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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为自己在公开场合的情绪失控付出特别高的代价。
一位公认难打交道的女客户，方案修改了无数遍依旧不满意，合同谈判了十几个来回依旧签不下，可是，这是我最重要的客户，占业务总量的50%以上。
想起自己辛苦而无效的付出，以及签不下这个合同的惨淡影响，我委屈又无助，悲从中来怒从心起，在电话里大声对她说：你的要求特别没道理，你也特别变态，别以为甲方了不起，我不伺候了！
说完，狠狠摔掉电话，心底涌起“姑娘不受这口气”的爽气，只是，爽气片刻就被绝望覆盖，我趴在办公桌上呜呜呜哭起来。
直到同事拍拍我递纸巾，我才想起这是一间开放式的大办公室，当时，我是一个二十六岁的成年女人。
很快，我对重要客户发火的事人尽皆知，上面领导直接找我问责，一把手找我谈话，鉴于我的“不成熟”，部门准备把这个客户调整给别人。
女客户也绘声绘色把我们交锋的段子传给同行，我成了本事不大脾气不小的代表，以及行业里的一个笑话。
我的怒火既无法推进工作，也改变不了她的傲慢，还把自己扔进了坑里，平静之后，我不止一次后悔：我图什么呢？
我为此花费双倍时间扭转，结果怎样？结尾告诉你。
我的女朋友周周曾经说过两件她当着老公面发火的往事。
第一次发火，他们结婚度蜜月，在旅行地的一家酒店自助早餐时和邻桌发生争执。周周说，当时对方不讲道理极了，妈妈纵容孩子不停晃桌子大声吵闹，她和丈夫无法用餐，她制止时和对方争吵，心疼她的老公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两人联合把对方吵败了，得意地觉得“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可是，晚上结束行程回酒店的路上，意外来了。
他们被几个当地男人围住，老公被暴打，她被捂嘴控制在旁边，领头的男人说：“教训下男的，不伤筋骨，别动女的，打完收工。”
伤得不算太重，老公下巴缝了七针。
周周说，医院里她握着老公的手，针每穿一次，她的心抽一次，她脑海里迅速闪过早晨那对母子，人生地不熟，谁会下重手？一定是结了梁子。
客人的无礼，可以请服务生协助制止；旁边很多空座位，可以调整位置回避冲突，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发火？
她的怒火点燃了男人的好胜心，她成了老公的面子，把他架到胜负的高点，而争强斗狠从来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值得吗？
不知道对方是谁，底线怎样，就敢随意出招，想起来都后怕。
蜜月之后，只要老公在场，她尤其注意克制自己的脾气，克制是保护，护自己，也护别人。
第二次发火，发生在她和老公之间，早已记不起原因，只记得半夜吵起来，她忍不住发火说重话，激怒了他，他摔门开车而去。
次日早晨，她才知道，他心里烦躁分神，把油门当刹车，为了避让其他车辆撞上一棵树，好在人没有大碍。
周周苦笑，脾气是男女之间最锋利的刀片，刀刀见血，心和肉一起疼。
据说，宋美龄非常善于控制情绪。
她一直对丘吉尔不满，原因是当年英、美、苏、中是同盟国，但是“丘吉尔看不起中国，罗斯福把中国看成四强之一，丘吉尔的态度一直是不赞成的”，这让宋美龄非常恼火，一直拒绝访英。
甚至，丘吉尔到美国访问时提出想见同在美国的宋美龄，她坚决拒绝。《顾维钧回忆录》描述，有人提醒宋美龄见丘吉尔会给对方脸上增光，她立刻表示：“放心，我不会帮他这个忙。”
可是，1943年11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参加英、美、中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她和丘吉尔不可避免地会面，两人有过一段经典对话。
丘吉尔说：“委员长夫人，在你印象里，我是一个很坏的老头子吧？”宋美龄没有回答“是”或“不是”，直接把皮球踢回去：“请问首相您自己怎么看？”丘吉尔说：“我认为自己不是个坏人。”她顺势回答：“那就好。”
蒋介石特地把这段对话记在了日记里，他自己脾气暴躁，经常打骂下属，所以他特别欣赏宋美龄的外交智慧，夸她既不违反外交礼仪，也不违背自己内心。
外交和生活一样，并不靠脾气，靠的是实力。
回到开头，后来，这个客户终于成功合作。
原因当然不是我发了火，吓住了难惹的女客户 —— 搞不定的人就是搞不定，传说中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另一个意思是，“你有这闲工夫去干点别的，什么都能做成”，所以，两个合不来的人用不着在一起死磕，我礼节性放弃了对她的公关，转向她的上级和下属。
她的上级是营销政策制定人，她的下属是具体工作对接人，虽然不如她直接，但她这条路不通啊，即便绕道远了点，也要走走试试。
绕道之后，我走通了。
我获得了她领导的认可，并且和她的下属相处融洽，决策者和执行人都开了绿灯，她的红灯也不好意思一直亮着，终于，她红灯转黄最终变绿。
而我，学会了对情绪的冷处理。
怒火是虚弱的前奏，是你对这个世界毫无办法之后最无力的发泄，解决不了任何实质问题，却烧光了你的清醒和内存，烧坏了别人对你的信任。
搞不定可以绕道，虽然路远一点，同样能到终点。
绕不过去还可以放弃，未必所有事情都值得坚持，放手有时是及时止损，甚至是另一个高效的开始。
我们并不需要没有情绪逆来顺受的窝囊，但我们终究会懂得把脾气调成静音模式，不动声色地收拾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