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十点半我爬起来，在睡眠边缘浮沉了六个小时，我居然休息得出奇地好。我冲澡，刮脸，吃了咖啡和面包卷当早餐，然后去圣保罗教堂。这次不是去地下室，而是去上面的教堂部分。我在条凳上坐了十分钟左右，然后点了两根蜡烛，把五十块钱塞进捐款箱。我走到六十街的邮局，换了两百块的汇票，买了个印着邮票的信封。我把汇票寄给住在赛奥西特的前妻。我想写个字条附在信封里，但无论怎么写都像在道歉。钱太少，寄得太晚，但不用我说她也习惯了。我用一张白纸包好汇款单，就这么寄了出去。

天色灰蒙蒙的，天气有点凉，感觉还要下雨。一阵寒风吹来，像飞毛腿后卫似的刮过路口。竞技场大楼门口，一个男人骂骂咧咧地追他的帽子，我不由自主地抬起手，拉了拉自己的帽檐。

我都快走到银行了，才想起来金的预付款已经所剩无几，没必要一本正经地去做金融交易了。于是我拐回旅馆，付了下个月的一半租金。百元大钞只剩下一张还没动，我干脆顺便把它换成十块和二十块的零钱。

你说我为什么不先全收下那一千块呢？我想到我说过的激励动机云云。好吧，这下我有个激励动机了。

我的邮件还是老一套，几封广告信，一封本选区国会议员的公开信。没什么非读不可的。

没有钱斯的留言，这也在意料之中。

我打给他的应答服务，又留了个口信给他，没什么理由，就因为我乐意。

我离开旅馆，整个下午都待在外面。我坐了几次地铁，但以步行为主。天色总像是要下雨，但雨就是不下，风越吹越嚣张，却始终没能刮走我的帽子。我去了两个警察分局、几家咖啡馆和五六家下等酒馆。我在咖啡馆喝咖啡，在酒吧喝可口可乐，和几个人聊了聊，做了一些笔记。我打了几次电话给我住的旅馆的前台。我估计钱斯不会打电话来，但我想保持联络，以免金打来电话。然而一直没人打给我。我打过两次金的电话号码，两次接电话的都是自动答录机。如今人人都有这种机器，机器迟早会开始自己拨号，互相交谈。我没给她留言。

下午快要结束时，我钻进时代广场的一家电影院。有两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在搭配放映，他在电影里扮演暴力警察，用开枪打坏人来解决问题。观众似乎全都是他开枪打的那种人。每次他把一个人轰上西天，他们就狂呼乱喊叫好。

我在第八大道一家古巴中餐馆吃了猪肉蔬菜炒饭，再次回旅馆查留言，去阿姆斯特朗酒馆喝了杯咖啡。我在吧台和别人聊天，考虑要不要多待一会儿，但到了八点半，我逼着自己出门过街，走下楼梯，参加戒酒会活动。

发言者是个家庭主妇，丈夫每天去办公室上班，孩子去学校上学，她就喝得自己精神恍惚。她说她的孩子好几次发现她躺在厨房地板上不省人事，她说服孩子相信她在练瑜伽，对腰背有好处。所有人哈哈大笑。

轮到我了，我说：“我叫马特。今晚我只想听你们说。”

凯文·斯茂酒吧开在莱诺克斯大道的一二七街路口。狭窄的店堂里，吧台纵向占据了一面墙，对面是一排卡座酒桌。最里面是个小小的乐池，台上有两个深色皮肤的黑人，他们剪着贴头皮的短发，戴角质框的墨镜，穿布克兄弟牌的正装，演奏安静的爵士乐，一个坐在小型立式钢琴前，另一个用鼓刷扫钹。他们从打扮到音乐都像半个世纪以前的现代爵士四重奏乐队。

我很容易就能听见他们的演奏，因为我刚跨过门槛，店里立刻变得非常安静。酒吧里只有我一个白种男性，所有人都放下手里的事情，长时间地凝视我。店里有两个白种女性，她们和几个黑种男性坐在卡座里，还有两个黑种女性占据了一张酒桌，男人有二十几个，肤色各异，唯独缺少我这种的。

我走到最里面，钻进男洗手间。一个块头足以打职业篮球赛的男人在梳他拉直了的头发。发油的香味和大麻的呛人怪味争奇斗艳。我洗好手，然后在热风烘手机下搓了几下手。我出去的时候，高大男人还在整理头发。

我从男洗手间里出来，店堂里的交谈再次戛然而止。我走向门口，放慢脚步，让肩膀左摇右晃。乐手我说不准，但除了他们，我猜房间里每个男人都因为重罪被捕过至少一次。皮条客、毒贩子、赌棍、地下彩票。大自然优胜劣汰下的贵族。

从门口开始数第五张高脚凳上的男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花了一秒钟才想起来他是谁，因为几年前我认识他时，他的头发是拉直的，但现在被做成了某种改造过的爆炸头。他穿着酸橙绿色的套装，鞋皮来自某种爬行类动物，搞不好是什么濒危物种。

我朝店门摆摆头，从他身旁走过，出去了。我在莱诺克斯大道上向南走了两个门牌号，站在路灯下等他。两三分钟过后，他走出酒吧，吊儿郎当地晃过来。“哎，马修，”他说，抬手要和我击掌，“兄弟最近可好？”

我没和他击掌。他低头看看手，抬头看看我，翻了个白眼，夸张地摇摇头，双手拍在一起，就着裤腿蹭了蹭，然后放在他细长的腰杆上。“好久不见，”他说，“下城区你爱喝的牌子卖完了，还是你非要跑到哈莱姆来上男厕所？”

“罗亚尔，你似乎混得不错嘛。”

他颇为自得。他叫罗亚尔·沃尔德隆，我以前认识一个傻乎乎的黑人警察，他先叫罗亚尔为同花顺，后来变成冲马桶，最后叫他茅坑。他说：“哎，做点小买卖嘛。你知道的。”

“我确实知道。”

“做生意童叟无欺，你永远不愁吃穿。这是我老妈教我的格言。马修，你来上城区干什么？”

“找一个人。”

“也许你已经找到了。你最近不当警察了？”

“都出来好几年了。”

“你想买什么东西吗？你要什么，愿意花多少钱？”

“看你卖什么了。”

“差不多什么都卖。”

“和哥伦比亚人的生意还好做吗？”

“我操!”他说，一只手扫过裤子前面。我猜他酸橙绿裤子的腰间别着一把枪。凯文·斯茂酒吧里有多少人，很可能就有多少把枪。“哥伦比亚人没什么不好的，”他说，“但你绝对别动耍他们的念头。你来这儿不是为了买东西。”

“对。”

“哥们儿，你到底要干什么？”

“找一个拉皮条的。”

“妈的，你刚刚就从二十个拉皮条的面前走过，还有六七个婊子。”

“我在找一个叫钱斯的。”

“钱斯。”

“你认识他？”

“我也许知道他是谁。”

我等他说下去。一个穿长外套的男人沿着街区向前走，经过每个店门口都停一下。他也许在看橱窗，但实际上不可能；每家店都有不锈钢卷帘门，在打烊时像车库门似的拉下来。男人在每家打烊的商店门口停下，仔细踅摸卷帘门，像是它们在他眼中有什么寓意。

“橱窗购物。”罗亚尔说。

一辆蓝白巡逻警车经过，放慢速度。车里的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上下打量我们。罗亚尔祝他们晚上好。我没说话，他们也没有。警车开走后，罗亚尔说：“钱斯很少来这儿。”

“我该去哪儿找他？”

“很难说。他有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但也许就是你最想不到的地方。他不在外面消磨时间。”

“别人也这么说。”

“你都去哪儿找过？”

我去过第六大道四十五街路口的一家咖啡馆、格林尼治村的一家钢琴酒吧、西四十街的两家酒吧。罗亚尔听我说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的姑娘不在街上拉客，”他说，“所以他不会去松饼汉堡店。我就知道这么多。话虽如此，他一样有可能去那儿，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为了去那儿。怎么说呢，他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但不会待在那儿消磨时间。”

“那我该去哪儿找他呢，罗亚尔？”

他说了几个地方的名字。我已经去过其中之一，但刚才忘了说。我记下另外几个名字，然后说：“罗亚尔，他长什么样子？”

“妈的，”他说，“哥们儿，他是拉皮条的。”

“你不喜欢他。”

“我对他没什么喜不喜欢的。我的朋友都是生意伙伴，马修，钱斯和我没有生意往来。我和他都不想买对方卖的东西。他不想买我的货，我不想买他的女人。”他牙齿一闪，露出一个下流的笑容，“当好货全在你手里时，你就是大爷，根本用不着花钱买女人。”

罗亚尔提到的几个地方之一在哈莱姆的圣尼古拉斯大道上。我步行到一二五街，这条街宽阔而繁忙，灯火通明，但我一个白人走在黑人区的街道上，某种并非完全无理的恐慌感渐渐笼罩了我。

我向北拐了个弯，踏上圣尼古拉斯大道，又走了几个街区，来到喀麦隆俱乐部。这地方很像凯文·斯茂酒吧，算是它的廉租区版本，用点唱机代替了现场演奏的音乐。男洗手间很脏，马桶隔间里有人在使劲吸气。我猜是在用鼻孔吸可卡因。

我没在吧台前认出任何人。我站在吧台前，喝了一杯苏打水，看着吧台镜子里映照着的后墙，以及墙边的十五二十张黑色面孔。今天晚上我不止一次地想到，也许钱斯就在我眼前，只是我不知道。在场的三分之一男性都符合我所知道的钱斯的体貌特征，稍微放宽一点标准的话，其他那些人里的一半也能包括在内。我到现在都还没能见到他的照片。我在警方的内线没听过这个名字，假如钱斯是他的姓，那警方档案里也没有他的犯罪记录。

左右两边的男人都转过去背对我。我看见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苍白，身穿不起眼的正装和灰色的大衣。我的正装需要熨烫了，而我的帽子就算被风吹走也不会变得更难看，而我站在这儿，左右两边都是时尚标杆，衣服的剪裁倍显肩宽，还带夸张的大翻领和蒙布料的纽扣。皮条客以前会去百老汇大街上菲尔·克朗菲尔德的店里排队买这样的正装，但克朗菲尔德的店已经歇业，我不知道他们如今都去哪儿买衣服。也许我该去查一查，说不定钱斯在店里有记账户头，我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他。

可惜过这种生活的人从不赊账，因为他们无论做什么买卖都用现金。他们甚至用现金买汽车，他们会大摇大摆走进波塔姆金汽车经销店，数出一张张百元大钞，当场把凯迪拉克开回家。

我右边的男人朝酒保钩了钩手指。“同一个杯子，再给我满上，”他说，“别让味道跑掉了。”酒保给他杯子里倒了一量杯的轩尼诗，然后加上四到五盎司的冰牛奶。这种调法以前叫白色凯迪拉克。现在也许还这么叫。

也许我该去波塔姆金经销店问问。

也许我该待在家里。我的出现制造了紧张气氛，我能感觉到狭小店堂里的空气越来越凝重。迟早会有人过来问我，你他妈以为你在这儿干什么，而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像样的答案。

我主动离开，免得这种事发生。一辆无证出租车在等红灯。面向我这边的车门坑坑洼洼，挡泥板断了一个，我不确定这和司机的驾驶技术有没有关系，反正还是坐了上去。

罗亚尔提到的另一个地方在西九十四街上，我请出租车司机送我去那儿。已经过了凌晨两点，我开始感到疲惫。我又走进一家酒吧，又见到一个黑人在弹钢琴。这架钢琴听上去有些跑调，但出问题的也许是我自己。客人里的黑人和白人大致数量相当。有很多成双成对的黑白组合，但黑种男人身边的白种女人更像女友，而不是妓女。有几个男人打扮得很招摇，但没有人身穿我在北边一英里半的酒吧里见过的全套皮条客行头。就算这家店里弥漫着放浪形骸和金钱交易的气息，也比哈莱姆和时代广场附近那些夜总会来得微妙和含蓄。

我塞了一毛钱在投币电话里，打给我住的旅馆。没有留言。那晚当班的前台是个黑白混血儿，喝咳嗽糖浆成瘾，不过似乎不妨碍他的正常生活。他甚至依然能拿着水笔做《时报》上的填字游戏。我说：“雅克布，帮我一个忙。打这个号码，就说你找钱斯。”

我把号码报给他。他重复给我听，问是不是钱斯先生。我说钱斯就好。

“要是他来接电话呢？”

“挂断就好。”

我走到吧台前，险些要点啤酒，但最后还是点了可乐。一分钟后，电话响了，一个年轻人拿起听筒，他看上去像个大学生。他大声问有没有一位姓钱斯的。没人回答。我从眼角盯着酒保，然而即便他认得这个名字，也没有表现出来。我甚至不确定他有没有留神在听。

我应该在我去过的每一家酒吧玩这个花招，付出的劳力说不定会有收获。可惜我耗了三个小时才终于想到这个方法。

我算什么侦探？我喝遍了曼哈顿各个角落的可口可乐，却找不到一个该死的皮条客。没等我找到那个狗娘养的，我的牙齿早就烂完了。

店里有一台点唱机，一张唱片放完，另一张续上，是弗兰克·辛纳特拉唱的什么歌，它打开了某个开关，我脑子里的电路一下子通了。我把可乐放在吧台上，跳上出租车去下城区方向的哥伦布大道。我在七十二街路口下车，向西走了半个街区，来到普根夜总会。这儿的顾客群体里黑人大佬比较少，年轻教父比较多，不过我反正不是来找钱斯的。我要找的是“丹尼男孩”贝尔。

他不在。酒保说：“丹尼男孩？早些时候他还来过。你去鸟冠试试看，过了哥伦布大道就是。他不来这儿就去那儿。”

没错，他确实在鸟冠，坐在最里面的一张高脚凳上。我好几年没见过他了，但仍然可以很轻松地认出他。他没长个子，肤色也没变黑。

丹尼男孩的父母都是深色皮肤的黑人。他继承了他们的相貌，但没得到他们的肤色。他是白化病人，和小白鼠一样缺乏皮肤色素。他相当瘦削，个头很矮。他声称他有五英尺二，但我总觉得他至少给自己加了一英寸半。

他穿着银行家那种三件套的条纹正装和我很久没见过的白衬衫，领带上有红黑二色的隐条纹，黑皮鞋擦得锃亮。我好像没见过他不穿正装，不打领带，或者穿磨损的皮鞋。

他说：“马特·斯卡德。我的天，你只要等得够久，什么人都有可能冒出来。”

“丹尼，你怎么样？”

“变老了。好几年不见。你离我顶多一英里远，但咱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简直够——请原谅我说话难听——黑鬼过一辈子了。”

“你没什么变化。”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你也没有。”他说，但语气欠缺说服力。他这么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发出的声音却正常得惊人：男中音，毫无口音。你会以为他说话就像菲利普·莫里斯老广告里的约翰尼。

他说：“你是凑巧来这附近办事，还是特地来找我？”

“我先去了普根酒吧，他们说你也许在这儿。”

“我真是受宠若惊。当然了，你找我纯粹是社交拜访。”

“也不尽然。”

“咱们找张桌子坐下可好？可以聊聊旧日时光和死去的朋友，还有把你带到这儿来的天晓得是什么的使命。”

丹尼男孩中意的酒吧都会在冰箱里存一瓶俄国伏特加。他最爱喝这个，而且喜欢喝冰镇的，却又讨厌冰块在酒杯里叮当碰撞，冲淡酒味。我们坐进后面的一个卡座，动作飞快的小个子女招待端来他钟爱的饮料和我的可乐。丹尼男孩垂下眼睛看我的杯子，然后抬起视线看我的脸。

“我最近在减量。”我说。

“明智之举。”

“我看也是。”

“中庸，”他说，“我告诉你，马特，古希腊人什么都知道。中庸。”

他一口喝掉半杯酒。他一天之内能这样喝掉八杯酒。就算一天一夸脱好了，全都装进一具顶多一百磅的躯体，我却从来没在他身上见过酒精造成的效果。他走路从不摇晃，说话从不口齿不清，始终就是同一个样子。

所以呢？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喝了一口我的可乐。

我们坐在那儿，各讲各的故事。假如说丹尼男孩也有一门生意，那就肯定是情报了。无论你对他说什么，都会在他的脑海里被归档记录，他把点点滴滴的消息拼凑到一起，让它们流转起来，挣到的钱足够他保持皮鞋锃亮、酒杯不空。他会把人们召集到一起，为了他付出的劳力而从他们的行动中分一杯羹。他在很多短期风险事业中扮演责任有限的合伙人角色，这些事业绝大多数的合法性都颇为可疑，但他的双手永远干干净净。我还在警队里的时候，他是我最优秀的消息来源，这个线人不需要我花钱，他能从情报中得到他应有的报酬。

他说：“还记得卢·鲁丹科吗？大家叫他帽子路易。”我说我记得。“听说他母亲的事了吗？”

“她怎么了？”

“一个很和蔼的乌克兰老太太，还住在东第九还是第十大道的老地方，反正就是那附近。她寡居多年，肯定有七十多了，估计更接近八十。卢现在该多少岁了，五十？”

“差不多吧。”

“无所谓。重点是这位和蔼的小老太有个绅士朋友，一位鳏夫，和她年纪差不多。他一周会有两三个晚上去她家，她做乌克兰饭菜给他吃，他们偶尔会去电影院，只要能找到一部不是满银幕都是男女交配的电影就行。总而言之，一天下午他去她家，他兴高采烈，因为他在街上捡到了一台电视机。有人把它当垃圾扔在街上。他说大家都发疯了，居然把好端端的东西扔掉，他很擅长修理东西，老太太的电视刚好坏了，而这台是彩色的，屏幕有她那台两倍大，也许他能修好给她。”

“然后呢？”

“然后他插上电源，打开电视，看看情况如何，结果电视爆炸了。他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爆炸时鲁丹科夫人就站在电视前，她当场丧生。”

“那是什么东西，炸弹吗？”

“猜对了。你在报纸上看见报道了吗？”

“肯定是我看漏了。”

“嗯，已经过去五六个月了。他们查下来，认为有人在电视机里安装了炸弹，但本来是送给另外某个人的。也许是黑帮仇杀，也许不是，因为老先生只知道自己捡到电视机的街区，而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重点在于，无论收到那台电视机的是谁，疑心病都足够重，直接把它放进了垃圾箱，结果害死了鲁丹科夫人。我见到卢，情况很可笑，因为他不知道该找谁泄愤。‘怪这个操蛋的城市，’他对我说，‘都怪这个天杀的操蛋城市。’但这么说有什么意义呢？你住在堪萨斯正中间，忽然吹起龙卷风，拆散你的屋子，扔得满内布拉斯加都是。这就叫天灾，对吧？”

“大家是这么说的。”

“老天爷在堪萨斯用的是龙卷风，在纽约就用做了手脚的电视机。不管你是上帝还是其他什么角色，反正都是随地取材。你要再来一杯可乐吗？”

“暂时不了。”

“找我有什么事？”

“我在找一个拉皮条的。”

“第欧根尼在找一个诚实的人。这儿有一整片田地那么多，随便你选。”

“我在找一个特别的皮条客。”

“他们每一个都很特别，其中有几个甚至讲究过头了。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钱斯。”

“哦，好的，”丹尼男孩说，“我认识钱斯。”

“你知道我该怎么联系他吗？”

他皱起眉头，拿起空酒杯又放下。“他不在任何地方消磨时间。”他说。

“这句话我听过好几遍了。”

“事实如此。要我说，每个人都该有个老窝。我不在这儿就在普根酒吧，而你在吉米·阿姆斯特朗那儿——至少我上次听说时是这样的。”

“现在还是。”

“你看吧？就算见不到你，我也还是关注你的情况。而钱斯……让我想一想。今天星期几来着，星期四？”

“对。呃，已经星期五凌晨了。”

“别抠细节。不介意我问一声吧，你找他干什么？”

“想和他聊一聊。”

“我不知道他此刻在哪儿，但也许知道他十八或二十个小时后有可能在哪儿。我去打个电话。要是女招待过来，给我再点一杯酒，可以吗？你自己也续一杯什么吧。”

我总算吸引到了女招待的注意，请她再给丹尼男孩上一杯伏特加。她说：“好的。你呢？再来一杯可乐？”

自从我坐下，想喝酒的隐约冲动就时起时落，此刻刚好一个大浪头打过来。想到再喝一杯可乐，我的喉咙有点发紧。我说这次我要姜汁汽水。她送上饮料，丹尼男孩还在打电话。她把姜汁汽水摆在我面前，伏特加摆在他那边的桌上。我坐在座位上，努力不去看酒杯，但视线找不到其他地方可以去。我希望他能快点回来，喝掉那杯该死的东西。

我深深地吸气呼气，小口喝姜汁汽水，阻止双手伸向他的伏特加，直到他终于回来坐下。“我没猜错，”他说，“明天他会在麦迪逊花园。”

“尼克斯队回来了？我以为他们还在打客场呢。”

“不是主场馆。要是我没弄错，主场馆在办什么摇滚演唱会。钱斯去的是菲尔特剧场，看周五晚的拳击赛。”

“他经常去？”

“不常去，但有个叫基德·巴斯康的次中量级拳手在预选赛里名列前茅，钱斯对这个年轻人很感兴趣。”

“这个拳手有他一份？”

“有可能，也许纯粹只是感兴趣。你笑什么？”

“笑一个皮条客有可能对一个次中量级拳手纯粹感兴趣。”

“你从来没见过钱斯。”

“对。”

“他不是普通角色。”

“我也开始有这个感觉了。”

“重点在于，基德·巴斯康肯定会出场，尽管这不代表着钱斯百分之百会去，但我觉得把握比较大。你想找他谈谈，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一张门票钱。”

“我该怎么认出他？”

“你从来没见过他？哦，对，你刚说你没见过。就算他站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他来？”

“在看拳击的观众里肯定不行，到时候场馆里得有一半是拉皮条的和赌钱的。”

他思忖片刻。“你想和钱斯谈的事情，”他说，“会让他非常生气吗？”

“希望不会。”

“听你的意思，无论谁把他指给你看，他恐怕都会对那个人产生强烈的反感？”

“我不觉得他会那样。”

“马特，那么你要付出的代价就不是一张门票钱，而是两张门票钱了。还好那是在小剧场的非周末比赛，而不是在花园主场馆的称号争夺战。拳台周围的票价顶多十到十二块，最多算它十五好了，咱们俩加起来顶多三十。”

“你陪我一起去？”

“有什么不好？三十块买门票，五十块买我的时间。相信你的预算能承担这些费用吧？”

“有必要就肯定能。”

“很抱歉，但我不得不向你收费。假如是田径比赛，我一分钱都不会要你的，但我一向不喜欢拳击。稍微安慰下你吧，还好不是去看冰球，否则我至少收你一百。”

“好像确实挺安慰人的。咱们直接去那儿碰头？”

“正门口，九点钟，时间应该很充裕。听起来如何？”

“行啊。”

“我看看我能不能穿一身显眼的，”他说，“这样你一眼就能认出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