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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纵，谱名绪倜，字幼琴，号丝竹、弃园。1916年1月7日生于湖南祁阳，2007年5月7日逝于美国加州爱尔巴尼寓所。先生学贯中西，兼综文史，诗词书法无不精擅，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大家。出于对先生道德文章的景仰，友朋弟子常尊称他为“周公”
。
周策纵先生一生经历丰富，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大学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1938—1942），其后留校担任《新认识》月刊主编，同时指导在校学生的写作和文化活动。因受到时任政大教育长的陈果夫赏识，其后担任过战时首都重庆市政府专员、秘书以及编审室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周策纵获颁政府胜利勋章，又在陈果夫、陈布雷等人安排之下，担任蒋介石的侍从编审，掌管记录补写讲稿、新闻发布、宾客接见记录等事宜，在“主席官邸”住了两三年，并因此结识了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诸多知名人士。这段“不平凡”的从政经历，使周策纵“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派系如何纷争，党政何等瘫痪”，他的思想因此发生改变。其后，1948年5月，周先生登上“美琪”号赴美留学，就读于密歇根大学政治系，以五四运动之研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周策纵先生以一部《五四运动史》闻名国际学术界。“五四”对周先生这代人来说，可以说是永远的心愫。根据周先生的自述，他最早研究“五四”，可以追溯到1946年。他的第一首新诗，就叫《五四，我们对得住你了》，这首诗曾在郭沫若和田汉合办的《抗战日报》上发表。1947年5月4日，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第一篇研究“五四”的文章——《依旧装，评新制：论五四运动的意义及其特征》。同版还有胡适先生、该报主笔王芸生先生和中国农工党领导人董时进先生纪念“五四”的文章。1942年，周策纵刚从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经人介绍，在时任重庆市市长的其乡人贺耀祖手下任职。“抗战”胜利后，乃入蒋介石侍从室任编审，时为1945年。故其研究“五四”即始于此时，当时是撰文检讨五四运动的意义。周策纵自云：
早在三十五年（1946），我曾在上海《大公报》写文检讨五四运动的意义，谈到五四对中国文化衔接的意义。因为当时我想写一本《中国文化运动史》，也包括五四运动，希望说明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之看法与对西方文化之反映。这只是本书中的一节，节录在《大公报》，论点比较偏重文化方面，较不注重政治观点，到美国后更专门讨论这类问题。
故留学密歇根大学期间，其博士论文就是一部五四运动史。
1955年，周策纵以“优等”获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哲学博士学位以后，留校任密歇根大学行政学院（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及密歇根州市政学会（Michigan Municipal League）助理研究员及研究员。1956年至1962年，周策纵任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研究员，并曾兼任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研究员。1963年，周策纵应聘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中文系担任访问讲师，翌年改为专任副教授，1966年升为正教授，其后任教于威大东亚语言文学系（1969年起兼任历史系教授）长达三十年（1964—1994），并于1973年至1979年间担任东亚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周策纵任教期间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汉学人才，也通过多种形式（如主编学术刊物《文林》、筹办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积极推动汉学研究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最终奠定了威斯康星大学作为西方汉学研究重镇的学术地位。
此外，周策纵还曾任国际《红楼梦》研究会主席、国际中国现代文学讨论会主席，美国丹福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等，获得过美国福特基金会国际奖学金（Ford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s Program）、卡耐基基金会学术奖（Andrew Carnegie Fellows Program）、古根汉学术奖（Guggenheim Fellowships）、美国科学院学术奖等，可谓誉流海外、名重学林。
关于周策纵的学术成就，王润华等先生曾作过全面而中肯的评价。
总结而言，周策纵治学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格局宏大，学术精深。周策纵曾针对“汉学”（Sinology）与“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讨论，提出“华学”的概念，认为应当涵括两者
，他毕生致力于此，其学问也呈现出云蒸霞蔚、岳峻渊渟的气象。周策纵去世之前，曾将自己的论著编辑分类，厘为二十七卷，卷目包括文学理论、红学研究、中国现代社会文化思想、古今语言文字训诂考释、新旧诗文评论、古文献与医学、杂体旧诗研究、书法篆刻、旧诗创作集、新诗创作集、翻译、英文编著等，其学术研究涉猎领域之广，由此可窥一斑。2010年，其门弟子及后学何文汇、王润华、钟玲、洪铭水、周昌龙、陈致、严志雄等人将其著作编辑为《周策纵文集》出版，分上下两卷：上卷计有“自传与人事忆记”“《红楼梦》研释”“五四与近代思潮”三部分；下卷有“经典与训诂”“诗词与其人其事”“文史宗哲篇”三部分。虽非全璧，大约亦可窥见先生学术之崖略。
难能可贵的是，周先生的学术不仅广博，而且精深，他在历史、政治、艺术、哲学、语言、文字、文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论著，都备受学界推重，在中国近代史、古文字及名物考释、文学理论、《红楼梦》研究等领域的卓绝建树更是有目共睹。
第二，多元思维，交叉研究。周策纵学术视野广阔，学术研究纵横多个领域，以渊博的学问和通达的思想突破了学科之间的界限，因此常能独树一帜，发前人所未发，堪称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典范。如其论文《从古代的亲迎、郊祀与巫医论＜诗经＞与＜楚辞＞》
《中国古代的巫医与祭礼、历史、乐舞及诗的关系》
及其后出版之《古巫医与“六诗”考》
《诗歌·党争与歌妓：周邦彦＜兰陵王＞词考释》
等，仅从题目便可见作者交叉研究的旨趣。又如其所著《五四运动史》（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
[1]
，是一部综合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思想史等诸多学科研究的论著，至今仍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研究五四运动的权威著作。
[2]
第三，不主故常，守正出新。周策纵曾在其自选集序中自述著述宗旨，其中有言：“立定志愿，凡自己所写的，必求有新的发现。”
这种求新的追求，促使周策纵不断超越传统，在绳墨规矩之外另辟蹊径，正如其所自言：“凡古今中外的校勘、训诂、考证之术，近代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之理论、方法与技术，皆不妨比照实情，斟酌适可而用之。”
这种通达无碍、不拘一格的研究方法与其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路向相结合，使周策纵的论著充满了探索精神和创新色彩。例如考证《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问题，周策纵最早采用了以计算机分析小说词汇出现的频率的方法来鉴定作者的异同，另外他根据清代木刻印刷术来考察从文献考证所得结论的可靠性，对于《红楼梦》研究而言可谓别开生面，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又如他从古代医学的角度对《易经》中与针灸相关的卦爻辞进行解读
，论证严密，信而有征，也令人耳目一新。
第四，文化使者，交流中西。周策纵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深造独得，同时精通外语，对西方文化及文学也有深入的研究。周策纵一生都在坚持译介东西方文学作品。他曾翻译过西方短篇小说
，翻译出版过泰戈尔的诗集《失群的鸟》（
Stray Birds
）和《萤》（
Fireflies
）
。另有《西诗译萃》（未刊），翻译了英、美、德、法、俄、希腊、罗马等国诗歌约150首。此外，还有拜伦、叶慈、普希金、墨克里西等人的诗歌翻译，发表于《中美周刊》《海外论坛》《联合报》等报刊。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为英文，以推动海外汉学研究。例如，他曾选译《诗经》、陶渊明、杜甫、柳永等人的诗词作品26首，结集为《古诗语译集锦》（未刊），又曾与人合译《敦煌曲子词》
等。
第五，重视创作，学艺双携。学者而外，周策纵还兼有诗人、书法家等身份。他创作的旧体诗词“瑰奇历落，圆转铿锵”
，无愧为一代作手，今有《周策纵旧诗存》行世，其中收录诗词作品逾千首，蔚为大观。周策纵不仅创作旧体诗词，其于新诗创作亦多鼓荡开拓之功。1930年至2003年，他共创作新诗116首，后结集为《胡说草：周策纵新诗全集》
。其所作新诗熔冶古今，自成一格，余光中曾有“意象逼人，匠心独造”
的评语。此外，周策纵书法造诣也极高，他的书法遒美，“字向纸上皆轩昂”，一向为人所称道。他还撰有多篇关于书法的论文
，并曾主编书法展览集《民初书法：走过五四时代》
。周策纵在篆刻、绘画等方面亦有研究，精于治印，著有《书法与篆刻论稿》（未定稿）等。
周策纵治学贯通古今中外，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学识之渊博广大，材艺之兼善尽美，在近现代学者中诚不多见。同时他又能在传承中不断追求创新，融合中国传统考据学与西方汉学的优秀传统，开拓出古典人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领域，树立了超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新范式，可谓影响深远，沾溉无穷。
周策纵毕生沉浸学术，不务声华，是一位纯粹的学者。然而他又精力绝人，富于思辨，不满于独善其身、自得其乐。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真挚深厚的感情，对海外汉学的发展有着“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对华文文学的前途走向也寄予了殷切的关怀。除了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他生前还曾建立一系列“事功”，兹举其荦荦大者，以彰不朽。
第一，召集筹办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推动“红学”研究及国际汉学交流。1980年6月16日至20日，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美国麦迪逊市威斯康星大学召开。作为会议召集人和大会主席的周策纵，为筹备此次会议，精心策划，斡旋调度，前后共花费了三年时间。时当改革开放之初，在海峡两岸以及中外交流尚罕的情况下，周策纵召集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88人，世界各地“红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几乎都躬临盛会，如中国大陆周汝昌、冯其庸、陈毓罴三位红学专家
，台湾学者潘重规，日本学者伊藤漱平，英国学者霍克思（David Hawkes），加拿大学者叶嘉莹，美国学者韩南（Patrick D. Hanan）、芮效卫（David T. Roy）、米乐山（Lucien Miller）、余英时、浦安迪（Andrew Plaks）、李欧梵、赵冈、余国藩、梅维恒（Victor Mair）、李田意、王靖宇、沈怡、马幼垣、白先勇、余定国、余孝玲、余珍珠、洪铭水、陈炳藻等，可谓名家云集，盛况空前。会议举行的同时，还举办了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版本、图片、书画等文物的展览。因为筹备得非常充分，研讨会举办得相当成功，在海内外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关于召开此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的意义，当时学者曾评价说：“这无疑的是中国和世界文学研究史和文化交流史上一件破天荒的重要事件。”
“红学”著名学者周汝昌先生回忆此事，也多次作出高度评价：“（周策纵）有胆有识，首创了在美召开的大型国际红学会，此一创举，影响巨大，可以说不仅是与国内研红事业互为响应，拓展了红学园地与影响，也对国内红学水平的提高不无裨益。”
“1980年夏的国际红学大会，是创举，也是壮举盛会，为红学的声价之远播四海五洲，建有丰功，则策纵兄首倡之力也。”
新加坡诗人兼书法家潘受先生赠周策纵诗云：“是非聚讼苦悠悠，识曲端推顾曲周。能使一书天下重，白头海外说《红楼》。”“能使一书天下重”，实至名归，的非虚誉。此后，他还促成了在哈尔滨、扬州、台北和北京举行的第二、三、四、五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其于“红学”研究之推动功不可没。
第二，鼓励推动海外新诗创作，倡导建构现代诗学新体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诗创作蓬勃发展，其中1949年后的海外新诗创作，在继承和阐扬早年“五四”精神与传统的道路方面作了许多可贵的探索，但常被视为“边缘文学”而为现代文学史书写所忽略。周策纵对海外华人的文艺运动一向保持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1954年一批美国纽约的华人留学生自发组织了“白马文艺社”
，曾被胡适先生誉为“中国新文学在海外的第三个中心”
，周策纵就是其主要成员之一。他大胆试验不断创新，在此期间创作颇丰，后于1961年结集出版了新诗集《海燕》
，共收诗68首，风气相扇，极大地鼓舞了“白马社”诗人的创作热情。此外，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有意识地收集海外新诗，希望将来编选一部《海外新诗钞》，以保存和表彰海外新诗创作所取得的成果，但因计划太大，始终未能告蒇，生前仅与心笛合编出版了《纽约楼客——白马社新诗选》
，后来在心笛、王润华两位先生的努力之下，最终实现了未竟的遗愿
。
此外，周策纵还与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对青年作家从来不吝奖誉和鼓励，对他们的创作多有指导与建议。“很多年轻作家后来都到威大教书或深造……如台湾有丁爱真、洪铭水、陈博文、钟玲、高辛勇、王晓薇、黄碧端、痖弦、高信疆、罗志成
、古蒙人、周昌龙、蔡振念、范铭如、王万象、严志雄，马来西亚／新加坡有王润华、淡莹、黄森同、蔡志礼，香港有何文汇、吴瑞卿（两人均没有在威大读书，但来往密切）、陈永明，大陆有陈祖言、陈致等”
，这一长串名单之中，现在已经有不少人成为著名的作家或学者。
周策纵对于海外新诗运动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倡导建构现代诗学新体式。他认为基于汉字语音、句法的特点，格律始终是中国诗的一个重要因素。新诗格律问题虽然自“戊戌”“五四”以来不断有人注意和实验（如黄遵宪、梁启超、胡适、刘半农、闻一多等），但还只停留在初步发展的阶段。周策纵从形、声、情、意等方面系统论述了创制新诗格律应注意的原则和规律，并试作了几种定型新诗体，以作示范。其中一种为“太空体”，或称“五三体”
，即一诗以八句为度，上五下三，每句字数不定，须押韵但可自由换韵。这种新诗体，“是根据70多位中国新诗人的作品里选出的结构类似的诗句，一千多行，加以比较，然后才确定这些行式”
。周策纵关于定型新诗体的倡议，在当时就曾得到诗界同仁的积极响应
，其新诗理论对于今天的创作而言仍不无启示意义
。
第三，周策纵海外任教三十余年，滋兰树蕙，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曾经追随周先生读书的学生，具体数字现已难以统计了。据周策纵回忆：“中外学生跟我念硕士、博士的不算太少。他（她）们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等地十多间大学当教授或讲师，也有担任中文系、比较文学系、历史系、宗教系和哲学系系主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外文研究所所长的，有担任图书馆主任和教务主任的，还有当美国大学副校长的。有些人已出版了不少学术性著作。当然也有些人改而经商，或做律师，或其他工作的。”周先生的学生遍布寰宇，真正可谓桃李满天下。
周策纵交游遍于天下，所与邮筒往还、反复论学者多为近现代学术名家，正如其所自言：“中外重要红学家几乎都和我有些接触，许多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近代史的学者也和我有些往来。”另外，他与门生弟子、青年学人也多有通信，启诱奖掖，不遗余力，其生平所写之书信不计其数。周策纵在世时，曾经有遗愿要把收藏的部分名人字画、书信和手稿通过学生陈致交给浸会大学图书馆。为此，香港浸会大学吴清辉校长，周策纵的学生、文学院院长钟玲教授，特地赶往麦迪逊周策纵寓所表达谢忱；陈致教授和图书馆陈启仙副馆长还两次奔赴麦迪逊帮助周先生整理资料。周策纵过世之后，其部分遗物由家人分批赠予香港浸会大学，其中包括他生前大部分往来通信，非常珍贵。
周策纵的通信内容非常丰富，或研析诗词，或考辨文字，或评骘著作，或商榷疑义，其中隽语纷陈，如碎玉零玑，俯拾即是，而先生真率诙谐的性情也隐然可见于字里行间。这些书信既是周策纵与朋友、门生之间情谊的见证，本身也极具学术价值。将其整理出版，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周策纵的生平事业和学术脉络，也将会为学界提供一部研究近现代海外汉学翔实而生动的重要历史资料。
我们此次整理的《周策纵论学书信集》，即以香港浸会大学所藏的周策纵书信为主，同时多方收集（包括部分热心友人惠示的书信），然后选取其中有关论学的书信予以整理。共计通信者150余人（或单位），信件342封。我们从便利学术研究的角度考虑，决定采用编年的形式，即按照通信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次。同时，我们利用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所藏周策纵资料（包括书信、稿本、图书、族谱等）之便，对书信出现的人物、文章、事件等作了简单的注释，希望尽可能多地提供有效信息，以便读者更好地阅读。其中或有繁简失当或体例不纯之处，尚祈读者谅宥。以下对本书的注释体例作简要的说明：
一、对书信中出现的人名，主要是周策纵同时代的人物（包括其朋友、同事、学生等）进行注释，注释内容主要包括生（卒）年、字号（笔名）、籍贯、任职等。对通信人（与周策纵通信者）及与周策纵关系密切者（如亲人、学生等），适当详细出注，增加其生平履历、代表著作等内容，庶免读者翻检之劳。
二、为避免赘复，书信中的人名均于书中首次出现时出注；如为通信人，则于首封通信名下出注，务请读者留意。
三、对书信中出现的周策纵论著，一般注明其发表或出版的相关信息（刊名、出版社、出版时间等），以便读者检索查考。
四、对周策纵书信中提及的重要事件，我们也酌情钩稽材料，简要出注，以提供线索，帮助读者还原历史语境。
五、由于其他各种原因（如资料不全），部分人物信息现已无从查考，如此则暂付阙如，容后续补。
六、周策纵有些用字习惯和所用习语与今天通行用法、规范容或有异，为保留信件原貌，除明显讹误外，一仍其旧，不作改动。
另外，此次整理虽已尽量网罗放佚，惜仍搜集未广，难免有遗珠之憾。尚望海内外同仁不吝赐寄，以便将来陆续增补。
《周策纵论学书信集》的整理出版，托蒙周先生女儿聆兰、琴霓两位女士的信赖和授权，同时得到了香港浸会大学“蔡德允教学及研究基金”的鼎力支持和慷慨赞助。整理过程中，除整理者外，陈竹茗、谈仁、周康桥三位同事不辞辛苦，协助录入、编次、注释，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中陈竹茗先生蒐讨遗珠，核补注释，出力尤多。我们还曾多次到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提调、核校原件，工作人员特别是特藏部主任黄淑薇女士不厌其烦的热情帮助，令我们非常感动。中华书局上海公司对于本书出版的重视和支持，对本书体例提出的宝贵建议以及认真负责的编辑工作，也是本书得以较高质量顺利出版的重要保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斯人云逝，斯文不朽，谨以此书的出版，用志我们永远的怀念。
整理者
2019年10月
[1]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中译本有：丁爱真、王润华、洪铭水、陈永明、陈博文、钟玲合译《五四运动史（上册）》（香港：明报出版社，1980年）、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等。最新全译本为陈永明、张静等译，欧阳哲生审校《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
[2] 《五四运动史》出版后曾再版过七次，西方学界很多重要学术刊物的书评都曾作出高度评价，如《美国东方学会学报》（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称赞此书“把历史细节和广大的社会政治背景巧妙地交织起来，造成一种完美的有解释性的关于中国的研究，实在是前所未有”（见周策纵：《翻译缘起》，《五四运动史》，香港：明报出版社，1980年，第4页）。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夫人Dora Winifred Black Russell读完此书后曾致信周策纵，感谢作者真实反映了她和罗素1920年访问中国时“感觉到那个时代的，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罗素夫人勃拉克女士致周策纵书》，《明报月刊》总第161期[1979年5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