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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继承了革命时期的传统，在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文艺的宏大叙事的策略和手法，无论是电影还是戏剧、小说，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主要限定在人们的政治、经济生活方面，并且主要在阶级斗争的背景下，表现人们在政治斗争中的生产、生活状况，情节的发展必须符合意识形态的表述。简言之，文艺需要服从政治的逻辑。按照李欧梵教授的观点：
中国的现代性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然而事实上这种现代性的建构并未完成，这是大家的共识。没有完成的原因在于革命与战乱，而革命是否可以当作是现代性的延伸呢？是否可以当作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延伸呢？一般的学者，包括中国学者都持赞成态度。这意味着中国从20世纪初，到中国革命成功，甚至直到四个现代化，基本上所走的都是所谓的“现代性的延展”的历程。其中必然有与西方不同的成分，但是在广义上还是一种现代性的计划。
按照李欧梵的说法，把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都纳入现代性的轨道的话，那么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各种文字和影像中的“国家话语”，在一个总的民族国家建构的目标之下，也经历了从“革命”到“现代化”的话语转换，而这样的转换，如同调校一个精密的时钟，是慢慢完成的。
如果我们把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电视纪录片和当时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电视纪录片并没有经历一个对应的“伤痕文学”的阶段，显然这是因为文学更多地带有作家个人的色彩，而电视纪录片是一个机构化的产物。而当短暂的“伤痕文学”浪潮过去之后，“团结一致向前看”、农村和城市改革、四个现代化等当时的主流政治话语同时成为文学和纪录片的表达主题。1982年，刘效礼拍摄了《说凤阳》，首次以影像的形式披露中国农村大包干的真实情况，他在后来提到这部片子拍摄播出的经过：
当时台里的本意是让我了解农村生产责任制对军属的影响。但我一去，看到凤阳的巨大变化和当地农民的精神面貌，就改变了主意，决定拍一部《说凤阳》，反映农村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我甚至还有一个拍摄计划：10年后拍《道凤阳》，20年后拍《凤阳是个好地方》，就叫“凤阳三部曲”。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亲自审看了35分钟的《说凤阳》。看完后，他说了一句话：“小刘，这个事中央意见都不一致，你为什么搞了这么大一个片子？”张香山建议把35分钟的片子压缩成5分钟。但我心不甘，也没想那么多，就自作主张，把35分钟的片子只删去了5分钟。30分钟的纪录片《说凤阳》播出后，全国一片哗然。著名画家黄永玉连夜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多少年来，农民形象被歪曲了，你们拍了一部活的社会主义的关于农民的教科书。”黄永玉还画了一只刺猬，他夫人在一旁题了首诗，意思是“刺猬身上的刺就像丘比特的爱神之箭，这是观众对你们的爱护”。黄永玉自己把这封信送到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看到播出效果很好，原来悬着的心踏实多了。
最早的改革者是要冒风险的，而最早记录改革者的人也是如此。按照凯尔纳的说法，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调动了感情、情感和信仰等，从而促使人们满足于某种主导性的关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设定”
。在国家调整“核心设定”的时候，刘效礼其实是摸到了这个节拍。
根据福柯的观点，任何一种话语都是在话语实践中形成的，“话语实践也反过来改变着它将它们之间建立起关系的那些领域”
。在《说凤阳》之后，农村反而成为纪录片的重要题材，山东电视台1985年制作的《农家春节》获得1988年美国电影电视节优秀创作奖
，成为优秀对外宣传片。与此同时，诸如《华夏石油赞》《改革，冲击着女人》《奋起呀！中华》等一批电视纪录片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样的话语显然不是自然而就，而是某种建构的结果。有文献表明，现代化的话语已经成为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于国家形象的一种描述：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不仅科学地设计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和根本战略，而且全方位地设计了我们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全书直接论述国家“形象”、民族“形象”的计有12处之多。透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和民族的“形象”问题是一个贯通邓小平同志许多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决策的重要问题，它既联系着“两次革命”，又联系着“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既联系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又联系着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既联系着本世纪90年代的当代中国，又联系着21世纪的未来中国……他认为，中国的形象在近现代、当代和下世纪50年代，已经和将要依次经历三次带革命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从，“站起来”到“站住了”一直到“岿然屹立”的转变；而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要向世界展示的形象，则包括改革开放的形象、“经济大国”的形象、安定团结的形象、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形象以及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五种形象。
我们仔细分析上述这段话可以读出其中包含着，“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两重含义，即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也必须以现代化为落脚点如果说。80年代的电视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从“”革命话语向“现代化话语”转换的话，那么伴随着这个转换的，是纪录片对现代化的追寻，以及现代化征途上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
需要指出的是从，“革命”到“现代化”的话语转换，并不意味着在纪录片中“告别革命”，接下来的论述将探讨不同时代“革命”话语在纪录片中的存在方式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