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周易·系辞上传》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面临着身份危机，公共外交再次成为显学。中国公共外交更是成为显学中的显学。

1897年，法国后印象派艺术大师高更（P.Gauguin, 1848—1903）完成一幅大型作品，他用梦幻的记忆形式，把观赏者引入似真非真的时空延续中，在长达四米半的画面上，从左到右表达了生命从诞生到死亡的历程（见图0.1）。树木、花草、果实，所有的植物象征着时间的飞逝和生命的消失。画作的标题是三个震撼心灵的发问：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和科学家没有交往的高更根本就没有想到他的发问恰是科学界公认的最基本、最有意义、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宇宙是怎样起源的？生命是怎样起源的？人类的未来会怎样？

当今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面临“高更之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英国脱欧如此痛苦，不是在大英帝国的过去虚幻、现实的欧盟束缚，以及“Global Britain”（全球英国）之间彷徨的抉择吗？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回到未来）的冲动，可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但希望融入西方的现代土耳其，几十年来等待戈多……转而回到现实：回归伊斯兰世界，又不被接纳，因为世俗化；回到过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所有国家都不答应！这种身份危机其实在美国身上也得到体现：山巅之城（city upon the hill）的信仰催生“绝不做老二”（second to none）的信念，在华为、5G问题上抽自己耳光。

中国也可能面临类似挑战：你是谁？并非西方的民族国家，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你从哪里来？中国人很明确，外国人尤其是周边国家有不同理解。你要到哪里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有赶超美国的冲动，也有复兴到汉唐盛世的错觉……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中国梦提供了方向。

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反全球化势力兴起，逆全球化现象伴随着黄马甲运动、恐怖袭击、难民危机拷问着我们——世界是进步的还是可逆的？未来的世界会更好吗？

世界之问，中国之答。

当代西方思想家中最能深入认识到中华文化对复兴西方文明价值的，当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和《展望21世纪》（与池田大作对话）中，一再宣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一不朽预言，并且以深通东西方文明奥秘的伟大哲学眼光，深刻而精辟地论述了这一预言的学术依据：“最近五百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是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新时代回应了“高更之问”。

大约4个月后，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同年11月底12月初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他明确指出：“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一带一路”聚焦互联互通，落脚于民心相通；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主客体二分法，超越国家（外交）思维，为人类未来谋大同，追求人类正道，超越了公共外交。

一

虽然公共外交的概念兴起于美国，但当今中国在国际形象塑造上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声也亟须公共外交的支持。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公共外交的发展日益重视，逐步完善相关机构并积极实践，诸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机构和组织纷纷投身于中国公共外交事业。

在公共外交领域蓬勃发展的同时，一些质疑之声也逐渐出现，有声音提出公共外交是否是一项不可能的使命，公共外交是否只是应急式的外交手段……解答这些疑问，首先需要追溯公共外交这一概念的源头。

虽然人们可以将其起源追溯到古代，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外交起源于二战期间的“对外宣传”和冷战期间的“和平演变”，因而公共外交的“出身”并不好。冷战结束以后，以1999年美国新闻署被并于国务院名下为标志，公共外交在美国一度“马放南山”。之所以现在大行其道，与“9·11事件”密不可分，公共外交试图揭开“为什么他们仇视美国”的症结，旨在赢得民心（heart and mind），开始登上大雅之堂，为各国所重视。

从基督教及文化的角度看，西方将“赢得民心”的“心”翻译为“heart and mind”，是与基督的爱的诫命密不可分的。

1世纪时，面对罗马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和犹太教会上层的压制，犹太人民一直期望弥赛亚·约书亚 重新降临，以便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重建犹太国。最终，在人民的吁求和历史使命的召唤下，耶稣及其基督教应运而生。他不但提出了革命性的口号，也提出了安抚教众、赢取民心的诫命：“爱上帝”和“爱人如己”。

而基督之要人爱上帝，却是要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上帝。所谓心（heart），即是人民感受的生命，感情的生命。得到上帝便欢喜，失掉上帝便伤心，生死与共，永不分离。所谓性（mind），是人民思想的生命，理性的生命。人民之所以爱上帝，并不是因为愚昧，更不是因为无知。人民之爱，在感情上说虽然是到了着迷的那种地步，但在理智方面，却又是非常清明的。他们之所以爱上帝的圣洁公义、智慧良善、仁爱慈悲，完全是合于理性的，完全是在头脑清明的状态下，自己所心悦诚服的。而所谓意（soul），便是人民信仰的生活，希望的生活。人民之爱上帝，既通过了人民冷静理智的理解，又使人民产生了无与伦比的热烈的感情，所以他心甘情愿地把他的希望、他的信仰、他的生命，完全以荣耀上帝为中心，以服从上帝为中心。上帝的荣耀便是人民的荣耀，上帝的希望便是人民的希望。人民愿意把他的全部灵魂、全部理想、全部希望、全部生命，都拿来奉献给上帝，要把他自己的灵魂、理想、希望、生命与上帝的灵魂、理想、希望、生命完全联成一体，才可以说是尽意爱上帝。最后，所谓力（strength），便是人民实际的生活，行动的生活。人民之爱上帝，不独是内心的，而且是行动的。人民必须在其实际的生活中，行动的生活中，用他一切的能“力”，去荣耀上帝，表彰上帝，为主服劳，为主服役，这才可以说是尽力爱上帝。

然而只是爱上帝仍然是不行的，人民还要同时爱人类才行。圣经说：“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 上帝是爱人类的上帝，上帝也喜爱人民去爱人类。人民只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去爱人类，才能说人民是真正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上帝。

可以说，在基督教徒眼中，“爱上帝”和“爱人类”的基本教义早已深入人心，是其人心所向，即总体上的“民心”。不管是“爱上帝”还是“爱人类”，都要求人民从心、性、意、力四个层面出发。而在这四个层面中，情感之心/心（heart）和理智之心/性（mind）又是“爱上帝”和“爱人类”心理层面的最佳代名词。 所以，在以基督教为宗教主流的西方社会中，其将“赢得民心”中的“心”译为“heart and mind”，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统治阶层真正赢得人民那颗像爱上帝一般真实的心；另一方面也是在呼应民众“爱上帝”和“爱人类”所应采取的心理层面因素，以更好地为信仰基督教的民众所接受，进而做到迎合、取悦民众，真正赢得民心。

《孟子》中对民心有较为清晰的阐述。《离娄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尽心上》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可见在孟子那里，民心是人民的支持，是执政之根本，所谓要“以民为本”。而民心的得失在于是否顺从人民的好恶。可以说，民心的得失是判断执政者成败的依据。现代政治的最高追求是善治（good governance），而这其实只达到上文中“善政”的地步，并不足以得到民心。民心是良好教化的结果，是对简单民意的超越。民心只可顺应而为，不可强行索取，否则适得其反。

而基督教中的“heart”和“mind”则是人“因信称义”的关键，是要奉献出来给上帝的。在英语中，“heart”和“mind”是一组对立的概念，“heart”指情绪上的，而“mind”则是理性上的。把“heart”和“mind”奉献出来则意味着把所有的一切奉献出来。“Thou shalt love the Lord thy God with all thy heart, and with all thy soul, and with all thy strength, and with all thy mind; and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Luke 10:25-29）而最终的得救在于上帝的恩典：A new heart also will I give you, and a new spirit will I put within you: and I will take away the stony heart out of your flesh, and I will give you an heart of flesh. And I will put my spirit within you, and cause you to walk in my statutes, and ye shall keep my judgments, and do them.（Ezekiel 36:26-27）也就是说，上帝将给虔诚的信徒一个新的“heart”，将把自己的灵给予信徒，从而实现信徒的得救。

这种区别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有不同的隐喻。重视民心意味着站在他国人民的立场上，顺应其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向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当地人民自然地去接受、去认同、去支持。而如果想的是“heart and mind”，那可能就是要改变对方，要对方把自己的东西交出来，最终将自己的“heart and mind”给他。这就是美国在全世界推行民主的写照。把自己当成上帝，在全世界“拯救受专制压迫的人民”。而根据中国的看法，这样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是如此。

近年来，西方出现某种舆论倾向，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与“公民社会”（public society, civil society）画上等号，进而鼓吹中国应将公共外交主导权交由所谓的公民社会甚至代表公民社会的异议人士手中。姚遥在《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认为，作为一个西方舶来词，公共外交若要实现在中国语境下的落地生根，必须符合中国的政治理念与核心价值，进行持续不断的内化与深入骨髓的同化。然而，一些公共外交工作者未能识别“话语陷阱”，甚至为西方舆论所牵引，对于公民社会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挑衅，毫无警惕乃至推波助澜。公共外交要实现本土化发展，必须正视西方公民社会与中国群团组织在政治经济基础上的本质区别。在中国，国家政权不是掌握在资本财团与利益集团手中的统治工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或对抗的，社会组织的理论基础是群众路线与人民社会。中国开展公共外交，必须首先在国际舆论场将中国的政治理念阐释清楚，识别并揭示西方势力在公民社会幌子下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的深层意图。

本书为此提出“超越公共外交”的命题，要树立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的“三认原则”：认识、认可、认同，形成中国与世界的共识、共鸣、共振。

认识中国，就是要以世界观中国，以时代观中国，以中国观中国，而不是以己度人。要认识中国的复杂性，发展和治理起来都不容易。认识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成就来之不易，浓缩的困难、矛盾也自然非常多。客观、辩证、立体看“3D中国”：developing（发展中），dynamic（活力），diverse（多样）。目前的症结集中在是否接受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development country）。中国的自我定位与国际身份相匹配，成为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任务。

认可中国，就更进一步。首先是认可中国的发展成就，和中国人一起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力量，同时也认可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认可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根植于五千年中华文明，汲取了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尤其是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也就是说，认可中国的“四个自信”。

认同中国，是最高层面的要求，就是要认同中国的内政外交，尤其是社会制度；认同中国所倡导的和平理念、发展理念、合作理念、共赢理念；认同中国所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认同中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认同这是适合人类发展需要，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创新。西方对中国的误解有“两个马克思”之争，我们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受实践检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的高峰，我们是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不是西方所排斥的马克思主义。一句话，将恐惧转化为希望，是“三认”的使命。

“三认原则”回归中国公共外交核心——民心相通（people-to-people bond） ，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双向或多向沟通、联系，而不是要控制他人的情感及理智。民心相通的最佳模式是由社会精英相互沟通与了解，待达成共识后，再逐层传导至普通民众。在普通民众理解和受益后，会形成自下而上的对相关国家的亲切感和认同感，从而有利于加强双方合作并巩固合作成果。一般而言，民心相通至少有三个层次：相互了解；信任和友谊；命运共同体。即我国所谓的“赢得民心”，不是想要单方面地控制某一国家民众的舆论，也不是想要服从于某一国家民众的思想，而是在不同文化中秉持学习与包容的态度，做到求同存异、彼此熟识，从而赢得民众层面自下而上的加强国家间合作的亲密感和认同感，真正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西方想要宣传每个人都要有一颗“爱上帝”的心的做法可谓是大相径庭。

对于赢得民心的目的，从国内层面看，荀子在《王制》中曾谈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对于国家或君主而言，皆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史为鉴，周武王伐纣之所以成功，正是他向诸侯宣布纣王的罪状，“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从而赢得了民心，团结了诸侯，聚集了力量。 同样，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执政的坚实基础，也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指出：“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唯有经过按照马列主义唯物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

公共外交也要从舶来品，实现中国化。

对于公共外交这一称呼，有声音指出也可称为公众外交，但笔者认为公众外交这一提法并不确切。因为public不只意味着“公众”，而且体现了公开性、广泛性原则，是反对秘密外交和外交局限于政府间的传统形式，称为公众外交就失去了这方面的内涵。再者，公众指主体还是客体？如果是主体，即我们公众开展对外工作，那是民间外交。因此，无论是在术、势还是道的层面上，公共外交这一称呼都更加准确。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词由美国塔弗茨大学的埃德蒙·格利恩于1965年首创。其中“public”翻译成中文有三个意思：

一是“公众”——因其对象是国外公众，所以我们一度将“public diplomacy”误译为“公众外交”。

二是“公开”——采取公开手段，摈弃秘密外交。与传统政府外交常常是幕后谈判和交易不同，公共外交从不隐瞒其目的。

三是“公共”——依靠的是公共资源，如新闻传播手段和信息技术，因而常常与媒体外交相提并论。

因此，结合这三方面的含义，公共外交指一国政府出面，通过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影响和改变国外民众对该国的认识，争取其理解，培养其好感，以达到推销政策、提升形象和传播观念等目标的外交活动。当然，这三方面目标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由此产生进攻性与防御性公共外交的差异。相较于发达国家，如美国和以色列，往往采取进攻性公共外交，甚至不惜混淆视听，实施思想移植，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外交则较具防御色彩，往往被动应对各种威胁论，抵消不良舆论影响。

公共外交含义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政府及政府角色：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政府作为第一推动力还是作为引擎？对于比利时这样的国家，中央政府曾缺失一年多，显然政府的含义包括地方政府。中国这样的大国，地方政府也承担了对外交往职责，只不过我们习惯叫“地方外事”。但显然没有地方公共外事一说。公共外交不管是由地方政府还是由中央政府出面，着眼点是国外民众对整个国家的认知，目标是为国家谋利益，这是问题的关键。至于政府角色是催化剂还是发动机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模式，政府作为发动机的角色居多；对于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模式，政府作为催化剂的色彩明显。但不管怎样，政府行为是公共外交的本质。纯粹的市民社会之间的交往不是公共外交，而是民间外交。

公共外交含义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公众”？是国外公众还是国内公众？按照传统公共外交的定义，公众显然是指外国公众。但是国内公众对外交的参与，我们现在也称之为公共外交，这就颇具中国特色了，这在美国一般称为“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美国国务院就设有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一职。接下来的问题是，谁代表公众？“公众”是相对于“精英”而言的——针对特定精英的外交就是传统外交或领域外交。从数量、范围而言，公众不具有特殊性，而具有一般性，即公共外交行为不能只适合特定地区的特定民众，应该具有普遍性。当然，这不否认公共外交要遵循“差异性原则”，毕竟不同地方的人口味不一，具体公共外交方式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公众与精英的区别，除了数量外，还有专业差异。公共外交行为应该不具有专业性，能为普遍人群所接受。比如，中欧间的歌剧交流，只能是专业同行之间的切磋或顶多称领域外交，但当歌剧表演面向对方大众时，则产生公共外交效应，称为“文化外交”。

公共外交的兴起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折射了外交的社会化、世俗化和信息化。外交之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极大提升了外交的合法性、功效性和趣味性。公共外交经历了从攻心术（心理战）到现代外交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今的公共外交还是难以超越自我，主客体转变仍不彻底。此外，公共外交的使命也从塑造形象、推广政策发展至推销观念，由于不同国家实践处于进攻－防御的不同层次，也就形成了公共外交不同的国家性及不同效果。

与公共外交相似却不同的概念还有公共事务、公众外交、民间外交、公关、文化外交、媒体外交，其差异不是本书的重要内容，却能够引发思考，究竟什么样的对外交往形式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信息时代的公共外交经历着从权力主体到权力客体的转变，权力主体（国家）角色的淡化和非国家行为体（民众）作用的上升成为新的趋势；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互联互通背景下的万物互联时代也给公共外交提出了新的要求——外交要与时俱进，公共外交是中国整体外交的一部分，因此也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三

笔者曾在《如何克服中国公共外交悖论？》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人强调知行合一，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超越了美国政府—民众、国内—国外以及硬实力—软实力二分法，着眼于整体社会互动建构，为以社会化外交超越公共外交，提供了文化底蕴；实践中，中国应努力让增强的中国实力更具世界性，因而为外部世界所欣然接受、所心悦诚服，最终实现中西方大包容、南北方大和解，服务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整体、长远与根本利益。

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指出：“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得了解西方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看法。归纳起来只有两条：生命的意识可从犹太和基督的教义去了解；生活的素质可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去了解。犹太之神的权威和基督之神的慈爱使西方人有了超越个人价值的生命意义。希腊的理性和罗马的秩序为西方人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苦与乐立下标准。” 既然在西方个人与社会相分离，那么在针对西方民众的公共外交外，还需建立针对西方社会的社会化外交。在非西方世界，同样不能以民众代替社会，社会化外交具有普遍意义。比如，在伊斯兰世界，民众的宗教、社会属性甚至超越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仅与其政府打交道、与其民众打交道，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明显局限性。只有开展针对整个伊斯兰社会的社会化外交，国内外政策和举措充分照顾到社会宗教影响，才能产生持久、广泛的社会效果。这样，在传统外交对象和外交主体的“政府—民众”二分法中，需引入第三个变量——社会，组成如图0.2所示的外交形态：

按照乘法原理（3×3=9），共有九种外交形态：政府对外国政府是传统外交，政府对外国民众是政府公共外交，政府对外国社会是社会外交；社会对外国政府是社会公关，社会对外国社会是社会交往，社会对外国民众是社会公共外交；民众对外国政府是民间公关，民众对外国社会是民间交往，民众对外国民众是民间公共外交。

其中，社会外交、社会公关、社会交往、社会公共外交统称社会化外交，组成社会化外交的四种形态。社会外交的典型例子是地方合作，社会公关的典型例子是企业游说，社会交往的典型例子是行业交流，社会公共外交的典型例子是人文外交。这样，可将社会化外交的含义概括为，动员一国的国家和社会力量，发挥地方对外交往的积极性，针对国外社会所开展的地方合作、企业游说、行业交流、人文外交，旨在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强化两国关系的情感纽带。

相应地，政府公共外交、社会公共外交、民间公共外交，统称公共外交。相比于社会化外交，公共外交少了一种外交形态——社会公共外交是两者的交集，既是社会化外交，也是公共外交。

两者之具体比较如表0.1所示：

社会化外交的威力让西方转败为胜的例子不胜枚举。近年，“阿拉伯之春”的浪潮席卷西亚、北非，全世界都感到措手不及，特别是美国的盟友穆巴拉克在变局中下台，西方世界为此不得不重新调整中东政策。随后，美国依靠其强大的民间外交和价值观实力，重塑对反对派的影响，迅速稳住局势；在利比亚变局中，支持欧洲国家介入利比亚局势，以民间外交继续与反对派沟通，成功引导利比亚局势朝着符合其利益的方向发展。2014年初的乌克兰危机，西方对乌克兰社会的插手更造成其政权更迭，让西方在与俄罗斯的战略博弈中拔得头筹。

反观我国的被动，社会化外交意识薄弱是重要方面。在利比亚局势终结之时，中国的刚性外交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虽然吸取了过去的教训，改变了反对干预的做法，却没有更进一步发掘新的影响渠道来获得残局后的利益。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在中东更多是经济投资，对他国内政或是民间事务的介入影响太小，因而缺乏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中国工人在苏丹和埃及被劫持，就是最好的旁证。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我国应加强社会化外交，丰富我国外交形态，完善我国外交布局。

社会化外交是针对全球化发展阶段的时代呼应。全球化导致权力上移和下移，国际软实力竞争日益从生产方式转向生活方式，导致外交力量社会化，于是出现国内外认知反差的现象。比如，中国国内民众认为中国外交软弱而国外认为中国外交强硬，因为国内是民众感知而国外是政府感受，结论大相径庭。这些都呼吁我国把目光转到社会力量层面。欧盟就把自己定义为一种社会力量，对我国外交有诸多借鉴之处。对欧外交，更是应充分发挥社会化外交的作用。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欧盟经社委员会对话机制、中欧市长论坛，大有前途、颇具潜力。

社会化外交也呼应了欧美地方政府发展对华关系的热切期望。相比于中央政府为政党政治所纠缠和利益集团所干扰，欧美地方政府积极发展对华合作。在传统外交陷入僵持的情形下，我国对欧美外交重点可放在社会层面，着眼于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有利于对外交往的持续性和对等性，有利于调动我国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开展对外交往的积极性。中美省州长论坛的成功举行，对此做了很好的诠释。这方面欧洲的经验同样值得借鉴。欧盟国家各大区、州（省）、市、社区在布鲁塞尔都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欧盟经社委员会、欧洲地区委员会是它们的重点游说对象。比利时曾500多天没有中央政府，我国与其中央政府签的协议必须由三个语言大区再签才能生效。中比外交，更是社会化外交的典型。

社会化外交还是培育我国社会“走出去”、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正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育壮大一样，社会化外交也是推动我国公民社会建设的有效渠道。而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又将推动我国社会化外交的发展壮大。欧美非政府组织（NGO）外交可资借鉴，尤其是美国各种基金会、社团，对外交往十分活跃。比如，百人会不仅直接参与策划政府外交，还发布有关调查报告，影响外交舆论，为政府外交穿针引线、拾遗补阙，在关键时刻起到出人意料的成效。

中国的公共外交在延安时期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助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爱好和平的形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公共外交经历了现代化梦到全球化梦，进而到中国梦的转变——可以说，中国的公共外交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符合时代发展，在不同阶段承担着不同的外交使命。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软国力的崛起成为必然，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公共外交也必然会面临来自各方的争议。如何应对国内的公共外交无用论，如何应对外界的中国威胁论，如何让崛起的中国理论为世界所理解、认可、分享，进而让中国公共外交的使命变不可能为可能，都是中国亟须研究和解决的议题。美国在发展公共外交之初，也面临着诸如如何解决why do they hate us（为什么他们恨我们）的问题，他国走过的弯路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不同的对象国，开展公共外交的方式和理念也有所不同。对于周边国家，中国在互联互通理念的指导下，睦邻、友邻、安邻，着力打造安全共同体。对于西方发达国家，需进行有效的战略沟通，跳出传统争霸思维，实现利益共同体。对于发展中国家，正确的义利观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保障，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基础上进行对外援助，共同发展才是长久之道。

当今世界，公共外交的主体与客体都日益丰富，互动频繁，甚至存在反客为主的现象。以前的公共外交完全是中央政府行为，但现在地方政府也很积极，社会力量也参与进来，各地纷纷成立的公共外交协会、城市外交协会，就是例证。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在强调主要对象为国外民众的同时，也将国内民众对外交的理解与支持作为公共外交的重点工作之一。近年来，国内民众日益从公共外交的客体向主体转变，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公共外交使者。中国公共外交当下首要任务就是讲好中国梦，让国外公众认同“中国梦会让世界更美好”。中国公共外交应充分发挥中国人的正能量。

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本书是对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提炼，正文共十章，从公共外交的名与实探讨出发，分析了公共外交悖论和中国公共外交悖论，超越了西方公共外交的基督教情结和西方中心论，实现传统中国文化、现代中国模式和当代中国梦的三位一体，塑造三种中国身份：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同时，以“四个自信”为基础，系统分析公共外交的时代性和国家性，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进行公共外交实践的历史发展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析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从立起来到强起来之道，将中式民心相通与西式公共外交相结合，阐发中国公共外交的国内基础与国际表达，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统领，实现了公共外交理论的超越。

第一章从问题入手，阐述了传统美国式的公共外交与中国公共外交的悖论，点明当今中国公共外交发展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第二章从术、势与道三个层面对中国公共外交开展的方式、环境和理念进行分析，从宏观角度论述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必要性及其应用价值。

第三章关注公共外交的时代性，着重阐发在新时代、万物互联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公共外交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为中国整体外交服务。

第四章关注公共外交的国家性，首先对软实力的基督教意涵做出说明，进而论述公共外交本身具备的美国属性，最后提出中国应该发展自身的公共外交模式。

第五章对中国共产党与公共外交进行阐述，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公共外交历史及其较之西方政党政治的优越性，客观分析中国共产党公共外交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第六章提出中国公共外交的哲学，认为对于公共外交的分析不应仅仅停留在实践和经验层面，而应从哲学的角度加以论述，中国的公共外交需要润物细无声，进而达到大音希声的层面，最后做到此时无声胜有声。

第七章阐述中国公共外交的国内基础，着重关注中国梦对公共外交发展的助力以及外界对此的误解。

第八章从外界角度出发，关注中国公共外交的国际表达，提出中国的公共外交需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成其树立国际形象的使命。

第九章提出观点，中国的公共外交需要完成新时代背景下的超越，在民相亲的基础上争取心相通，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最终达到情相怡。

第十章从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出发，分别从对周边国家公共外交、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外交以及发展中国家公共外交三个维度，评析并展望中国公共外交的既有实践和未来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公共外交在新时代下不再是阳春白雪之物，而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回顾既往实践，提炼公共外交之道，中国公共外交的使命可望亦可即。 ESvVuAa8Pwu7bZPvGZMADfwyYSp+m5PT1dO0SXuKRsOFgQBYWUxn7HIPxGACLs3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