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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出现了第一个悖论，我们接下来还将看到更多这类变化、逆转和矛盾。尽管宗教、道德律法和科学试图使生殖等同于性，但在原始的前性阶段观察到的生殖和性的最初分离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情感生活中。然而，这两个方面的精神意义却在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交替变化。在原始世界观中，授孕是独立于性行为、依赖（死者的）灵魂的。性被认为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进行的一种自然的、令人愉悦的活动。性时代摈弃了这种单纯、寻求快感的性行为，导致性沦为通过授孕（生殖）获得生殖永生的一种方式。
在原始时代，性可以具备除生殖之外的任何意义，因为生殖威胁着个人的永生；而在性时代，性的唯一目的就是生殖，因为它保证了生殖永生。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我们对所谓的原始性自由的渴望，是为了重新获得性自由所表达的对永生的朴素信念。但性自由只是原始世界观的一个副产品，原始世界观的核心是将性与授孕、生殖分离开来。今天，“神经症患者”对性自由的渴望实际上表达的是对一般自由的向往，尤其是对摆脱婚姻束缚（受控制的生殖）的渴望，尽管一旦个人的愿望得到满足，这种自由就会失去意义。因此，丧失肉体上（死亡）的和精神上（永生）的自我都会引起最基本的焦虑。这种焦虑会自动地控制性行为，用负罪感来惩罚每一次的乱性行为。
即使是神经衰弱患者为性功能障碍给出的原因——失去精液会变得虚弱——似乎也呼应了这种对个体永生的原始担忧。原始人就像现代运动员一样，为了不浪费精力而禁欲。在我们考察为了精神意义而有意、自觉接受的性节制和重大的阶段性变化之前，我们需要探讨一下人类这种不涉及繁衍和性行为的性驱力。
现在我们发现可以从灵魂信仰角度阐述所谓的“反常”（perversions），弗洛伊德将其描述为性冲动中固有的满足倾向。首先，与其在古代，尤其是在古代晚期所扮演的角色相比，性反常行为在原始世界观中非常微不足道。例如，在原始时代，虽然动物授孕被认为是纯精神层面的，然而我们却在埃及人的阿蒙崇拜中发现了对这一灵魂概念的物化——这在性时代是非常典型的现象：赫里奥波里斯的公牛（由在位的法老所代表）使他的妻子怀孕，她因此成为神圣的母牛哈索尔
的代表。在克里特迈锡尼的人身牛头怪和化作公牛的宙斯劫持欧罗巴的希腊神话中，我们发现了同样的动物灵魂载体的性具体化过程。这种宗教祭礼作为神圣的婚礼习俗（
hieros gamos
）经由亚历山大港进入希腊文化，诺斯替教派把它变为性狂欢。然而，公牛崇拜蕴含的力量概念不是来源于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力量（即神力，
mana
）。这种力量概念后来转移到上帝、牧师或国王身上，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