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亚洲区域发展的新平衡及中国环节的建设

王文长

21世纪的世界发展格局日趋复杂化，亚洲——这一近代以来欧洲中心、世界格局的边缘，其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世界的多极化态势逐渐显现出亚洲国家的发展活力，松散的亚洲正在迎来一个新平衡时代。

新平衡是一种新秩序，是伴随中国经济崛起，亚洲经济发展重心调整、区域关系演化的区域发展新态势，中国应重视开放性区域发展国家战略——新平衡战略。

此前的亚洲区域发展格局，遗留着欧洲殖民统治及冷战时期的痕迹。单边主义流行，以邻为壑，封闭取向的防范心态，资本霸权的资源掠夺、利益独占方式，妨碍了区域关系的健康发展和区域繁荣，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的《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是这一失衡状态的生动写照。南亚地区与东亚地区成为失衡的两极。孟加拉国和日本是这两极的典型。两国人口规模相近，1987年孟加拉国1.06亿人口，日本1.22亿人口。孟加拉国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0美元，1965—1987年年均增长率为0.3%；同期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5760美元，年均增长率为4.2%。日本的人均水平是孟加拉国的98.5倍。

21世纪的亚洲区域发展不应重复区域失衡的旧态。正在崛起的中国理应不负众望，担当起亚洲大国的历史责任，深化区域合作，使中国发展的快车搭上更多区域伙伴，推动亚洲区域发展的新平衡，重建亚洲区域发展新秩序。

一、亚洲区域发展新平衡的提出

亚洲区域发展新平衡的提出基于以下三个理由：

理由之一，新平衡是亚洲区域发展的时代要求。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及随后东亚地区“四小龙”的发展给沉寂的亚洲经济注入一股活力，但这仅是亚洲东部边缘的些微奇迹。东亚局部地区的发展尚不足以影响亚洲的整体格局。亚洲的发展期待睡狮醒来。中国作为世界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发展觉醒的影响及意义远非日本及“四小龙”可比。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为世界所瞩目，中华民族的儒家文化活力重新唤起人们的丰富想象。1986年法国学者本达尔教授出版的《亚洲文化时代》一书预判世界发展重心从西欧向东亚的转移是儒学文明的复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一改以往对东方文化的不屑，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中华文化。 事实上，全球化过程日益明显的多极发展状态不可能继续维持欧美的世界中心，同样也不可能转移为太平洋世纪（包括当下的所谓中国世纪）。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亚太地区正在成长为世界经济格局中最富生机的地区之一，中国的发展正在推动着区域发展秩序的调整。巨大的市场，信用增强的人民币，积极开放的发展政策，日益强化中国在区域发展中的影响力，为周边地区市场带来新机遇。封闭、分散的区域市场结构状态正在发生变化，区域关系的双向互动增强，中国因素的作用逐渐发挥。中国的崛起与此前日本崛起给亚洲带来的不同影响在于：其一，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日本难以企及；其二，中国联结中亚、南亚、东南亚地区，地缘条件日本难以企及；其三，中国从半殖民地社会解放出来，与亚洲有共同历史遭遇的国家更能相互理解，对平等待我、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原则的共同追求也比日本更为深切。其实，一些有识之士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预见亚太地区中日之间作用的差别。美国学者克莱因教授认为“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地区，中国则是这个地区发展的主导国家之一”。埃斯蒂斯教授直言中国的作用将大于日本。 中国践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富邻、安邻方针，其崛起并与周边国家发展的区域合作为亚洲区域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如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合作，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合作等，并建立相关合作机制和拟建设的中巴经济走廊、中缅印孟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一个由区域合作建构的区域发展秩序正在形成。

理由之二，新平衡是新亚洲时代的象征。

中国经济崛起对亚洲乃至世界影响的重要性并不仅仅表现为自身的体量所带来的发展分量，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并不是表现为自身孤立发展，而是具有联动效应，能够带动相关市场的拓展。以近年相关经济指标为例，中国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由2000年的4742.9亿美元猛增至2005年的14219.1亿美元，2013年达41589.9亿美元，其中亚洲的份额超过一半，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快速发展。（见表1）

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已经超越国内社会消费零售总额。2013年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7809.9亿元，进出口总额为258168.9亿元，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进出口总额的92%。 中国经济鲜明的开放性形成着区域发展扩散效应和日益加深的区域合作及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状态在一些周边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见表2）

中国经济运行的开放特征及与周边区域市场日益加深的合作与相互依赖，形成一荣俱荣的整体效应。中国的崛起也将带动亚洲的整体性复苏，而不是表现为失衡的亚洲。

亚洲文明源远流长，拥有引以为豪的历史。人类四大古老文明，亚洲独占其三。此外，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帝国、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还有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展示的汉唐等时代雄风，无不眩目于史。但这些都已成为历史故事。亚洲的历史事实，一方面是文明悠久，资源丰富，山川壮阔，充满活力；另一方面是近代以来屡遭侵略，为西方列强所奴役，饱受战乱与贫穷的蹂躏与折磨。历史呈现出严重的失衡，与亚洲应有的形象极不相称。

亚洲正在觉醒，亚洲必须团结。由深化区域合作而推动的广泛发展必将改变亚洲历史的失衡状态，促进亚洲的共同繁荣。亚洲的整体复兴是亚洲民族解放、自主发展并走上开放合作的时势使然。重续历史辉煌，一个各美其美的亚洲区域发展局面，昭示着一个新亚洲时代的来临。

理由之三，丝绸之路的复兴开启新平衡的新机制。

丝绸之路横贯亚洲腹地，沟通着东西方文明，曾经是亚欧经济文化交流最重要的途径，也是各民族展示文化风采的平台。丝绸之路随中华经济文化的昌盛而兴，汉王朝、唐王朝在与中、西亚地区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过程中，与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跨区域开放交流合作的大通道。在这个大平台上演绎了一幕幕恢宏的历史剧，带来一派繁荣贸易景象，记录了各民族共同辉煌的时刻。丝绸之路同样也铭刻着沿路各民族共同衰落、沉寂的近代历史。战乱的破坏和加剧的自然灾害、环境恶化，以及近代以来航海能力的提高，导致丝绸之路交通运输条件及成本难与海路交通抗衡。丝绸之路渐渐隐没于漫漫黄沙之中，成为历史篇章。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丝绸之路的中国环节逐渐复苏，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古老丝路的复活注入了强劲新动力。“一带一路”首先是面向亚洲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和路，是亚洲全方位的联动与整体性复苏。由中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深化区域合作创造着条件，使丝路复兴的历史诉求转变为现实可能性。丝路复兴是亚洲发展机遇的复兴，是亚洲开放合作的共同利益所在。“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建构着亚洲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新框架，一个共同发展、共享合作成就的亚洲区域格局将呈现出新亚洲时代的新平衡。

二、亚洲区域发展新平衡的思维逻辑

中国经济崛起推动的亚洲区域发展新平衡不是政治力量的重新权衡。历史失衡的亚洲早已领略了列强瓜分家园的痛苦。新平衡思维逻辑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亚洲发展的福祉。新平衡是创造、共享发展机会的互动、合作关系。新平衡的内涵是在充分尊重区域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发展方式、发展意愿、自主选择的基础上深化区域合作，区域发展与合作着眼于区域整体结构功能的优化，有助于区域发展的优势、特色、差异性互补与一体化；有助于改善区域资源配置效率与结构优化；有助于促进区域竞相发展与利益共享；有助于增进区域经济文化交流；有助于增进地缘亲和力及生态共同体意识。

新平衡思维逻辑的关键词是开放、合作、共享。

开放是文明的进程。人类文明在趋向开放、相互依存的关系中演进，逐渐摆脱封闭的困扰。在更开阔的空间、更广泛的交流中丰富生活内容，适应生活需要，是人类行为的取向，是人类生存本能的自发行动。失衡的亚洲要摆脱失衡的窘境，改变区域市场封闭的松散状态，需要互相开放的积极姿态。

亚洲文化并不失开放包容的气度。中华儒学文化的中庸思想主张和而不同，强调尊重包容，体现的就是开放的心态。如钱穆所说，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是常怀“天人合一”理想，觉得外来新鲜事物都可融汇协调，中国文化开放而热忱。 流行的看法把东方社会的开放归功于西方资本的市场开拓，其实恰恰相反。亚洲社会的碎片化正是在被殖民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便是典型。中国近代社会的封闭保守状态是在被侵略殖民过程中形成的反应，被炮火打开的畸形开放，不具有文明进程的象征意义。具有文明进程象征意义的开放是具有发展自主性的。由区域发展自主性发生并建构的开放关系更具有适应生活需要与自我平衡的内涵。因此，当亚洲社会自主发展的能力终于形成，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自主地赢得发展空间，以己推人、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开放互动便更加生动地反映时代潮流，建构体现文明进程的开放互动新秩序。这是亚洲区域发展新平衡的时代背景和文明进程的内在要求。

合作是共赢的机制。区域关系是一种结构，涉及双边或多边关系。区域关系的结构状态取决于双边或多边关系各方的权利实现状态。在区域关系不平等、区域发展主体地位缺失、缺乏自主性的情况下，区域关系的结构是一种畸形状态，不是合作的关系。如被殖民时期的亚洲国家，宗主国与殖民地并不是合作的关系，而是压迫与被压迫、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近代亚洲的失衡正是基于此背景。随着亚洲各国争取民族解放，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以强凌弱的时代已经过去，一国所得为邻国所失的零和博弈区域关系已为各国不耻。一个建立在各国独立自主发展基础上的亚洲社会新秩序为正常区域关系的建构与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常的区域关系，才有正常的区域合作，也才更需要区域合作。亚洲要改变分散落后的状态，需要各展所长，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区域合作是实现共赢的机制。

亚洲文明成为历史故事，近代以来被欧洲抛在后面，原因之一也在于缺乏合作。合作水平落后于欧洲，未能形成应有的合作效应。小农分散的亚洲难于以工业化领航的欧洲抗衡。即使工业化走在前面的日本，也势利地脱亚入欧，并参与对亚洲国家的掠夺。亚洲需要翻开历史新的一页，中国的崛起能够为推动亚洲合作水平的提升做出贡献。中国在亚洲拥有的历史、地理、文化地位也要求中国担当起推动亚洲合作，建构亚洲新平衡的重任。而且中国的崛起也有赖于全球化过程的合作，首先是与亚洲邻国的合作。一个合作的亚洲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创造新的发展奇迹，彰显亚洲文化的活力。

共享是和谐的原则。俗话说，众人行远。众人结伴同行，可以相互鼓励，相互帮助，也就产生了规模效应和可持续性，众人行远蕴含合作的道理，也体现共享的需要。合作才有共享，共享才能合作。中国的崛起需要区域发展的伙伴，有发展伙伴的市场空间将更加广阔。中国可从区域协作中得到支持，周边地区也能从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分享发展机遇。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与南亚地区的合作，与中亚地区的合作，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以及与西亚地区发展的合作，都注入了区域发展的新活力，形成了区域合作的新效应，互惠互利、利益共享成为区域关系协调的保障。中华文化常怀天下意识，天下太平的基础是发展利益共享的和谐。亚洲的觉醒，独立自主能力的提高，在推动区域发展深化合作的同时，也提出利益共享和谐的要求。亚洲新平衡的秩序本质上就是发展利益共享的和谐秩序。发展利益共享是兑现平等合作关系的具体行动，是建构互信的利益基础。实际上，共享才有互信，有互信才有和谐。亚洲区域发展的新平衡如果失去合作利益的共享，互信失去基础，和谐关系便难以维持，新平衡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亚洲的区域发展应告别独享、独占的单边思维，建构互信合作、共同发展、共享和谐区域关系的亚洲新时代。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增进合作与利益共享的行动上，也需要自觉树立大国形象，表现出大国的文明风范，把互信的根基深扎于民心，从家园利益的根本去构建发展的合作与利益实现方式。

面向21世纪的亚洲区域发展需要开放、合作、共享的共识。新平衡是以此共识为理念基础的平衡，呈现出开放性、合作性、共享性的特征。这一特征可以概括为开放性合作共享平衡。特征内涵，其一，追求资源配置效率比较优势的平衡；其二，追求区域发展机会的平衡；其三，实现以国内区域协调发展为基础的跨界区域合作共享平衡；其四，追求睦邻互惠的利益平衡。新平衡表现为摆脱单边思维的多边平衡，改善隔离状态的互动平衡，克服封闭取向的开放平衡，走出孤立分散的合作平衡，反对独占利益的共享平衡。

三、新平衡的中国环节

亚洲区域发展的新平衡伴随中国的崛起而形成，中国在亚洲区域发展新平衡的建构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状态直接影响着新平衡的状态。因此，由中国主导、推进的亚洲区域发展新平衡首先要求中国担当核心环节的功能，建构开放的、双向互动的导向能力，在推进区域发展的新平衡中发挥持续的牵引作用。

1．中国环节“一带一路”内涵的延伸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当代复兴已被赋予新的内涵，历史上的线性形态和功能已为当代的技术结构和地缘关系所超越，“一带一路”不是线性思维的带与路，而是全方位开放性的地带与海路。

最早表述丝绸之路概念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在1877年的《中国》一书中把汉代中国与中亚南部、西部及印度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路线称为“丝绸之路”。1910年，赫尔曼（德国历史学家）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给出了这一概念确定的内涵，即指古代中国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路上贸易通道。 李希霍芬和赫尔曼所描述的丝绸之路，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的线状通道，而是涉及广阔的地带，是扇形扩散状的，中亚地区成为这一扇面的枢纽环节。历史过程实际发生的“丝绸之路”内涵其实比被概念化的“丝绸之路”要壮阔丰富得多。亚历山大的军队在公元前4世纪已进入中亚地区，带给古代罗马人关于东方羊毛采自树上的想象。两个世纪后，汉朝将军也来到这一地区，开辟了此后的丝绸之路，也同时发现已经存在的西南丝路。而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原王朝与北部强邻之间的交往早已发生，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 可见，丝绸之路由北而西而南，展开的是一个半圆状扇面地带。历史的叙述总是带着英雄叙事的传奇色彩，丝绸之路仿佛也归结于张骞凿空。其实更深厚的力量是在民间，是民间生活互通有无的需要接续形成着蔓延的丝绸之路。哪里有人居，有社会生活，有地域间相互接触的机缘，哪里就可能发生互通有无的交往。所以当张骞在大夏市场上见到蜀布和邛竹杖时，在回中原向汉武帝建议开辟西南商道之前，由蜀经滇、缅至印度再到巴基斯坦、阿富汗的民间贸易接力就已经发生。

而在亚洲北部地区，据考古资料，在贝加尔湖及叶尼塞河流域出土的各种中原类型器物，以青铜刀和弓形器为典型。苏联考古专家吉谢列夫认为叶尼塞河流域、阿尔泰、外贝加尔湖等地的“卡拉索克文化”与商朝文化相似，海贝文化、陶器也是由中原地区传入。 北方商路循黄河流域中游、河套向北，穿越蒙古草地、曼达勒戈壁，进入克鲁伦河流域、鄂尔浑河流域，循色楞格河抵贝加尔湖南岸，再向西行，穿越叶尼塞河流域、鄂毕河流域，进入哈萨克草原；循贝加尔湖南岸东行，则进入黑龙江上游支流流域及西伯利亚中东部地区。商路穿行于茫茫草原之间，驿站传递的大宗物品当为茶叶、皮毛、布、糖、瓷器等。

由民间自发生成延伸的经济文化交往关系，也存在于东北方向。生活在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的肃慎人，在耕耘地域历史文化的过程中拓展了东北方向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史载，周王朝时便有贡使交往，周武王时，肃慎人贡献过“楛矢石砮”。 此后，过往、穿越于白山黑水历史时空的各族民众，演绎了不同时期南下与北上双向互动的经济文化交流。满族先人迁徙的脚步丈量过黑龙江流域，辽河流域，也跨过燕山山脉来到中原大地；山东、河北等地的民众则踏上闯关东、下崴子的谋生路。这是不同于西向丝绸之路的“关东之路”。近代政治地理的变迁，使黑龙江成为当今中俄两国的界河，传统的关东之路也成为国家之间开放性的经济文化交流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在古代受舟楫航行技术的局限，加之受中华文化重心格局的影响，其规模明显逊于陆地丝绸之路，但也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且呈现开放的网状结构。据史家研究，汉武帝时，东北开玄菟郡乐浪郡，东南开珠崖郡合浦郡。 从北部到南部沿海已发生了沿海地带的海上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汉书地理志》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认岁时来献见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可行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 即船由合浦港出海，循海岸线航行北部湾，出南海，进暹罗湾，在马来半岛登陆，“步行可十余日”，进入缅甸，再循海岸线航行孟加拉湾到印度。古代的海上贸易路线，东北方向有与琉球、日本的交往，东南方向有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交往，出南海西向有与缅甸、孟加拉、印度及以西方向等国的交往。唐代以后，这三个方向简称为东洋、南洋、西洋。海路贸易最具象征性的大宗商品，有输出的丝绸、瓷器和输入的香料等。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被更具体地表述为“香丝之路”“瓷器之路”。

上述地带和海路展开的开放互动态势，概括起来可以表述为五个方向的五路，即面向中亚地区并向西延伸的丝绸之路，面向南亚地区并向西南延伸的西南丝路，面向北方蒙古、俄罗斯的草原丝绸之路，面向东北地区的关东之路，以东部沿海港口为支撑面向各大洋的海上丝绸之路。五路的延伸拓展，也相互交织，形成中国全方位开放的联动格局。

与地带和海路五路并进相协调的另一开放互动支撑地带，是陆地沿边境地带的开发开放。中国陆地边境地区136个边境县，边境线二万多公里，有口岸121个，边民互市点421个，有边民2000多万人。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倡议实施旨在“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兴边富民行动，积极推进边境地区的开发开放。兴边富民行动及有关的沿边开发开放规划的具体落实，使边境地区从经济社会发展边缘状态转变为最具开放特点和活力的新兴发展带。沿边开发开放依托边疆地区的重点城市，形成以各重点城市为支点，面向边境地带的伞形区域发展结构。重点城市是伞形的枢纽，沿边地带是伞形展开的伞面。由一座座重点城市支撑，由边境地带开发开放构成的伞面建构着沿边开发开放点面轴网互动的地带格局。

由“一带一路”延伸的地带和海路，展现的是一个饱满的全方位开放中国环节。这一环节总体上形成以发达地区为腹地，以边疆沿边地带为支撑，以五路并进开放互动为拓展方向的框架，呈现开放互动结构的系统整体性，并发挥导向亚洲区域发展新平衡的整体效应。

2．中国环节的双重平衡

中国环节“一带一路”基本框架的建构，推动着双重平衡：内部平衡与外展平衡。

中国环节的内部平衡，即中国国内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平衡。中国区域发展的平衡问题主要反映在东西部之间，特别是西部边疆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扩大上。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十一五”时期以来国家战略性区域发展规划及意见的密集颁布，中国已基本形成国土空间全覆盖的区域发展战略性安排，在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空间框架上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总体上逐渐缓解了区域发展的失衡状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城乡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趋于缩小。（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2005年以来西部地区的发展成效显著，区域发展四大板块之间的差距趋于缩小，区域差距的失衡状态有所缓解。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边疆地区进一步发展注入强劲的推动力。新疆成为向西开放，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云南成为向西南开放，复兴西南丝路的核心区；相应地，内蒙古与黑龙江省也必将分别建设为向北开放复活草原之路和面向东北亚畅通关东之路的核心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为边疆地区奠定着经济技术的基础结构，同时也在意识层面给予极大鼓舞，激活人心，形成精神力量。显然，在西部大开放战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有效地加快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形成更趋平衡和协调的区域发展关系。一个更趋平衡的区域发展格局，更有助于激发竞相发展的活力，减轻对东部的依赖及不可持续性，也更有助于防范区域发展结构优化升级的惰性及空间资源的荒芜；同时还更有利于形成中国环节的区域发展面向开放合作的整体性，创造更有利的开放环境。

与以往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有所不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特点是突出区域发展的开放互动，涉及国际性合作。其在促进东西部之间、边疆与腹地之间发展平衡的同时，也形成平衡势能的外展，即跨国界区域合作。互联互通形成的区域发展联动效应将促进跨国界的平衡。这一平衡态势从主导国的角度，也可表述为外展平衡。

外展平衡是跨国界区域合作的开放互动关系。五路并进和沿边整体的开发开放态势为外展平衡提供着动力和基础。西部边疆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将有助于跨区域合作能力的提高，在改进内部平衡质量的同时，也为外展平衡注入能量。但内部平衡仅是外展平衡的依托，外展平衡还涉及跨国合作的双边意愿，需要共同建构的睦邻环境。中国素以历史文化内敛著称，不以强权炫耀，协调与周边国家关系以睦邻友好为原则。中国政府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更是特别强调亲诚惠容的睦邻思想，期待中国发展的快车能为周边国家提供借力和机遇。这便为外展平衡注入了第一推动力。当然，中国的积极姿态还要求有相应的国家形象的支撑。中国需要担当起促进跨国界区域合作，促进互联互通，增强地缘亲和感的区域大国责任。中国崛起在区域发展新平衡关系的建构中具有主导影响力，强调的是大国责任感。所谓大国责任，就是维护国家平等、互相尊重、诚信负责的区域秩序，增进合作，互惠共享。

中国环节的双重平衡是亚洲区域发展新平衡的重要支点，内部平衡与外展平衡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平衡建构的依据，即如果中国崛起成为亚洲区域发展“火车头”的话，其牵引效应就是由内部平衡进而外展平衡的联动形成的。

3．中国环节的行动导向

作为亚洲区域发展新平衡的中国环节，其行动导向要求新平衡具有建设性。这一建设性涉及两个层面：行动理念与行动支点。

行动理念层面。发展政策的出发点应当适应新平衡的开放互动取向，是体现区域发展大国责任与核心地位的行动理念。

其一，政策出发点应关照到生存空间的发展正义。生存空间与其资源环境质量直接相关。开放互动与区域合作应当有助于生存空间资源环境的改善，而不是相反。特别是涉及生态环境演替的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要关照到当地居民可持续生存发展利益的需要，保障生存空间资源环境质量不遭损害。而且，对当地居民的尊重应具有国际视野，要有以己推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情怀。

其二，政策出发点应关照到发展成果的互惠共享。内部平衡的区域发展政策存在国家发展规划及财政政策干预的可能性；外展平衡涉及的区域合作则关注合作的平等与互相尊重，要求合作利益的互惠共享。平等互惠是合作的基础。内部平衡如此，外展平衡更是如此，国际援助也必须是在国家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采取的行动。

其三，政策出发点应关照到地缘关系的亲近和谐。中华文化重视邻里关系，主张睦邻，强调近邻相互帮衬的重要性。这一文化传统理应得到发扬光大。中国的发展可以惠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带来地缘红利，在深化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共享成果，促进区域繁荣，建构更加亲近和谐的地缘关系。

在具体行动层面，行动要落到切实可行的支点上，形成具体的发展能量，为中国环节的双重平衡提供支撑。

其一，产业支撑。从内部平衡到外展平衡，在开放互动的核心区首先需要形成有力的产业支撑。区域合作与发展，归根结底是由产业支撑、充实的发展。没有产业的区域合作是空的，也是不存在的。从认识论层面来讲，中国环节行动导向的产业支撑有两大产业支点，一是资源禀赋类产业，二是比较优势类产业。资源禀赋产业涉及的特色资源禀赋有跨国界的边境人文资源、特定地域生态环境中的特色产品资源等。比较优势产业涉及边境贸易、地缘比较成本优势产业等。资源禀赋类产业和比较优势类产业形成以边境旅游业和边境贸易为支撑的人流和物流的双流并涌，改变边疆地区的边缘、寂寞状态，培育、凝炼产业特色和热点。

其二，市场支撑。一切构成市场发育障碍的约束因素都应加以清理，破除市场壁垒，保障市场畅通。应充分发挥沿边地区面向两个市场、存在两类资源比较优势的有利条件，加强沿边口岸和市场与腹地的协调和互动，加强腹地城市对沿边市场的依托影响和支持，通过两个市场的发育促进区域发展的双重平衡。

其三，金融支撑。中国政府已明确支持并落实“一带一路”的金融建设，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基金，筹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支持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相关金融机制。同时，人民币的国际信用和流通性良好，其稳定性和可靠性日益赢得国际认同和尊重，国际化能力日益增强，这些都为导向新平衡的中国环节提供着有力的金融支持。当然，一个更规范、高效、灵活而稳健的金融结构与功能仍需不断适应发展形势的要求加以探索完善，需要探索、培育适应亚洲区域发展新平衡的金融共识和机制。

其四，信用支撑。国家形象是由其信用体现的，从政府到国民的行为，其信用状况构成国家展示给世界的形象。践行承诺，勇担责任，才有良好的国家形象。中国政府倡扬的国家价值观强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价值观强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国民价值观强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价值观的践行，将形成良好的信用支撑，建树中国的大国形象和文明风范。

其五，基础设施支撑。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支撑内部平衡的联通到外展平衡的联通，是区域发展新平衡的基础。联系畅通之后，距离才能拉近，信息才能传递，市场才能沟通，人流、物流的双流并涌才可能实现，亚洲区域发展新平衡的合作领域才有可着力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结构的依托。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从互联互通的合作着手，将为新平衡的形成提供有力的基础设施支撑。

四、新平衡，超越传统的边疆意识

开放、合作、共享的区域发展关系，使国家疆域的边疆转变为区域合作的新空间。交通、信息条件的改善和互联互通消解了边疆的边缘性，疆域的边缘成为相互对接的门户。亚洲区域发展新平衡时代的边境概念已转变为空间资源的概念。新平衡和超越传统的边境意识为国家疆域的边疆注入发展的新内涵。次区域合作在成长为区域发展热点的同时，也塑造着国家疆域的边疆新形态。

国家疆域的边疆新形态超越国家疆域的“核心—边缘”结构，被消解的边缘性成长为区域发展的利益增长点。国家疆域的边疆已不等同于发展的边疆，不是被市场和发展遗忘的地带，而是聚集新的发展关系，成为面向两个市场、利用两类资源的接合部，是比较优势的实现途径，是新机制的创新空间。传统的边远、边缘的边疆状态转变为区域发展的新空间，开放、合作、共享的区域发展关系创造了新的发展景观。

区域发展的新空间、新景观超越传统的边疆意识和形态，蕴含适应新时代的亚洲新平衡共识的要求，呼唤亚洲发展的觉醒、核心凝聚力的形成、整体发展能力的增强、历史文明地位的复归。达致亚洲新平衡共识，理应认识到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整体崛起是相互联系的。中国的崛起将推动亚洲的整体崛起，中国的崛起需要亚洲的整体崛起。中国在亚洲的地位要求中国担当起牵引亚洲区域发展的“火车头”重任。

其二，互信、尊重、团结是亚洲开创自主发展时代的内在力量。亚洲的发展需要消解历史遗留的被殖民者肢解分裂的松散、封闭状态和矛盾，开创团结的亚洲局面，由亚洲主导亚洲的发展事务。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互信基础上的地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将为亚洲区域发展注入旺盛的发展活力，从而确立亚洲真正的世界地位。

其三，开放、合作、共享必将创造亚洲的光明未来，建设和平的亚洲、和谐的亚洲、繁荣的亚洲，以亚洲的光明照耀世界！ THGdH0cED3kB70EwBdqITeCImj4i5rCjTVYL8+dUpZE30IRKRnhcGIY4hpdxxWJ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