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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习近平
美国著名公共外交学者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J. Cull）在新作《公共外交：数字时代全球参与之基础》
序言中记录了一个八岁女孩和他小儿子的对话：
女孩：你老爸的工作是个忽悠，根本没有公共外交那么回事儿。
儿子：当然很重要，公共外交阻止了一连串的战争。
女孩：好吧，说说看。
儿子：这些战争都叫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卡尔的论述，赋予公共外交以超越国家层面的普遍意义，即通过思想沟通，维护世界和平。
然而，和平而不安全，世界稳定而局部动荡，始终拷问着我们。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此起彼伏，许多国家遭受不可承受之痛。中医认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当今世界之痛，很大程度在于民心之不通。习近平主席提出当今世界面临“信任赤字”，就是针对“如何通思想”的挑战，倡导中国式公共外交——民心相通。
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公共外交”概念，与美国基督教式公共外交理念，以及冷战背景下的和平演变观，存在根本差异。正如“软实力”“全球化”概念一样，中国官方多用“文化软实力”“经济全球化”提法，而不认为政治、文化也是全球化的，不会为全球化即美国化背书。
传统中国文化认为，有四种力量境界：诸道同源之理，万法归一之道，纲举目张之法，提纲挈领之术。
公共外交之道，在于共通；
公共外交之理，在于共鸣；
公共外交之法，在于共振；
公共外交之术，在于共情（empathy）。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今世界之痛，源于“不通”，根子在“分”。传统中国文化儒道释并存，儒家强调“和而不同”，道家强调“阴阳和谐”，释家强调“众缘和合”，一句话“和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一带一路”实现“合”，因此成为中国的两大核心倡议，成为回答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铸魂、固基。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命题，彰显东方智慧。发现、弘扬各国之美，成就世界大美，这就是“一带一路”通过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含义；这就是中国的大公共外交理念，超越了美式公共外交
仅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小我境界，克服了自以为是的狭隘与偏执。
我将无我，不负人类。公共外交首先要理解对象国，它是外交学，是传播学，更是心理学，是人学。
在中国，公共外交是舶来品，民间外交则是本土货。新时代，将两者合二为一，就是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既展示了我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是以人为本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公：公天下
共：命运与共
外：天下无外
交：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中国主张的民心相通对于美西方公共外交有三大超越：
超越异（diversity）与同（unity）。尤其是超越基督教的“皈依—妖魔”“容忍（tolerance）—反对”二分法，而代以“欣赏（appreciation）与包容（inclusiveness）”，倡导美人之美（“一带一路”成人之美，造血——孔子改进
，而非吸血——殖民主义，亦非输血——对外援助），使得东道国（host country）不再卖血，而是一同造血、生血、养血！
超越自我（us）与他者（others）。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民心相通倡导对话式文明，主张有教无类、天下无外。民心不只是of the people（源于人民），by the people（通过人民），for the people（为了人民），而更是in the people（心连心）。
超越智（smart）与术（art）。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常胜靠和。公共外交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从事的针对外国民众的外交形式，而是利当计天下利，以和合共生理念实现民相亲、心相通、情相怡。
唯有超越，才能克服公共外交悖论。
这就是我们的“四个自信”！新时代，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世界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境界。什么境界？就是讲中国故事之道。道在心中，而非老把“自信”二字挂在嘴边。以“站在人类文明新高地”作为中国故事的精神境界，来实现21世纪的“张载命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举例来说，世人将互联网当作技术、产业、平台载体抑或生产—生活—思维模式，都是因互联网而思考的，较少考虑非网民的感受。只有将互联网当作基础设施和人类的共同家园，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3亿多中国人民，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才能告别互联网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智者更智、愚者更愚”的局面，推动世界非网民搭上信息革命快车，且有望实现弯道超车，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引领21世纪人类新文明。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艺术。汉语是世界上唯一的非字母文字，常常使世界看不懂中国但充满好奇。我们面对的不只是西方，而且是西化世界，因此必须懂得西化逻辑，在科学与艺术之间，阐明中国发展之道。为此，我们要阐明中国政府政策主张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底蕴，以及与世界的相通性、与时代的契合性，才能让中国故事在世界上入脑、入心。比如，中国不干涉内政政策，源于中国文化尊重差异性、主张多样性，无论是在道家的“道法自然”、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在释家的“不作孽”思想中都有所体现。讲清楚中国外交政策的文化内涵，主动性、话语权就有了，人家就不会将“不干涉内政”与“不负责任”画等号。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修养。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国，我们要讲述的是“四特”中国——特长的历史、特大的规模、特世俗的社会、特殊的崛起，这招致对中国崛起的谩骂围攻，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与修养。讲好中国故事，不能急吼吼，要注意方式方法。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天，我们仍需完善自己，说服世界。比如，西方人常常将“一带一路”称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甚至一些中国学者也这么说。笔者常常提醒西方人，丝绸之路是德国人李希霍芬对两千年的东西方文化、贸易之路的统称，用“马歇尔计划”做参照系未免太狭隘了。讲好“一带一路”故事，要唤醒包括欧洲人在内的各种文明的共同记忆，开创共同复兴的前景，致力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样就名正言顺了。向国际社会讲中国梦也是如此，中国梦不只是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也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人类梦想，让我们一起来实现吧。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文化自觉。对于我而言，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要以为中国人就懂中国故事，我们还得在国内外都讲中国故事。古人讲知行合一，讲好中国故事要成为行动自觉。无论我们身处何地、身在何时，都在以言行或信念不自觉地讲中国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
讲好中国故事，是为了讲好世界故事。“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给我们提供了无限想象空间和施展才华的机会。以精彩的方式讲好精彩的故事，以感人的方式讲好感人的故事，以人性的方式讲好人性的故事，乃21世纪人生之大幸。
国际关系从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线性进化阶段，转变到多元、非均衡发展的非线性阶段，于是，国家、国际、关系、理论……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正在丧失其西方性，而更多展示出其多元性文化内涵。这就是所谓的“超越国际关系”，即，不仅超越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且超越国际关系本身。
公共外交也面临着被时代所超越的尴尬。西方公共外交研究从过去关注“我的世界”转向“世界的我”。
超越西式公共外交，不仅要超越公共外交概念，而且要超越公共外交思维。然而，具体超越公共外交的哪些方面，超越什么呢？
其一是超越西方性——西方中心论。
西方殖民者曾将自己（西方人）作为目的，而把异己（被征服者）作为手段，既反映出西方启蒙运动的不彻底，又展示其自欺欺人的本质。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所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西方殖民体系造成了全球分裂和全球问题，而“全球问题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和处理”。
超越西方公共外交范式因此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超越公共外交，就是要恢复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本质，重新思考公共外交的本质。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西方中心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家中心论。在非西方世界，比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认同，甚至缺乏现代国家概念：天子秉承的是“天下”观，士大夫笃信的是朝廷、王朝观，市井百姓认同的是宗族、血缘等，文人墨客是以他们内心的天下为己任……所谓“民族”“国家”概念是近代西方入侵以后才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的。正如有识之士指出的：“‘国家’概念是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最成功的一种输出。”
相应地，国际关系理论也是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成功输出。因此，超越国际关系，就要超越西方、超越“国家”，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公共外交理论也是如此。
其二是超越公共外交本身。
公共外交被认为是一种外交手段，天然与国家利益、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有明显的主体-客体之分。公共外交思维的实质是国内与国际的二分法（dichotomy）：二分法源于基督教文化的“二元主义”（dualism）——将任何事物都看成是由两个性质相对的实体组成，如善与恶。公共外交着眼于本国对外国民众，把本国与外国分开，有自我中心的倾向，缺乏命运与共的辩证认识。
如何超越？
具体而言，针对公共外交的基本元素，存在四大超越：
（1）以人性超越国家性。
对公共外交批判的批判，就是为了还原公共外交学存在主体性问题，即公共外交并非只是外交（一国对他国之民）关系，更是人的关系。社会科学的主体是人！为此，要将公共外交学从西方视其为外交理论的国际延伸或外交学说的国际抽象中解放出来，还原其本质——人学。公共外交学是人学在国际层面的体现。对外交的抽象不应以丧失人的主体性为代价，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这一点并不因为上升至国际层面而有所改变。
公共外交学之所以具有社会科学的属性，就在于公共外交学中的人性。外交学的人性，之所以没有彰显，就在于国家性对人性的扼杀。人学本性，这是超越外交、恢复外交本质的必然要求。
公共外交理论的上述本质是其社会科学属性的折射。西方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科学进行了历史梳理，其最主要的发现之一就是：社会科学的最主要概念来自基督教。被我们认定是“科学”的东西，在时下不少西方科学家看来，是西方传统文化的一种近代延伸。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二字，不是真理，而是文化。这便是西方社会科学观念的新发现。
因此，公共外交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也不是科学（真理），而是文化（人学）；而文化是多元的，人是多元的，是反对单向度进化论的。相应地，中国人有“人物”这个词，翻译为西文只剩“人”字。这个难译之处，恰巧表露出“人物”概念的文化特殊性。中西方文化之不同，为中国公共外交理论超越西方提供了基础与可能性。
（2）以全球性、地方性超越国际性。
跨国关系、全球政治的飞速发展正在超越传统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只是观察世界的一种视角，因此不可能存在终结一切理论的宏理论或普世性的理论。公共外交理论更是如此。更关键的问题是，以前说“一个世界，许多理论”
，如今不再是一个世界，而是许多世界，多种“全球化”（globalisations）。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也在证明西方的不再是普世性的（universal）而是地方性的（local）；地区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又在证明“所有的国际政治都是地区性的”（al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regional）。
公共外交理论的地方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局。
（3）以联系性超越关系性。
即以立体的、多纬度的、相互的联系超越传统的、线性的、单向度的关系。关系仍然是线性的概念，直接导致外交思维、国际关系思维的线性进化论逻辑。其实，国与国的联系并非国际的线性联系，可能是相互渗透、互动的多维、曲折联系，并非平面几何那般单纯、干脆。
比如西方（国际）政治学中“权力”的定义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线性逻辑缺陷：主要是从权力施予方（权力主体）给出，没有考虑权力接受方（权力受体）的感受。实际上，权力的最终效果不仅要考虑权力主体的能力，而且要考量权力受体对此权力的接受程度。这是古代东方国际体系与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权力法则的重大区别。公共外交被认为是“软实力”艺术，最终也未脱此“权力”观窠臼。
（4）以思想性超越理论性。
面对西方话语霸权，中国公共外交理论的产生一直处于思想与理论之间的阵痛之中。笔者此前提出，“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创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只不过是西方殖民体系的延续。当今的国际政治观念仍然建立在西方话语霸权基础上。相应地，所谓国际关系理论是从思想观念上强化西方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合理地位与霸权的合法性。指望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幼稚而有害的，因为这是削足适履，中了西方的圈套。因为真正的理论无所谓特色而言。企图保留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理内核’又要彰显中国的价值关怀，并不能创造出‘中国特色’，而只是在包装和传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应地，中国学派的提法试图从国际关系学界分一杯羹，以自立于民族之林的面貌来实施自我奴役，甘愿被西方所俘获。”
公共外交理论何尝不是如此？！
新时代呼唤公共外交理论创新。传统中国多是文化中国的概念；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现代中国，现代性一定会表现出理论性；全球中国崛起，呼唤全球思维。传统中国学术思想性强于理论性，现代学术正好反过来，全球性思维需超越这两者。真正的中国公共外交理论应超越两者的偏废，实现思想性与理论性的完美统一。
恢复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本质，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公共外交范式。反思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存在范式的羁绊、被歪曲的“中国特色”。因此，建构中国的公共外交学，首先要超越范式、超越中国特色，进而超越外交本身。
展望未来，只有自主创新，打破美国和西方标准，才能树立发展中国家的信心。以中印共同崛起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效应，也就在于彻底埋葬殖民体系以来的西方神话，包括公共外交理论神话，开启真正的多元化时代。
超越的结果是什么？
从字面意思理解，“超越”的含义有超出、越过等，包括有形和无形两方面。本书指的当然是无形意义上的超越，即层次和逻辑上的革新。具体来说，超越公共外交有三方面含义：行为上超越，规则上超越，观念上超越。
超越不是否定，而是扬弃，甚至可能是继承，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与时俱进，还原西方的地方性。尽管其存在的前提和作用条件发生了变化，西方理论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合目的性，这就是作为多元世界里的地方性理论，西方公共外交理论仍然将会是理论百花园中最艳丽的一朵。
西方人思维的特质，受制于其个人主义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过分追求理性与差异性，这与东方人思维求整体、感性与一致性的特点有本质差异。这是以西方概念、理论与思维范式建构中国的公共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难以逾越不同通约性障碍的根本原因。
作为启蒙运动的后期成果之一，西方公共外交学视国家为目的而非手段，这是建立在西方物质与话语霸权基础上的；尽管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本质，但是所谓的目的仍局限于西方内部，西方的公共外交实践，让非西方国家成为手段，更不用说非西方人了。许多非西方国家直到二战结束后才确立、恢复其主权，形成民族国家，捍卫自己的人权。因此，西方公共外交理论的不彻底性，正是亟待超越的前提；超越的结果，是恢复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普遍性，一定程度上还原国家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本质。
一句话，公共外交学是人学；公共外交的本质在于民心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