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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堂先生：
近来拜读大作英文《苏东坡传》（ The Gay Genius ），至为钦佩。苏氏一家，天才辈出，在中国古今作家中，实已无双，而东坡如此多方面的成就，更是中外所罕见。自南宋以来，诸家记载东坡事迹者固极多，但能综述其生平，刻划其个性的传记，自然还是以先生大作为第一。我很喜欢这本传记，因为大作具有创作性，史迹有据而叙述生动，像读一部传奇小说，处处引人入胜。我曾买了好些本分赠外国朋友，也都获得过一致的称赏。
这儿我偶然有一两个小问题请教你。你在这书里意译东坡底《朝云诗》第一首（p.360），把末了两句解释作：When the pill should be formed, she was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him and enter the fairy mountains. No longer would she be like the fairy maiden of the Wu Gorges, tied to a mortal union.但我记得原诗末了两句是：“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云雨仙。”我这儿没有他底诗集，如果我没记错，那“逐我”两个字底意思似乎该是“随着我”到蓬莱三神山去，同作小游仙，而不是“to say goodbye to him”。我不知道你对这原文文意作何解释或者你依据了什么版本？又“舞衫歌板旧姻缘”及“不作巫山云雨仙”等句似可作朝云为杭州妓之一证。你在pp.217－218所说的似乎还是有些疑问。其次，在192－193页里，你说到东坡狱中寄子由诗的故事，说是因他儿子托人误送腌鱼而起。可是东坡在原诗题目里自己说是因为“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云云。不知你是否觉得别的记载比他这儿自己所说的更可靠？或有其他更确实的证据？我以为你在这儿如果把他自己记载的也记上一笔，以备一说，证据似乎更完备些，不知尊意如何？
近来中国大陆秧歌很流行，有一种传说，秧歌就是苏东坡创编的，或至少是他拟作过的。据张世文《定县的秧歌》中说：“据定县一般人传说，秧歌是宋朝苏东坡创编的。定县黑龙泉附近的苏泉、东板、西板、大西涨、小西涨等村的农民，多种水稻。在苏东坡治定州的时候，看见种稻的农民在水田里工作，非常劳苦，因此就为他们编了许多歌曲，教他们在插秧的时候唱，使他们精神快活，忘了疲倦，这便是‘秧歌’名称的起源。后来不久秧歌就传遍了全县，定县的男女老幼差不多就都会唱了。农民多不认识字，秧歌便一代一代地用口传下来。东坡先生也万没有想到后来秧歌竟变成了戏剧。”
杨荫深在《中国俗文学概论》一书中也引到这点。这传说是否可信当然成问题，不过倒是很有趣的传说。即使是附会的，也可反映出苏氏留给老百姓印象的深刻，也许在定县对诗和歌舞真的尽力拟作过，至少才有这种附会也说不定。不知你对这点注意到么？
这儿附带告诉先生一件事，我之前就注意到苏东坡，是因为先父一生顶喜欢他，无论对他底诗、文、字、画、做人、思想、治事，以及他底一切生活态度，都非常推崇。因此我从小也就时常听到他谈起过苏氏底一些故事。两年前还从国内寄来他近作小诗数首，其中一首是：
倜傥俶伟之画策，
嬉笑怒骂亦成文。
鲁连舌与髯苏笔，
我愿黄金铸两君。
此外，他又画了一张赤壁图，自己在上面题了两首诗和小序说：
余于千古文人，独推坡公，谓其既擅众长，兼达治理，豪情逸致，远轶群伦。而公瑾少年英发，交若饮醇，雅能顾曲，又为自古武人所仅见。偶读坡公《赤壁赋》，云“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等句，寄迹清景，仿佛在目。偶写是幅，以寄遐想，而二公之流风余韵，后先照耀，俯仰古今，不知向往之无端也。即题二诗：
阿瞒俊语欺人耳，
未必英雄属使君。
赤壁依然天堑在，
我家公瑾定三分。
余艺十人差足了，
众长一手自来无。
杜诗韩笔终孤特，
只合风流拜大苏。
我告诉先生这些，因为我很爱先父，也很爱他所爱的一切，我读了你底大著，无形中引起我许多从小孩时就带来的一些“偏爱”和快感，就冒昧地写了这信给你，不知你是否已感到我太噜苏了。
八，13, 1953
附诗：
1.《我看见过黄河》。
2.《风云二首》。
3.《山歌》（Heinrich Heine）。
4.《野心》（W. H. Davies）。
[1] 林语堂（1895—1976），乳名和乐，本名玉堂，后改今名，福建龙溪（今漳州）人，文学家、语言学家、思想家。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教授。早年创办《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三份半月刊，提倡晚明公安派性灵文学和幽默文学，寓激愤于幽默。1936年移居美国，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文学组长。笔耕不辍，用英文将中国文学、艺术和生活哲学介绍到国外，著有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吾国吾民》，1935）、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生活的艺术》，1937）、 Moment in Peking （《京华烟云》，1939）、 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 （《苏东坡传》，1947）等。1966年定居台湾阳明山，生前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国语日报》董事、“中华民国笔会会长”、世界笔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