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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
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就中堪人属意，最是虫虫。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几回饮散良宵永，鸳衾暖、凤枕香浓。算得人间天上，惟有两心同。 近来云雨忽西东。诮恼损情悰。纵然偷期暗会，长是匆匆。争似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眼前时、暂疏欢宴，盟言在、更莫忡忡。待作真个宅院，方信有初终。
柳永在青年时代困居都城东京之时，为歌妓乐工写作新词，结识了许多民间歌妓。在《乐章集》中写到的便有秀香、英英、瑶卿、心娘、虫娘、佳娘、酥娘等，而与他情感最深的要算其中的虫娘了。他曾描述她卖艺的动人形象说：“虫娘举措皆温润，每到婆娑偏恃俊。香檀敲缓玉纤迟，画鼓声催莲步紧。贪为顾盼夸风韵，往往曲终情未尽。”（《木兰花》）可见她是一位温柔俊俏、色艺超群的多情女子。虫虫当是虫娘的昵称。柳永最初科举考试下第之后，仍怀着希望，曾安慰她说：“但愿我虫虫心下，把人看待，长似初相识。况渐逢春色，便是有举场消息。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征部乐》）显然柳永是在下第后落魄无聊的情形下得到她的爱情的，因而他表示如果有了举场的好消息，即一举成名之后，定不忘记报答她的恩情。这首《集贤宾》词，写来有如以词代书，向虫虫表白自己的真实情感，向她许下庄重的誓言，给她以安慰和希望。
词人坦率地在词的开始就承认对虫虫的真情实意。“小楼深巷”即指平康坊曲之所，歌妓们聚居之地。北宋都城，“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以南东西两教坊”（《东京梦华录》卷二）。坊曲之中身着罗绮、浓妆艳抹的歌妓甚众，但柳永却特别属意于虫虫，为了她的“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自然有比虫虫更为风流美貌的，而具有雅态的却极为稀少。“雅态”是虫虫的特质。唐宋以来的一些歌妓，除了有精妙的伎艺之外，还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能吟诗作词。柳词《两同心》的“偏能做文人谈笑”和《少年游》的“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就是表现这种“雅态”，它是源于品格和志趣的高雅，全不像是风尘中的女子。柳永之所以爱慕虫虫正由于此。歌妓们虽然受制于娼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她们的情感是可以由自己支配的。柳永由于真正地同情和尊重她们，因而能获得其爱情，相互知心。以往的日月里就曾有过多少良宵，他与虫虫幸福地相聚，“凤枕香浓”，“人间天上”似乎只存在他们的真情了。词的上片追叙他与虫虫的恋爱小史。这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他们的爱情出现了一些波折。词的下片便叙说现实中发生的情事。
词的过片以“近来”两字将词意的发展由往昔转到现实。下片恰当地表达了词人内心复杂的情感，达到了劝说虫虫的目的。他能理解由于女艺人特殊的职业关系，云雨西东，这几乎使他俩失去了欢乐之趣。从与虫虫“偷期暗会，长是匆匆”的情形来推测，柳永困居京都，已失去经济来源，不可能千金买笑而在歌舞场中挥霍了；因而与虫虫的聚会只能偷偷地进行，而且来去匆匆。由此使他希望与虫虫过一种鸾凤和鸣、白头偕老的正常夫妇生活，以结束相会时愁颜相对的难堪场面。“敛翠”，翠指翠眉，敛眉乃忧愁之状；“啼红”，红即红泪，指妇女之泪。虫虫在匆匆相会时“敛翠啼红”，暗示了他们爱情的不幸。这不幸全是来自社会方面的原因，很可能是因娼家严禁虫虫与这位落魄词人的往来。对此情形，词人提出了暂行办法和长远打算。暂行的办法是“眼前时、暂疏欢宴”，疏远一些，以避开社会或娼家的压力。他劝慰虫虫不要忧心忡忡，请相信他的山盟海誓。长远的打算是使虫虫能“作真个宅院”。《能改斋漫录》卷十七载无名氏改冯延巳“三愿”词作《雨中花》，结尾云：“五愿奴哥收因结果，做个大宅院。”“奴哥”为对女子的昵称。这两句与柳词语近意同。“宅院”当指姬妾。苏轼《减字木兰花》词赠徐君猷宠妾胜之云：“天然宅院，赛了千千并万万。”《水浒》第四回说赵员外将金老女儿养做“外宅”，均可证。旧时风尘女子得为士人姬妾，已符所“愿”。柳永是真正打算娶虫虫作“宅院”的。只有到了那时，才算是他们的爱情有始有终。“有初终”，语本于《诗·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他预想黄榜得中之后实现这个愿望。
应该相信，柳永当时的许诺是真诚的，也是违反封建婚姻制度的。在宋代社会，像虫虫这样的贱民歌妓，是不可能与宦门子弟的柳永结为正常配偶的，即使免贱为良，纳为姬妾，也得经过一系列麻烦的程序，而且得付昂贵的身价银。现实生活是多变而残酷的。事实上后来柳永考中了进士，踏入了仕途，但客观条件已不容许他去实践为虫虫许下的诺言了。柳永“名宦拘检”，成为封建统治阶层中的一员，其社会地位与贱民歌妓无异天壤之隔。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柳永敢于在作品中大胆表示与贱民歌妓结为正常婚配对偶，这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在此意义上，《集贤宾》反映了北宋新兴市民思潮对柳永的积极影响，这在唐宋文人词中是甚为罕见的。
（谢桃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