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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大型的农耕定居文明，除了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兰西等地有一些面积较大的农耕地区，大部分地区都是非定居文明。在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解体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日耳曼部落长时期被称为“蛮族”。
与中国北方草原帝国与中原帝国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类似，西北欧蛮族部落的文明发展，也主要是通过对南方和东方地中海定居文明的劫掠和侵占，如罗马帝国末期的蛮族入侵以及11世纪至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而到了大航海时代，则发展出更大范围的征服活动，包括对整个美洲和非洲的劫掠和侵占。因此，其基本性质就是一种“游盗文明”。
产自西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在概念诞生之初，含义很确切，并不混乱。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
在19世纪中期的西欧，这个描述符合现实。在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崛起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前，世界的图景是这样的：近现代历史的西方源头，就是16—19世纪300年间发生在西欧的社会巨变；而这个巨变的核心部分，就是一个新的人群——出现在城市当中的、非贵族出身的、需要自谋生路的、主要依赖于智力劳动的、凭金钱获得权力和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崛起。
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结底不过是这个新兴阶级为了说明自身或调适自身而制造出来的不同理论。
最早的使用者，如欧文主义者和圣西门主义者们，主要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集体主义理想，如法国圣西门派的戎西埃雷在183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我们不愿意为社会主义而牺牲个人，也不愿意为个人而牺牲社会主义”。1840年欧文（Robert Owen）出版了《社会主义与理性社会制度》（ Socialism or the Rational System of Society ）一书，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修正和改造而正式提了出来。
所以说，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决定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或者说，首先出现的是被资产阶级理论家建构出来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理论，无论是谁创造出来的，也无论处在光谱的哪个位置，其实无不是从这同一棵观念的“大树”上生长出来的枝枝叶叶。
而关于资本主义，最简单粗糙也是最长盛不衰的宏大叙事，就是“自古以来早已存在”论，即认定世界上存在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普世理性，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就有了“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相互交易”（亚当·斯密）的天性，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此后，人类社会踏上了通向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伟大征程，旅途漫长而艰辛，英勇的“资本主义者”们（从巴比伦商人，经佛罗伦萨市民，直到鹿特丹和伦敦的资本家）一路披荆斩棘，移除了所有障碍和藩篱之后，终于抵达了今天这个光辉的彼岸。
这是关于资本主义最光鲜亮丽的一副面孔，那些血腥残暴、你死我活、尔虞我诈、敲骨吸髓的相貌都不见了，撒旦魔鬼被打扮成了英雄大卫。
就这样，关于资本主义的英雄故事，与关于西方文明的光辉道路一起，构成了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的主线。虽然可以确认，在16—19世纪的300多年时间里，西欧地区的确发生了一场独一无二的社会巨变，但同样可以确认，这场巨变只发生在西欧所处的游盗文明当中，属于特例，与其他类型的文明基本无关，当然不具有普遍意义。之所以后来被嵌入了整个“世界历史”，被解释为一个所有文明早晚都要经历的必然阶段，被当作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进行理论上的归纳总结并用来指导所有其他文明，无非就是西方取得了全球统治地位之后才应运而生的一个学术工程，旨在使西方的统治合法化、永久化。
人们耳熟能详的各种解释理论——理性科学、自由个体、新教伦理、人文主义——千方百计使西方世界与其他地方区别开来，并形成了说明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只出现在西方并最终导致了西方的胜出的各种理论。这些理论实际上大都站不住脚，因为其中有太多伪造历史和简化现实的痕迹。
伪造和简化工作，主要是由18—19世纪的日耳曼历史学家群体完成的。他们通过区别“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演进的历史”和“静止的历史”等貌似科学的概念，有选择地将古代文明史重新编造成一个连贯的、有利于西欧的“世界历史”。在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单线历史当中，中国和印度一定被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波斯、阿拉伯、突厥、蒙古，也一定被当作“野蛮文明”被边缘化、妖魔化；剩下的就是一个从古埃及、古苏美尔开始，经过了雅典、罗马、耶路撒冷这个“古典时代”，进入了千年“中世纪”之后，通过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接着到了近代的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时期，最终来到了现代自由民主这样一条光辉道路。
完全无视中国和印度，就等于是将人类文明史上最为重要的大型定居文明排除在了历史叙事之外。利奥波德·冯·兰克和马克斯·韦伯等人是“欧洲中心的单线发展史”以及所谓“内在发展的刚性规律”的主要建构者，但由于他们影响巨大，19世纪的西方社会科学几乎完全建立在兰克的“科学史学”和韦伯主义的“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之上。
一百多年里围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对错优劣的各种争论，也许根本没有走出那个被所谓“经典”理论、“经典”观念堆砌起来的空中楼阁，从来没触及真正的社会现实和更广阔的世界。如果抽离掉“欧洲中心的单线发展史”和“内在发展的刚性规律”等基本假定，认识到这些观念完全可能是错觉，是一种只属于特殊类型文明的特殊情况，那么关于“一切人类社会的历史”的各种理论，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基础和批判环境下，都会变得面目可疑、漏洞百出。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
这就是当时的时代巨变，就是此后几百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的源头。而之所以发生了资产阶级突然崛起这个巨变，从西欧的历史上看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从非洲贩卖的奴隶和从美洲掠夺的金银令西欧权贵阶层暴富；二是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刺激了各国精英阶层之间的激烈竞争；三是各国公权力的虚弱导致私权力膨胀。
这三个主要原因都有充足的史实作支撑，如果不是受到“欧洲中心的单线发展史”观念的强力主导，引出各种牵强附会和东拉西扯——源自古希腊的资本主义萌芽、源自古罗马的共和主义和私法传统、源自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源自新教革命的资本主义工作伦理、源自“大宪章”和“普通法”的自由主义文化——本来早应该出现更符合史实、更合乎逻辑、更令人信服的历史叙述。
实际上，这三个原因没那么离奇难解，本质上无非是游盗文明的特性在那个时期的集中反映：第一条，从非洲贩卖的奴隶和从美洲掠夺的金银，背后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凶残的集体屠杀和种族灭绝，非游盗文明不能以此为天经地义并大行其道；第二条，西欧的四分五裂，反映出罗马帝国覆灭后西欧基督教社会长达千年的低等文明状态，非游盗文明不会是如此这般的早期历史；第三条，公权力的虚弱，体现出该地区国家建设普遍的未完成，甚至尚未达到古代亚述、埃及、巴比伦、波斯等早期文明国家的建设水平，非游盗文明不能处在如此这般的状态。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这个文明自身的特殊性，在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欧各国资产阶级的迅速膨胀，不过就是这个特殊文明在一个特殊时期出现的一段特殊的小历史：从一个不高的文明状态中，以最野蛮的方式积累了财富，借助于最适合的社会条件，实现了最顺利的崛起。
具体来说，包括了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巨富的贵族阶层对奢侈品的强大需求中，诞生了网络状的“国际贸易”市场，同时在西北欧几个贸易中心城市出现强大的商业权力。
第二，从西欧各国内部特定的社会冲突中涌现出特定的精英集团，不同精英集团一方面以各自的方式统治远方的土地和人民，另一方面凭借各自攫取资源的能力而相互竞争。
第三，从各国精英集团之间的竞争和战争中诞生了现代国家，国家从精英们让渡出来的私权力中获得公权力，并反过来通过公权力服务于精英集团。
第四，精英集团与国家的合作，使得精英集团拥有包括了经济和政治等多重攫取资源的手段，这导致农民和手工业者全面沦为无产者，从而形成了庞大的无产阶级。
第五，由于无产者失去了所有的生产资料，生产者必须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并取得生产工具。这就导致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即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是为了以获利为目的的交换而进行的生产。
有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种理论所赖以产生的那个现实世界，就在这里了，也就是这些了，不需要更多了。
掀掉了“西方中心的单线发展史”这件外衣，搬掉了古希腊、古罗马这块垫脚石，抽掉了资本主义“内在发展的刚性逻辑”这根脊柱，回归西欧资产阶级之崛起的本来面目，其实不过就是源于蛮族群体的游盗文明借助于幸运降临的历史条件实现的一次成功逆袭。尽管也有它的独特优势，例如游盗文明特有的开拓精神、探索精神、征服精神，体现在西欧资产阶级身上，表现为过人的勇气、无尽的激情、充沛的能量、超强的学习和创造能力，的确令其他类型的文明相对失色。虽然是新生的文明群体，但是他们从古老的地中海文明和东方文明中学到了科学和哲学，学到了文学和艺术，并创造性地应用到了他们的全球征服事业中。而征服事业的扩展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新的发明和创造，形成了一个“先进”和“霸权”相互加强的正循环。但远远到不了构成一个“人类社会发展必然阶段”的程度。
试图从这段特殊的小历史中归纳经验、形成理论、普及世界、教导各国、指引未来，对输出者来说是“思想帝国主义”，对输入者来说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刻舟求剑，只会越学越歪。
（文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