、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提高企业专业化水平和竞争力、促进知识的创新与扩散。口岸城镇化则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口岸经济的规模效应，促进外向型企业的聚集与竞争，对于相关信息、知识、技术的集聚与扩散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口岸城镇化可以提升沿边开放的能力与效率，口岸城镇外向型经济的聚集可以发挥加快产业要素流动、促进产业整合集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多方面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开发开放规模和效率的可行途径，是扩大沿边开放广度与深度的必要手段。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新型城镇化道路是“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道路，以城镇带动乡村为理念。口岸城镇化是集约化的城镇发展道路，它建立在口岸的区位禀赋之上，以口岸为核心汇集口岸经济的要素和主体，发展目标明晰，功能定位明确。口岸城镇化强调乡城融合，强调城镇带动乡村，以口岸经济促进乡城产业联系和居民联系，有利于现代农业发展，有利于乡村意识向城镇意识的转变。

随着中国沿边开放的逐渐深入，口岸城镇已有所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口岸城镇化有助于利用开放型的口岸经济，保障开放深度，提升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开放效率，促进合理的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体系的形成；口岸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重要实践，也是对构建外向功能明晰、布局分工合理的城镇体系的重要探索。沿边口岸城镇化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富民强边、发挥边境的后发优势，并且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践行途径。

二是中国沿边公路口岸外贸能力的研究。在国家优惠政策的引导下，沿边地区开放不断规范化、程序化，具备了扩大对外贸易发展的实力。中国加强与毗邻国家经济合作，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均对沿边口岸功能进一步发挥提出了更高要求。现阶段，进一步扩充铁路口岸面临着政治等因素的阻碍，而在已有的中国沿边陆路口岸体系的基础上，沿边公路口岸能力提高仍面临着多重障碍。一方面，沿边公路口岸往往位于县域城市，其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难以支撑对外贸易所需的加工能力与服务能力；部分公路口岸仍为二类口岸，基础设施落后，通关效率较低，口岸政治经济环境又相对复杂，制约了其外贸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中国沿边公路口岸较多、口岸经济发展缺乏全局性规划、边境口岸与腹地联系较弱的现状影响了口岸利用效率。如何保障和促进沿边公路口岸的持续快速发展，使沿边公路口岸经济对腹地经济的带动功能充分释放出来，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重视沿边公路口岸对外贸易发展，提升沿边公路口岸外贸能力，就成为实现沿边地区进一步开发开放的关键。

对沿边口岸外贸能力概念的界定及其衡量指标的分析，是对沿边公路口岸的评级以及了解口岸发展情况的基础。对沿边公路口岸外贸能力提升条件与障碍的分析，使沿边公路口岸外贸能力提升路径的设计能立足于现有优势，并有针对性地克服障碍。对沿边公路口岸外贸能力提升的相关建议将为我国加快完善边境口岸体系提供依据。对口岸的研究将使口岸发展在内陆沿边开放方面获得更多关注，从而为边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新动力，也为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构建“一带一路”提供新思路。

三是对中国新疆口岸经济发展的研究。首先，新疆口岸经济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缩小东西疆差距的需要。在东西部经济发展存在差距的现实背景下，对此论题的研究有助于从理论层面探讨如何缩小东西疆差距，对实现整体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次，新疆口岸经济发展是实现中国产业转移、产业升级、区域联动的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力成本上升、外贸边际收益下降，以及日趋严峻的国际形势，明显暴露出中国制造的内在缺陷，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和有条件、有层次、有顺序的经济结构转型。中国西部由于其相对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较低的运营成本、广阔的市场、丰富的资源和较大的政策扶持力度，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上具备一定的优势。考虑到中国西部的边贸经济特点，相关研究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对相关产业链向西部转移提出一些更具针对性，更具可操作性和更具前瞻性的合理化建议。这对于实现中国经济趋于平衡发展和有条件的经济再平衡无疑意义重大。

新疆口岸经济发展是有效落实边疆发展政策，推动边疆经济发展，发展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改善边疆人民生活的内在要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推动边疆经济发展最终也是为边境居民、为全国人民利益服务的，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应以人为核心，强调、突出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推动新疆口岸发展，关注新疆经济未来，也就是关注新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感受和需求，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共同发展，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现实体现。

四是对内蒙古满洲里口岸经济转型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了重大进展，沿边开放的窗口——各个内陆口岸也在充分发挥其通道作用的同时，积极扩展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但目前它们在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等一系列问题依然较突出，口岸经济的转型迫在眉睫。在这个过程中，应着重把握各个口岸经济发展的历史传承性和阶段性，并注重对其发展现状、特征和前景的客观分析，在新的国内外舞台上，稳步实现口岸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型。位于中俄蒙三角地带的满洲里口岸，是中国通往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和欧洲各国的交通要冲，也是中国最大的边境陆路口岸。早在1950年，国家就设立了满洲里海关，对出入境旅客和进出口货物进行监管。1992年，满洲里市被国务院批准为沿边开放城市，满洲里口岸的边境对外贸易发展进入规范化轨道，也宣告了口岸经济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把内蒙古建设成为向北方开放重要桥头堡和活跃沿边经济带等一系列举措的出台，满洲里口岸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得到了质与量的双重提升。2010年，满洲里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正式起步，又为其口岸经济的转型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当下的时代和政策背景下，满洲里口岸经济转型研究在为我国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提供重要动力、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加深我国参与东北亚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维护我国边境地区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五是沿边开放政策的效果研究。云南省既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通道和对外开放的窗口，又是维护边疆安全和贯彻中央“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周边外交政策的前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2011年5月6日，国务院批准并正式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标志着“桥头堡”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桥头堡”建设是新形势下中央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着眼于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构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和推动云南省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云南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大的历史机遇。随后，于2012年10月，《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我国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总体规划（2012—2020）》获国务院批准，这标志着“桥头堡”建设进入深入实施、全面推进的阶段。此外，中央做出继续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决策，为云南提供了加快发展的新契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与“桥头堡”政策两大机遇相互叠加，为深入推进云南沿边开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新的战略背景下，云南省应充分发挥沿边地区的资源优势，将沿边开放作为对外开放的重点内容，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深入推进沿边开放。

六是新疆经济双向发展的新结构探索研究。在西部大开发和“兴边富民行动”等国家战略的支持下，采用“东联西进”的双向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模式趋于稳定。但这一战略已经无法适应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时期、新要求，搞好新疆的区内发展必然成为进一步开发开放的重要支点。本书第六章以我国沿边开放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础，对新疆的区位特点及新疆经济双向发展结构进行细致分析，认真梳理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脉络，并重点阐述其实施双向发展新结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进而明确提出这一双向发展新结构的构想与后期的支持政策和各项保障制度。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趋势下，立足国家进一步扩大沿边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发展要求，以及将新疆建设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战略部署，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进行重新界定，提出“双向发展的新结构”，这在边疆地区区域经济研究中尚属新的尝试，是对以往国内学者所提出的双向发展理论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