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剧作家，莎士比亚最卓越的原创力在于，他能让人物在不经意间听到自己说的话，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说的，从而自然而然地引发人物命运的变化，那么他的十四行诗这种浓缩的艺术形式能否同样表现出戏剧中的这般力量，让莎士比亚自己如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随着不断回应或反映自我的心声，经历了逐渐变化的过程？我提出这些，并不是要回到“十四行诗是不是具备戏剧性”这样的老问题上。A.D. 纳塔尔精到地声称莎士比亚诗风上的某种模拟性使读者看到本来不曾得见的现实层面，我想知道是否真有一首十四行诗满足这一论点。

《十四行诗》的美感与它们出现的时间早晚无关，如果我们按照其写作先后次序阅读，很可能感到收获的东西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十四行诗》是一个松散的系列，由一首首独立的杰作组成，最好的几首被定性为古往今来历史上最为杰出的语言作品，优于斯宾塞、锡德尼和德雷顿，也优于弥尔顿、华兹华斯和济慈。这样的诗歌有着纪念碑一样的品质，配得上《凤凰与斑鸠》的作者，是其他西方语种作品不可比拟的。

相较其他篇章而言，并没有许多评论家更喜欢第94 首十四行诗，但其模棱两可之处几乎激起了所有人的好奇心：（8）

谁有力量损害人而不这样干，

谁不做人以为他们爱做的事，

谁使人动情，自己却石头一般，

冰冷、无动于衷，对诱惑能抗拒——

谁就恰当地承受上天的恩宠，

善于贮藏和保管造化的财富；

他们才是自己面貌的主人翁，

别人只是他们好姿容的看护。

夏天的花把夏天熏得多芳馥，

虽然对自己它只自开又自落，

但是那花若染上卑劣的病毒，

最贱的杂草也比它高贵得多：

极香的东西一腐烂就成极臭，

烂百合花比杂草更臭得难受。

史蒂芬·布斯把这首诗看作“叙事者犹豫不决的风格之镜”，并观察到“诗句在两种特性之间徘徊，使得读者对前八行反复提到的主体——‘他们’的态度，于正面和负面评价之间摆荡起来”。关键是叙事者的暧昧态度能否通过结尾双行对句的隐藏含义最终得到解决，而那又依赖于另外一个问题：面对“他们”，叙事者到底有多少真可称之为犹豫不决的态度？

假如一个人不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损害别人，同时表面看起来他已经确乎要那么去做了，这个人可能会跟施虐受虐狂扯上点儿关系。或者，像哈姆莱特那样，在第五幕里极大地唤起了所有观众的爱，然而自己已经超越爱之所及了。一个无动于衷的动人者比一个魅力四射的人更像神，更好地继承了天堂的荣耀。我认为至少到这里，第94 首十四行诗意义十分清晰，并没展现出叙事者可能存在的犹豫不决。

“善于贮藏和保管造化的财富”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是让人贮藏情欲热情，避免过快耗尽，但在第94 首的语境中，我不愿对“造化的财富”的意义加以局限。我们把哈姆莱特视为造化的宝贵财富，因为我们认为他象征着一种精神的、灵魂中的历险。然而在第五幕中，哈姆莱特全然无动于衷，如果我们称他“善于贮藏和保管造化的财富”，是否离那样一个哈姆莱特十分遥远？确实，通过充分地克制自我，第五幕中的哈姆莱特最终成为“自己面貌的主人翁”，那面貌是他转向埃尔西诺城堡和观众时表露出来的。于是后面一行变得难以理解：“别人只是他们好姿容的看护。”这里的“他们”并非指向“别人”，而是指向之前所说的“自己面貌的主人翁”。在哈姆莱特的例子中，霍拉旭是所谓“好姿容的看护”的典范之一。他活了下来，并将他们所爱戴的这位人物的故事流传开。

因此，哈姆莱特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其他英雄人物是“夏天的花”，对于霍拉旭和观众来说馥郁芬芳。他们本质上是为了自己绽放和凋谢，我们只能部分地领会他们的目的，更不用说接受了。意义转折的关键在于英雄们所遭遇到的“卑劣的病毒”。我并不同意那种将英雄染病与杂草的存在联系起来的解读，因为“卑劣的病毒”意味着或隐或显地糟蹋了原本的品质，而杂草早就是最下贱的了。不妨将可怜的奥瑟罗视为被疯狂症糟蹋了的“夏天的花”吧！这种疯狂症因妒忌而发，缠扰其身，最终以极为不可思议的方式使其备受屈辱。然而，哈姆莱特这朵百合花丝毫没有染上腐臭，本质一向洁净。（9）

我并不认为《十四行诗》（约1592 —1596）揭开了《哈姆莱特》（1600 —1601）或者是《奥瑟罗》（1604）悲剧的序幕。然而，第94 首十四行诗象征着后来悲剧作家的风格，除非其创作时间（的确很有可能）晚于大多数其他十四行诗。依我解读，这恰恰与华兹华斯所称颂的“情感相助”背道而驰，而一旦我们曾经强大过，我们就会以各种方式表现自己的强大。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情感相残之时，强大成为恐怖。奥瑟罗或麦克白都曾经以不同方式表现过自己的强大，因而他们毁灭的命运变得更为恐怖。

包括燕卜荪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第94 首十四行诗表达了作者的矛盾情结，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也没有发现叙事者在最后两行对句中改变了自身的立场。我以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即使是那些最具代表性的，也不是以戏剧性见长，而是更具抒情性。与其说它们展示了个人化的独特表达，不如说其尽善尽美地书写了传统。华兹华斯和济慈曾向莎士比亚学写十四行诗，但其实他们的诗作更接近弥尔顿，因为他们像弥尔顿那样，给予作品预言意义的重任。莎士比亚确乎“有力量损害人”，但在十四行诗中他只是“贮藏和保管造化的财富”；而在悲剧作品中，他就不尽是自生自灭、自我绽放和凋零那么简单了。（10） xqxvHKiejE1HB7gAEIMF6w8omgKIf9yMsGqZg/DlQ1eVwgRSLuiirgXJfUmeZB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