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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家世源远流长，他的先祖是忽必烈的后裔，家族属于元朝宗室。梁家曾是真正的皇族。在这种家世背景下，梁漱溟继承了祖辈的气节和情怀。
在父亲的启发下，梁漱溟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稳重、积极向上的少年。与许多传统家庭的孩子不同，梁漱溟的童年是在一种自由、愉快的环境中度过的。在这种和谐的家庭氛围中，他的身心获得了健康的成长，这对他性格的养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由与爱的陪伴使得梁漱溟养成了耿直的性格。与同龄人相比，他是一个老成的少年；与同学相比，他是一个富有思考力和创造力的学生。
传统文化的熏陶铸就了梁漱溟儒家的风范和佛家的灵秀，小小年纪便立下宏伟的志向，要为救拔一切众生而努力。
1893年10月18日，时值重阳佳节，北京的天空飘着淅沥的小雨。节日里，人们的脸上并没有显现多少快乐，因为当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然而，这一天对于梁府来说却显得尤为特殊。
北京安福胡同内，随着一声啼哭响起，梁府上下一片欢腾，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梁济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儿子的出生令梁济欣喜若狂，他为儿子取名焕鼎，字寿铭。
“焕鼎”有发达、正直之意，“寿铭”则表达了父亲对儿子平安长寿的祝福。颇为戏剧性的是，梁济对儿子的美好祝福在日后竟都一一实现了。梁漱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和祝福，他通过后来的不断学习和磨炼，最终成长为中国思想界的惊世奇才，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难得一见的儒学大师。
梁氏家族是名门望族，家世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梁家先祖原本姓“也先帖木儿”，属元朝宗室，是忽必烈的后裔。元朝灭亡后，元惠宗带领皇室大部分成员逃往北方大漠，只留下了少部分皇室亲贵，其中就包括也先帖木儿一族。也先帖木儿族人当时的居住地是河南，而此地原属战国时期的大梁。明朝初期，也先帖木耳儿一族将姓氏改为汉姓，取姓为梁。清朝乾嘉年间，梁氏家族第十九代传人梁垕离开河南，举家迁往广西桂林。从此以后，广西桂林就成了梁漱溟的祖籍所在地。道光年间，梁垕的儿子梁宝书考中进士，先后做过直隶的知县、正定的知县和遵义的知州。
梁宝书的大儿子名叫梁承光，是梁漱溟的祖父。梁承光交游甚广，喜欢谈论兵事和骑马，在家中的马厩中饲养了多匹良马。梁承光原本官任内阁中书，后来又做了山西永宁知州。梁承光在山西时正值捻军势盛，当时永宁是陕晋的军事要地，他竭力筹备防御，竟因劳累过度病死他乡。
梁承光有一幼子，名济，字巨川，即梁漱溟的父亲。梁承光去世后，梁济在生母和嫡母的共同抚养下长大。当时，梁家逢此巨变，家境每况愈下，孤儿寡母只能寄人篱下，过着艰辛的生活。因此，尽管梁济出生于官宦之家，但幼年到成年的这段时间过得并不算好，其生活条件与贫民无异。虽然家道中落，但梁济仍有读书的机会，而这主要得益于他的嫡母。那个年代，女性的地位不高，很少能念书就学，但梁济的嫡母不仅识字，还善于教授。因父亲去世过早，家里的重担都压在了梁济的嫡母身上。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嫡母在家中设立了私塾，她身兼两任，既是嫡母，也是梁济的老师。在嫡母的培养下，梁济逐渐学会了识文断字，稍大一点后，才到外面去求学。
1885年，梁济考中举人，之后在京城的贵族家中担任塾师。梁济为人宽厚笃实，20岁时，有一户官宦人家见他品貌端正、才华过人，愿意将女儿许配于他，却被他拒绝了。在梁济看来，娶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做媳妇是件麻烦的事情，他自幼生活清苦，自然不愿意娶一个不能吃苦的女子度日。由于这份倔强，梁济很多年之后才得以成婚。
清末民初，梁济一直从事慈善事业，主要的工作地点是民政部门。他不仅办过慈幼堂，还在犯罪教养所任过教。在此期间，他还在清朝皇家档案馆——皇史宬工作过。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清政府腐败无能，梁济深知自己无缘去疆场为国效命，但仍像父亲一样对兵法情有独钟。梁济非常喜爱阅读古代兵书，常常手不释卷，读至深夜。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梁济与范仲淹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文人。梁济认为自己久困家中，见闻太过狭隘，因此每当有机会拜访别人，他都会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面对当时的国家情势，梁济一方面担忧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另一方面积极“上书言事”，每到关键时刻，他总能给出独到的见解，他的爱国之心和赤子之心影响了周围的许多人。
甲午战争时期，梁济上书军机大臣孙毓汶，提议阻止军队东调，但腐败的清廷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听闻军队东调事后，梁济不禁顿足捶胸，大呼：“谬矣谬矣！”
戊戌变法时，梁济积极支持变法，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旧俗锢闭，不适合在短时间内给出过多的变法措施，而应该“欲革弊政必先革弊风弊俗”。
青年时期，梁济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他愤世嫉俗又悲天悯人，却对当时腐败的政治和艰辛的民情无可奈何，于是只能通过写日记来抒发自己的心情。
梁氏家族既有书香之气，又有兵者情怀，每个人都透露着文人的骨气。这份骨气的传承不仅对梁漱溟来说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对整个中国亦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梁漱溟非常敬重自己的父亲，他的性格、品质、学识无不受其影响。
梁济一生从事过许多工作，最令他满意的是在民政部出任总办委员。《清史·忠义·梁济传》中记载：“ 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售之，费省而事集。 ”
梁济秉承古代文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非常佩服那些为国事操劳费心的人，而他最佩服的人是梁启超。他在《伏卵录》中这样写道：“吾真心倾慕梁任公，积仰数十年，以为救中国之第一人。”
梁济还是一个热心帮助朋友的人。他最好的朋友名叫彭翼仲，是当时新闻界著名的撰稿人，梁济曾多次慷慨解囊资助他办报。
梁济的性格随和，喜欢与底层人民接触。在他看来，能与小贩、车夫、挑夫等人相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梁济兴趣广泛，颇爱看京剧，还为当时的京剧院写过对联。他认为戏剧是历史与文化的载体，一些戏剧甚至能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所以愈加推崇。梁济不仅爱看戏，还喜欢写剧本，他创作的剧本包括《女子爱国》《暗室青天》《庚娘传》等，从剧本的题材可以看出他对国家的热爱之情以及对当时社会的美好期望。
清末民初，面对当时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民不聊生的社会形势，梁济的内心既矛盾又痛苦。为了唤醒众人，梁济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在自杀之前，他写了一封《敬告世人书》的遗书，并分别写了五封信，将身后之事托付给五位朋友。梁济想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唤醒世人，他的这种想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孕育了五六年之久，过程之所以如此之长，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还没有完全尽完。
梁济心中藏着离世之念，而这一念头愈加强烈，他便愈加留恋自己的家庭和子女。为此，他在生前写了《留示儿女书》，以慰自己对家庭与儿女的不舍之情。
在梁济自杀之前，他与儿子梁漱溟有过一次对话，这次交流对梁漱溟来说刻骨铭心。梁漱溟永远不会忘记与父亲最后一次对话的情景，更不会忘记父亲说的那些饱含深情的话。
那时正临近梁济的60岁生日，梁家上下正在忙着打扫房屋，希望通过庆祝生日为他排解烦恼。此时的梁济却向家人提出要去好友彭翼仲那里借住几日，等到生日那天才会回来。
1918年11月13日清晨，距离梁济生日还有3天，决心赴死的梁济来到北京城内的净业湖旁，毅然投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梁济留下的《敬告世人书》中写道：“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济想要通过自尽的方式来警醒世人。他的死是对腐败势力的抗争，是对国家与人民的示警。梁济以身殉国的行为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许多文化名人对他的死展开深入的讨论，诗人徐志摩就对此发表过看法，他认为梁济的牺牲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所做的自觉行动。
梁漱溟对父亲的死痛心疾首，他后来对此也发表过看法：“ 先父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职，捐生前夕，所遗其要语云：‘国性不存，我身何用。 ’”（引自《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认为当时国家固有风教的沦丧才是父亲毅然绝世的真正原因。梁济的死是对固有文化沦丧的抗议和无奈，他想通过自己的死来唤醒世人。
梁济的一生极为坦荡，他的一言一行对梁漱溟的影响颇深。梁漱溟之所以终生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或许与他父亲的死因有关。没有梁济就没有梁漱溟，正是梁济的思想深刻地影响到了梁漱溟，他后来才成为备受世人敬仰的儒学大师。
梁济共生有两子两女，梁漱溟的哥哥名焕奎，字璧垣，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商科毕业，最后成了一名了不起的实业家。而梁漱溟的两个妹妹则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梁漱溟幼时身材瘦小，体弱多病，不仅力气小，看上去还有些呆笨。一天清晨，梁漱溟还在床上酣睡，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喊他，他揉着惺忪的睡眼，发现是母亲在叫他起床。梁漱溟的母亲见小儿子迟迟不起，便有些责备地问：“你为什么还不起床啊？”听到母亲略有责备的问话，梁漱溟并没有一丝羞愧，还气愤地大声回道：“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那时的裤子需要用一根条带围拢系紧才能出门，每到起床时，梁漱溟就会让妹妹帮自己将条带从背后牵引过来，然后在前面打一个结。然而，梁漱溟自己却无法完成这套操作。
6岁时，梁漱溟开始读书。父亲梁济为他请来了一位姓孟的先生作为老师，最开始，孟先生为他讲的是《三字经》和《百家姓》。后来，应父亲的要求，梁漱溟开始读《地球韵言》。与当时的其他家庭不同，梁家很少强调让孩子学习“四书五经”，更多的是要求他们知晓世界时事，关心国家大局。
7岁时，梁漱溟被父亲送到中西小学堂读书，当时这所学堂是北京第一所洋学堂，无论是教学方式还是教学内容与一般传统学堂都有所不同。这所学堂不仅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还强调让学生学好英文，希望学生能扩大眼界，向西方学习。
8岁时，梁漱溟与大多数孩子一样，喜欢玩耍跳掷，然而，在与别人家的孩子一起嬉戏时，却没有他们勇健活泼。上小学期间，梁漱溟迷上了玩单杠，但在一次玩耍时却出现了意外，不慎头朝下跌倒在地，当时情况非常严重，他服了药才最终恢复清醒。自此以后，梁漱溟看到单杠便心生怯意。
9岁时，对梁漱溟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龄，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情。这件事不仅是一次家庭教育，更体现了梁父的良苦用心。
有一次，梁漱溟拿着一串铜钱在庭院里嬉戏，结果在玩耍的过程中将铜钱弄丢了。见心爱的玩具不见了，梁漱溟十分伤心，几经寻找都未能寻得。第二天清晨，梁济开始打扫庭院，扫至一棵桃树旁时，他发现有一串铜钱挂在桃树枝上。梁济心知铜钱是儿子丢失的，但他并没有将铜钱取下来还给儿子，也没有责备儿子，而是任由铜钱挂在原处，然后写了一张字条交给儿子：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询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梁漱溟看到父亲给的字条，立刻跑到桃树下，果然发现铜钱正悬挂在树枝上。梁漱溟找到铜钱后，不仅承认了自己的糊涂，还对自己之前的行为感到非常羞愧。
梁济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慈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平等观念和民主精神的家长。梁漱溟的童年是幸福的，因为他能在父亲营造的祥和而自由的氛围中快乐成长。与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不同，梁济很少责骂孩子，从不对子女疾言厉色，更多的时候，他会通过暗示来对孩子进行启发性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下，梁漱溟从小养成了自觉精神和善于动脑的习惯。
读书时，梁漱溟常常在操场边缘伫立。梁漱溟很少参加班级活动，喜欢独处和静思，看起来神情严肃，但在关键时刻总能为同学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由于他少年老成，同学们却经常嘲笑他，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作“小老哥”。
梁济做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同时他还是一个充满豪侠气的人，唯一的不足之处在于，他的思想不够超脱。梁漱溟的思想和品行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尚侠、认真、不超脱这三方面。
尽管父亲的思想不够超脱，但梁漱溟的家庭环境却是十分开放的。因此，梁漱溟在家中不必担心因做错事、说错话而挨打挨骂。梁家儿女接受的是开明式教育，不用遵循条条框框，就连最基本的礼法都不用注意，如误坐了长辈的座位，没人会惩罚他们。梁漱溟在家里有很大的自主权，不仅包括行为自由，还包括思想言论自由。对梁漱溟的成长来说，思想言论自由是最有意义一种自由。
在成长的过程中，梁漱溟读书的题材和内容都不受限制，父亲并没有规定他必须读什么书，或不能读什么书。因此，梁漱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读书的，如果一本书无法引起他的兴趣和注意，他是不会去读的。而一旦梁漱溟找到了自己爱读的书，他就会关起门来认认真真地去读，遇到不懂的，便会尝试自己揣摩、会意。
梁漱溟在10岁左右接受的家庭教育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听父亲讲戏。梁济会将那些有趣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戏文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讲述给子女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寓教于乐，这种方式可以极大地调动孩子们的兴趣，使他们在快乐之余懂得许多有用的道理。第二是与家人一起外出购买日用品或处理一些零碎事务。在购买日用品时，梁漱溟可以学到处理事务的要诀，还能从中慢慢懂得人情世故。第三是与卫生、健康相关的提醒和叮嘱。父母经常会对梁漱溟进行卫生和健康的叮嘱，这些提醒和叮嘱具体涉及的内容有很多，比如出汗时不能脱衣服，等到汗止、气定之后才能脱去衣服；不能在窗口、过道和门口等处久坐；不要喝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多吃过于油腻的食物；不要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看书等。
梁漱溟在幼年和儿童时期读了许多书，书读得多了，便养成了读书看报的好习惯。梁漱溟从小学开始便懂得自学，而他之所以能如此自觉，是因为受到了父亲的影响。按照梁漱溟的话来说，父亲梁济对他的教育是宽放的。梁漱溟在14岁以后对人对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见解，他不仅敢于发表言论，还乐于践行自己的言辞。如果父亲认为他做得对、做得好，就会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方式鼓励他继续做下去；如果父亲不同意他的做法，绝不会干涉于他，而是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知晓自己不同意。梁漱溟年纪更大一点后，也会对一些关系较大的事发表见解，此时即使父亲不同意他的见解，仍然不会干涉于他，而是任由他去。正是这种足够的自由才成就了梁漱溟的自学。
对梁漱溟来说，除了父亲，还有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人便是父亲的朋友彭翼仲。彭翼仲是《京话日报》的主编，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报人。梁漱溟的自学主要得益于杂志、报纸，而彭翼仲是新文化的开荒者，他所创办的各种报纸，比如《京话日报》《启蒙画报》《中华报》等完全相当于梁漱溟的优质课外读物。梁漱溟从10岁开始阅读《启蒙画报》《京话日报》等报刊，他对这些报刊爱不释手，阅读起来几乎成瘾，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已经算是自学。但梁漱溟认为，自己真正的自学是从他的向上心开始的。《梁漱溟全集》中记载了他对自学的看法，他认为：“所谓自学应当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另外，梁漱溟又在《我的自传》中对自学的根本进行了完美的诠释：自学就是“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拥有“一片向上心”。
梁济和彭翼仲的人格感召，使得梁漱溟幼小的心灵萌发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让他鄙视那些只为谋求衣食和利禄的世俗人的生活。与此同时，在维新运动营造的氛围中，梁漱溟逐渐建立起跨越世俗的见识主张，他意识到世俗之人尽管不一定是坏人，但缺乏见识主张便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必须拥有“一片向上心”。由此可见，拥有“一片向上心”才是自学的真正开端。
1906年，梁漱溟正值14岁，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这年夏天，梁漱溟顺利考入了顺天中学堂。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的学习时间较长，大约在此度过了五年半的时光。在中学阶段，他的成绩非常好，一直保持在班级前三名左右。他不仅重视自学，还善于自学，尤为关心时事，对政治颇有见解。
在此期间，梁漱溟最爱的课外读物是报纸，特别喜欢阅读北京和上海出版的刊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北京日报》《顺天日报》《帝国日报》《申报》《新闻报》等。另外，梁漱溟十分敬佩梁启超先生，所以也经常会看他主编的刊物，包括《新民丛报》《国风报》等。通过阅读这些刊物，梁漱溟既可以了解国家大事，又可以了解国际形势，这种积累使得他的知识面逐渐拓宽，而且可以随时对社会问题展开讨论。从这一方面来看，相比同龄人，梁漱溟要成熟稳重得多。
梁漱溟从小便对政治感兴趣，这在孩子的世界中较为罕见，所以中学时候的梁漱溟与一般的青年很不一样，这种不同主要反映在课程选择上。尽管梁漱溟后来成了国学大师，但那个时候的梁漱溟并不太喜欢国文。例如，他不喜欢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也不喜欢苏东坡的万言书，更不喜欢《庄子》《老子》一类的书。他向来不看国文讲义，也“从来没有在国文上下过工夫”；他讨厌空洞的议论，厌恶六朝的文章，对那些“富有哲学意味，玄妙极顶”的文字不以为然，认为是“故示玄妙，完全是骗人误人的东西”。后来，梁漱溟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见解比较狭隘，而这种狭隘的见解在他20岁以后便开始逐渐得到解放。
那时的梁漱溟喜欢阅读杂志、报纸，却对古代书籍置之不理，他虽不喜欢国文，但作文成绩并不差，有时甚至还能获得第一名。梁漱溟的文章从不肯落俗套，他特别喜欢写“翻案文章”，这种写法有时能出奇制胜，帮助他取得好成绩，有时却未能奏效，不得不以失败告终。例如，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国文先生认为他的文章好恶过于随性，这样往往会惹祸上身；而另一位中年先生在看了他的文章后，给出的批语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梁漱溟所在的学校可谓人才辈出，除了他本身及其班中的姚万里、廖福申、王毓芬外，年纪稍后的还有张申府、汤用彤等后来的学术界知名人士。在学习期间，梁漱溟与这三位班级同学组成了自学小组，他们相处甚好，常常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读书看报只是梁漱溟自学的方式之一，但如果单纯地“读死书”是无法造就更高的学识的。梁漱溟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除了读书看报之外，还热衷于用脑深思。通过思考，梁漱溟对人生问题产生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任何事情都需要看两点，一是先看它对人有无好处；二是看它对人好处的大小。如果一件事对自己和群体都没有好处，那么这件事便是不可行的。反之，若一件事对自己和群体都有极大的好处，那么这件事就是应该去做的天下第一等事。
除了对人生问题拥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外，梁漱溟对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主张整治改造运动，反对彻底的革命，认为走和平改造的道路于国家而言是最好的道路，此道路既能快速奏效，又能减少对国家的破坏，还能避免国际上的干扰，种种好处，不言而喻。所以，他提倡国家走和平改良的道路来应对社会问题。然而，清廷的腐败远超梁漱溟的想象，他的主张并不符合当时的国家情势。改良无法真正拯救国家，原本主张改良的立宪派人士也在逐渐看清形势后纷纷加入了革命派。
梁漱溟在少年时代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成熟，产生了独树一帜的见地，并养成了纯良的性格，而他在青年时代的表现则更加出色。对梁漱溟来说，从少年到青年的转变不仅是年龄阶段的转变，更是整个人生的巨大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非常巨大，他们都是梁漱溟的朋友，一个叫郭人麟，另一个叫甄元熙。
郭人麟比梁漱溟年长两岁，且同在一个学校读书，只是不在同一年级而已。虽然郭人麟年长一些，但他比梁漱溟晚一年入校。所以按理说，梁漱溟是郭人麟的学长。一开始，两人虽然同在一校，但从没有来往。郭人麟就读的第三年，梁漱溟与他才有了交流，二人的交流对梁漱溟的思想影响极大。梁漱溟认为自己虽然拥有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但人生思想太过浅薄。从不爱读《庄子》《老子》一类的书能够看出，少年时代的梁漱溟对伟大哲人的思想理解尚浅，甚至不愿领会。受父亲影响，梁漱溟更加看重建功立业，而轻视了做学问。他把人格修养看作成大事的手段，认为人格修养是做大事者必备的品质。
而郭人麟当时虽然非常年轻，但天资绝高，思想超脱，拥有很高的学问。他不仅阅读过《老子》《庄子》《佛典》《易经》等书，而且对其中的思想颇有心得。在其阅读过的书籍中，郭人麟最爱谭嗣同的“仁学”。梁漱溟也认为郭人麟的学问高于他，其精神思想境界更是超脱于自己。梁漱溟每次与郭人麟交流总能有所收获。有时，郭人麟会嗤笑他，这虽然会让梁漱溟怅然若失，却增进了他对自身缺点的思考；有时，郭人麟会顺着梁漱溟建功立业的心思交谈，并诱使他的理想更崇高一些，这令梁漱溟又开心又服气。因此，梁漱溟非常崇拜郭人麟，为表达自己的崇拜之情，他甚至尊称郭人麟为“郭师”。
课间或闲暇之时，梁漱溟经常去找郭人麟请教问题。在与郭人麟的交流中，梁漱溟每听到令自己受益良多的话语，就会一一记录下来，记录得多了，梁漱溟就把笔记装订成册，然后加上封面，名曰“郭师语录”。
梁漱溟认为与郭人麟的相识打破了他遇事过于狭隘的功利观点，让他对先贤的哲学思想产生了进一步的了解和尊重，更重要的是让他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升。
甄元熙比梁漱溟稍大，1910年插班到顺天中学堂，与梁漱溟是同班同学。郭人麟在国家发展问题上倾向于改革，而甄元熙也倾向于改革，且比郭人麟更加激进。梁漱溟平时很关注时事，甄元熙同样如此，所以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了朋友。但是，两人的主要社会观点存在差别，梁漱溟主张实行制度改造，而甄元熙是彻底的革命派，两人私下里就当时的社会问题展开过笔战。在与甄元熙频繁的思想交流后，梁漱溟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从主张政治改良逐渐转变为支持国家革命。
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后本有机会继续读书，但受社会形势影响，不愿升学。之后，他成为《民国报》的编辑兼外勤记者。在报社工作时，梁漱溟时常会写一些时政短评，同时还经常外出采访，期间他认识了许多人，也经历了许多事，社会经历也逐渐丰富起来。
一年多以后，由于报社改组，梁漱溟离开报社。对于在报社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梁漱溟感慨颇多。他认为新闻记者尽管只是一种职业，却具有指导社会的义务，而这并不是他一个刚入社会的青年学生所能胜任的。
工作期间，梁漱溟读书很少，但参与活动甚多。对他来说，在这一两年间，书本上的知识不见长进，却逐渐看到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由于看到了当时社会的许多黑暗面，梁漱溟有些厌恶人生，并产生了出家的想法。
梁漱溟在十七八岁就开始酝酿出家，这个念头直接暴露出来源于这样一件事：当时，梁漱溟的妹妹有一位人品极好的女同学，叫陈英年，看到哥哥已近婚配之年，梁漱溟的妹妹很想让自己的这位同学嫁给哥哥，在生活中，她曾向梁母多次提及陈英年，并夸赞其品貌极好，可以婚配哥哥。当时，梁母的身体抱恙，她自知时日无多，便拉着儿子的手说：“我听说你妹妹的同学陈英年是个品貌极好的姑娘，我已时日不多，希望你们能够订婚。”梁漱溟听罢，有些不忍地拒绝道：“我已经决定一辈子不结婚，并且很早以前就产生了出家的想法。”梁母听到儿子的话，非常气愤。为平复母亲的情绪，父亲急忙劝说道：“这孩子志不在此，怪癖颇多，不能过于勉强。”
1913年，小妹谨铭要到西安当老师，于是，梁漱溟护送妹妹去任职。在护送途中，梁漱溟开始戒荤吃素，出家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强烈。此后，梁漱溟每餐都吃得极少，人也渐渐消瘦下来，他坚持修身养性，并将“淡泊名利，宁静致远”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梁漱溟既是一个儒家，也是一个佛教徒。相比于儒家，一些学者更倾向于认定梁漱溟是一位佛家，并说他虽有儒家之面目，却有佛家之灵魂。
梁漱溟确实非常喜欢佛学，这主要归因于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是受其父的影响。梁漱溟受父亲思想的影响很大，早年与父亲一样，主张改良主义。由此也能看出，梁济是一个较为保守的人，他坚守古制，梁漱溟的祖母去世后，梁济曾为生母守孝三年。而这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梁家出现了经济危机，持续几年的入不敷出，让梁家陷入贫困。那时，梁漱溟正在读中学，受家中经济状况的影响，他一度陷入烦闷的境地。在这样的思想和心境中，梁漱溟极为想要寻求方法解脱，而他出家的念头也是从这时开始萌芽的。
另一方面，是受好友郭人麟的影响。梁漱溟在读中学时与郭人麟相识，并成为挚友。对梁漱溟来说，郭人麟是他非常崇拜和尊敬的人，而郭人麟的思想习惯和兴趣爱好自然也影响了梁漱溟。郭人麟喜欢读佛经，也喜欢看谭嗣同的“仁学”以及老子、庄子的书籍。在“郭师”的影响下，梁漱溟也开始接触佛学和老庄思想，并对人生问题展开探索。于是，在中学生涯中，梁漱溟逐渐加深了出家的思想。
梁漱溟曾对人生的苦与乐进行深入的探究。一次，他在读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时，非常欣赏文中的观点，特别是文中关于人生苦乐的论述。
但是对于人为什么会产生苦乐的问题，梁漱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找到答案。梁漱溟看了许多书籍，都没有真正解开困惑。后来，梁漱溟在佛典里找到了他想要的答案。根据梁漱溟对佛典的理解，他认为一切问题的源头是人的内在，而不是外在，但是人们总喜欢或总习惯于向外在去寻求问题的答案，这显然是错误的。通过阅读佛典，梁漱溟看清了许多问题，所以他认为佛家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宿，只有佛家才能洞悉事物的根本。
那时，梁漱溟受古印度哲学思想的影响，抛弃了入世的想法，而积极主张出世。同时，加上梁漱溟目睹了当时种种黑暗的社会现象，对事实现状尤为不满，因此他甚至两次产生过自杀的念头。虽然梁漱溟在后来并没有将这一念头付诸行动，但他出家的想法却越来越坚决。
梁漱溟在阅读和研究佛典一段时间之后，有了自己的一些领悟。他将这些领悟用文字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名为《“苦”与“乐”》的短文。这篇短文后来被收录到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中，并常被后世文人津津乐道。梁漱溟在这篇短文中对人的苦与乐进行了论述，揭示出了人产生苦与乐的真正原因。
梁漱溟认为人生是苦的，而什么叫苦呢？每一个人都有欲求，求之不得，人便会痛苦；欲求得到满足，人便高兴，也就是乐。所以，欲求得不到满足便叫苦。对此，梁漱溟进一步提出疑问：一个人的一生中究竟是满足的时间多，还是不满足的时间多呢？或者说一个人的一生究竟是快乐的时间多，还是痛苦的时间多呢？梁漱溟给出的答案是：欲求得到满足的时间少，而求之不得的时间多。也就是说，人生中快乐的时间少，而痛苦的时间多。
另外，他还认为人的苦乐不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并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例如，一个身穿锦衣华服的富人坐在汽车里，一般人可能认为这个富人是幸福的、快乐的，但这个富人可能正在为某一件无法解决的事情而发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正在街上闲逛，一般人可能认为这个穷人是痛苦的、不幸福的，但也许这个人正自得其乐呢。在梁漱溟看来，人的苦乐并不由环境决定，而是由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同时人的主观意愿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人在满足时会感到快乐，然而，不久后，人又会对别的事物产生欲望，倘若新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开始痛苦。因此，一个人可能昨天所处的环境非常好，他暂时是快乐的，但今天他对环境又有了更高的要求，而这种愿望多日得不到满足，于是他就会变得持续痛苦起来。
1913年夏天，梁漱溟与小妹谨铭从西安返回北京。返程之前，他听说西安的一座寺庙发生了一件怪事，即寺庙的《大藏经》被人偷走了。到了北京以后，梁漱溟拜访了律师黄远生，想要向他请教西安《大藏经》被人窃走的法律问题。
黄远生虽然是北京当时远近闻名的大律师，但丝毫没有架子。梁漱溟来访时，黄远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梁漱溟虚心地向黄远生请教法律问题，而黄远生则诚恳而有耐心地一一解答。期间黄远生的谦和与诚恳令梁漱溟非常感动。初次见面，梁漱溟对黄远生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
梁漱溟第二次拜访黄远生并不是想向他请教法律问题，而是想让他给自己的新书《晚周汉魏文钞》作一篇序言，并给予介绍。这一次，梁漱溟带来了两份纸稿，一是他撰写的书稿，二是他写的一篇文章《晚周汉魏文钞自序》。
黄远生认真听取了梁漱溟对自己书稿的介绍，又仔细阅读了他带来的自序。读罢，黄远生对梁漱溟的书稿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也答应了他的请求。
梁漱溟的这篇自序是针对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所作。在他看来，姚鼐的文字都是一些深奥的古文，形式艺术虽美，但不够实用。在自序中，梁漱溟指出：一个民族之所以能独立于这个世界，是因为它的文化，而文化的中心是学术。他又继续解释说：“学术所藉以存且进者厥为文字。存折叙述故典，综事之类也；进者扬榷新知，布意之类也。今举国以治古文，图耀观览而废综事布意之本务则是斫毁学术，阻逆文化，而使吾族不得竞存于世界也！”
《晚周汉魏文钞自序》的内容具有较强的哲学性和思想性，其笔调采用的不是桐城笔调，与形式美相比，更注重实用性。梁漱溟编写这部书时非常用心，其目的是满足社会需要，倡导人们从现实出发来解决问题，鼓励人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由此可见，梁漱溟具有救民救世之心，这与佛教的救苦救难相契合。
1914年的春天，梁漱溟对佛学有了更深的领悟。一次，他给舅父张蓉溪写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谈论了他对佛学问题的认识：“ 所谓年来思想者，一字括之，曰佛而已矣！所谓今后志趣者，一字括之，曰僧而已矣！ ”梁漱溟认为：“ 佛教者，以出世间法救拔一切众生者也。故主出世间法而不救众生者非佛教，或主救众生而不以出世间法者非佛教。前者声闻独觉是，后者孔、墨、耶诸家，社会诸主义是，复进而分别说明之。 ”
在梁漱溟看来，“声闻独觉”是佛教的小乘，其追求的是“自我解脱”；而“救拔一切众生”是佛教的大乘，其追求的是“救渡一切众生”。通过坚持阅读佛典和研究佛经，梁漱溟对佛学的认识越来越深，不仅如此，他还将佛学用于实践，希望能为“救拔一切众生”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1915年冬，黄远生因故去世。梁漱溟为了纪念自己的这位好友，写下了一篇《究元决疑论》。这篇文章主要论述的是佛家的道理，具体表达了佛家对宇宙、人生、苦乐的看法。梁漱溟在这篇文章中将古今中外学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批评了一番，同时极力推崇佛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还在文中指出，人间的苦乐都是由人的欲望决定的，人若没有欲望也就不会产生苦乐。另外，梁漱溟还对那些崇拜西方文化的国人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西方文化是教人向外发展，是鼓励人去追求名利和享受的。欲望越高，人生的痛苦越多，这正是为什么众生皆苦的原因。而人要想从痛苦中解脱，唯有依靠佛法，破除执迷，消除欲望。《究元决疑论》既阐述了佛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又反映了梁漱溟学佛后的思想成果。1916年6月，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后，这篇文章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强烈反响。由于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较高，同年12月，商务印书馆将其收录到《东方文库》之中，并将其作为单行本进行了出版。
继《究元决疑论》之后，梁漱溟在北京又写了一篇名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梁漱溟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救拔一切众生”，梁漱溟自费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刊印了数千册，然后一一分发给社会各界人士，以期望有心人士能够站出来拯救国家与人民。
梁漱溟以救国救民为志，以造福社会为责，他所写的这篇文章实则是一篇救国救民、造福社会的宣言书。梁漱溟希望用佛学来“自救”，同时他也“不舍众生”，更加希望能通过佛学和自身来救苦救难、拯救众生。这不仅是他在生活中的转变，也是他人生中的一次巨大飞跃，而这次飞跃也为他后来从事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