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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乌云蔽空

伦敦
1900年4月

20世纪伊始,有太多理由足以让人们相信,物理学的伟大征程即将完结。

经典物理学的架构以17世纪艾萨克·牛顿集大成的成就为基石,并在接下来200年的科学研究中,创造了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世界模型。这个模型能够解释一切,从研究运动物体的动力学中力与运动的相互作用到热力学、光学、电学、磁学以及万有引力,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它还能够描述一切,近到地球上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远到可见宇宙的最边缘之物。对于经典物理学的基本准确性、基本真理,似乎再没有可供怀疑的地方了。

然而,牛顿在发展他的理论的时候也做了妥协。他需要一个绝对空间和一个绝对时间来提供一个框架,以测量所有的运动。其中最令人烦忧的是引力。在牛顿的所有力学中,力是一个物体通过接触,作用到另一个物体的物理现象,而牛顿的引力,是指物体之间一种神秘的、相互的超距作用产生的影响。他由于在原本理性的、物理的和数学的精确描述中引入了“超自然的力量”,而遭世人诟病。牛顿在他最著名的杰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第二版(1713年)中,添加了《综合注释》( General Scholium )一文,他写道: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用引力解释了天空和海洋的现象,但还没有找出此种力量的起因……我没能从现象中发现引力属性的原因,也没有提出任何假设。

牛顿认为,引力是一种能够瞬时发挥作用的力。除了一种假想的、被称为以太的物质外,引力发挥作用无须任何其他媒介。而以太则无处不在、无比稀薄、充满整个空间。

牛顿还将自己的力学范围扩展至了光,他认为光是由微小的粒子构成的。与他同时期的英国自然哲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和荷兰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则与他意见相左,认为光是一种波。鉴于牛顿的声望和权威,微粒说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统治地位。

就在牛顿去世的大约80年后,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于1801年至1803年向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递交了一系列论文,重振了光的波动学说。杨认为波动说是唯一可以解释光的衍射和干涉现象的理论。在一项通常归功于杨的实验中,光在穿过两个狭窄的、间距很小的孔或缝时,会产生明暗相间的条纹。这种现象用光的波动理论很容易解释。光波从两条缝射出来后,两者的波峰和波谷刚好“步调一致”,即“同相”。在那些一条光波的波峰与另一条光波的波峰一致的地方,两波会叠加并加强,这叫作相长干涉,从而产生亮条纹;在那些一条光波的波峰与另一条光波的波谷一致的地方,两波相遇,互相抵消,这叫作相消干涉,从而产生暗条纹。

很明显,杨的解释逻辑清晰、无可辩驳,但当时的物理学界却强烈否定了他的观点,有些人甚至谴责他的解释“避开了所有优点”。

但是,波动说最终证明它是不容忽视的。19世纪60年代,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把电学和磁学合二为一,创立了电磁学。电现象和磁现象存在紧密的联系,这一点多年来已为世人公认,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在伦敦的英国皇家研究院所做的卓越的实验研究,则把这一点推向高潮。通过与流体力学的对比类推,麦克斯韦认为存在电磁场,并用一套复杂的微分方程描述了它的性质。

关于这些场如何在空间传播,麦克斯韦没有提出自己的猜想。但是,这些方程明确表明,电场和磁场穿过自由空间时,是相互依存的,也就明确说明了电场和磁场都是以波动方式传播的。此外,麦克斯韦还发现,这些电磁波的传播速度与光速完全相同。

图1 托马斯·杨

但是,波是某种物质中的扰动。池塘表面的水波就是水中的扰动,树林中一棵树倒下,产生的噪声则以声波的形式在空气中传播。所有的波动都需要媒介的支持,那么光波在传播时的媒介究竟是什么呢?以太,再一次被赋予了使命。虽然法拉第拒绝以太的概念,但麦克斯韦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时却非常倚仗它。

如果没有以太,引力和电磁现象似乎都无法得到解释。而有了以太,某些物理结果就能够预言了。地球在太空中的运动,可以认为是拖曳着周围的以太一起运动。而且,就像声波顺着强风传播速度会加快一样,光波顺着“以太风”的传播速度也会加快。这也就意味着,相对于地球在太空中的运动方向,不同方向的光速会存在可测量的偏差。1887年,美国物理学家阿尔伯特·迈克尔逊(Albert Michelsen)和爱德华·莫雷(Edward Morley)对这一预言做了最严苛的检验。结果他们发现,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存在拖曳效应,因此也就没有证据证明地球和以太之间存在相对运动。

19、20世纪之交,牛顿宏伟的力学大厦整体上依然显得坚不可摧。整个结构运转得如此完美,它是那样无懈可击,物理学家别无选择,要么放弃引力的超距作用,要么缄默不语,不再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此前的事实已经证明,牛顿在光的问题上是有可能犯错的,但到了此时,有一点已经非常明显:尽管麦克斯韦在光波的传播媒介上存在一些疑点,但光的波动理论与他创建的同样完美的结构非常契合。

19世纪末的物理学家满怀着胜利在望的期许——或许,我不应该苛责他们。1900年,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在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宣言:“现在,物理学中已没有什么新东西有待发现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越来越精确的测量。”

这句宣言广为人知,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的心态,不过,它也很可能是杜撰出来的。 实际情况是,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随着反面证据越来越多,经典物理学的力学结构大厦已经开始嘎吱作响、摇摇欲坠了。1900年4月,开尔文在英国皇家研究院的演讲中说道,他认为在热和光的动力学理论上空,仍残存着两朵19世纪的“乌云”。

开尔文不鼓吹胜利主义,而是有先见之明。

此时,乌云仍在聚集,即将遮蔽天空。但没有人能准确地判断出,暴风雨将在哪儿降临。 DnmGMOWrAulZWDpjs2Xg4jChhvpSc92YOrFoPH1iY326+uJPsvKl5HSSzFs4u/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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