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公共外交的悖论

正如上文所言，公共外交最早起源于美国，其狭义定义是一国政府通过信息和语言手段做外国民众的工作。之后，欧洲学者认为，广义上可以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影响外国民众态度的各种合法手段的总称。

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强调国内公众和国外公众，在中国，“谈判式外交”日益不能适应中国崛起情势下以“说服式外交”为主旋律的信息时代需要。公共外交的兴起有助于推动我国传统外交思维的革新。如果说和平崛起解决的是如何更好更快崛起的问题，那么公共外交解决的是崛起的中国实力如何为外交所接受的问题，承载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世界如何良性互动建构的历史使命。因此，公共外交作为政府外交的补充，日益成为我国外交的又一支柱。这是公共外交从学术词汇、媒体名词，变成一种政策流行语，并成为外交亮点的时代背景。

传统的公共外交有其悖论，而中国公共外交的悖论从现象上则可见诸如下五个方面：

其一，特色与普世的悖论。特色是世俗文明特质，普世是宗教文明特质——中国崛起的真正挑战是世俗文明的兴起对传统宗教文明的挑战。因此，中国公共外交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消除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的对立。中国公共外交追求的是和而不同、形异实同、多元一体，进而包容互鉴，实现人类的共同价值。

其二，无为与有为的悖论。中国文化是“为而不争”的文化，但在所谓普世价值的背景下，这种文化是难以让世界信服的。因此，在观念上不接受中国的前提下，任何的有为和无为均无法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其三，抽象与具体的悖论。人们常常认为只有西方的一套才是理论，中国即使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却也因概括性、可验证性不强，而被认为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然而，中国近年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恰恰印证了中国能够既写意又写实，这或许对于中国践行公共外交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其四，身份悖论。无论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还是现实的国际实践，中国的多重身份无法忽视——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国际社会上的新兴大国；既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东方国家——这些身份一定程度上让人们了解了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但也在某些方面人为地将中国孤立起来，似乎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西化世界在斗争。与此同时，在中国强政府弱社会的这种情形下，如何与西方强社会弱政府的国家打交道也值得探讨。

其五，属性悖论。中国在多重身份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存在，这对于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也具有本质上的影响。中国是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在进行公共外交时，它究竟是一个文化中国还是一个政治中国？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描绘了中国的三重身份，分别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与此对应，今日之中国，身份有三，分别是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传统中国”（traditional China），即传统农耕文化、内陆文明孕育的“文化共同体”。“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即近代以来随着“天下”观破灭后被迫融入西方国际体系而塑造的现代“民族国家”身份。由于国家尚未统一，“现代中国”身份仍在建构中，民族融合与核心价值观建构挑战尚在。“全球中国”（global China），是指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些利益和观念国际化、全球化的部分，即坚持传统文化，又包容价值普世性，而处于形成之初级阶段的全新国家身份。中国公共外交的合法性，就在于塑造中国自我身份与外界认同的一致性。

公共外交被认为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展现途径。软实力概念具有浓重的国家性。中美国情不同，历史文化各异，软实力概念便折射出种种差异来。

美国自以为是的思维习惯及其公共外交悖论，在其他国家是否存在？从“道”而言，可对中美软实力文化做如下比较（见表1.1）：

换言之，从道的层面而言，作为世俗化文明，中国公共外交超越了美式悖论。然而，理、法、术其他层面如何？客观而言，中国公共外交面临西式话语霸权，因而呈现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悖论，典型的有他者化悖论、异化悖论及实力与形象的悖论。

悖论一：他者化悖论——如果你不能表达自己，就将被别人表达。

马克思曾经这样描述19世纪的法国农民：“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实际上，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窘境。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新闻都是用西方的概念和意识形态的框架来表达的，并且被英语媒体所主导。中国享有经济和文化的权力却在政治上受到歧视。这就是中国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困境。比如“和平崛起”，我们强调“和平”，人家侧重“崛起”，致使我们本意上是好的提法效果上“他者化”甚至“妖魔化”了。

悖论二：异化悖论——类比容易理解，但异化；不类比，又无法理解。

当中国尝试自我表达又如何？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指出：“民族彼此之间的理解也像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一样是很少的。每一方面都只能按自己所创造的关于对方的图景去理解对方，具有深入观察的眼力的个人是很少的、少见的。” 这一点，对于中国公共外交更突出。中国概念太中国化，不了解中国特殊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很难理解，很难把中国的政治语言翻译成他国语言。到底是迁就西方的理解还是让西方迁就中国的理解，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典型悖论。中国的象征——“龙”，翻译为西方语境中会喷火的邪恶“dragon”，容易被西方理解但也遭异化。这背后是文明的道统与通约性问题：外界能否放弃先入为主、自我为中心的认识习惯，以中国语境理解中国。如果中国政府用通用的国际语言来表述自己，将会失去中国特色，也会因为太西方化而受到国人的批评；但完全用中国特色的语言表达，国际社会往往不容易准确、全面理解中国的意思。

悖论三：实力与形象的悖论——崛起的硬实力往往导致软实力受损。

中国的崛起，在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现在中国的一言一行，国际社会不说洗耳恭听，也是十分在意。中国能自主表达又如何？欧洲人长期希望规范中国，近年希望日益落空，于是在欧洲流行的看法是：“我搞不定你，所以你是威胁；你自己都搞不定自己，你更是威胁。”换言之，中国就算能自主表达自己，也未必能如愿改变欧洲人的中国观，因为后者是欧洲人欧洲观的折射；对于像美国这样宗教情结浓重的国家，中国的形象与其实力往往成反比。正如亨利·卢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副主席特瑞·罗兹（Terrill Lautz）所言，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是一个爱恨交织的历史循环：“我们对中国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当中国国力衰弱、疆土分裂时，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往往比较正面，但是当中国强大起来并开始具备外向发展的潜力时，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则趋于负面。”

不表达、不能自主表达、能自主表达，均面临悖论，这就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处境。从根源上说，这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历史—现实—未来困境。即使中国敢于、善于从事公共外交，中国在国际形象上仍然面临很多挑战，主要的障碍来自三个层面：一是基于历史记忆，比如，中国的邻国印度、朝鲜和越南仍然深深地受到战争和朝贡体系的影响；二是基于现实顾虑，比如，中国近年来走进非洲，被欧洲视为侵入其“后院”，被美国视为破坏其以对外援助治理世界的挑衅之举；三是基于未来担忧，比如亚洲版本的门罗主义说、中国如一战前的德国等等。 0ahRUEJcCadlswv2UJA01sUb/hJi2OBlYETpmOypsi+OqjS9VScI4XK8EAUwy80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