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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人才辈出的年代，梁漱溟没有盲目从众去追求西方文化，他自知东方文化之博大，并能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以他立志成为研究东方学的第一人。当学术讨论风气盛行之时，他能够与那些文学泰斗较量切磋，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真才实学。
如果说敢于同学术界人士争锋较量是个人才学和个人魅力的体现，那么敢于对抗时代的潮流，做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和复兴者，那就是民族大义和爱国热情的体现。梁漱溟的人格魅力不仅在于其拥有真才实学，还在于其拥有民族气概。人贵在自知，更贵在自省。梁漱溟还是一个懂得自我反省的人。一个传学者不仅不会向人炫耀，还会时常反省自己，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有些人往往会迫于时代的压力说一些顺应潮流的话，做出一些迎合众人喜好的事，但是梁漱溟没有随波逐流，他是一个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人。他说的话、做的事都是出自本心，并不会受旁人的影响。
1916年，梁漱溟经教育总长范源廉的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范源廉向蔡元培推荐了梁漱溟，梁漱溟带着自己的《究元决疑论》拜访了位于南菜园上街的蔡宅。
蔡元培早在《东方杂志》上看过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并给出了较高的评价。见到梁漱溟时，蔡元培很高兴，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
梁漱溟想将自己的文章展示给蔡元培，蔡元培却说：“我已经在《东方杂志》上看过，非常好。我喜爱哲学，这次到北京大学就是为了要办好文科，而哲学是文科中的重点，你就来教印度哲学吧。”
梁漱溟接道：“我知道先生喜爱哲学，读过先生翻译的《哲学要领》。而印度的宗派众多，我只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多读了一些佛典，学到了一些佛家思想罢了。”
蔡元培半开玩笑地说：“你不懂，别人便更不懂了。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现在你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我知道你也喜爱哲学，我想把喜欢哲学的那些朋友都聚在一起，然后共同研究和探讨哲学问题。既然你也喜爱哲学，怎能不来呢？你切莫将来北京大学当作教别人，你只当来此是与他人共同学习好了。”
听了蔡元培的话，梁漱溟终于心动了。
梁漱溟虽然同意去北京大学任教，但是由于当时他还在司法部担任秘书一职，一时半刻无法脱身。因此，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正式开课时，梁漱溟并没有第一时间前去授课。为了遵守承诺，梁漱溟向蔡元培推荐了好友许丹为他代课。
第二年，许丹因病辞去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职务，梁漱溟此时才到北京大学任教。蔡元培让他担任哲学系三年级本科班的教授，为学生讲授印度哲学。
1917年10月，梁漱溟成为北京大学教师团队的一员。他在进入北京大学之前，便抱定了一个宗旨，按照他在《唯识述义》中的说法就是“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那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初期，文学界提倡白话文，宣扬民主与科学，批判封建礼教，这些思想成为当时社会的潮流。而此时，梁漱溟所坚持的宗旨明显地使自己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当然，在这期间，仍然有一部分人是支持和拥护他的。
1922年，梁漱溟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这本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蔡元培阅读过这本书后，给予其很高的评价。人们过去从来不曾用哲学的方式来研究佛学，但梁漱溟刚到北京大学不久便刊印发行了《印度哲学概论》一书，其站在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佛法，分别讲述了印度各宗派概略、本体论、认识论和世间论等多层面内容，开创了以哲学方式研究佛学的先河。
梁漱溟把佛学立于课堂，以哲学方式将佛学的智慧传递给学生，他把佛学当作哲学来研究的做法在当时风靡一时。
然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梁漱溟的佛学思想备受冲击，其所讲授的印度哲学也逐渐被冷落。梁漱溟当时每周只教两小时的课程，起初前来听课的学生有很多，到了后来，课堂上的学生越来越少。与此同时，社会上又兴起批判传统文化的浪潮，梁漱溟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暂弃佛学，转投儒学。
梁漱溟认为现在不是东西方文化对垒的时刻，而是东方文化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此时此刻，世界东方文化已经被逼到绝地，形势已经如此，自不必多说，放眼世界，哪里不是西方文化的领土？数十年来，中国这块东方文化唯一的领地时刻遭受着西方文化的潮流冲击，且形势日益紧迫。目前，西方文化已经撞破了东方文化的大门，用刀指着我们的喉咙，逼问着我们是存是废自己的文化，我们已经无处可避，必须尽快谋求对策。
20世纪初，北京大学已经成为爱国运动的发源地，是东西方文化对垒的战场，也是新旧思想交锋的中心。如果此时给梁漱溟一个定位，那么他既不是新派人士，也不是旧派人士。确切地说，他是一个被栽培者，也是一个受益者。从作为一个被栽培者上来看，梁漱溟不仅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栽培，更是受到了北京大学的栽培；从作为一个受益者上来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既可以与各派代表人物自由研讨、相互争辩，又可以与各界人士交流学术并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
梁漱溟到北京大学的第一日就曾向蔡元培请教一个问题。他问：“先生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吟片刻，答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接道：“我不仅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去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梁漱溟所说的发挥并不是盲目的发挥，而是一种经过仔细斟酌的正名。在遇到其他派别的代表人物时，他同样如是说。
1918年10月4日，面对日渐衰弱的东方文化，为激起学习传统优秀文化的浪潮，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了一篇300多字的启事，号召人们研究东方学。
梁漱溟所说的东方学特指的是佛学和孔子之学。实际上东方之学远不止这些，在启事中只是用佛学和孔子之学的发源地来命名，所以才统称它们为东方学。
在这篇启事中，梁漱溟表示： 西方的文化中尽管含有一些与佛学相近的东西，但没有类似于孔子思想的内容。虽然中国不是佛学的发源地，但真正的佛学已经在中国，所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要想了解和学习东方学，就只能到中国来，而北京大学是如今文学交流的中心，更是中国第一学府，来中国学东方学的人首先要进北京大学。启事中还说：“吾校对于世界思想界之要求，负有供给东方学之责任。 ”
启事的最后，梁漱溟指出： 相比于东方学，现在北京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更倾向于学习和研究西方学，并且没有人倡议人们注意和学习东方学，面对这种情形，我虽然早就切断自己的志向决定出世，不想再继续研究学问，但如今我愿意留出一两年时间来为研究东方学的人做一个开端。
除了在启事中表达自己的这些心意，梁漱溟还倡议人们建立研究东方学的学会，并承诺每月从自己的薪酬中捐出20元钱供会务使用。
梁漱溟的启事登出之后，虽然有部分响应者，但是这些响应者并不踊跃，并且他们大都是奔着佛学而去，很少问津孔子之学。梁漱溟对此深表遗憾，他认为这与自己的初衷不符。于是，再次展开新的行动。1918年10月31日，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了自己的第二则启事。这篇新的启事中，梁漱溟特意将东方学强调为孔子之学，同时告知有兴趣者可以在每周二和周五的早晨到哲学系教员室找他，他会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告知对方。
1918年11月5日，梁漱溟的孔子哲学课正式开课，他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11月9日和11日，《北京大学日刊》分两期连载了梁漱溟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梁漱溟主要提出了六个关于孔子的问题。
第一，孔子在伦理问题上的主张是什么？
第二，孔子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是什么？
第三，孔子对政治与社会实行教化的主张是什么？
第四，孔子文化与西欧文化是如何发生冲突的？
第五，孔子文化与本土其他文化的差异是什么？
第六，孔子如何看待人生问题？
对于这六个问题，梁漱溟要求自己的学生在研究它们时不能只凭主观臆测，而应该根据历史史料加以深入研究，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见解。梁漱溟认为通过这样的研究，延续数千年的孔子思想就会被他们这一辈人寻找出来并真正加以理解。
通过研究这六个问题，梁漱溟也产生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这样的研究使他改变了自己对儒家固有的看法。梁漱溟原本主张出世思想，而孔子主张的是入世思想，所以最初梁漱溟是非常轻视孔子思想的。然而，通过这样的研究，却证明了孔子思想的弥足珍贵。在梁漱溟看来，孔子的入世思想是最圆满的，世界上没有比孔子在入世上更圆满的人了。在梁漱溟找到这六个问题的答案之后，他一改从前对孔子的态度，而对之叹服不已。
但是，梁漱溟并没有在思想上发生根本改变，他的人生态度亦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实际上，梁漱溟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在北京大学任教是第一个阶段，从民族自救运动到乡村建设是第二个阶段。1918年，梁漱溟虽然集中精力仔细研究了孔子学说，但他并没有在这一时期做出弃佛入儒的决定；直到1921年，梁漱溟在生活态度上才从持佛家思想转变为持儒家思想。在北京大学孔子哲学课开课之时，梁漱溟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己虽“切志入世”，却还不能领悟孔子的思想；那段时间，他喜欢包揽各种事物，表现出了入世的修养；但当时的生活既不符合入世生活的正轨，也不符合出世生活的正轨。尽管那时的梁漱溟精神非常憔悴，但他已经不再感到痛苦，只是这种精神状态会使他难以长久支撑罢了。所以，在他看来，自己一定会在佛道和儒道之间选择一条道路。
1919年1月，梁漱溟与范静生先生谈话，听闻他在游历美国时的种种所得。其中有一项是从美国小学生那里学来的“自动研究”。范先生讲述了他的所见，如美国教员在为学生讲授如何制作衣服的课上，他们只是向学生展示了如何看各种小参考书和其他研究材料的方法，然后便由学生自行研究了。结果，这些美国小学生最后竟都能写作出自己的研究报告。这实在是发人深省，梁漱溟就此起誓，从那开始，再不会妨碍他人的才思。什么是妨碍他人的才思呢？他人在刚好能用到其才思的地方，而我却代替他行事。这就是妨碍他人才思的表现。要使哲学具有生命力，研究者必须学会思辨。思辨开启，哲学便生；思辨废置，哲学便死。哲学系的各位学生是在哲学中讨生活的，我为任意妄为地给诸君讲习而感到惭愧，从今以后，不敢再将诸君置于死地，只希望通过我的勉励帮助诸君开辟新的生活。今天，在哲学教授会议上，我提出废止讲演，现在先写出对此的感言。
据此，梁漱溟提出： 在课堂上不一定要哲学教授来讲课，可以让学生对哲学问题自行思辨。这条建议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对哲学研究来说亦是一次创新的尝试。 另外，梁漱溟在北京大学还提出了一条更为新奇的建议，这条建议同样被人津津乐道。
梁漱溟的一个哲学系学生朱谦之由于厌恶繁复的考试，提出了一条反对宣言，即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不参加考试，也不要什么学籍。这条反对宣言刚一提出，便在校园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梁漱溟听闻后，却有着不同的意见。事实上，梁漱溟对学籍并不看重，所以他与朱谦之一样，并不在乎学籍，但是，他认为学生进行考试活动依然是必要的。
很快，梁漱溟在校刊上也登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我在报纸上看到谦之君反对考试的宣言，对他的意见却不太同意。在我看来，朱君是将考试与背诵看成了一回事，所以才会有此宣言。事实上，死记硬背是没有必要的，但背诵有时仍然是必要的，而考试也不是完全没有必要。其实，为了使学生对功课感兴趣，通过考试来督迫他们用功学习并不是正确的做法。在我看来，考试的重要性不是体现在去考学生死记硬背的知识上，而是体现在它能试出学生对课业有无心得上。对于有些学生，如果不去测试他们的心得见解，他们学起知识来便如蜻蜓点水，其心得见解也会若有若无。只有通过考试，他们才会将自己的心得见解一一清理出来。所以，我认为考试有必要，但不必评定分数。关于背诵，我自认为是“第一个不会背诵的人”。我从小到大几乎没有背过书，就连熟悉的佛典和孔经都举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来。每当用到书上的知识时，才会去翻书寻找，这既耗时，又费事。所以，我感觉背诵也是不可缺少的。
学生提出了宣言，老师给出了意见，接着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蒋梦麟也在校报上给出了答复。蒋校长表示，谦之先生提出的“不考试”是可行的，但是不考试便没有分数，而没有分数就意味着不能发文凭。
以启事为号召，以文章抒胸臆，梁漱溟尽己所能捍卫着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东方学在他心中是一个文化源泉，一个可以追溯的精神信仰，所以他竖起了大旗，喊起了口号，誓做研究东方学第一人。
1921年9月，梁漱溟的新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式出版发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漱溟的又一力作，同时对他而言还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新书的扉页上，印有一张梁漱溟与三位朋友或者说三位学生的合照，他们分别是朱谦之、叶麟和黄艮庸。梁漱溟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时只有二十几岁，而他的三位学生兼好友与他是同龄人。
合照中的四人既有不同点，也有相同点。不同点在于四人的性格和思想见解。相同点主要体现在他们都是充满朝气、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题记中说明了自身的一些情况，指出他已经辞去北京大学教授一职，准备去山东滨县暂居，并决定从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同时还说明了由于朱谦之即刻就要去杭州，叶麟才提议照相的事情。
对梁漱溟来说，这张照片与这本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照片是他决心改变生活态度的纪念，而书是他准备改变的宣言。在梁漱溟的朋友中，照片中的三人最先知道他决定放弃佛家生活，转而投向儒家。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梁漱溟才会在新书的开头印上这张合照，并附上一篇这样的题记。
从用哲学方式教授佛学到真正意义上讲授儒学思想，梁漱溟在北京大学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重大转变。在最开始讲授哲学式佛学时，前来听课的学生数量呈递减趋势。而当梁漱溟在讲授儒学思想时，其教授课程的受欢迎程度却迎来了他教学时期的巅峰。那时，前来听课的学生通常有200人左右。一开始，学校将授课的地点安排在北京大学红楼第一院的某个教室，但是由于听课学生太多，教室无法容纳，所以又改为在第二院的大讲堂授课。当学生一学年的课程全部完成之时，儒学考试的试卷多达90多本，这还只是已经注册的正式学生的数量。
有趣的是，前来听梁漱溟讲儒学课的人不仅有支持他的人，还有反对他学术观点的人。例如，梁漱溟的朋友江恒源、张难先、伍庸伯等人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听其授课，而余光伟、彭基相等反对者则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来听其授课。
那时的北京大学是充满学术讨论风气的中国第一学府。在中国学术界和学术史上，其学术讨论风气开了先河，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风气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例如，梁漱溟认为父亲自杀的问题不是不可讨论的问题。当时，新派代表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就梁济自杀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主要围绕“该不该自杀”“自杀是个人行为还是其他”等问题展开，梁漱溟也在该杂志上就与父亲相关的问题给予了解答。梁漱溟认为父亲自杀不只是个人行为，为了避免人们“流于错误不自觉”，他允许人们对此进行讨论。对一般人来说，公开议论先父是不容易接受的。但梁漱溟没有这种想法，他不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不孝的行为。梁漱溟对父亲的评价是非常客观公正的，他认为父亲的“天才智慧只算平常”，却是一位拥有过人精神的维新家。又说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获取新知识和形成新思想的能力都在减弱，这样一来，他只留下了旧思想，落后为旧人物。
在对父亲的问题展开讨论之后，梁漱溟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中国那么大，为什么只出了一个《新青年》杂志？他认为这个问题说明了一个事实：当时中国人的头脑并没有随着新文化的冲击而变得足够开放，而是仍然处于锢闭的状态。梁漱溟认为各位先生在杂志上反复提及的都是一些很简单的思想，他自认为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而一般人却会对此大惊小怪，对于这样的现象，他是心存不满的。由此也引出了他对国民精神的担忧。对于这件事，梁漱溟感慨道：“这国民精神的培养恐怕是第一件大事了。”
另有学者在读了梁漱溟在《新青年》的答书后，深刻理解了梁济先生精神世界的变化，同时这也让他对思想老化问题做出了警觉，为了避免思想老化，他提出“做一个白头的新人”，并提醒当时的新青年也要回过头来看一看“二十年前的革命家”。
北京大学学术讨论风气盛行的例子远不止如此，还有更为典型的。例如，关于学生李超之死的讨论。李超是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她因反对包办婚姻最终病死。当时，包括北京大学的校长、师生以及本校同学在内的众多人士参加了她的追悼会。但是，现场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大多是男性，女性很少，且仅限于同李超交好的女同学。在追悼会上，北京大学的校长和多位师生相继发言，其中，蒋梦麟批评了那些不来追悼李超的女士，称她们只顾穿戴华贵的衣服坐着汽车去逛街。一些人表达了对妇女不热心自身解放的担忧，还有人讨论了如何让妇女关心自身解放、如何实现妇女解放等问题。
对于这些讨论，梁漱溟是不满意的。因此，他在难以忍受的情况下也站起来发了言。梁漱溟认为，在大家讨论这些问题的同时，不应该忽略感情问题，因为感情才是最重要的。人们要求自由是因为他们觉得不自由无法忍受，而不是计算着自由能给他们带来多大好处。那些不来追悼李超女士的女性是因为麻木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麻木为何？麻木是感情的对立面。如果你只给她们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她们是不会理会的，正确的做法是唤醒她们的感情，而不是教她们如何去算计好处。
对于当时社会上贪婪之风盛行的问题，梁漱溟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解决贪婪问题是当时社会的头等大事，如果社会贪风不改，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另外，梁漱溟还对如何寻找解决贪婪之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他看到一般人竭力地向外寻找解决贪婪的方法时，他非常怜悯这些人。在他看来，解决贪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界的门路，而应该从内部寻方法。对任何人来说，人生的意义和乐趣不是从别处寻找的，而是从自己身上得来的。就像一个人家中本来拥有宝贝，他却不自知，还要拼命地向外寻找，以至于寻遍天涯海角都未能找到一样。在梁漱溟看来，这种人是愚蠢的，他们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也不能重新回到那个藏有宝贝的家中，确切地说，他们已经误入了歧途，只有当他们转变思想，向内发力，才可能迷途知返。
1919年，梁漱溟开始着手写自己的新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梁漱溟来说，这本书比较特别，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本被逼出来的书。
五四爱国运动结束以后，北京大学的学术讨论风气不减，特别是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学术讨论尤为激烈。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梁漱溟也投入了对东西文化的研究之中。历时一年多，梁漱溟于1920年秋天开始在课堂上为学生讲东西文化问题。
一次，梁漱溟在课堂上无意间谈到了自己的新书，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或许诸君不相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不管是写书稿，还是向学生讲东西文化问题时，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都是一致的，即他主张接受西方文化。这与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的新派们的想法不谋而合。梁漱溟之所以愿意接受西方文化主要是缘于两种优秀的西方精神：科学与民主。在梁漱溟看来，这两种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尽管他在感情上对西方文化有所抵触，但从理性上不得不无条件承认和接受以这两种精神为主导的西方文化。
同时，梁漱溟对旧派也有自己的见解。对他来说，若旧派只摆出一副看不惯的态度论事，那便是愚昧的、顽固不化的，对此他既不满意，也不赞同。
在论及东西文化时，不得不提到中国文化，因为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梁漱溟对中国文化有过深入的思考，他一边探索着中国文化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同时又希望国人对中国文化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
例如，1920年，北京大学决定派遣校长蔡元培和部分优秀教授到欧美考察。出发之前，北京大学教职员为临行队伍举办了隆重的欢送会。会上，有几位教员先后致辞，他们无一例外地对考察团提出了同样的期望，即希望考察团能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欧美，然后再将欧美的文化带回国内。对于大家的期望，梁漱溟产生了疑问。他在会上发言说：“方才几位对蔡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的希望也是大家共同的希望，大家都希望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但是，我很想知道究竟要带哪些东西呢？现在，我姑且不问要带回西方文化的哪些东西，只想弄清楚——所谓中国文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梁漱溟的问题让与会人员陷入了沉思，但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抑或是没有人能回答出他的问题。欢送会结束后，考察团的两位先生对梁漱溟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太热，大家不好用脑子。”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是在类似于这样的情形下被逼出来的。在北京大学这块学术讨论的沃土上，各派人士相互讨论着东西文化问题。但很少有人真正研究过东方文化是什么，它的核心在哪里，能不能像西方文化一样以一种迅猛的势头传播到世界范围之内。
梁漱溟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详细地阐述了东西文化问题，在他看来，东西文化问题讨论的不是东西文化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也不是它们孰优孰劣，它所讨论的是在这个被西方文化包围的世界中，东方文化的生死存亡问题，或者说它讨论的是被西方文化逼入绝境的东方文化究竟是废是存的问题。如果东方文化有理由存在，那么它能不能在世界的舞台上复兴，能不能像西方文化那样被传为国际文化？对于这些问题，梁漱溟的回答是肯定的。
东方文化有理由存在，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复兴，能够成为人人称颂的国际文化，而作为东方文化核心的中国文化也必定会如此。这就是梁漱溟斩钉截铁的答案。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指出了当时社会上的三种文化倾向：第一种是盲目倡导西方文化，称为新潮派；第二种是反对西方文化，称为国故派；第三种是希望东西文化相互调和，称为折中派。书中，梁漱溟首先对这三个派别进行了批评，在他看来，这三个派别的主张都是不正确的。其次，梁漱溟又分别分析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特点。接着，他对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进行了比较，具体比较的是西方、中国和印度的哲学。对于东西文化，梁漱溟所认为的正确态度总结起来有三点：第一，要完全摒弃印度的态度，即摒弃“人生是苦”等态度；第二，对西方优秀文化如“科学和民主”等要全盘接受，最大化吸收，批判地更改部分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第三，批判性地将中国原有的态度搬到历史舞台上来。
通过多方面的分析和论述，梁漱溟在书的最后给出了这样的结论：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相比，只有中国哲学中的孔家哲学是最透彻精辟的，而中国文化必将复兴，必将成为世界未来文化。
由此可见，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根本态度是拥护中国传统文化，反对西方文化。他说：“ 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条路来吗？”又说：“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 ”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梁漱溟是一个真正无所畏惧的爱国主义大儒。当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之时，梁漱溟没有盲目地去宣扬西方文化，也没有像旧派那样毫无建树地一味抵触西方文化，而是通过不断地求索和比较，最终找到了本土文化的精髓，走上了一条宣扬儒家哲学的道路。梁漱溟一方面纠正了“全盘西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发展了孔子学说，这为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民族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1919年夏天开始撰写，至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一经出版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蒋百里曾在书信中评价此书为“震古烁今之著作”。当然，也有一些新派代表对这本书不以为然。为此，梁漱溟还与之做过激烈的辩论。
五四运动后，革新派和保守派在文化思想上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在整个学术界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继“东西文化问题”之后，1923年，学术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而这次争论的主题是“科学与玄学”。在新的争论中，梁漱溟尽管退居在旁，没有真正意义上参与其中，但是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影响至深，书中的一些观点甚至成为新争论的辩驳支撑。
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一书中对梁漱溟的这本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评论道：“ 梁先生的这部书，是他对于中西文化接触以来的文化问题的认真深思，代表儒家颇有见地。在新潮流澎湃时期发表，也是勇敢有力的一本著作。 ”贺麟认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国内全盘西化，新派批判旧有文化，大多数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此时，梁漱溟先生勇敢地站了出来，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满足了时代的迫切需要，这既增长了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又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尊心。
熊十力先生也表示：“五四运动时期，人们反对孔学，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梁先生却能在此时提出‘未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是非常具有胆识的。”
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当时学术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亦是巨大的。
从1921年至1929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总共被印刷了八版，由此可见，当时文化界对该书的重视之大。
然而，对梁漱溟来说，他的这本书仍不完美。1922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版发行，在这一版的自序中，梁漱溟提到了对此书的两点悔悟。
第一点悔悟是他对孔子“中庸”观点的悔悟。梁漱溟原先认为，“中庸”就是走两条路中间的一段。在自序中，他表示自己宁愿取消这一观点。对此，梁漱溟悔悟的是，他以绝对肯定的语气说出了自己并不自信的见解。他认为这种做法是“强撑门面”和“欺弄不学的人”，又说“孔学切忌为己之学，怀强撑门面之意，发挥恳切为己之学，这是我现在最痛的悔悟”。
第二点悔悟是对书中“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限量”等言论的悔悟。他认为这些言论是不当的、有失根据的，如果可以重来，他愿意一概取消这些言论。
梁漱溟认为自己在创作这些内容时并没有真正理解儒学中“慎独”一词的含义，没有做到“返回自身，谨慎内心”，所以他对曾经的错误感到非常羞愧。
对于自己的书，梁漱溟有反思，有悔悟，有纠正，同时也有自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发表后，得到了许多好的评论，但也有一些差评，总之，褒贬不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时，许多人经常在报刊上对此书发表不同意见。1923年，梁漱溟针对反对者的评论，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读各位的批评，感到大家在心理上是与我相反的。大家切莫像读新闻一样，只花五分钟便将我的书读完了。书中的有些地方，作者是经过仔细考虑，用了一番心思的。但是，有些人并没有将它们读到心里去，然后便下了批评。如果他们将来能意识到东西文化问题是一个需要认真考究的问题，那么他们就会重新找回这本书，再精心读一读，届时他们自然会明白作者的用心。”
1929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八次印刷出版。在重新审阅这本书时，梁漱溟又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错误。他认为书中还有两大不妥，主要集中在赞扬孔子和阐明儒家学说等处。在他看来，这本书的思想大多都属于儒家思想，因此其中阐明儒家的内容自然都是重点内容。但是，到了后来，自己有了不同的新感悟，便对阐明儒家学说的某些观点产生了自省。
梁漱溟认为自己在关于儒家的说明方面有两个根本性错误：第一，在解释儒家思想时，所根据的心理学见解是错误的；第二，解释儒家语言的方法错误。对于这两个错误，梁漱溟也做了详细说明。他说：“不管是伦理学派还是伦理思想家，他们都必定拥有自己依据的一种基础心理学，而他们的思想主张都是从这一基础心理学中而来。我在书中尤为喜欢用心理学来解释儒家思想，现在看来，大多都是错的。这是因为我当时没有认清儒家的人类心理观，却引用了一般的心理学做解释，且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妥。事实上，从根本上来看，它们是互补相容的两种东西。我在书中引用的各派心理学具有不同的脉络，所以它们不能并为一谈。这是我错误中的错误。”
梁漱溟对自己所撰写的书籍是负责的，同时对学术研究也是负责的。从梁漱溟在序言中反复纠正自己曾经所犯的错误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为认真的人，特别是对自己花费心思写出的论著尤为认真负责。对于自己的书，梁漱溟有两点期望：第一，他希望那些批评者能够用一种客观的态度认真地再读一遍自己的书；第二，他希望秉持一种认真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不断发现并修正自己书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
梁漱溟的写作思路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启蒙教育阶段。梁漱溟从小便可自由选读古今中外的书籍。在阅读上，父亲给了梁漱溟足够的自由，并没有像当时多数家庭那样，逼着他去读《论语》《诗经》《道德经》等古籍，梁漱溟所阅读的书籍都是他感兴趣的。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梁漱溟培养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他的文风向来不落俗套，其中充满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第二是出世向佛阶段。这个阶段的梁漱溟受到环境的影响，开始寻求人生的意义，当他看到世界并不像他想得那样完美时，他爱上了佛学，开始一心向佛。那时，他甚至想要以出家来获得自我解脱。梁漱溟当时的文风是离不开“佛学”二字的。第三是出佛入儒阶段。随着梁漱溟对儒家思想的深入了解和认识，他形成了儒家式和乐的人生观。从初怀“人生是苦”的思想到发现儒家的人生意趣，梁漱溟的文风开始围绕儒学展开。
梁漱溟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学者。对他来说，写书的目的不是谈学问，也不是给自己著书立说，而是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梁漱溟还曾用文字调侃自己很笨、很呆，只是总喜欢做实事，而且总是爱较真。梁漱溟从能独立思考的年龄开始便喜欢寻求一条准则，他最害怕听到“无可无不可”这样的话。因此，梁漱溟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认为凡事都应有自己的主见，行事都要遵从一个道理走下去。尽管他不爱谈学问，但只要是他听到的、看到的，都会被他收集起来，然后再经过一番思考转变成他自己的思想。
在他看来，态度越认真能从外界收集来的东西就越多，同时思想也会逐步发生改变。东西收集得越多，思想也会改变得越多，至此他便有了现在的样子。梁漱溟自认为从一开始便不懂哲学，他之所以会知道哲学这一概念，是因为别人在听完他所说的内容之后，便告诉他：“你在讲哲学。”每当思想发生了变迁，梁漱溟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自己的这种改变讲与别人听，为了使更多人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他才将这些思想用文字表达出来，然后以书籍的形式呈现给众人。梁漱溟说：“我要成就自己的生活，而我的性格不允许自己没有思想的过活，我必定要有能主宰我生活的思想才能活下去，当我有了这种思想，就想把它表达给别人听，当我寻找到一种新生活，便想把它分享给别人。这就是我不想谈学问而谈到学问，不想著书立说而只想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的原因。”
正因如此，梁漱溟才会就自己出版的书籍，积极回应不同观点人士的评论。一方面，对于自己书中的观点，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便会一直坚持下去；另一方面，在不断讨论各种观点的同时，他也能取长补短，从而发现自己观点的不足并加以修正。
不管面对什么人，面对多么紧随时代的新思想，梁漱溟都敢于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他曾在自己所写之书的导言中发问：“时至今日，将西方思想输入中国的有哪几个？将东方学术发扬出去的又有何人？”同时，他也在文中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即“新思想家和旧头脑人”。也就是说，在梁漱溟看来，在当时那个时代，新旧两派的争辩尤为激烈，除了新思想家，能够实现东西方思想交流、学术交流的人还有旧头脑人。另外，对于一些盲目推崇西方化的新派人的言论，他认为只说宽慰人心的话是没有根据的。
在新思潮的冲击下，梁漱溟没有盲目跟风，一味推崇西方文化，而是通过自己认真地思考给出了更为客观的见解。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梁漱溟走上了一条与新思潮相反的道路，一条与新派辩论相对的崎岖之路。
与其说梁漱溟在与新派人辩论东西文化的优劣，不如说他在捍卫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是废是存？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人经常探讨的问题。在感受到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之后，梁漱溟在书中这样说：“中国人是受东方文化孕育的人民，他们不同于其他民族，要让他们领悟并接纳西方文化是不太容易的。即使逼得急了，他们也只会从西方文化中截取一两个部分来接受，绝不会全盘接受于它。”
梁漱溟认为，这一事实可以从同治和光绪年间人们建造船厂、训练海军等事宜中看出。后来，随着清朝海军的战败，人们重新转变思想，把救国的方式转移到了实业、教育和政治制度等方面上来。人们发现问题可能在政治制度上，这与之前相比，算得上是国民思想的一大进步。遗憾的是，尽管人们发现那个年代的政治制度存在问题，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政治制度是何种思想、何种精神的产物，也不知道它与东方文化是如何格格不入的。后来，人们历时多年才发现，根本的问题不是出在兵甲利刃上，也不是出在政治制度上，而是缘于东西文化存在根本的不同。直到这时，人们才意识到通过改革改变现状，把西方文化从根本上引进来才能真正实现救国。
梁漱溟曾对那些受学西潮流的鼓动，没有彻底弄懂西方文化便公开讨论学术的报刊予以批评。对他来说，这些行为只是敷衍搪塞、说门面话，是完全要不得的。他不反对人们自由发表自己的言论，但他反对毫无根据地说话，尤其反对说门面话。这在他的书中经常被提到。
对于东西文化问题，一些新派代表认为这两种文化互有长短，将来很可能会相互调和。而梁漱溟对此却存有异议，在他看来，他找不到东西文化相互影响、彼此融合的依据，更不清楚融合之道在哪里。言外之意就是，说东西文化将会融合是没有根据的。
与其说梁漱溟在探讨东西文化问题，不如说他在表达自己的个性。梁漱溟是拥有怎样个性的人呢？从他的文字和行事的作风可以看出，他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只行自己愿行的事，或者说他是一个言行一致、敢说敢做的人。
梁漱溟对自己的个性有特别严格的要求，他绝不允许自己对生活和言行采取随便的态度。例如，如果他确认一件事是对的，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会坚持做这件事；相反，如果他不能确认一件事是对是错，他就绝不会去做。早先，梁漱溟认为佛家生活才是自己向往的生活，或者说对他而言佛家生活是对的，所以他才毅然决然地决定去过佛家生活。之后，他对佛家生活产生了不同意见，于是，他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由此可见，梁漱溟的思想和生活始终保持着统一的步调，很好地诠释了他言行一致的处世作风。
梁漱溟做任何事情都极为认真，因为认真是他做事的习惯。他之所以经常拿问题来逼问别人，是因为他对这些人不认真的态度极为不满。他认为，作为知识阶级的一分子，若其对自己的见解无法做到自信不动摇，也无法做到以理服人，那么他便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公布于众。因为在那个时代，社会各界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更多的是看知识阶级如何看、如何说，如果这类人对自己的见解都无法坚定，那么势必会给整个社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新派所提出的改革固然是解决国家和社会问题的一个方向，但若只是说门面话而没有实际的根据和策略，那么应对当前险恶形势的仍旧只是一句空洞、泛常的话而已。
早在多年前梁漱溟发起东方学会之时，他便对西方文化有过考察，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对它的看法。为此，他还请教过自己的中学同学张申府。当时，梁漱溟眼中的西方文化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西方学术特有的精神，谓之“科学的方法”；第二是西方社会特有的精神，谓之“人的个性伸展”。
梁漱溟对自己的看法拥有足够的自信心，更为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答案也设立了极高的标准。换言之，他给出的答案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有所根据的。在他看来，用一串话来说明西方化或者举一些现象来阐述西方化都不是正确的答案，也算不上答案。真正答案的标准是要以无尽的东西为基础，然后将它们归纳成一两句话表达出来，形成一个跃然于人心中的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只算得上是初步的答案，而真正合格的答案还有额外的要求，即这一两句话一定要能使人看到“活的东西”，还要将研究对象的特点、性质都寻根翻出。
历史上，有人将西方化总结为“坚甲利刃”，也有人将西方化说成“工商之为耳”。后来面对东西文化问题，有人将两者归纳为：西方文化倾向于教人征服自然，东方文化倾向于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然而，梁漱溟认为这些看法都太过于简单。自由与民主显然并不包含在征服自然之中，但它们都是西方社会的特色；若只着眼于西方社会物质上的灿烂，而不注重其社会生活方面的文明，又会落入“坚甲利刃”的片面看法之中。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有高明人士认为救国之法唯有实行科学和民主。梁漱溟对此大为赞赏，并认为这个答案要比“征服自然”精彩得多。但同时，他也指出这个答案仍有两点不称心之处：一是这个答案只表达出要在学术上坚持科学的态度，却没有涉及征服自然的精神；二是这个答案未说明科学与民主彼此有无相属关系，且没有考虑清楚两者是否可以合为一种精神。
此外，梁漱溟还认为人们之所以能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优点在于科学与民主，是因为知识阶级反复提及它们，但是人们并没有进一步发问西方文化是如何得到这两个优点的，也没有发问我们为何不能产出这两种东西。由此可见，梁漱溟是用活的眼光来看问题、看文化的。在他眼中，文化是活的，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发展方向，文化持有怎样的态度就决定了它会呈现怎样的色彩。正是由于东西文化所持的态度不同，所以它们才会呈现不同的色彩。人们不能认为文化都走在同一条路上，也不能认为它们的差别只在于发展得快慢，因为文化的发展路径各异，色彩不同，它们的差别在所持态度上，而不是进化程度上。
在这样理解的基础上，梁漱溟构建出了自己的文化观。他认为将人类文化普遍划为同一水平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频繁拿它们做比较更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西方、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所走的道路不同，并且毫不相涉，自然不能随意拿来比较。后来，他对哲学的看法也十分独到。在他看来，所谓哲学的道理便是偏见，哲学家看到了一些东西就想把它们变成贯穿一切的真理，这就是哲学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