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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臣聚敛》叙述了唐玄宗任用宇文融、杨慎矜、韦坚、王鉷（hóng）和杨钊（即杨国忠）管理国家经济事务、聚敛财富的过程，以及史官苏冕对这一现象的概括性评论。
在唐玄宗统治中期，朝廷已经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逃亡户的问题日趋严重，不少民众为了逃避向国家纳税和服劳役的义务而背井离乡，在其他地方定居而没有登记入国家的户籍册，因此未向国家交税和服役。这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开元九年（721年），宇文融首先提出全面检括所有未登记的逃亡户的建议。经过皇帝与朝廷官员的商议，朝廷颁布诏书，限令未登记的定居者在百日内向官府投案，然后重返故土，或在所居地重新登记。未自觉投案者将被集中运往边境。这一措施未被认真执行，并且遭到各级官吏、许多民众的抵制。开元十一年（723年），宇文融又拟订一个新方案，规定向官府投案的、未登记的定居者可以免税六年，上交一种特殊的“轻赋”。这使占有土地的民众能以非常有利的条件取得正式、合法的地位。为了贯彻执行这些措施，宇文融被皇帝特命为劝农使，并配备一批具有理财专才的判官，派往全国各地监督此方案的实施。最后，八十余万个未登记入国家户籍册的民户和相应数量的漏登记的土地列入了国家的簿册。这一系列举措使国家控制的户籍数大为增加，对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发挥了显著作用。玄宗对此非常高兴，对宇文融加官进爵。但宇文融的做法不断招致异议，皇帝被迫就此事专门进行廷议。宇文融的方案付诸实施后，引起许多官员的反对、造成人民的困苦，还诱使地方官多报未登记的占有土地者数字来取悦中央。
隋朝皇室的后裔杨慎矜在开元年间掌管国家一切钱帛收入，其弟杨慎名掌管国家很大一部分粮食收入。韦坚改善和整顿国家的漕运（官方督管的水运）体系，使运往京城的粮食和物资大量增加。他又建造了一条新运河，以供漕运船只通往建有新码头的长安。他曾经把全国各地输送给朝廷的财货集中用船只运送到长安城的广运潭，盛况空前，展示给唐玄宗观看，博得皇帝之欢心。王鉷善于搜刮民脂民膏，将征收的大量赋税转入玄宗的私囊，进一步助长了玄宗的奢侈生活。玄宗宠妃杨贵妃的亲戚杨钊也擅长理财、迎合皇帝的喜好，逐步控制了唐帝国的财权。
这批“奸臣”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国家的需求，解决了一些紧迫的经济问题，对充实国库、“开天盛世”（唐玄宗统治时期共用了三个年号：先天、开元、天宝。其中开元和天宝年间是唐朝最鼎盛的时代，又称“开天盛世”）的出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鉴纪事本末》出于道德标准而无情地指责这批理财大臣为“奸臣”。诚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品德高尚的完人，而且正是他们促使唐玄宗逐渐放弃了执政早期的俭朴与克制。但是这批大臣都是财政专家。苏冕的评论既带有道德色彩，又站在原有官僚体制受益者的立场，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也失之偏颇。宇文融等财政大臣突破现有行政体制，对原有官僚机构形成威胁，实际上也意味着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以及利益关系的重新洗牌。推行这些政策的官员成了主要受益者，他们为国家聚敛财富的同时，也为自己搜刮来不少财货。他们在实施过程中，摆脱原有的官僚机器，采用非常规制度规定的方法，扩大了自己的权势。原有行政体制下的官员作为既得利益者，肯定会强烈反对宇文融等财政大臣。在执行这批财政大臣所制定的政策过程中，存在骚扰百姓和侵犯民众权益的现象也是事实。
作为帝王，唐玄宗需要利用这批“奸臣”作为工具，助他敛财，解决实际问题。等他们得罪的人多了，再借他人之手像清理垃圾一样将他们除掉，以显示自己的英明。
唐玄宗开元九年春正月，监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户口逃移，巧伪甚众，请加检括
[1]
。融，
之玄孙也，源乾曜素爱其才，赞成之
[2]
。二月乙酉，敕有司议招集流移按诘巧伪之法以闻
[3]
。
[1] 宇文融（？—约730年）： 唐玄宗朝大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玄宗开元初，为监察御史。时豪强兼并土地，百姓流离。他于开元九年（721年）向皇帝献策检括逃亡、迁徙之户的百姓，置劝农判官，并摄御史，分按州县。累升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兼劝农使，掌握监察、财政大权。宇文融是门荫出身（即靠家庭背景做官），以行政能力见长，与重视文学和以文学见长的张说（yuè）等不是一路人。张说向来厌恶他，又担心他权重，多次反驳他的意见。后来，张说被他构陷，被罢去知政事之职。开元十七年（729年），宇文融拜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担任宰相之职，以善于理财而大得玄宗的宠信。他开始广泛设置诸多使职（因事临时设置的差遣），大力聚敛财富。他采取的措施解决了国家紧迫的经济问题，但造成原有官员的职权逐渐被使职侵夺，百姓怨声载道。他为人疏躁，好自矜伐，被人弹劾结党营私，担任宰相才百日即被罢职。不久，因为贪污受贿，被流放岩州（唐朝有两个岩州，一为松州都督府所辖岩州，今四川松潘县西；另一为岭南道地区的岩州，约在今广西玉林市、贵港市和横县间），死在途中。 检括： 即括户，又称括客，通过检查户口，将隐漏不报和逃亡人口搜刮出来，遣送还乡或就地入籍。唐前期的赋税以人丁为征发对象，因此国家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控制，严禁百姓逃亡。宇文融主持的检括户口运动是唐朝最大的一次括户。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至开元十二年（724年）。开元初年，由于土地兼并发展，农民的土地日益减少，无力负担赋税徭役，被迫背井离乡，成为“逃户”。他们有的逃入山林或到他乡开垦土地耕种。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扩大徭役、兵役的来源，开元九年，宇文融建议搜括逃户。他具体执行这项政策，成效很大，括得逃户八十余万人和相应的田亩。
[2]
：
音bì。
玄孙：
曾孙的儿子，自身以下的第五代。
源乾曜（yào）（？—731年）：
唐玄宗朝宰相。相州临漳（今河北临漳西南）人，进士出身。唐中宗神龙年间，以殿中侍御史监察江东。唐睿宗景云年间，迁谏议大夫，又离开朝廷担任梁州（治今陕西汉中东）都督。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任黄门侍郎（门下省副官，正四品上）、同平章事，即被任命为宰相，才一个月即被罢免。开元八年（720年），复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再次担任宰相，不久升为侍中（门下省长官，正三品）。当时权势之家多在京城任官，其子弟也不到外地任官。而源乾曜有三个儿子为京官，他主动让其中两个儿子到外地做官。由此，京官的子弟有百余人到外地任职。源乾曜为宰相十年，与张嘉贞、张说（yuè）等同时处理政事，不与争权。他只领取俸禄保全自身，唯诺署名而已，对朝政无所参议。后迁太子少傅，正二品，官品很高，无实权，卒年七十余。
[3] 诘（jié）： 追问、责问。
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春正月，监察御史宇文融对皇帝说：现在国家管辖的有户籍的民众逃亡、迁徙甚多，伪滥的户籍也很多，我请求检查全国的户口。宇文融是宇文
的玄孙，源乾曜向来欣赏他的才华，于是赞成他的意见。二月乙酉（初八日），皇帝下敕书召集有关部门商议招集流亡、迁徙之民众，重新整理户口，清除伪滥户籍之事。
丁亥，制：“州县逃亡户口听百日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归故乡，各从所欲 [1] 。过期不首，即加检括，谪徙边州 [2] 。公私敢容庇者扺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户口及籍外田，所获巧伪甚众，迁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 [3] 。融奏置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 [4] 。其新附客户，免六年赋调 [5] 。使者竞为刻急，州县承风劳扰，百姓苦之。阳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状 [6] 。上方任融，贬憬盈川尉 [7] 。州县希旨，务于获多，虚张其数，或以实户为客，凡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 [8] 。
[1] 州县： 在唐前期，地方行政机构实行州、县两级制。州的长官称刺史，县的长官称县令或县长。 牒： 唐代官府的下级部门向上级部门传递的上行公文书的一种。
[2] 谪（zhé）： 被罚流放或贬职。
[3] 逃移户口： 简称“逃户”，即“客户”，指寄居的外来人户。在唐朝，有些民众为逃避官府摊派的徭役，逃亡、迁移到外地，寄居地的官府收其名，谓之“客户”。开始只登记姓名而不责其纳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宇文融进行检括户口运动，之后，相当一部分客户被计入国家的正式户籍。 籍外田： 指客户所有的、没正式登记入户籍的田产。
[4] 劝农判官： 唐朝使职，临时性差遣。具体负责巡察州县，检括逃户，稽查田亩，与地方官吏、民众议定赋税和劳役。 摄： 代理、兼管本部门的事务。“摄”的职任多系特命，运用灵活。任职者的官品与所委事任之间多有差距，所“摄”的事务都不是其本来的官位之职责，即“越局”、“出位”掌他职，属临时差遣官。
[5] 客户： 参见前“逃移户口”条注。 赋调： 泛指赋税和作为赋税的丝织品。
[6] 阳翟（dí）： 县名。即阳翟县，隶属于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及附近地区），相当于今河南禹县。唐朝的县根据地位轻重、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多寡等条件分为赤县、畿县、望县、紧县、上县、中县、中下县、下县八等。阳翟县位于东都洛阳地区，属于畿县。 尉： 指县尉，官名。唐代设置县尉，为县的长官县令之副手，掌管赋税征收、户籍、司法等事。唐代的县尉因县之等级不同而品级有差异，自从八品下至从九品下不等。每个县的县尉少则一人，多至六人。 疏： 古代臣子对皇帝陈述意见或说明事情所书写的一种文体。
[7] 盈川： 县名。即盈川县，隶属于衢（qú）州，相当于今浙江衢州东北衢江北岸盈川。盈川县的等级不如阳翟县。
[8] 希旨： 迎合旨意。 务： 致力、从事。 实户： 这里指原本属于当地的户口，本来就向国家纳税。这类户籍按规定本不在检括之列。 客： 指客户。
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二月丁亥（初十日），皇帝下制称：“州县所在地的逃亡百姓听凭一百天内向官府自首。或者在现居住地入籍，或者向官府写牒，要求回故乡，百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过了一百日的期限不自首的百姓，即由官府加以检括，罚流放边疆地区。公共衙门或私人胆敢包容、包庇逃户的，也要受到同样的罪罚。”唐玄宗让宇文融担任使职，负责检括逃亡或迁徙至别处的客户的户口及其田地。宇文融查出投机取巧、伪滥的户籍甚多，因功升为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他上奏皇帝，请设置劝农判官十人，这十人都暂时代理御史，分别派往全国各地去监督括户方案的实施。这次新编入国家户籍的客户，免除六年的赋税。在执行过程中，使者办事竞相苛刻、急躁，州县的官吏也迎合这一风潮，骚扰民众，百姓感到痛苦。阳翟县的县尉皇甫憬向皇帝上疏，说明了这些情况。当时唐玄宗正信任宇文融，于是贬皇甫憬为盈川尉。州县的官吏迎合皇帝的意思，也纷纷致力于多检括出户口、土地之事。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官虚报户籍、土地的数字，或者将当地的土著户籍报为客户户籍。通过这次检括户口的运动，国家一共新得户口八十多万（即将八十多万客户户籍转变为国家控制的正式户籍），其田产也登记入国家的账簿。
十一年秋八月，敕：“前令检括逃人，虑成烦扰，令所在州县安集，遂其生业。” [1]
[1] 遂： 成就，顺利地做到。 生业： 职业、产业。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秋八月，玄宗下敕称：“以前命令检括逃离故土之人，担心导致烦扰民众。现在命令逃离故土之人都在他们现在居住的州县安置，使他们顺利地从事自己的职业。”
十二年夏六月壬辰，制听逃户自首，辟所在闲田，随宜收税，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 [1] 。仍以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为劝农使，巡行州县，与吏民议定赋役 [2] 。
[1] 逃户： 参见前“逃移户口”条注。 宜： 应该、应当。 差（chāi）科： 差派徭役。 征役： 征发徭役。 租庸： 唐代前期的赋税制度，由县尉负责征收。租，按人丁征收的赋税。庸，以交纳绢（一种薄而坚韧的丝织物）、布代替力役。租庸制以人丁（“丁”指主要承担赋税和劳役的适龄男子）为本，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人丁缴纳同等数量的绢粟。这是建立在唐初自耕农大量存在，并且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的基础上的一种赋税制度。唐高宗、武则天以后，直到唐玄宗统治期间，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农民逐步失去土地，按人丁征收赋税的租庸制度逐步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 蠲（juān）： 除去、免除。
[2] 劝农使： 唐朝使职名，临时性差遣。唐玄宗开元年间设置，掌管巡行地方州县，稽查田亩，与当地官吏、民众共同商议，确定赋税和徭役。其下置若干劝农判官，具体负责分按州县。
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夏六月壬辰（初五日），皇帝下制书，听凭逃户自首，开辟其现居地的空闲土地，根据情况应当收税。不得向这些民众差派徭役、征发差役，免除一切赋税和纳绢代役之事。唐玄宗仍然以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为劝农使，负责巡察全国各地州县，与当地官吏、民众共同商议，确定赋税和徭役。
秋八月己亥，以宇文融为御史中丞，乘驿周流天下
[1]
。事无大小，诸州先牒上劝农使，后申中书，省司亦待融指
，然后处决
[2]
。时上将大攘四夷，急于用度，州县畏融，多张虚数，凡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
[3]
。岁终，増缗钱数百万，悉进入宫，由是有宠
[4]
。议者多言烦扰，不利百姓，上令集百僚于尚书省议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势，皆不敢立异。惟户部侍郎杨玚独抗议，以为：“括客免税，不利居人。征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
[5]
未几，玚出为华州刺史。
[1] 乘驿： 乘坐各驿站所备之马或驴。唐朝在各交通要道设有驿站，驿站设有驿马、传马、驴，以供传递公文或官员乘骑之用。
[2]
中书：
即中书省。
省司：
唐朝中枢权力机构各省的有关官署。
（huī）：
通“挥”，挥动，指挥。
[3] 攘（rǎng）： 排斥。
[4] 缗（mín）钱： 用绳（缗）穿连成串的钱，即贯钱。一缗钱即一贯钱，或称一吊钱，相当于一千文铜钱。
[5] 玚： 音yáng。
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秋八月己亥（十二日），唐玄宗任命宇文融为御史中丞，他乘坐各驿站所备之马或驴到全国各地巡察。事情不分大小，各州均先写牒，呈报给劝农使宇文融，然后再申报给中书省。中央的各相关部门也等待宇文融指挥发话，然后处理政事。当时皇帝正准备向周边诸族用兵，急需用钱。州县的官吏惧怕宇文融，多数都虚报数目，说一共括得客户八十多万及相应的田数。到这一年年终，国家财政增收几百万贯钱。这笔钱全部由宇文融进献到皇宫中，于是他得到玄宗的宠幸。很多大臣议论此事，都说宇文融的做法引起很多麻烦，对百姓不利。对此，玄宗命令百官到尚书省商议此事。朝廷要员以下都畏惧宇文融的权势和威风，又看他正得皇帝的宠幸，都不敢对他所行之事表达异议。只有户部侍郎杨玚提出抗议，他认为：“对检括出来的客户免除税收，其实不利于当地的土著居民。征收客户所有的土地的税，会使百姓感到困难，负担重。对国家来讲，宇文融的措施是得不偿失。”不久，杨玚被赶出京城长安，贬为华州刺史。
十三年。以宇文融兼户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户税钱均充常平仓本钱 [1] 。
[1] 常平仓： 唐朝官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所设置的粮仓，又称“义仓”。粮食价低时购入储存，价高时将仓内储存的粮食投入市场减价出售，名曰常平仓。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皇帝命州县并置义仓，凡是置地的每亩交纳二升入常平仓储备，用于歉收之年赈济民众或借贷给民众。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令洛、相、幽、徐、齐、并、秦、蒲诸州置常平仓。在唐高宗时，朝廷置长安、洛阳东西市常平仓，并设常平署官负责管理。在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朝廷扩大设置常平仓的地区，全国多地普遍设置常平仓。各州置常平本钱，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由官府垫支。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让宇文融兼户部侍郎。玄宗又下制书，命宇文融将括户所得的客户的赋税都充入常平仓，作为本钱。
十四年。中书令张说恶御史中丞宇文融之为人，且患其权重，融所建白，多抑之 [1] 。夏四月壬子，融及御史大夫崔隐甫、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弹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 [2] 。庚申，罢说中书令。
[1] 张说（yuè）（667—731年）： 唐睿宗、玄宗朝宰相。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字道济，又字说之。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张说参加皇帝临时开设的科举科目——贤良方正科，被署为乙等，授太子校书郎。他参与纂修《三教珠英》，升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负责草拟皇帝的诏书。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诬陷魏元忠谋反，张说不作伪证，为元忠辩诬，引起武则天的不快，被贬为钦州（治今广西钦州东北）刺史。唐中宗李显重登皇位后，召张说为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进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兼修国史，被任命为宰相。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张说以讨伐玄宗的政敌太平公主之功，被任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仍拥有宰相之权。玄宗开元七年（719年），检校并州（今山西地区）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平军大使，慰抚九姓同罗、拔曳（yè）固（均属北部草原地区的铁勒部落）等大使，以安定北部边疆。开元九年（721年），任兵部尚书。开元十年（722年），为朔方（治今宁夏吴忠）节度使。他认为时无强敌，请罢缘边二十余万兵还农。又建策废除府兵制度（府兵平时务农，农闲时练兵。府兵的主要任务是轮流到京城宿卫和供国家征发、调拨。如有战争，由朝廷临时任命将领统率出征），另外招募壮士以扩充宿卫，后称“彍（kuò）骑”。开元十三年（725年），为右丞相兼中书令，集贤院（国家典藏图籍、撰修著作的机构）学士，知院事，仍有宰相之权。后因反对宇文融的括户措施，被皇帝诏令退休，罢去中书令之职。开元十八年（730年），复任尚书左丞相，仍无宰相之权。他文冠一时，也能作诗，当时朝廷重要文书、皇帝所下制敕多出其手。他与许国公苏颋（tǐng）并称“燕许大手笔”。著有《张燕公集》（又称《张说之文集》）二十五卷。 建白： 陈述意见。
[2] 御史大夫： 参见前“御史中丞”条注。 崔隐甫（？—739年）： 唐玄宗朝大臣。贝州武城（今河北清河东北）人。唐玄宗开元初为洛阳令，正直、强硬，无所回避。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自华州（治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刺史转太原（今山西太原）尹，实际管理唐朝北都太原的一切事务，官吏和民众刻碑歌颂他的政绩，又转河南（今河南洛阳）尹，实际管理唐朝陪都洛阳的一切事务。开元十四年（726年），升至御史大夫。他受皇帝之命召集官员考核，一日便完成，大家均称赞他称职。他一直厌恶宰相张说，与宇文融、李林甫共同弹劾张说，使张说被免除宰相之职。但是，玄宗讨厌崔隐甫等人结成党派，又免去崔隐甫之职。一年多后，又复任他为御史大夫，迁刑部尚书，兼河南尹。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为东都留守，封清河郡公。 占（zhān）星： 观测天象、星象变化以预测吉凶。在古代社会，占星术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天象、星象的变化往往与天命、人事相连。因此，占星也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唐朝皇帝对占星非常敏感，朝廷对占星术控制很严，严禁官僚或普通百姓私自占星。 徇（xùn）： 顺从、曲从。 僭（jiàn）： 超越本分，古代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礼仪、器物。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中书令张说厌恶御史中丞宇文融的为人，而且担心他权力过大，因此，凡是宇文融所陈述的意见，多数被张说压下。夏四月壬子（初四日），宇文融和御史大夫崔隐甫、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同弹劾张说“引术士行占星之术，为自己的私利僭越礼制、生活奢侈，还收受别人的贿赂”。四月庚申（十二日），玄宗罢去张说的中书令之职。
十五年春正月，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张说复用，数奏毁之，各为朋党 [1] 。上恶之，二月乙巳，制说致仕，隐甫免官侍母，融出为魏州刺史 [2] 。
[1] 右丞相： 指尚书省右丞相，即唐初以来尚书省的右仆射（yè），从二品。唐初因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正二品）职权崇重，一直无人实际担任此职。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曾任尚书令。他即位之后，尚书令更为缺置，其副官左、右仆射遂成为尚书省内实际长官，并直接参与军国事务，出席宰相会议。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尚书省仆射已经演变为纯粹的尚书省行政长官，其宰相之职权已遭侵夺。张说担任尚书省右丞相，官品很高，其实并无实权，被排斥于政治决策核心之外。 朋党： 指官员互相之间结成的小集团。历代皇帝都很忌讳朋党。这里指唐玄宗朝文学之臣（即擅长文章、学术的大臣）与吏干之臣（即精于行政事务的大臣）的矛盾冲突。张说等是文学之臣的代表，宇文融等是吏干之臣的代表。这两派大臣之间的纠葛牵涉到个人恩怨、社会风气、选官制度等诸多问题。参见 《李林甫专政》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2] 致仕： 官员告老辞官。在唐代，凡是掌管实际事务的职事官年七十即应当致仕。如果精力未衰竭，仍然可以听政、管事。张说此时未年满七十，被皇帝下令提前退休，也是一种处罚。 魏州： 州名。治贵乡（今河北大名东北），唐辖今河北大名、魏县、馆陶，山东冠县、莘县，河南范县、清丰、南乐等县地。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春正月，御史大夫崔隐甫、御史中丞宇文融担心右丞相张说被皇帝再次任命为宰相，屡次在玄宗面前诋毁他。崔隐甫和宇文融形成朋党，张说等人也形成朋党，引起玄宗的厌恶。二月乙巳（初二日），玄宗下制书，勒令张说告老辞官，免去崔隐甫的官职，让其在家侍奉老母，将宇文融赶出京城，贬为魏州刺史。
乙卯，制：“诸州逃户，先经劝农使括定按比后复有逃来者，随到准白丁例输当年租庸，有征役者免差。” [1]
[1] 按比： 核查赋税，检阅户口。 白丁： 对没有功名的平民的称谓。“丁”指承担赋役的适龄男子。按唐朝制度，男子满二十一岁为“丁”，是国家赋税、力役、兵役的主要承担者。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二月乙卯（十二日），皇帝下制书，称：“各州的逃户，先经过劝农使括定，按验户口、纳入国家户籍后，再有逃到当地的人，立即按照当地成年男子的标准向国家缴纳人丁税或纳绢代役，如果负担国家征发的徭役，则免除差派。”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为户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抚使 [1] 。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检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 [2] 。融请用《禹贡》九河故道开稻田，并回易陆运钱，官收其利 [3] 。兴役不息，事多不就。
[1] 河北道： 唐太宗贞观十道和唐玄宗开元十五道之一。根据自然山川形势，唐太宗李世民将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称为十道。在此基础上，唐玄宗又再细分为十五道。河北道于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置，因在黄河以北而得名。辖境东至海洋，南迫于黄河，西距太行山、恒山，北通渝关、蓟门，相当于今北京、天津全部，河北和辽宁两省的大部，南至河南、山东两省的隋唐时黄河故道以北各地。 宣抚使： 临时性差遣的使职。负责辖境内的宣抚、监察之事。
[2] 检校： 代理，即尚未实际授任，该官已经掌管其职事。 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 临时性差遣的使职。具体负责汴州地区的黄河、诸运河的水利工程，疏浚黄河南北的河道、沟渠，整修堤坝。
[3] 《禹贡》： 以治水传说写成的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是《尚书》中的一篇，学术价值很高。作者不详，著作时代无定论，近代学者多认为约成书于战国时代。此书用自然分区的方法记述当时中国的地理情况，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假托为大禹治水后全国的行政区划、政区制度。对黄河流域的山岭、土壤、河流、物产、供赋、交通等记述较详，对长江、淮河等流域的记载则相对粗略。后世研究校释《禹贡》的书很多，著名的有宋程大昌《禹贡论》及《禹贡山川地理图》、傅寅《禹贡说断》等，清胡渭《禹贡锥指》更是一部具有总结性的著作。 九河： 《禹贡》记载当时黄河流至河北平原中部后，又北插为“九河”。《尔雅·释水》说是徒骇、太史、马颊（jiá）、覆黼（《禹贡》“九河既道”注引《尔雅》作覆釜）、胡苏、简、絜、钩盘、鬲（gé）津九条河。历来释九河者甚多，然诸说不一。九河的故迹，汉朝以后已经不能确指。近人多主张九河不一定是九条河，而是黄河下游诸多岔流的总称。 陆运钱： 陆运即用陆路转运粮食、赋税的一种运输方式。陆运耗费的人力、物力大于水运。因此，唐朝向长安运送东南地区的财赋还是以水运（即漕运）为主，充分利用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以及钱塘江、淮河、黄河、渭河水系。但在水运不通处或危险处仍用陆运。如在漕运过程中，洛阳至关中的一段须经过三门峡天险，河中岩石屹立，水流湍急，船只到这里十有九翻，于是唐前期曾把这段改用车或骆驼陆运。陆路转运粮食需要开辟道路、雇用人力等费用，即是“陆用钱”，或“陆运钱”。
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春正月甲寅（十七日），玄宗以魏州刺史宇文融为户部侍郎，仍兼魏州刺史，充任河北道宣抚使。正月丙寅（二十九日），以魏州刺史宇文融临时管汴州刺史之事，充任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宇文融请求按照《禹贡》的记载，利用远古时代九河的河道，在此地开凿九条河，有水灌溉就可以在周边开辟稻田，并用这项工程所收之利支付国家向关中地区陆运粮食之钱。因为这项工程，国家不断向百姓征发劳役，很多事情其实也没有做成。
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应对辩给，以治财赋得幸于上，始广置诸使，竞为聚敛，由是百官浸失其职，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 [1] 。为人疏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谓人曰：“使吾居此数月，则海内无事矣。” [2] 信安王祎以军功有宠于上，融疾之 [3] 。祎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弹之，泄于所亲。祎闻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贬汝州刺史，凡为相百日而罢。是后言财利以取贵仕者，皆祖于融。
[1] 广置诸使： 这里指宇文融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解决实际问题而广泛设置诸多临时性的使职、差遣，事情结束则废除。使职、差遣的兴起使许多原有官僚体制内的官员逐渐丧失了其本来的职事。这批官员所带的职事官衔也逐渐仅仅标志其官品、身份、地位和俸禄，与实际政事无关。
[2] 矜伐： 居功自夸。
[3] 信安王祎（yī）： 即李祎（？—743年），唐宗室。年少时封嗣江王。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改封信安郡王。历任德州（治今山东平原）、蔡州（治今河南汝南）、衢州（治今浙江衢州）、蜀州（治今四川崇州）、濮（pú）州（治今山东甄城北旧城集）刺史，为政清严，官吏、民众都畏服于他。开元十七年（729年）以朔方节度使率军攻打吐蕃，收复石堡城（今青海湟源西南）。开元二十年（732年），打败东北的契丹和奚。因军功升为关内道（长安及附近地区）度支、营田等使，兼采访处置使，握有京城附近地区的经济、监察大权。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升兵部尚书。唐玄宗天宝初年，因年老而辞官、退休。卒年八十余岁。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宇文融的性格精明、敏捷，善于应对、辩论，以善于理财、为国家聚集财富而得到皇帝的宠幸。他开始广泛设置诸多临时性的使职，这些带使职的官员又竞相搜刮财富。于是，原有官僚体制内的官员逐渐丧失其本来的职掌，而皇帝（因为朝廷财富的增加）日益追求奢侈的生活，百姓都埋怨宇文融的做法，深受其苦。宇文融为人粗疏、急躁、话多，喜欢居功自夸。他居宰相之位时，曾对人说：“如果让我居宰相之位几个月，那么四海之内就没有事了。”信安王李祎因为立下军功而得到皇帝的宠幸，宇文融因此而憎恨他。李祎到朝廷之际，宇文融指使御史李寅弹劾李祎，这事被泄漏给与李祎关系亲近的人。李祎知道了此事，抢先把它告诉了玄宗。第二天，李寅果然上奏弹劾李祎。玄宗感到愤怒。九月壬子（二十五日），宇文融因为这项罪状被贬为汝州刺史，他当宰相一共才一百天就被罢官。从此以后，凡是通过谈聚敛财富、善于理财而获取显官之位的，全是从宇文融那里学来的。
冬十月，宇文融既得罪，国用不足，上复思之，谓裴光庭等曰：“卿等皆言融之恶，朕既黜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惧，不能对 [1] 。会有飞状告融赃贿事，又贬平乐尉 [2] 。至岭外岁余，司农少卿蒋岑奏融在汴州隐没官钱巨万计，制穷治其事，融坐流岩州，道卒 [3] 。
[1] 裴光庭（676—733年）： 唐玄宗朝大臣。绛州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出自名门河东裴氏家族，字连城，是唐高宗朝名将裴行俭的儿子。武则天时，累授太常丞。唐玄宗开元初年，升为兵部郎中。开元十七年（729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即任宰相之职。不久，进为侍中，兼吏部尚书。他曾经主持选拔官吏之事，主张不论才智，根据资历用人，称“循资格”。这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但不利于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循资格”所体现的精神实质对唐朝乃至后世的选官制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2] 平乐： 县名。即平乐县，昭州的治所，相当于今广西平乐西平乐溪北岸。
[3] 岭外： 地区名，即岭南。 司农少卿： 司农寺（唐中央机构九卿之一）的副官。司农寺设司农寺卿一人，从三品；司农寺少卿二人，从四品上。司农寺卿和少卿负责国家仓库、林苑、市场及薪炭供应等事务。 岩州： 州名。治安乐（后改为常乐，具体位置待考），辖常乐、思封县，约在今广西玉林、贵港和横县间。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冬十月，宇文融既然已经得罪了皇帝，国家的财富储备不够支出，玄宗又开始念及宇文融的好处。于是，他对裴光庭等人说：“你们都说宇文融的坏事，我已经把他贬官了。可是现在国家储备的财富不够开支，你们打算怎么办呢？你们这些人怎么辅佐我呢？”裴光庭等人感到害怕，不敢回答皇帝的质问。恰逢有人火速写状子告发宇文融贪赃、收受贿赂之事，于是玄宗又贬宇文融为平乐县县尉。宇文融到五岭之外任官一年多，司农少卿蒋岑上奏，称宇文融在汴州任官时，私自隐藏官府之钱上万。皇帝下制书，要求彻底查清此事，治宇文融的罪。宇文融因此罪被流放到岩州。在去岩州的途中，宇文融死了。
二十一年。太府卿杨崇礼，政道之子也，在太府二十余年，前后为太府者莫能及 [1] 。时承平日久，财货山积，尝经杨卿者无不精美。每岁钩（校）［驳］省便，出钱数百万缗。是岁，以户部尚书致仕，年九十余矣。上问宰相：“崇礼诸子谁能继其父者？”对曰：“崇礼三子慎余、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为优。”上乃擢慎矜自汝阳令为监察御史，知太府出纳，慎名摄监察御史，知含嘉仓出给，亦皆称职 [2] 。上甚悦之。慎矜奏诸州所输布帛有渍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征折估钱，转市轻货，征调始繁矣 [3] 。
[1] 太府卿： 太府寺（唐中央机构九卿之一）的长官。太府寺设太府寺卿一人，从三品；太府寺少卿二人，从四品上。负责皇室贡赋、财货的收藏，供应皇室消费及国家财政支出、市场交易。
[2] 汝阳： 县名。即汝阳县，蔡州的治所，相当于今河南汝南。 知太府出纳： 知，以他官暂时主持某一官署事务，属临时差遣官。知太府出纳即暂时担任太府的出纳。 含嘉仓： 唐东都洛阳的粮仓。位于今河南洛阳隋唐洛阳大城内皇城外的东北方。原为含嘉城，修建于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7年）。唐初置为东都洛阳城的粮仓。唐前期，因为向西京长安漕运粮食、财富的过程中，有三门峡天险阻碍，东方的漕粮多储存于洛阳的含嘉仓，为当时全国粮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唐玄宗开元年间，裴耀卿整顿漕运后，其地位渐渐为汴口的河阴仓（裴耀卿在黄河与汴河的交汇点设河阴县，即今河南荥阳，于县城西置河阴仓。来自江南地区的漕粮由此中转）所取代。1969年，发现含嘉仓遗址。含嘉仓面积达四十五万多平方米，有大小数百座地下储粮仓窖，防潮防腐措施相当周密，并有多方刻有储粮来源、品种、数量及入窖年月日和管理人员的官职、姓名的“铭砖”出土。
[3] 征折估钱： 指污损的布、丝织品发回本州，折合成钱，再由国家征收。 轻货： 指丝织品、布。在唐朝，丝织品或布重量轻，又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等同于货币。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太府卿杨崇礼是杨政道的儿子，在太府管理财货二十多年，在他之前或之后掌管太府的官员都比不上他。当时社会已经和平发展很长时间，国家积累的财货都堆积成山了，凡是经过杨崇礼之手的财货没有不精美的。他每年管理这些财富，省钱、便利，能盈余几百万缗钱。就在这一年，杨崇礼以户部尚书的职位告老辞官，他已经九十多岁了。皇帝问宰相：“杨崇礼的几个儿子当中，谁能够继承其父亲的职权？”宰相回答说：“杨崇礼有三个儿子，即慎余、慎矜、慎名，都是廉洁、勤奋、有才之人，但是慎矜是他们当中最优秀的。”玄宗于是将杨慎矜从汝阳县县令提拔为监察御史，暂时担任太府的出纳，让杨慎名暂时代理监察御史之职，暂管含嘉仓的收支。慎矜和慎名掌管这些事务都很称职。玄宗非常高兴。杨慎矜向皇帝上奏：各州向朝廷输纳的布、丝织品中有污染的、破损的，都发回本州，折合成钱，再由国家征收。国家用折合的钱到市场上购买轻便的财货。这样，国家对民众征发徭役开始频繁起来。
天宝元年春三月，以长安令韦坚为陕郡太守，领江淮租庸转运使
[1]
。初，宇文融既败，言利者稍息。及杨慎矜得幸，于是韦坚、王鉷之徒竞以利进。百司有事权者，稍稍别置使以领之，旧官充位而已。坚，太子之妃兄也，为吏以干敏称。上使之督江、淮租运，岁增巨万；上以为能，故擢任之。王鉷，方翼之孙也，亦以善治租赋为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
[2]
。
[1] 长安： 县名，指长安县，是京兆府（长安城）的属县，在今陕西西安市内。
[2] 方翼： 即王方翼（623—685年），唐高宗王皇后族人，名将。并州祁县（今山西祁县）人，字仲翔。他幼年即成为孤儿，以垦田植树、烧松制墨而致富。唐太宗时，入右千牛卫，成为士兵。唐高宗即位，立王氏为皇后。方翼因为是王皇后的亲戚而被授予定安县（今甘肃宁县）县令之职，诛豪族大姓世家，执法严峻。五迁肃州（治今甘肃酒泉）刺史，筑城壕，建水利工程以救饥荒，当地民众立碑歌颂他。王皇后被废之后，高宗仍然重用方翼。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王方翼随裴行俭攻打西突厥，筑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南岸托克玛克城西南的阿克·贝希姆废城），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边民叹为奇观。又迁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刺史。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西突厥阿史那车薄围弓月城（今新疆霍城西北），方翼力战破之，西域于是安定下来。迁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都督。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以方翼为王皇后亲属，暗中想除掉他。方翼后被流放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死于路途中。 户部员外郎： 唐前期职事官。唐朝中央尚书省户部设郎中二人，从五品上；员外郎二人，从六品上。户部郎中、员外郎负责掌管各州县的户籍、各地向中央交纳的贡赋。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春三月，皇帝让长安县县令韦坚担任陕郡太守，领江淮租庸转运使。起初，宇文融失败了，这让通过谈财利而升官的人稍稍收敛。现在，杨慎矜又通过善于理财而获得玄宗的宠幸，这让韦坚、王鉷这类人竞相以擅长理财的能力而获取仕进机会。朝廷各机构本来掌管实际事务的，现在另外设使职来代替它们原有的职权，这使得原有的官僚只占有无实权的官位而已。韦坚是太子妃的哥哥，当吏员时以能干、聪敏而著称。玄宗让韦坚负责监督运输江淮地区的财富至京城之事，他每年给朝廷增加上万钱的收入。玄宗认为他能干，于是提升他的官职。王鉷是王方翼的孙子，也以善于管理赋税而当上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
二年春三月，江淮南租庸等使韦坚，引浐水抵苑东望春楼下为潭，以聚江、淮运船，役夫匠通漕渠，发人丘垄，自江、淮至京城，民间萧然愁怨
[1]
。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春楼观新潭。坚以新船数百艘，遍榜郡名，各陈郡中珍货于船背，陕尉崔成甫着锦半臂，
胯绿衫而裼之，红袙首，居前船唱《得宝歌》，使美妇百人盛饰而和之，连樯数里
[2]
。坚跪进诸郡轻货，仍上百牙盘食
[3]
。上置宴，竟日而罢。观者山积。夏四月，加坚左散骑常侍，其僚属吏卒褒赏有差，名其潭曰广运
[4]
。
[1] 浐（chǎn）水： 水名。一作产水，发源于今陕西蓝田县西南的山谷之中，即今陕西灞（bà）河支流浐河，号为关中八川之一。 望春楼： 宫殿名。又称望春宫，位于浐水和灞水地区，长安城东的禁苑（建在都城长安之旁的皇家专属区域，在宫城以北）东部，广运潭之西的苑墙以内。唐代常在这里举行迎春祭天活动。 丘垄： 坟墓。在古代社会，挖坟墓是非常忌讳之事。 萧然： 凋零的样子。
[2]
陕：
地名。这里指陕县，隶属于陕州，相当于今河南三门峡西旧陕县。
（jué）：
刺；马身上的装饰物。
胯（kuà）：
腰和两腿之间部分。
裼（xī）：
衣裳下部的装饰。
袙（pà）：
头巾。
《得宝歌》：
唐玄宗时期，在广运潭这个南方租赋漕运到京城的总码头落成典礼上，一百多人齐声向唐玄宗高唱：“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玄宗听到他的乳名“三郎”出现在歌词中，龙颜大悦，认为韦坚能干，所以立即升官加以重用，由此引起了宰相李林甫的嫉妒。据说，《得宝歌》的曲子由唐玄宗亲自谱写，后来成为唐朝的一个曲牌名。
和（hè）：
唱和。
樯（qiáng）：
船上的桅杆。
[3] 牙盘： 谓雕饰精美的盘子。亦代指这种盘子所盛的珍贵精美之食物。
[4] 左散骑常侍： 唐朝谏官名。 广运： 在唐代，广运潭成为南方租赋漕运送到京城长安的总码头。广运潭遗址现在仍有迹可寻。李健超先生根据有关文献、图片，实地考察，认为广运潭遗址在今西安市东北光大门（唐禁苑光泰门）西北。
唐玄宗天宝二年（743年）春三月，江淮南租庸等使韦坚引浐水到京城禁苑东边的望春楼下，形成一座水潭，用来聚集运送江淮财货之船。他调集了许多工匠疏通漕渠，又挖开了百姓家的坟墓。这项工程从长江、淮河直到京城，民间百姓感到凄然，对政府有怨恨。这项工程经过两年才完成。丙寅（二十六日），皇帝驾幸望春楼，观看韦坚修筑的新水潭。韦坚在潭上排出几百艘新船，船上到处写着地方各郡的名称。每只船的背上都陈列着来自本郡的珍宝、财货。陕县的县尉崔成甫穿上锦衣，只遮住半边手臂，胯部用绿色的衫子装饰，用红色的头巾包住头，站在前面的船只上唱《得宝歌》，并让百名美女盛装打扮，齐声唱和这首歌，船的桅杆绵延有好几里长。韦坚跪着向皇帝进献地方各郡的轻便财货，仍然呈上上百个牙盘，里面装有精美的食物。玄宗设宴款待嘉宾，整整一天才结束。观看这场盛宴的观众堆积成山。夏四月，皇帝加韦坚为左散骑常侍，韦坚的幕僚、下属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褒奖和赏赐，玄宗还命名他开凿的这座水潭为“广运潭”。
四载秋九月癸未，以陕郡太守、江淮租庸转运使韦坚为刑部尚书，罢其诸使，以御史中丞杨慎矜代之 [1] 。
[1] 罢其诸使： 在唐玄宗时代，临时性的使职差遣兴起，侵夺原职事官的职权，使职往往才是官员的实职。这实际上是宰相李林甫从中作梗，夺去韦坚的实权。
唐玄宗天宝四载（745年）秋九月癸未（二十九日），调陕郡太守、江淮租庸转运使韦坚为刑部尚书，免去他的所有使职，用御史中丞杨慎矜代替他的职权。
冬十月，上以户部郎中王
为户口色役使，敕赐百姓复除
[1]
。
奏征其辇运之费，广张钱数，又使市本郡轻货，百姓所输乃甚于不复除
[2]
。旧制，戍边者免其租庸，六岁而更。时边将耻败，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贯籍不除。王
志在聚敛，以有籍无人者皆为避课，按籍戍边六岁之外，悉征其租庸
[3]
，有并征三十年者，民无所诉。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不欲数于左右藏取之
[4]
。
探知上指，岁贡额外钱帛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
[5]
上以
为能富国，益厚遇之。
务为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
[6]
。丙子
，以
为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
[7]
。
[1] 户口色役使： 临时差遣负责户籍、色役的使职。在唐代，不同身份的人负责各种不同名目（即色）的职役和徭役，谓之“色役”。担任某种色役的人可以免除赋税、徭役或正役、兵役、杂徭。因此，投充色役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逃避正役、兵役及杂徭的一种手段。唐代的色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官员的子孙及勋官所承担的色役，如担任侍卫皇帝、太子和亲王的卫官，或王公、三品以上官员的办事人员、地方官府的杂任。这种色役同时也是一种出身，服这种色役达一定年限以后，考试合格即可参加职事官（有实际职权的官员）的选拔，不服这种色役的可以每次交一笔钱代役，叫作纳资或纳课。第二类：由平民百姓充任的色役，这是最大量的一类，作为王公、贵族、官僚私人役使的色役，包括白直、执衣、士力、仗身、防阁、庶仆、丁匠、门夫等。充当上述色役后，得免正役。多数由服役人交一笔钱作抵偿，叫作纳课。第三类：由特殊身份的人或贱民充任的色役。唐代的工匠不许入普通户籍，作为具有某种技艺的工匠是世代相传的，不准改业。他们所服的番役也类似色役。除长上匠（做长工的工匠）外，短番匠（做短工的工匠）可以纳课代役。属于太常寺的音声人（供皇室和官府宴乐的人）身份低于普通百姓，可以免除正役、杂役和某些苛重的色役。由官奴婢释放和犯罪配役的官户（犯罪者及其家属没入官府服役，并编入特殊户籍，称官户）、杂户（身份低于普通百姓﹐高于奴婢），依照其技艺而配给各个机构，分番赴役。
[2] 辇（niǎn）运之费： 帝王乘坐的车的运输费用。
[3] 避课： 逃避课税。官僚的子孙及平民为避免服色役所交纳的代役金称为课。
[4] 左右藏（zàng）： 左藏与右藏都是皇室专有的库藏，储存皇家私有的钱、布、丝织品等财货。
[5] 内库： 这里指皇宫内的仓库，属皇家的私有财产。 调（diào）： 随乡土所产向国家交纳的丝织品。
[6] 割剥： 掠夺，残害。 嗟（jiē）： 叹息。
[7] 京畿（jī）： 即京畿道。京畿道为唐玄宗新划出的监察区域，分关内道而置，治长安（今陕西西安），辖长安周边地区，相当于今陕西中部地区。 采访使： 即采访处置使，为唐朝使职名，是中央派出的巡按各道（即按自然山川形势划分的监察区域）的官员。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始置于河南、扬州（今江苏扬州）等地，选朝廷要员担任。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改称采访处置使，但仍沿称采访使。采访使负责考核地方官政绩、察访善恶。
唐玄宗天宝四载（745年）冬十月，玄宗让户部郎中王
担任户口色役使，下敕书赐百姓再次免除劳役。王
上奏皇帝，向百姓征收帝王乘坐的车的运输费用，广泛扩充财源，又让他们到市场交易本郡出产的轻便货物（如布、丝织品，这些在唐朝具有货币的功能）。这样，百姓向国家交纳的赋税实际上比服劳役还多。按旧制度，守卫边疆的人可以免征按人丁交纳的租庸之税，这些人六年更换一次。当时，镇守边疆的将领以打了败仗为耻辱，他们对已经死亡的士兵都不写牒向中央申报，这样，亡故士兵的兵籍并没有被删除。王
的志向在于多聚敛财富，于是他判定有户籍记录但人已经不存在的户籍都是为了逃避课税。这样，他按户籍登记的情况，向所有守边超过六年之人征收租庸之税，对有些人甚至一次就征收三十年的租庸税，民众却没有投诉之地。唐玄宗居皇帝之位的时间长了，花销越来越奢侈，对后宫之人的赏赐没有节制，还不愿意取皇室库藏——左右藏的钱来作赏赐。王
探明了皇帝的心思，想方设法在每年向朝廷进贡的财物之外增加百亿万钱和丝织品，储存在皇宫内的仓库里，用来供应宫中的宴会、赏赐，并对玄宗说：“这些钱都不出自国家的租庸调赋税，不占国家的预算经费。”于是，皇帝认为王
的才干能够使国家富裕，对他越来越优待。王
致力于掠夺和残害百姓来向皇帝献媚，导致朝廷内外怨声载道。十一月丙子（二十三日），玄宗任命王
为御史中丞、京畿道采访使。
杨钊侍宴禁中，专掌樗蒲文簿，钩校精密
[1]
。上赏其强明，曰“好度支郎”
[2]
。诸杨数征此言于上，又以属王
，
因奏充判官
[3]
。
杨钊入禁中事见《杨氏之宠》
。
[1] 樗（chū）蒲： 赌博。
[2] 度支： 唐朝官僚机构。即中央尚书省六部之一户部下辖的度支司。度支司设度支郎中一人，从五品上；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度支郎中、员外郎负责掌管全国财政赋税的统计、开支和调度。
[3] 判官： 皇帝下敕书临时差遣的使职。事务繁剧的给判官二人，事务不繁剧的给判官一人。许多使职之下都设判官，负责综理本使日常事务，权力大，事情多。
杨钊（杨国忠）经常参加宫廷中的宴会，侍奉在皇帝身边。他专门掌管赌博的文书、账本，记录、校对很精细、严密。玄宗赏识他的优点，称他为“好度支郎”。杨家的人（指杨贵妃家族的人）屡次在玄宗面前征引这段话。他们又特意用玄宗的这句话去嘱咐王
。王
因此奏请让杨钊充当判官。杨钊在宫廷中的事情见《杨氏之宠》。
七载。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杨钊善窥上意所爱恶而迎之，以聚敛骤迁，岁中领十五余使 [1] 。夏六月甲辰，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恩幸日隆。
[1] 度支郎中： 唐朝职事官名，尚书省六部之一户部的属官。户部下辖的度支司设度支郎中一人，从五品上；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度支郎中、员外郎负责掌管全国财政赋税的统计、开支和调度。
唐玄宗天宝七载（748年）。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杨钊善于揣摩皇帝的意图、喜好，并善于迎合皇帝。他以擅长聚敛财富而获得迅速升迁，一年之中得以担任十五个使职（在这一时代，临时性差遣的使职是最有实权的）。夏六月甲辰（初五日），杨钊升迁至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门负责管理国家财政赋税的统计、开支和调度。皇帝对他的恩宠也越来越多。
苏冕论曰：设官分职，各有司存
[1]
。政有恒而易守，事归本而难失，经远之理，舍此奚据
[2]
。洎奸臣广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宠，刻下民以厚敛，张虚数以献状
[3]
。上心荡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祸。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无其事，受厚禄而虚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杨慎矜、王
继遵其轨，杨国忠终成其乱。仲尼云：“宁有盗臣而无聚敛之臣。”
[4]
诚哉是言。前车既覆，后辙未改，求达化本，不亦难乎！
[1] 苏冕（？—805年）： 唐朝史官。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人。他与其弟苏衮、苏弁（biàn）共搜集图书两万卷，亲自校勘。他还编辑唐高祖至唐德宗九朝史事、典章制度，撰成《会要》四十卷。北宋时期，王溥纂修《唐会要》（专门记载唐朝典章制度的沿革损益），就采用了苏冕撰写的《会要》。
[2] 经远： 规划、治理。 奚： 疑问代词。什么、哪里。
[3] 洎（jì）： 到、至。
[4] 仲尼： 即孔丘（前551年—前479年），字仲尼，通称孔子。春秋晚期鲁国陬（zōu）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儒家创始人。其先世为宋国贵族，曾祖父为避祸而辗转到鲁国，其父为武士。孔子年幼时贫困、身份卑贱。长大以后，曾经在鲁国担任管理国家仓库和牲畜的小官。他深好学问。鲁定公九年（前501年），他五十一岁时担任中郎宰。定公十年（前500年），担任大司寇。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因政治主张与执政者不合，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卫、曹、陈、宋、郑、蔡等国，终不被任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孔子六十八岁时，回到鲁国。孔子四十岁前后即开始聚徒讲学，传授学问及自己的政治理念。相传有弟子三千，其中出类拔萃的有七十二人。孔子曾整理研究《诗》《书》《周易》等文献，并将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编纂成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孔子宣扬“仁”的学说，“仁”包括忠、孝、宽、惠等内容。仁即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互相妥协和亲善。贯彻“仁”时，要以“礼”为依据。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在政治和经济上，要求当政者实行教化和宽惠政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同时要求民众对统治者也要顺从，供统治者使唤。反对犯上作乱，提出君、臣、父、子各守名分的主张。在教育上，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即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受到教育。在教学态度上，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的学习途径；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但孔子鄙视农业生产。自汉朝以后，孔子的学说被改造成封建正统文化，其本人也被尊为“圣人”，对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学术思想和政治影响极大。孔子的弟子整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和思想，编成《论语》二十篇。此书成为儒家经典，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产生了重要影响。 宁有盗臣而无聚敛之臣： 此话出自《论语》，指国家宁有偷盗国库的大臣，也不可用专事聚敛的大臣。这一理念曾经是构建儒家政治理念的重要基础。
唐朝史官苏冕评论说：设置官僚机构，划分各自的职责，使每个岗位都有具体的职权范围。行政制度有延续性才让官员容易执行和把握，各事务归制度规定的、原有的官僚机构掌管，所有的事情都遵循基本规则，就不会轻易出现过失。这是规划、治理国家的长远之策，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依据呢？到奸臣极力倡言财利以获取皇帝的恩惠，设立很多临时性的使职以显示皇帝对他们的恩宠，对民众刻薄以搜刮巨额财富，虚报财赋数目献给皇帝。这促使皇帝的心放纵，越来越追求奢侈，引起民众的怨恨而酿成灾祸。这使朝廷原有机构的官员空守其位，而没有实际的职事，他们享受国家给予的丰厚俸禄，却实际对政事不起作用。宇文融是这种现象出现的首创者、发端者，杨慎矜、王
继续遵循其开创的路线，杨国忠也是如此，最终酿成祸害。孔子说：“宁可让盗窃国库的人治理国家，也不可使用搜刮百姓的人掌管国家。”此话真是至理名言呀！前面的车既然已经倾覆，后面的人却依然按照前人已经失败的道路行走，不汲取前人的教训，这样做要想达到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目的，岂不是太难了吗！
八载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观左藏，赐帛有差。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杨钊奏请所在粜变为轻货，及征丁租地税皆变布帛输京师 [1] 。屡奏帑藏充牣，古今罕俦，故上帅群臣观之，赐钊紫衣、金鱼以赏之 [2] 。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1] 粜（tiào）： 卖出粮食。 丁租： 唐代按照人口为标准征收的赋税。 地税： 唐代依据土地为标准征收的赋税。
[2] 帑（tǎng）： 国家收藏钱财的仓库。 牣（rèn）： 满。 俦（chóu）： 同类。 紫衣： 唐朝官员按品级差异而穿不同颜色的官服。其中三品以上的官员穿紫色官服。 金鱼： 这里指金鱼袋。唐朝三品、四品官员佩戴金鱼袋，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年）春二月戊申（十三日），玄宗引领百官参观左藏库，并赏赐随行官员数量不等的丝织品（相当于货币）。当时，地方州县非常富庶，仓库内堆积的粮食、丝织品动不动就上万了。杨钊上奏皇帝，请地方将粮食卖出，换成轻便之货（主要指丝织品、布，相当于货币），国家按人丁、土地征收的赋税都折算换成布和丝织品，再输送到京师长安。杨钊多次向玄宗上奏称国库的财物、钱币非常充足，从古到今都很难找到类似的盛况。因此，玄宗率领众大臣参观左藏库，并赏赐杨钊紫衣、金鱼袋。玄宗认为国家可供开支的财富非常充裕，因此将黄金、丝织品视为粪土，常常用来赏赐贵族或得宠的官僚之家，没有极限和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