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恐惧与焦虑的不同之处时，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焦虑本质上是一种涉及主观因素的恐惧。那么，这种主观因素的性质如何呢？

我们还是首先描述一下个人在焦虑时的经验吧。这时候他有一种强大的、无法逃避的危险感，对这种危险感，他本人一点办法也没有。不管这种焦虑的表现形式是什么，不管是对癌症的臆想性恐惧，还是一种与雷雨有关的恐惧；不管是站在高处所产生的病态恐惧，还是任何与之相似的恐惧，这两种因素，即强大无比的危险感知和对这种危险感毫无抵抗能力的感觉，都始终存在。有时候，这种他感到无力抵御的危险力量似乎来自外界，例如雷雨、事故和其他与此类似的东西；有时候，这种危险的威胁又似乎来自他自身中无法控制的冲动，例如害怕自己会控制不住地从高处往下跳，害怕自己会控制不住地拿刀杀人；有时候这种危险感则完全是模模糊糊、不可捉摸的，就像通常焦虑发作时所感觉到的那样。

但这些感觉本身，却并不仅仅是焦虑的根本特征，它们也完全可以同样地出现在任何涉及事实上的巨大危险，以及事实上对这种危险完全无能为力的处境中。我们可以想象，处于地震中的人们，或一个遭受暴行的2岁婴儿，他们的主观经验，与一个因雷雨而产生焦虑的人的主观经验，并没有任何不同之处。但在恐惧的情况下，危险却存在于现实中，无能为力的感觉也是由现实所决定的；而在焦虑的情况中，危险感却是由内在的心理因素所激发和夸张了的，无能为力的感觉也是由个人自己的态度所决定的。

因此，焦虑中主观因素的问题，就可以被还原为一个更具体更特殊的问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环境，产生出了这种无比巨大的危险感和对这种危险完全无能为力的态度。这问题是心理学家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提出来的。当然，身体内的化学环境也可以产生出这种感觉和焦虑的生理伴随现象，但正像体内的化学环境也可以导致兴奋或睡眠一样，它们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在解决这一焦虑问题的过程中，也像在解决其他问题的时候一样，弗洛伊德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前进的方向，他通过他最重要的发现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在焦虑中的其主观因素就在于我们自身的本能驱力；换句话说，焦虑所预期的危险，以及对此无能为力的感觉，两者都是由我们自身冲动的爆炸性力量所召唤出来的。在这一章的末尾，我将会更详细地讨论弗洛伊德的这一见解；同时我也会指出，我的结论与他的结论有什么样的不同。

原则上，任何冲动都有激发焦虑的潜在力量，只要对这种冲动的发现和对这种冲动的执着意味着对其他生存利益和需要的损害，只要这种冲动本身是充满热情的、不可阻遏的。在有着明确的、严厉的性禁忌的时代，例如在维多利亚时代，屈服于性冲动往往意味着招来实际的危险。例如，一个未婚的少女，如果屈服于性冲动，就必须面对良心谴责和社会耻辱的现实危险；而那些屈服于手淫癖好的人，则必须面对阉割的威胁、致命的身体损害和精神疾病的警告等实际危险。这一点在今天，对种种反常的性冲动，例如暴露癖和恋童癖，也同样是适用的。然而在我们今天，只要涉及的是“正常的”性冲动，我们的态度就会变得十分宽容。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在内心承认这些性冲动，还是把它们付诸实践，都不会牵涉太多太严峻的危险。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也就没有什么为之担心的实际理由。

很可能正是这种与性有关的文化态度的变化，才导致了下面这一事实，这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像这样的性冲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是隐藏在焦虑背后的动力。这种说法可能显得夸大不实，因为毫无疑问，焦虑从表面上看的确似乎与性欲有关。神经症患者身上往往被发现有与性关系相关的焦虑，或者由于焦虑的结果而在这方面有种种抑制。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却表明，焦虑的根源往往并不在于这种性冲动，而在于与性冲动相伴随的敌对冲动，例如通过性行为来伤害和侮辱对方等。

事实上，各式各样的敌对冲动，正是神经症焦虑产生的主要根源。我担心这种新的提法，听起来又会显得好像是从个别正确的事例中所得出的不正确的普遍概括。然而这些事例并不是我这种提法的唯一根据，尽管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敌对倾向与它所产生的焦虑之间的直接联系。众所周知，剧烈的敌对冲动可以成为焦虑的直接原因，只要这种敌对冲动有可能挫败自己的目标。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许多诸如此类的情况。F先生正与M小姐在山中徒步旅行，F先生深深地爱着M小姐，但由于他那种莫名其妙发作的醋意，他突然对她有一种强烈的仇恨和恼怒。当与她一起走上一条险峻的山间小道时，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剧烈的焦虑，并伴随着沉重的呼吸和急促的心跳，因为这时候他意识到他有一种想把这姑娘推下悬崖的冲动。这种焦虑的结构，就与从性欲中产生的焦虑完全一样，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人一旦屈服于这种冲动，就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

然而在大部分人身上，敌意与病态焦虑之间的因果联系却远不是十分明显的。因此，为了说明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中，敌意乃是造成焦虑的主要心理力量，就有必要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由压抑敌意所导致的心理后果。

对敌意的压抑，意味着“伪装”一切正常，从而在本应进入战斗时，或至少是在我们希望进入战斗时，避免进入战斗。因此，这种压抑的第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由此而产生一种未设防的感觉，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由此而强化了本来就有的未设防感。当一个人的利益事实上正受到侵犯的时候，如果敌意受到压抑，就可能使他人有机可乘。

化学家C的经历，代表了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现象。C由于工作过度的缘故而患有神经衰弱。他天赋过人，雄心勃勃，然而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于某些我们姑且撇开不论的原因，他压抑了自己的野心，因此一直显得很谦和。当他进入一家大型化学公司的实验室时，另一个年岁比他稍大，职位比他略高的同事G，始终对他表示友好和加以保护。由于一系列个人因素，例如依赖他人的友情，不敢对别人进行批判性的观察，未能认识到自己的野心因而也就不能从他人身上看出野心等，C很乐意接受G的友情，因而未能发现，实际上G除了他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外，对任何事情都并不关心。有一次，G把C的一个可能导致一项发明的想法，作为自己的想法来做学术报告，而实际上这一想法乃是C在与G的一次友好交谈中透露给G的。这件事虽然使C感到惊讶，然而他并没有十分放在心上。有一瞬间，C对G产生了怀疑，但由于他自己的野心事实上在他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敌意，所以他不仅立刻把这种敌意，而且还把由此而产生的怀疑与审慎也一齐压抑下去了。于是他仍然相信G是他最好的朋友，以致当G劝他中断某项研究的时候，他仍然觉得G是出于好意；而当G做出了C本来可能做出的某项发明时，C也仅仅认为G的天赋和才能远非自己所能与之匹敌，他甚至还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值得羡慕的朋友而感到高兴。这样，由于压抑了自己的怀疑和愤怒，C就无法发现，在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上，G与其说是他的朋友，不如说是他的敌人。由于紧抱住自己被别人喜欢这种错觉不放，C便放弃了为自己利益而战的准备。事实上，他甚至根本意识不到他自己至关重要的利益正受到他人的侵犯，因而自然也就不可能为之一战，而只有听任他人从他的软弱中坐收渔利。

这种借压抑作用来克服恐惧，同样也可以通过把敌意置于自觉控制之下来克服。不过一个人究竟是控制还是压抑自己的恐惧，却是一件身不由己的事情，因为压抑乃是一种反射似的过程。只有在一种特殊处境中，当意识到自己充满敌意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事情的时候，压抑才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中，自然也就不存在自觉控制的可能性了。为什么对敌意的自觉意识可以成为一件不可容忍的事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可以在憎恨某人的同时，又爱或者需要这人；就在于人可能并不愿意知道造成敌意的原因是嫉妒或占有欲等；就在于人可能害怕在自身中发现针对他人的敌意。在这种情况下，压抑乃是获得暂时保障最简便、最迅速的方式。通过压抑作用，令人感到害怕的敌意从意识中消失了或者被阻挡在意识之外。我愿意换一种说法来重复这句话，因为，尽管十分简单，这却是精神分析理论中极少为人懂得的见解之一，这就是：如果敌意受到压抑，人就丝毫想不到他心中怀有敌意。

然而，这种获得保障的最迅速的方式，长远地看，却并不一定是最安全的方式。通过压抑过程，敌意——或者为了指出它的动力特征，我们不妨使用愤怒一词——倒是被逐出了意识，但它却并没有被消除。它从个体人格的正常结构中分裂出来，因而失去控制。它作为一种有高度爆炸性和突发性的情感，在个人内心中不停地旋转并倾向于发泄。这种受到压抑的情感具有极大的爆炸性，因为，由于与人格的其他部分相隔绝，它反而拥有了更大并且往往是更令人惊奇的势力范围。

当然，只要人意识到敌意的存在，敌意的范围就会从三个方面受到限制。首先，在特定处境中对周围环境的考虑，使他知道他对于自己的敌人或所谓的敌人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其次，如果这种愤怒针对的对象在其他方面仍是他崇拜、喜爱、需要的人，那么这种愤怒或迟或早会被整合到他的整个情感之中；最后，只要一个人已经形成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意识，不管他的人格如何，这也会限制他的敌对冲动。

但如果这种愤怒受到压抑，那么通向这些限制的可能性遂被切断，其结果是，敌对冲动便同时——虽然仅仅是在幻想中——从外部和内部突破这些限制。如果我上面提到的那位化学家服从自己的敌对冲动，他就会告诉别人，G是怎样在滥用他们的友谊；或者向他的上司暗示，G剽窃了他的想法并阻止他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由于他的愤怒受到压抑，这种愤怒也就分化和扩散了，就像它很可能转移到他的梦中去一样。很可能，在梦中他会以某种象征性方式成为一个杀人犯，或成为一个受人崇拜的天才，而其他人却很不体面地威信扫地。

通过这种分化作用（Dissociation），受到压抑的敌意会随着时间的进程，经由外部途径而逐渐强化。例如，如果一个高级职员由于他的上司没有跟他商量就做出了某些安排，他因此心怀怨恨，但又成功地压抑了自己的怨恨，丝毫也不抗议这种做法，那他的上司就必然会继续骑在他的头上，而新的怨恨就会继续不断地产生。

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后果，是这个人会在他心中记住这种不受控制的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感。在讨论这一后果之前，我们必须先考虑一个由此而提出的问题。从字面上看，压抑一种情感或冲动，其结果乃是个人不再意识到这种情感或冲动的存在，因此在他的自觉意识中，他并不知道他有任何针对他人的敌对感情。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说他会在自己心中“记录”（Register）下这种受压抑的情感呢？答案就在于，事实上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二者必居其一的划分和选择，而只有如沙利文在一次讲演中指出的许多意识等级。事实上，不仅受到压抑的冲动仍在发挥作用——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之一，而且，在更深的意识层面上，个人甚至知道它的存在。把这一点还原为尽可能简单的说法就意味着，从根本上讲我们并不可能欺骗自己，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观察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好，就像我们对他人的观察，往往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好一样。例如，我们对他人的第一印象就往往十分正确，不过我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注意我们这方面的观察。为了避免反复进行解释，我将使用“记录”一词，来指我们知道我们内心发生的事情，但同时却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常常，只要敌意及其对别的利益具有的潜在危险足够强大，则压抑敌意所产生的后果，本身即足以导致焦虑。隐约的不安状态，很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一过程往往并不会到此为止，因为人有一种强迫的需要，它要消除这种从内部威胁自身利益与安全的情感。于是产生了第二种类似反射的过程，即个体把他的敌对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去。第一种“伪装”，即压抑作用，需要第二种伪装来补充：他“伪装”这种破坏性冲动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外界的某人或某物。从逻辑上讲，敌对冲动所投射的对象，恰恰正是这些敌对冲动所针对的对象。其结果，那个人就拥有了投射者心中那些可怕的成分。这部分是由于那个人被赋予了投射者本人受到压抑的敌对冲动所具有的残酷无情的性质，部分是由于在任何危险中，这种效应的程度都不仅取决于具体环境，同时也取决于人对这一处境所持的态度。人越是缺乏防御能力，危险也就越大。

投射作用还有一个附带的功能，这就是它可以为自我辩解的需要服务。并不是我存心要欺骗、盗窃、剥削、侮辱别人，而是别人存心要欺骗、盗窃、剥削和侮辱我。一个不知道自己有一种毁灭丈夫的冲动，甚至主观上还相信自己最爱丈夫的女人，由于这种投射机制，很可能认为自己的丈夫是一头想要伤害她的野兽。

投射作用还可能得到另一种为达到同样目的的心理过程的支持：这时候一种对报复的恐惧会抓住受压抑的冲动。一个企图伤害、欺骗他人的人，会同时害怕别人也对他这样做。这种报复恐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通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人对罪恶和惩罚的原始经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必须预先假定一种报复冲动作为其必要的前提，我对此不作任何回答。毫无疑问，这种报复恐惧在神经症患者心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这些由受到压抑的敌意所导致的心理过程，其结果是产生焦虑情绪。事实上，由压抑所造成的心理状态，恰恰是典型的焦虑状态，即由于感到来自外界的强大危险而萌生的一种缺乏防御能力的感觉。

尽管形成焦虑的步骤原则上来说十分简单，但在实际过程中，要理解焦虑的产生却往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个复杂的因素是：受到压抑的敌对冲动往往并不投射到事实上与之相关的那个人身上，而是投射到别的事物上。例如，在弗洛伊德的一桩病案中，小汉斯就并没有形成对自己父母的焦虑，而是形成了对于白马的焦虑。 我的一个在其他方面十分敏感的患者，由于压抑了对她丈夫的敌意，而突然产生了一种与游泳池中水爬虫有关的焦虑。似乎任何东西，从微生物一直到大雷雨，都可以成为焦虑附着的对象。这种把焦虑从与之相关的人身上分离的倾向，其原因十分明显。如果这种焦虑事实上针对父母、丈夫、朋友或某个关系亲密的人，拥有这种敌意就会使人感到不符合对权威的尊重，对爱情忠贞，对朋友赞赏的现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否认敌意的存在。通过压抑自己的敌意，就否认了自己身上存在任何敌意；而通过把自己受压抑的敌意投射给雷雨，他也就否认了他人身上存在任何敌意。许多幸福婚姻的错觉，就建立在这种鸵鸟政策上。

说敌意的压抑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焦虑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每当这种过程发生，焦虑就一定会显现出来。焦虑也可能借助于我们已经讨论过或将要讨论到的种种保护机制中的一种，而得以迅速地转移。置身在这一处境中的个人，也可能通过这样一些手段来保护自己，例如对睡眠和饮酒产生越来越多的需要。

从压抑敌意的过程中，可以产生出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焦虑。为了更好地理解种种不同的结果，我将在下文中列举出种种不同的可能性。

A.感到危险是来自自身内部的冲动。

B.感到危险是来自外界。

从压抑敌意产生的结果看，A组似乎是直接由压抑作用产生的，而B组则是由投射作用产生的。A组和B组都可以再进一步划分为两个亚组。

（1）感到危险是指向自己的。

（2）感到危险是指向他人的。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四种主要的焦虑类型：

A（1）感到危险是来自自身内部的冲动并且是直接指向自己的（在这种类型中，敌意会继发性地转而反对自己，对这一过程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讨论）。

例证：因自己禁不住想从高处往下跳而感到恐惧。

A（2）感到危险是来自自身内部的冲动并且是直接指向他人的。

例证：因控制不住要拿刀伤人而感到恐惧。

B（1）感到危险是来自外部世界并且是针对自己的。

例证：对雷雨的恐惧。

B（2）感到危险是来自外界并且是针对他人的。在这种类型中，敌意被投射到外部世界，而敌意所针对的最初对象仍然存在。

例证：过分担心自己子女的母亲，对种种威胁其子女的危险所产生的焦虑。

不用说，这种分类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提供一种迅速的判断上，它或许有一些用处，但它却不能揭示一切可能的例外。譬如说，我们就不能据此推论，产生A型焦虑的人绝不会把他们受压抑的敌意投射出去；而只能据此推论，在这种特殊形式的焦虑中，投射作用暂时还不存在。

敌意与焦虑之间的关系，并不限于敌意能够产生焦虑。这一过程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发生：当焦虑基于一种受到威胁的感觉时，它也可以很容易地反过来以自卫的形式产生一种反应性敌意。在这方面，焦虑与恐惧并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恐惧也同样可以产生攻击性。反应性敌意如果受到压抑，也可以产生焦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圆圈。敌意与焦虑之间这种相互作用，其结果往往是一方激发和强化了另一方。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在神经症中会发现如此大量残酷无情的敌意。 这种交互影响也从根本上说明了为什么严重的神经症，往往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外界不良条件，而变得日趋恶化。焦虑与敌意究竟谁是最初的因素，这一点无关紧要；对神经症动力学来说，最重要的是明白焦虑与敌意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总的来说，我所提出的这种焦虑概念，基本上是根据精神分析的方法形成的。它要根据无意识力量、压抑作用、投射作用等诸如此类的原动力才能发生作用。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到细节，我们就会发现，它在若干方面都不同于弗洛伊德采取的立场。

弗洛伊德曾相继提出两种有关焦虑的观点。第一种，简而言之，是说焦虑由冲动的压抑产生。这仅仅涉及性的冲动，因而是一种纯粹生理学的解释，因为它根据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如果性能量受到阻碍不能得到发泄，它就会在体内产生一种生理紧张，并从而转变为焦虑。按照他的第二种观点，焦虑，或者他所谓神经症焦虑，是由对这样一些冲动的恐惧产生的，因为对这些冲动的发现和放纵会招致外来的危险。 这第二种解释是生理学的解释，它不仅涉及性冲动，同时也涉及攻击冲动。但在对焦虑的这一解释中，弗洛伊德根本没有涉及冲动的压抑或不压抑，而仅仅涉及对这些冲动的恐惧，因为对这些冲动的放纵会导致外来的危险。

我的焦虑概念根据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为了达到一个完整的理解，必须把弗洛伊德的两种观点有机地综合起来。因此我使第一种观点摆脱了它纯粹生理学的基础，而与第二种观点结合起来。这样，焦虑主要就并不是由于对冲动的恐惧而产生，而更多地是由对受到压抑的冲动的恐惧而产生。在我看来，弗洛伊德之所以未能很好地运用他的第一种思想，其原因就在于：尽管这一思想建立在心理学的精心观察上，他却给了它一个生理学的解释，而未能提出这样一个心理学问题——如果一个人压抑了一种冲动，在他的心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心理后果。

我对弗洛伊德的第二点不同意见，在理论上并不重要，在实践中却十分重要。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即焦虑可以由任何一种冲动所导致，只要这些冲动的放纵会招致外来危险。性冲动当然属于这一类冲动，但只有在个人和社会在这些冲动上设置了严厉禁忌的情况下，才会使它们变成危险的冲动。 根据这种观点，由性冲动导致的焦虑的发生率，就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现存文化对于性的态度。我并不认为性是焦虑的特殊来源，但我的确相信，在敌意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受到压抑的敌对冲动中，存在着这种产生焦虑的特殊来源。把我在这一章中表述的思想用简单实用的话总结一下就是：任何时候只要我发现焦虑或焦虑的迹象，我就会问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敏感点被伤害了，因此才产生了敌意？又是什么东西使对这种敌意的压抑成为必要？根据我的经验，朝着这些方向探索，往往会对焦虑获得更令人满意的理解。

我与弗洛伊德的第三点分歧，是他假定焦虑仅仅发生在童年时代，开始于所谓的出生焦虑并继之以阉割恐惧，而后发生的焦虑都基于种种童年时代的幼稚反应。“毫无疑问，我们称之为神经症患者的人，在他们对待危险的态度上，始终停留在幼儿状态，还没有成熟到脱离已经过时的焦虑状态。”

让我们分别考察一下包含在这一解释中的各个要素。弗洛伊德断言，在童年时代，我们特别容易产生焦虑的反应，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它有充分的、容易理解的理由，因为儿童对于种种不利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无能为力。事实上，在性格神经症中，我们总是发现，焦虑的形成开始于童年时代，或者，至少我所说的基本焦虑，其基础是在童年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然而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相信，成年神经症患者身上的焦虑，仍与最初产生焦虑的那些条件相关联。这就意味着，譬如说，一个成年男子也仍然会像小男孩那样为阉割恐惧所苦恼，尽管形式略有不同。毫无疑问，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罕见的病例，在这些病例中，幼年的焦虑反应可能会伴随适当的条件，以未加改变的形式，重新出现在后来的生活中 。但一般而言，我们所发现的，却并非重演，而是发展。在有些病例中，分析可以使我们对神经症的形成，获得相当完整的理解；我们可以发现，从早期的焦虑到成年的怪癖，有一条没有间断的反应链。因此，与其他因素一起，焦虑中也可以包含存在于童年时代的特殊冲突，但作为一个整体，焦虑却并不是一种幼稚的反应。如果把焦虑视为一种幼稚的反应，我们就会混淆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即把任何发生在童年时代的态度，都错误地当作一种幼稚的态度。如果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把焦虑说成是一种幼稚的反应，那么，我们至少也有同样正当的理由，把它说成是儿童身上早熟的成人态度。 TJozjPf7PE6Hp4/HXEi70nny4WvorWDZ/qfrLVzHyFL0zZ+1J9gTBRJqCTaaW9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