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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梁漱溟所交的朋友都是拥有真正才学和高尚人格的人，如蔡元培、林宰平、熊十力、伍庸伯等。与这些人相交，令梁漱溟受益匪浅。不管是在做人做事方面，还是在学术思想方面，梁漱溟从朋友那里获益良多。他之所以能形成后来的性格、思想和学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这些优秀朋友相交的结果。可以说，没有这些良师益友的帮助和影响，梁漱溟很难成为真正的大师。
与梁漱溟相交的人在年龄上差别很大。有比梁漱溟大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的，也有与梁漱溟年龄相仿或小很多的。对梁漱溟来说，这些人是老师也是朋友。然而，无论如何，相交必以诚。梁漱溟对待这些朋友都是真诚的，他们的友谊可以跨越时间，同样可以跨越弊病。
世界上除了这种普遍意义上的友谊外，还有另一种狭义的友谊，即夫妻之谊。从认识到成为朋友，从朋友到结成伴侣，这是友谊的递进，所以夫妻之谊也是一种特殊的友谊。当然，这种友谊会比一般的友谊复杂得多。梁漱溟与妻子的结合起初更像是友谊，但是这种友谊在时间的发酵中慢慢变得浓烈和香醇，以至于最后充满了哲学的味道。
进入北京大学之前，梁漱溟早先结交的朋友有郭人麟、甄元熙等人，这些朋友在思想上对少年时期的梁漱溟影响很大。后来，梁漱溟到北京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他结交了更多朋友。这些朋友有的对他的学术思想产生过影响，有的与他一起从事过学术研究，有的跟随他进行过乡村建设改良运动，还有的尊重并关心他，伴他至终老。
梁漱溟对自己的交友经历做过总结，他说：“我的交友经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我二三十岁之时，那时我结交的朋友年龄都比我大，且大部分比我大10岁至20岁不等，比如林宰平、熊十力、伍庸伯先生，他们都是我的忘年交，对我来说，他们亦师亦友。年龄不同，趣味往往大不一样，尽管如此，我们却能成为朋友，这实在是不容易的。第二阶段是在中年以后，这时结交的朋友大多比我小几岁，他们围绕我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我们在一起学习和共事，直到现在亦是如此。”
梁漱溟对朋友的理解是“志趣相投者之间的结合”，志趣无法相投便很难结合，自然也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所谓志趣相投就是志同道合，志同道合就是要有志于人生向上，而这样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
梁漱溟把比他年长的几位朋友也视为老师。林宰平比梁漱溟年长14岁，是梁漱溟十分尊敬和膺服的一位长者。他不仅是梁漱溟的朋友，同时也被梁漱溟奉为师长。在梁漱溟眼中，林宰平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亦是自己需要仰望的文人。林宰平在与梁漱溟交往时，大多是前者较主动一些，同时他与伍庸伯、熊十力等人亦是好友。梁漱溟认为林宰平不仅在学识上有过人之处，在人品上亦有常人难以企及之处。从他善于结交晚辈之上，足以看出他是一个虚怀若谷的人。
作为师友，林宰平对梁漱溟的影响也非常大。例如，林宰平曾经向梁启超引荐梁漱溟。梁漱溟从小便对梁启超敬佩有加，早就想与之结交，但是苦于没有机会，而林宰平的引荐满足了他的这一心愿。在林宰平的促成下，梁漱溟亲到梁府拜访，第一次见到了自己非常崇拜的人。
在梁漱溟看来，林宰平人品极高。首先，林宰平是个谦虚的人，他对自己的名声并不看重，但实际上，他当时的名望极高，就连梁启超都非常佩服他。例如，梁启超在离世之前，嘱托儿女将自己的著作、手稿等都交于林先生，然后由林先生审定哪些该要、哪些不该要。于是，儿女按照梁启超的遗愿将他所有的著作，包括没有出版和没有写完的手稿全部都交给了林宰平。林宰平不负朋友所托，最终将他的遗稿编成了《饮冰室合集》。由此可见，林宰平是一位德高望重、值得托付且非常可靠的人。正因如此，别人才会敬重他、佩服他，愿意将身后之事托付于他。
另外，林宰平的高尚还表现在他的洁身自好上。一位朋友曾经想将林宰平拉入自己所在的阵营，林宰平起初也答应了，但是不久后又脱离了出去。经过具体的了解之后，林宰平认为自己不适合从事这位朋友所信奉的事业，于是他便毅然决定离开，没有半点犹豫。不管在社会上，还是在政途上，林宰平都保持着洁身自好，这同样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梁培恕是梁漱溟的儿子，他与林宰平只有一面之缘，但是这一面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在伍庸伯先生的葬礼上，据梁培恕的描述，当时林先生穿着一身极其干净的衣服走进灵堂，他不仅衣着爽利干净，就连神情也是干净的，而且竟能使两种干净浑然一体。令梁培恕感到惊奇的是林宰平进入灵堂后的表现：林先生走进灵堂后，先是掀开白色的布幕，然后饱含深情地注视着棺木，接着便伤心不已地哭了起来，他的眼泪和哭声一起迸发，就像是夏天的雷雨一样。然而，数分钟过后，他便能止住哭声，擦干眼泪，转身与别人谈话，仿佛没有哭过。这种现象与梁培恕从前参加的葬礼上所见到的现象极为不同，一般所见不是号啕不止，便是唏嘘不已，但林先生的吊丧表现完全超脱于这些范围，所以才会让梁培恕感到特别。
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都会结交一两个朋友，但是，由于人生各异，他们所经历的友情也是不同的。与此同时，人们由于修养的深浅，在面对死亡的态度上亦是不同的。在梁培恕看来，自己之所以会对林宰平在葬礼上的表现感到不适和惊奇，是因为自己的认知和涵养不够高。
由此可见，林宰平是一个拥有极高认知和涵养的人，他对死亡的看法不是一般人能够适应和理解的，只有那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他。而梁漱溟能与这样的人结交，亦能说明他的认知和涵养之高。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高尚的人与朋友的朋友自然也能成为朋友，而林宰平与熊十力的相识便是如此。梁漱溟与林宰平、熊十力先后成为朋友，经过梁漱溟的介绍，林与熊也成为朋友。林宰平去世后，熊十力还为其写过一幅评价极高的挽联——“德备清和，先生既圣；学究今古，当世几人”。
梁漱溟与伍庸伯是由林宰平介绍而相识的。当时，在林宰平的促成下，伍庸伯前来拜访梁漱溟。伍庸伯早就听说梁漱溟对佛法颇有研究，借着这次见面的机会，他主动向梁漱溟请教佛法，而梁漱溟也非常热情地回应了对方。然而，两人由于不太了解，第一次交流彼此感到“志趣并不投契”。
但梁漱溟是一个做任何事都非常认真的人，即使是交朋友也不例外，所以他并没有轻易让这份友情溜走。在与伍庸伯交流的过程中，尽管梁漱溟感到话不投契，但他注意到伍庸伯是一个真切不苟的人，而这一点令他着实佩服。之后，他屡次拜访伍庸伯，最后两人终于成了至交。
对梁漱溟来说，伍庸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伍庸伯是梁漱溟的媒人。梁漱溟的第一任妻子黄靖贤是伍庸伯的妻妹，两人之所以能结合主要缘于伍庸伯的极力促成。其次，梁漱溟非常认可伍庸伯的学识和为人，认为伍庸伯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他有责任将伍庸伯的学问、为人等介绍给世界，传递给后人。在梁漱溟看来，伍庸伯是一个纯正的儒家，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儒家，而这个儒家的纯正和脚踏实地主要表现在他的生活之中。
伍庸伯是广东人，曾在广东将弁学堂学习，做过清末新军的管带。他的许多同班同学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广东将领，最具代表的有叶举、熊略、邓铿等。民国初期，伍庸伯从陆军大学毕业，以第一名的骄人成绩留任学校的教官，同时又兼任空军科长。
伍庸伯做科长期间，国家正处于巨大变动之中，当时许多官吏为了迎合大军阀的意愿，决定以签名的方式上书“劝进”，以表拥护，但伍庸伯没有签名。伍庸伯是个极其认真的人，如果他认为签名是对的，那么他一定会签；否则，他绝不会做自己不确定的事情。当别人劝他签名时，伍庸伯尚未明确该行为是否正确，所以他对劝他的人说：“我还没有决定，所以尚不能签名。”由此可见，伍庸伯是一个做事认真、有责任心且很有原则的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梁漱溟才会“断断不可放过”与他相交。
一次，军中传言有人准备背叛，伍庸伯听闻后，决定孤身去劝止可能背叛之人。在见到背叛者时，伍庸伯起初表示要以军法论处将其枪杀，但是念及他尚未做出背叛之事，罪不至死，所以他最终没有动手。在这个过程中，伍庸伯无惧无畏的气魄着实令人敬佩。在伍庸伯看来，既然想要杀他，便要如实告诉他，如果连这个勇气都没有，便是“有失忠义之道”。所以，伍庸伯明确地告诉准备背叛的人：“ 如你背叛，必杀之。 ”
除此之外，梁漱溟对伍庸伯的敬佩还表现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有一次，梁漱溟带了两个朋友一起去看望伍庸伯。当时，伍庸伯刚吃过午饭，正准备睡午觉，便对梁漱溟和另外两位朋友说：“你们随便坐，随便说话，我要休息，我睡15分钟。”结果，梁漱溟看到伍庸伯坐在椅子上，刚闭上眼睛便睡着了，15分钟后，又准时醒了。这件事令梁漱溟对伍庸伯既惊讶又佩服。
伍庸伯是军人出身，当时他在军营中的薪金较高，生活也十分优渥，对一般人来说，这样的生活可遇而不可求。但是，伍庸伯并不在乎这些，与优渥的生活相比，他更希望坚持自己的本心。在军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伍庸伯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离开军队。当然，这一切并非毫无理由，但这个理由又很难让一般人理解。伍庸伯离开军队是出于他对自己产生的一个疑问——该不该做军人？对于这个问题，他无法给出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既然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便不肯继续“混”生活，所以毅然决定离开。实际上，在离开之前，伍庸伯也征求过同事们的意见，而这些人都不支持他这样做。最终，伍庸伯没有找到答案，只能决定离开。伍庸伯离开军营后，在一段时间内没有经济来源，而他的同事们闻知此事，纷纷凑钱帮助他，正因如此，他才得以度日。
离开军营后的伍庸伯并没有闲着，他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内探寻、研究了多种人生思想，包括出世、入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中国哲学等，并希望能从中寻找到最理想、最适合自己的一种人生理想。他经常出入信仰者的聚集地和学者的讲学集会，在这些地方，他一方面能向那些德高望重的隐士高人请教，另一方面也能与不同的学者探讨各种人生问题。几经寻找，他最终与梁漱溟一样落脚到了儒家。伍庸伯对自己追求的人生思想有一条非常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只有那些人们普遍需要的、可以用来解决大众共同问题的、人人都能用到的人生思想才是自己最希望拥有的。如果一门学问只有一部分人去修习，那便说明它是欠火候的，不被大众普遍需要的，而他追求的是当前大众所需的学问，或者说大众所需的学问便是他努力追求的目标。
梁漱溟认为，在学术方面，儒学是中国古代先贤对世界最大的贡献，而伍庸伯对中国学术的贡献可以弥补宋儒和明儒没有触及的地方。念及伍庸伯在儒学上的巨大贡献，梁漱溟还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称号，尊他为“醇儒”，并评价他道：“践履笃实，不后古人，而从其精思力践之所诣，乃大有贡献于儒学。”
伍庸伯对儒家的“修身之说”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修身并不是独善其身，“身”为“本”，是家之本、国之本，亦是天下之本。梁漱溟对他的这番见解十分认同，并解释说：“人类生命呈现两面：个体与群体，生命的重心不在个体，而在群体。儒学的理论就是以这种认识为基础的。”
伍庸伯在为人做事上很是诚恳、认真，这也是梁漱溟佩服他的原因之一。例如，伍庸伯每次外出都会邀请朋友同行，在他看来，时时有人在身旁，自己的行为就会检点一些。对于学习，他有着锲而不舍的精神。一旦决定投身于某种学习内容，他便时时刻刻不肯放松，点点滴滴不容放过。他时常把自己比作一个“小偷”，对于学问，他总是“摸得一点就算一点”。
伍庸伯还是一个知错就改的人，他出门有个习惯，必会带上自己的手杖。一天，伍庸伯去拜访朋友。却将手杖遗忘在了车上。等到他想起来时，拉载他的黄包车已经不知去向。对于自己所犯错误，伍庸伯很是自责。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他决心找回手杖。但是当时北京的黄包车有很多，伍庸伯既不认识那个车夫，也不知道车夫的住址，要寻回手杖就如同大海捞针，十分不易。面对这种情形，伍庸伯没有放弃，他找了整整三天，将所能想到的地方都找了一遍，最后终于找到了原车，取回了手杖。后来，朋友问他为何如此执着于一根手杖，他却说：“我决心找回手杖是惩戒自己大意疏忽。”
梁漱溟曾表示，他的一生中有许多遗憾，其中最大憾事是没有如愿拜伍庸伯为师。事实上，梁漱溟曾先后两次向伍庸伯拜师，但都被他拒绝了。梁漱溟对伍庸伯的敬佩是发自内心的，他认为“伍先生之学在反躬力行，非口耳四寸之间者。艮庸（指黄艮庸）服膺甚至，愚自惭弗及也”。
在梁漱溟的朋友中，熊十力是与他学问宗旨完全相反的一个。但是，即使与如此见解不同的人相处，梁漱溟亦能将他变成自己的朋友。
梁与熊十力的结识颇有火药味和戏剧性。在那个年代，学术之争屡见不鲜，而这两人的相识正是缘于学术之争。一开始，熊十力在《庸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有一则观点表达了对出世人生态度的批评。而当时的梁漱溟正钻研佛学，还曾将“出世”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看到熊十力的言论，梁漱溟不以为然，遂在自己的《究元决疑论》中予以反击，指名道姓地对熊十力予以批评，说他是“此土凡夫熊升恒”。
真正有思想的人往往是惺惺相惜的，即使面对批评，只要他们认为这批评有理有据，便愿意欣然接受，甚至还会认为“批评得对”“批评得好”，因为他们更注重批评中所蕴含的思想。梁漱溟和熊十力就是这样豁达、有深度的人。
1919年，熊十力读到了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也看到了其中梁漱溟对自己的批评。当时，他还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读罢《究元决疑论》后，他立即给梁漱溟发了一张明信片。梁漱溟收到明信片后，虽心有意外，但并不感到十分惊讶。他打开明信片，其内容大意为：“ 我已经读过先生的《究元决疑论》，对其中先生骂我的话甚感不错，如有机会，希望能晤面详谈。 ”
过了一段时间，熊十力来到了北京，在广济寺租房入住，并很快约见了梁漱溟。梁与熊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第二年，梁漱溟知道熊十力对佛学也很感兴趣，便介绍他到南京内学院去听佛学。当时，在该学院讲佛学的是当时远近闻名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欧阳竟无对佛学颇有研究，且门下弟子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吕秋逸。熊十力在南京内学院听佛学两年，俨然成了欧阳竟无的弟子。
在熊十力跟随欧阳竟无学习佛学期间，梁漱溟也没有放松自己，他一边在北京大学为学生讲《印度哲学概论》，一边研究唯识论。有时，梁漱溟也会给学生讲唯识论，向他们传授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讲着讲着，他便发现讲不通了。在讲授唯识论时，梁漱溟采用的是最新的教学方式，他将想要表达的唯识思想与西方科学相互印证着讲，想法虽好，却并没有那么可行。因此，他就想请欧阳竟无的弟子吕秋逸来北京大学讲课，以弥补自己在教学上的不足。但是，欧阳竟无的事务繁多，许多事情都要依靠弟子吕秋逸帮忙打理，所以吕秋逸确实脱不开身。对此，梁漱溟深感遗憾，然而，他很快便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让同为欧阳竟无弟子的熊十力到北京大学帮忙授课。
熊十力答应了梁漱溟的请求，他再次回到北京，以北京大学教授的新身份与梁漱溟一同共事。可世事难料，梁漱溟在熊十力讲课时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他发现熊讲课的宗旨与自己讲课的宗旨是完全相悖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学生的理解造成影响。另外，熊十力的教学方式也与北京大学当时的教学方式大相径庭。在熊十力未到北京大学教学之前，北京大学校内采用的是学院式的教学方式，授课时师生就像蚂蚁采食一样聚在一起。而熊十力则打破了这种教学方式，采用传统的书院式教学。在他看来，这种教学方式的好处在于既能使师生朝夕相处，时刻探讨学问，又能使教学更加自由随和。在教学的过程中，熊十力主张学校不仅要重视学生的知识性教育，还要重视他们的道德培养。同时，他教导学生要将学习和生活保持一致，在生活中要时刻保持学习。
熊十力的到来给北京大学的整体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梁漱溟将这个问题反馈给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一向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他认为熊十力有所创新，这对教学并没有什么不好，所以他对梁漱溟说：“既然他有新想法、新教法，就任他教好了，这没有什么不好的。”
熊十力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主要是“唯识学”，一开始，他一边写讲义，一边给学生们讲课。所写所讲的东西大都是他往日积累的旧知识、旧学问。然而，熊十力是一个对学术有着极大热情的人，他的创造冲动尤为强烈。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第一年，他忽然对自己以前的所学产生了怀疑。从前，他总是本着强大的自信去撰写东西，但现在他开始对过去的那些旧学感到不安。出于这个看似荒谬的原因，他竟将以前所写的书稿统统毁掉，准备从头再来。怀着再出发的心情，熊十力开始起草创造他的《新唯识论》。
后来，熊十力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最终创作出著名的《新唯识论》。十余年来，梁漱溟与熊十力的关系一直很好，尽管两人的学术宗旨存在不同，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谊，相反，正是由于学术不同，才使得他们可以相互批评、相互借鉴，就像照镜子一样，既能看清自己，又能矫正别人。作为朋友和学术对手，梁漱溟曾对熊十力有过诚恳的评价，他说：“他（熊十力）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儒家，他始终秉承着儒家思想。旁人误会他是个佛家，旁人以为他是一个讲佛学的，其实不是。”由此可见，梁漱溟对熊十力的理解是旁人无法相比拟的。
在梁漱溟的朋友中，蔡元培是他最尊敬、最敬佩的师长般的人物。蔡元培对梁漱溟实有再造之恩，他们一个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正是由于蔡元培发现了梁漱溟这匹“千里马”，中国文学史上才能再添一位学贯古今的儒学大师。
梁漱溟23岁那年见到了蔡元培。当时，蔡元培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除北京大学校长这一职务，蔡元培还是当时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师和学界泰斗。然而，那时的梁漱溟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无论在名气、学识还是在经验上都远远不及蔡元培。也就是说，他们的层次相差悬殊，若无意外不可能走到一起，更不可能成为朋友。
但是，就是这样两个很难有交集的人在历史的某一刻奇迹般地相遇了。梁漱溟作为一个被引荐的人走进了蔡元培的视野，他们相遇相识，随后又相谈甚欢。蔡元培以一个学术引路人的身份将梁漱溟带入了北京大学，让他与各派人士一起研究学问、相互切磋，以一种更开放的姿态将他培养成了一代大师。
梁漱溟拿着自己的《究元决疑论》手稿去见蔡元培。《究元决疑论》是他刚刚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而他却以手稿的形式向蔡元培展示，这足见梁漱溟对蔡先生的尊重。然而，蔡元培并没有看他的手稿，却说自己早已在杂志上看过，最后还给了一句中肯的评价——“很好”。可见，在第一次见面之前，蔡元培对梁漱溟是有关注的。
正因为蔡元培关注过梁漱溟，对他有所了解，确切地说，是对他的学识、能力有所了解，所以他才敢于让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去做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作为一个学识极高、能力极强、举手投足均能见权威的文学泰斗，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由此可见，蔡元培相信梁漱溟可以胜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职。这种信任从何而来呢？按照寻常理解，蔡元培对于一个初次见面的人是不该有如此信心的。而这主要基于两点：梁漱溟良好的学识和为人。从学识方面来看，蔡元培已经看过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认为“很好”，这是对他学识的肯定；从为人上来看，梁漱溟拿着自己的书稿亲自登门拜访蔡元培，在与蔡交流时，言语间又多有谦虚和恭敬，这是他良好为人的体现。当然，也是蔡元培看重他的第二个原因。
蔡元培让梁漱溟教印度哲学，他却谦虚地说自己不懂印度哲学，只是“多读了一些佛典，学到了一些佛家思想罢了”。有学识，但不骄傲，这便是修养。
面对有学识有修养的梁漱溟，蔡元培则表现得更加高明。他接下来没有提“教与不教”的事，他先是鼓励了梁漱溟一番，又把前来代职说成“与他人共同学习”。如此一来，正中梁漱溟的软肋。对于年仅23岁的梁漱溟来说，他所需要的不是通过担任教授来谋求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差事，而是更多的学习机会。与其说梁漱溟是为了找工作才进入北京大学的，倒不如说他是作为一名特殊的学生进入北京大学学习的。这两者有天壤之别。
蔡元培正是明确这一点，才会如此循循善诱地把梁漱溟这个难得的人才纳入账下。由此也能看出，蔡元培的识人之智和对后辈的用心良苦。
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文学界无人不对蔡元培先生充满敬意。不管新派，还是旧派都是如此。而梁漱溟对蔡元培的敬意甚厚，因为他对蔡元培的尊敬是打心底而来的。
蔡元培是一个兼容并包的人，这一点是梁漱溟尤为敬佩的。所谓兼容并包，指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至真至诚接受一切优秀学说、自由思想和良好人才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不讲求原则的一概包容，而是以坚持最高原则来保护知识与人才。与其说它是一种简单的管理手段，不如说它是一种绝佳的精神气质。梁漱溟曾对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精神气质予以评价，他说：“蔡先生在办大学上主张兼容并包，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天性就是一个兼容并包的人。而他天性上的兼容并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拥有多方面的爱好，二是他拥有极广博的兴趣。若他意识到自己的需要，然后才兼容并包，这可能就是人为的、虚假的。但实际上，他是天性如此，他喜欢这样才是自然的、真实的。出于需要，有意去兼容并包，这是可被学习、可被模仿的；出于性情，自然而然的兼容并包，这是不可被学习、不可被模仿的。只有出于真爱的兼容并包，别人才能乐于被他所包容，然后所有的复杂都能被他维系得住，这才是真气魄、真度量。”
在北京大学当校长时，蔡元培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无论新派学说、旧派学说，还是东西文化问题、科学与玄学，他都欣然接受，都愿意让其进入课堂，成为师生共同讨论的课题。或许，正是由于蔡元培的这种开放、自由的办学态度，才使得北京大学能够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中心。
梁漱溟在北京大学任教共七年，其间，他因为脑病向蔡元培请辞过两次，但最终都被蔡元培诚恳的劝说挽留住了。梁漱溟曾表示，他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从蔡先生、各同事、各同学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收获了许多益处，这些学到的东西和获得的益处有直接获得的，也有间接获得的；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总之，数之不尽。梁漱溟认为北京大学是培养自己的地方，而蔡元培则是自己最重要的学术引路人，没有他们的栽培，他是断然不会拥有后来之成就的。
蔡元培对晚辈有着足够的爱护和尊重，这一点令梁漱溟印象深刻。从年龄上来看，蔡元培比梁漱溟年长26岁，所以，在蔡元培面前，梁漱溟是真正的晚辈，他只能算是蔡元培的一个学生。但是，蔡元培将梁漱溟聘任为北京大学教授，是将他放在与自己一样的高度来看待的。在七年的北京大学教学生涯中，蔡元培在与梁漱溟进行书信来往时，都会在信中称梁漱溟为“漱溟先生”。梁漱溟对此既没有拒绝，也没有自称晚生后学，因为在学校里他们是校长与教员的关系，梁漱溟不敢不自尊。与此同时，梁漱溟也是为了要成就蔡元培的谦德。而梁漱溟离开北京大学之后，每次给蔡元培写信时都会自称“晚学”，这也是他尊重和回报蔡元培的表现。
在梁漱溟看来，蔡元培一生最大的成就不在学问上，而在于他开创了一种风气，并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大潮流，这种潮流不仅在当时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凭借对蔡元培的了解，梁漱溟认为蔡元培的伟大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他的兼容并包，或者是他的有容；第二是他的率真。蔡元培的兼容之心是率真的，而他的率真又是有容的。后来，梁漱溟用“坦率真诚，休休有容”这八个字进一步评价了蔡元培，还说他的伟大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
梁漱溟少年时便对梁启超敬佩有加。在梁漱溟看来，在自己早年认识的人中，只有梁启超的影响力最广，声名最大，他认为梁启超在声名最盛的时候足以对广大社会造成影响，因为许多人愿意接受他的启发，也愿意听从他的领导，他的影响力之大是任何与他同时代的人所不及的。梁漱溟曾这样描述梁启超的影响力，他说：“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产生像他那样广泛有力的影响力。”
梁漱溟在阅读《思想与时代》杂志时，看到过他人对梁启超的评论，读罢评论后，他深以为是，还多次引用过。其点评的大意为： 梁启超拥有常人无法企及的特异之处，他的出现就像“长彗烛天”“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绝响，政治学术两界胥不发生连绵之影响”。
在梁漱溟心中，蔡元培和梁启超是两类人，就好比汉高祖与韩信。蔡元培像汉高祖，他不用亲自出去打仗，却能把许多英雄聚拢在一起共谋大事；而梁启超更像韩信，他的治学和行文就是他的士兵，不用问他能带多少兵，对他来说“多多益善”。梁漱溟认为梁启超的特异之处在于他感应敏感且迅速，并能够表达在外，传达给他人。他不仅能快速吸收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还善于将它们表达出去。
从年龄上来看，梁启超年长梁漱溟20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梁漱溟不仅是梁启超的晚辈，也是受教于他的学生。在梁漱溟15岁时，他经常阅读梁启超创办并主编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杂志，并且对这些报纸、杂志爱不释手，几乎着迷，此后梁漱溟又读过梁启超的多篇文章合集。18岁时，梁漱溟开始读梁启超主编的《国风报》。在梁漱溟看来，他从梁启超那里受到的教育要比他读五年中学所受的教育还要丰富和切实。
梁济也是梁启超的敬佩者和仰慕者，他对梁启超的敬佩主要在于后者的学问。在他未去世之前，曾先后四次拜访梁启超，不巧的是最终都没有见到。后来，他又两次写信给梁启超，但都没有回音。梁济去世后，梁漱溟将父亲的遗书整编成册送给了梁启超一本。书中描述了梁济数次拜访、投信于梁启超均没有结果的事情，同时也表达了梁漱溟对父亲遭遇的慨叹。梁启超看到这本书后，痛哭流涕，并写了几百字的回信。信中，梁启超表达了他对梁济深深地愧疚和自责，同时他还嘱咐梁漱溟在春秋祭奠父亲时，一定要帮他捎一句话——“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
梁启超于1929年春天逝世，梁漱溟听到噩耗后，难过了许久。后来，他在追忆梁启超时有过这样的表示：“念相交以来，过承奖爱，时时商量学问，虚心咨访，而我未有以报。”梁漱溟所敬佩的不仅是梁启超的学问，更是他为国为民的志向。当梁漱溟在国家与人生问题上逐渐有了些许心得和见解，正准备向梁启超当面请教的时候，却等来了梁启超去世的消息，这令他备受打击，也让他更加懂得了“珍惜”二字的含义。
除梁启超外，章士钊也是梁漱溟十分敬佩的人。这里还有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
梁漱溟第一次读章士钊的文章是在中学时期，当时，他在《帝国日报》上看到了一篇笔名为“秋桐”的文章，并对文中的观点大为赞同，后来该文常常在《旅欧通讯》中连载，梁漱溟经常追更，十分喜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梁漱溟在读《国风报》时又看到了一篇文风相似的文章，名为《论议名》。这篇文章认为翻译西洋文时要拥有一定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要做到“信、达、雅”三个字。《论议名》的作者是一个笔名为“名质”的人，通过对文风与笔法的比较，梁漱溟猜测“秋桐”与“名质”实为同一人。再后来，梁漱溟在读《民立报》时又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论证文章，细看这些文章的作者，发现都是由一个名为“行严”的人所写。从这些文章中，梁漱溟再次发现端倪，认为这些文章的文风和笔法与此前在《旅欧通讯》《国风报》上所读到的文章极为相似，于是他又大胆猜测“秋桐”与“名质”就是“行严”。
梁漱溟对这位几次更换笔名且十分富有才学的人非常好奇，但是由于当时交流闭塞，他无法在短时间内揭开这个神秘人的真实身份。梁漱溟后来在阅读报刊《甲寅》时，常以书信的形式与这一报刊的编辑进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章士钊，经过一番交流、相处，最终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那个神秘作者就是章士钊。
梁漱溟对于章士钊的佩服，不在于他的才学，而在于他的思想。在他看来，章士钊是一个头脑周密且精细的人，他的论文有理有据，非常富有感染力，能够让人轻易信服，同时章还是一个人格极为独立的人，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拥有自己的主见。经过多次的书信通讯，梁漱溟与章士钊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章士钊从东京回到北京，住在魏家胡同。梁漱溟得知后，便去拜访他。在拜访过程中，梁漱溟对章士钊的印象并不算好，他发现章身上存在一些坏习惯。然而，人无完人，虽然初次见面梁对章的印象不甚满意，但他在内心仍是佩服章的。直至梁90岁时，他们仍有往来。
青年时期，梁漱溟学佛学、食素食，并决定一生不结婚。17岁那年，梁母为梁漱溟筹备婚事，希望他能尽早成婚，却被他拒绝了。这次拒婚伤透了父母的心，也让后来醒悟的梁漱溟一直有愧在心。父母相继去世后，梁漱溟为了完成他们生前的遗愿，逐渐有了成家的念头。
1921年的秋天十分凉爽，梁漱溟怀揣着大好心情，一边整理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书稿，一边与友人伍庸伯谈论婚姻问题。这次，伍庸伯拜访梁漱溟显然是有备而来。两人见面后，伍庸伯很快就将话题引到了婚姻上，他首先询问了梁漱溟的择妻条件。
对于这个问题，梁漱溟似乎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他回答：“我对未来之妻没有过多的要求，几乎没有什么条件。我不在意她的学识，也不在意她的年龄，更不在意她的容貌……这些我都不在意。但是，我希望她是一个宽和仁厚的人。然而，如果只是宽和仁厚，没有丝毫超俗意趣的话，我想她很难与我结成配偶。而如果她具备超俗的意趣但魄力不足以与之相匹配的话，她自己就会感到痛苦。所以我希望她是一个宽和仁厚、有超俗意趣和魄力的人，这也是我所追求的。事实上，这样的人很难遇到，但是只要与之相近，我便已然满意，不会去计较她的年龄、家世等，即使她是个目不识丁的人，亦没有关系。”
伍庸伯听到这番话，微微一笑，接着说道：“你方才说几乎没有条件，现在又提了这几条，若按照这样来选择，条件着实太高了。但是，倘若你真能以此作为择妻条件，并做到别无计较的话，我所推荐的这个人与你的目标确实相差不多。”
伍庸伯向梁漱溟介绍的是他妻子的妹妹，名为黄婧婘。黄婧婘当时28岁，比梁漱溟年长1岁。两人订婚时，梁漱溟建议她将“婧婘”改为“靖贤”，并认为这样改更好——不仅好听，而且贴切。黄婧婘的祖先是旗人户籍，清朝的武官。当时，她的父亲、大哥、三哥都已经去世，再加上正处于民国时期，旗饷逐渐不再发放，所以黄婧婘的家境落魄，非常清苦。
梁漱溟知道黄婧婘是旗人后，表现得有些不情愿。伍庸伯连忙解释说，黄没有旗人的习气。事实上，梁漱溟虽然对黄婧婘的身份有些意见，但仍然十分同情她的遭遇。在伍庸伯的劝说下，他提出想与黄见面。
两人第一次见面，梁漱溟对黄的印象不是很满意。在梁漱溟看来，黄婧婘的穿着非常不合时宜，气度上与男子无异，而且显得过于老成，她与自己的姐姐站在一起，看起来反而比姐姐年长，就像是她才是姐姐一般。另外，梁漱溟在黄婧婘身上看不到能够吸引男子的任何优点。
由于梁漱溟对黄的印象不好，所以订婚的事暂且推迟。当时，伍庸伯正准备带着全家回广东老家，因为想为梁漱溟与黄婧婘做媒，所以不得不推迟行期。由此也能看出，他对梁漱溟的关心与爱护。
婚事搁浅始终是梁漱溟的一个心结，他在择偶上坚持了自己的原则，这是对他自己负责。但是，人是不可能只为自身而活的。在婚事方面，梁漱溟还存有一些牵绊。一天，梁漱溟做了一个关于母亲的梦。梦中，梁漱溟与母亲隔着茶几相对而坐，母亲正微笑地看着他，并向他说着什么。梁漱溟知道母亲在生前最关心的便是自己的婚事，自己年轻时还曾无情地拒婚。想到母亲一生为儿女的操劳和自己年轻时的不孝，梁漱溟最终释然了，醒来后他默默流下了心酸的泪水，觉得眼前的亲事不应该违拗。最终，他同意了这门亲事，决定与黄婧婘订婚。
对梁漱溟而言，这次婚姻的促成在于他本人的转念，他通过对母亲的追忆，想通了一些事情，认为这次婚姻是不可违拗的。或许，在他看来，这是母亲在天之灵对他最好的安排。
黄婧婘对与梁漱溟的婚姻有什么看法呢？在黄婧婘去世后，梁漱溟写了一篇纪念先妻的文章，名为《纪念先妻黄靖贤》。文中对妻子关于婚姻问题的看法给予了描述，大意为： 尽管我的年龄不断变大，但我从不在意，对婚姻也不着急，唯独在28岁那一年，没有想到你会出现在我的脑际，于是立即在当年与你结婚。
梁漱溟在追忆妻子时，还对关于妻子的传闻有过描述。他说：“我听说她在少年时，身体十分健壮，气概就像是男儿一样，绝不会表现出女儿般羞怯的神态。”接着梁漱溟在文章中又描述了妻子常对自己说的话：“我常常听妻子说，她平常一到夜晚就会上床睡觉，有时向左侧身卧着睡，有时向右侧身卧着睡，不管以哪种姿势睡觉，她的姿势直到第二天睡醒时一点都不会改动，而且她从不会在睡觉时辗转反侧。这显然是她胸襟坦荡、没有牵挂，没有什么能扰动她的证明。”
梁漱溟答应这门亲事是经过一番考虑的。首先，他表示不会从相识的女性朋友中选择结婚对象，即他不会自己择婚。这样一来，他的婚姻必定要依靠别人，让别人为他留意物色。在那些热心帮助他的人中，不仅有他的亲兄妹，还有许多长辈亲戚。但是，这些人在物色婚姻对象上都不如自己的师友，一方面这些师友与他相知，另一方面他们的眼光与他相差无几。因此，他便反问自己，如果在择婚条件上有所要求，特别是着重强调的性情禀赋等条件，还需要相信和托付于自己的师友。而在朋友中，他非常敬佩伍庸伯，认为伍先生的话是特别值得考量的。
其次，对梁漱溟来说，伍先生对他说的话是绝对真实的，所以伍庸伯对黄婧婘相关情况的描述必定也是真实可靠的。梁漱溟还表示：“如果他（伍庸伯）的观察力有一半以上的可靠度，那么就说明他所介绍的这名女子是有可取之处的。”接着，梁漱溟又对父亲关于此门亲事的态度进行了设想。梁漱溟认为，如果父亲在世，一定会同意这门婚事。梁济对于那些真正有些许价值的人非常关注，每当他看到这些人成为沧海遗珠而被众人忽略，都会感到十分惋惜。而当他遇到这样的人时，就会非常乐意识别和扶植他们，并将他们扬举出来。所以，基于这样的脾气，梁漱溟认为父亲主张他娶这名女子是可以预料的。
最后，在梁漱溟与黄婧婘见面时，伍庸伯直截了当地点破了这次见面是为了议婚，同时伍庸伯还表示，想使他们的婚事就此订下并希望他们能早日成婚。在梁漱溟看来，这种做法对黄婧婘来说是非常唐突的，如果不能与之成就婚事，他将非常对不起黄婧婘。于是，梁漱溟最终答应了这门婚事。
作为一位儒学大家，梁漱溟对自己的婚姻讲求条件，说明他是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同时他又对父母的想法作了考虑，说明他是一个极其孝顺的人。他依靠旁人为其留意物色，又说明他非常重视兄妹、长辈、亲戚和师友的看法，尊重旁人对自己的关心，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另外，梁漱溟认为朋友与自己相知相识，是最能与自己眼光相吻合的人，这说明他对朋友至真至诚，愿意相信朋友，甚至将自己的婚姻大事托付于朋友。最后，他认为当面挑破议婚是对女方的唐突之举，若自己拒绝是对女方的不尊重，并觉得对不起女方，这又切实说明他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由此种种可见，梁漱溟的“儒式”婚姻观是严谨而大气的。
梁漱溟的婚礼只摆了20余桌酒席，宴席上没有荤菜，全是素菜。这与他喜欢食素的习惯脱不了关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开支，避免了浪费。
婚礼是一件十分浪漫与美好的事情，为了让妻子风风光光地入嫁，酒席可以节约一点，但迎亲的婚车却是不能过于简陋的。梁漱溟认为这一点自己必须做好，于是，梁家派去迎亲的是一辆气派的双马车。
结婚后，梁漱溟与黄靖贤琴瑟相合、幸福甜蜜。一开始，他们的感情尚好，并且先后生了两个可爱的儿子，一个取名培宽，另一个取名培恕。
然而，生活并不是完美的，在与妻子相处的过程中，梁漱溟有时会觉得她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伴侣。他觉得妻子心胸狭窄、读书少且不会思考，常常与自己话不投机。事实上，这只是梁漱溟早年的片面感受。在梁与黄相处的十年里，他们的感情算不上很好，但也不算很坏。后来，梁漱溟对与妻子的感情有过描述：“ 总体来说，她对我是始终如一的，总是爱惜照护有加。而我对她的感情会根据自己的好恶一会上升，一会下降，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日子一长，我有时难免会与她怄气，而只需离开片刻就会恢复一些。但是，我们的感情整体上是逐年趋于稳定的。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日子久了，我逐渐发现和认识到她为人处世的许多长处；二是我反省了自身，纠正了自己的偏见，改正了自己错误的地方。 ”
十几年的婚姻生活让梁漱溟对妻子的了解逐步加深，他开始不断地发现妻子的优点，两人的感情也因此变得日益深厚。在梁漱溟看来，妻子黄靖贤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她性格“刚爽”，拥有男儿气概；虽为妇人，但气度不凡；尽管她读书甚少，但胸怀宽广、从不计较，心中有义理的大境界。
梁漱溟的第一段婚姻只持续了14年。14年后，黄靖贤去世，梁漱溟悲痛万分。为了悼念的妻子，他写下了《悼亡妻黄靖贤夫人》一文。这篇文章真实地表达了梁漱溟对妻子真切的情感，深刻地剖析了这些情感的由来和积淀。对梁漱溟而言，妻子对自己的爱护和帮助是除了父母之外无人可以相比的。一方面，黄靖贤与他相处了14年，从相互不甚了解到建立深厚的感情，这对梁漱溟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人生财富。另一方面，妻子是难产而死，在梁漱溟看来，妻子的离世多多少少与自己有关，自己是需要负责任的。对此，梁漱溟感到深深地自责和愧疚，他责怪自己在生活上不够关心妻子，也责怪自己没有在学问上给予妻子帮助。
在这篇真情流露的文章中，梁漱溟对与妻子的感情做了分析，大意是：
“在我逐渐了解她，发现她的长处，并逐渐对她加以肯定时，我们的感情才慢慢变好，且越来越稳定。当然，在之前与她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之间也有很要好的时候，但更多的是体现在两性的相互需要上，或是体现在我们因相互扶持、相互照顾而产生的好感上。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要好，总是存在一个不好的因素使我们的感情变得不稳定。这一因素就是我一直没有发现她的人格价值，潜意识中对她有些不满，看到别的女性时偶尔会心生羡慕。直到后来，我才逐渐发现她的人格价值，她是天生便具有好处的人，她与那些拥有学问的女子不同，她的好也不是从学问上得来的。但是，如果不是有学问的人是断不能识得她的好处的。
我之所以能发现她的人格价值，并识得她的好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前几年，我的眼光短浅，随着阅历和学问的增长，我如今的眼光提高不少；其二，刚刚结婚的那几年，男女的情欲比较重，还有很多家庭俗务、各种琐碎事情牵扰着我的心，这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我的双眼，使我无法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认真审视她；其三，我在择偶时，没有注意对方的后天条件，对此我心中存有些许后悔，这使我对她心存不满。后来这种遮蔽逐渐消失，再加上我自身有了些许长进，从而不断发现她人格的魅力和价值，以至于对她暗暗肯定，感到非常满足。
“后来，我想或许只有她才能与我相配，从那以后，我对其他女性的羡慕便消失了。我的心理自此变得非常纯正，对她也变得越来越好。这时，她也逐渐感受到我对她态度的转变，感受到我待她与从前待她的不同。为此，她还曾痛哭一次，在伤心的同时，她责备我从前待她不好。将多年的积闷倾吐出来使她感到异常轻松、痛快。我也因此自责了许久。我对她负着许多愧疚和歉意，如果她不离开这个世界，我或许还有弥补她并进行自我赎罪的机会。但是，如今她死了，我还能如何弥补和赎罪呢！”
梁培恕曾追忆父亲的事迹，同时，他还在回忆中再现了母亲的形象，并对母亲的勤俭持家多加称赞。在他看来，父母结婚后，建立新家庭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生活负担。按照常理来说，对于作为男儿身的父亲，这种成家的压力和劳累本应该更为繁重。然而，父亲却有幸没有承担太多，原因在于他有一个十分节俭、懂得持家的好妻子。梁培恕在回忆中赞扬了母亲的节俭品质，他认为父亲之所以能节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研究学问上，梁家之所以能稳定地持续下去，大部分皆归因于母亲的勤俭节约和对家庭事务的一力承担。
黄靖贤在未去世之前，梁家曾几次搬家，除在北平居住外，还在广州、邹平分别居住过一段时间。据梁培恕回忆，在此期间，发生了许多关于母亲的故事。
梁培恕的脑海中至今还存有这样的清晰画面：一天，母亲收到了父亲从济南寄来的信。信中说父亲因为用脑过度，以致产生了严重的头痛和失眠，不得不入院治疗。于是，母亲便带着他前往济南去看父亲。几经周折，他们来到父亲所在的城市。母亲拉着梁培恕走在一条安静、宽阔的大街上，他们不断向前走，最终看到不远处有一栋气派的洋楼伫立，那便是父亲所在的医院。
1932年，迫于社会情势，黄靖贤带着7岁的梁培宽和4岁的梁培恕来到张家口，后又转赴大同，投奔于一位表舅家。而当时的梁漱溟正在山东为中国的乡村建设做着努力。黄靖贤虽身为女子，却能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身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颠沛流离，着实令人敬佩。
梁漱溟有个学生名叫李竞西，他也曾追忆关于梁漱溟夫妇的一件趣事：梁漱溟的侄女嫁给了他的学生。一边是至亲骨肉，一边是得意门生，梁漱溟对这门亲事非常满意，且愿意为新人夫妇致长辈训词。梁漱溟在致辞时，先是说了一段关于夫妻如何相处的理论，然后又举了自身的例子加以说明。梁漱溟认为夫妻之间应该相敬如宾，他指着酒席上的妻子说道：“就像我与她一样，在我们刚成婚不久，我对她十分恭敬，她对我也非常谦和。有时，我备课到深夜，她就陪着我。她将泡好的茶端到我的身边，我便礼貌地说声‘谢谢’，她必客气地回我一下。相敬如宾，不是一方的事，而是双方的事。敬是相对的，亦是平衡的，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维持……”
话音未落，梁太太便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什么话！瞎扯乱说！无论什么到你嘴里都变成哲学了……”看到妻子如此生气，梁漱溟立刻停止了发言，他悻悻地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便算是致辞结束。
黄靖贤称梁漱溟“无论什么到你嘴里都变成哲学了”，这实则是黄靖贤对梁漱溟的人生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虽然这个评价出自一个特别的场景，但不失为黄对梁整体印象的一个真实特写。因此，这句话的宝贵之处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当事者的心声，且又正中“要害”。由此可见，梁漱溟的人生是哲学化的人生，他是能将生活哲学化的人。
黄靖贤去世后，梁漱溟为了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深切爱意，决定从此以后不再续娶，而是以建设祖国、改造社会为人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