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焦虑

Anxiety

在开始对神经症做更详细的讨论之前，我必须重新拾起我在第一章中撇下的一个话头，着手澄清我所说的焦虑的确切含义。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焦虑乃是神经症的动力中枢，我们随时随地都不得不与之打交道。

前面我曾把焦虑作为恐惧的同义词使用，由此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事实上，焦虑和恐惧都是对危险境况做出的情绪反应，都可能伴随种种生理感觉，如颤抖、出冷汗、剧烈的心跳等。这些生理变化可能非常强烈，以致产生一种突发的、强烈的恐惧，甚至可能导致死亡。尽管如此，焦虑与恐惧之间仍有不同之处。

当母亲仅仅因为自己的子女身上出了一点丘疹或患了轻微的感冒，就害怕自己的子女会死去的时候，我们把这叫作焦虑；但如果子女确实患了严重疾病，母亲因此而感到害怕时，我们则把她这种反应叫作恐惧。如果有人一站在高处就感到害怕，或者每当他必须就一个他十分清楚的专题与人讨论就感到害怕时，我们把他的这种反应叫作焦虑；而如果他感到害怕是因为他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之际迷失于深山老林之中，我们则把他这种害怕叫作恐惧。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区分：恐惧乃是一个人对自己不得不面对的危险做出的恰如其分的反应，而焦虑则是对危险的不相称的反应，或甚至是对想象中的危险的反应。

但这种区分有一点缺陷，这就是，要判断一种反应恰当还是不恰当，就必须根据存在于某一特殊文化中的一般常识。但即使这一常识认为某种态度是没有根据的，神经症患者仍能毫无困难地给他的行为找到一种合理的根据。事实上，如果我们告诉患者说，他害怕遭到某些狂暴的精神错乱的人的攻击，乃是出于一种病态的焦虑，我们就会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中。他会指出，他的恐惧是有现实根据的，还会举出这种事情实际发生的例子。同样，如果有谁认为原始土著的某种恐惧是对实际危险的不恰当反应，这些原始土著也会固执地坚持己见。例如，如果一个部落的禁忌是不准食用某种动物，而生活在这个部落中的某个原始土著则由于某种偶然缘故食用了这种禁忌的食物，那么他一定会吓得半死。作为一个局外人和旁观者，你会把这种恐惧叫作不恰当的反应，认为它实际上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迷信。但一旦你知道了这种与禁忌食物有关的信念的内涵，你就会意识到，这种情境对那个土著来说，代表着一种真实的危险，它意味着狩猎或捕鱼的地方将受到污染，整个部落将罹患一场大病。

然而，我们从原始土著中发现的这种焦虑，跟那种在我们文化中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的病态焦虑相比，两者之间仍存在着不同之处。与原始土著的焦虑不同，病态焦虑的内容并不涉及共同奉行的信念。但不管是哪一种焦虑，一旦我们懂得了这种焦虑的意义，那种认为它是不恰当反应的看法就会立刻被打消。例如，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死有着无法驱散的焦虑；而正是由于这种痛苦，他们对于死又有一种隐秘的渴望。他们对于死的种种恐惧，再加上他们对于死的盼望和思考，就会产生出一种危险迫近的强烈颖悟。如果我们知道了所有这些产生恐惧的因素，我们就只能说他们这种对于死的焦虑是一种理由充分的反应。另一个简化的实例是，当人们走近悬崖的边缘，或站在高楼的窗口旁，或站在大桥上时，他们往往会感到十分恐惧。这里也是一样，表面上看，这种恐惧似乎是一种不恰如其分的反应，但实际上，这种处境却可能在他心中产生或唤起生存愿望与死之诱惑（即一种莫名其妙想往下跳的冲动），两者之间一直在进行搏斗。正是这种内心冲突可能导致他的焦虑。

所有这些考虑都向我们表明，我们的定义需要做一些修改。恐惧与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恰当反应，但在恐惧的情况下，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和客观外在的；而在焦虑的情况下，危险则是隐而不露和主观内在的。这就是说，焦虑的强度是与情境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成正比的，至于他为什么如此焦虑，他本人却基本上是不知道的。

对恐惧和焦虑所做的这种区分，其实际意义在于说明，企图说服神经症患者摆脱焦虑，即采用劝说的方法，乃是徒劳无益的。神经症患者的焦虑涉及的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处境，而是他内心所感受到的处境。因此，心理治疗的任务，只能是努力去发现某些处境对神经症患者所具有的意义。

我们已经说明了我们所说的焦虑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弄清焦虑所发挥的作用。在我们的文化中，一般人极少意识到焦虑在他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在通常情况下，他最多只能回忆起他在童年时代曾经有过一些焦虑，他曾经做过一两次令他感到焦虑的梦，他曾经在日常的正常生活秩序之外，因而对某些处境偶尔有过一些担心和忧虑，例如，在即将与一位显赫人物进行重要交谈之前，或者在即将面临考试之前。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患者身上搜集到的资料绝不是整齐划一的。有些神经症患者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深受焦虑之苦，而焦虑的表现方式却极其变动不居：它可以表现为一种弥漫性焦虑，表现为焦虑症的发作；它也可以附着在一定的处境或一定的活动上产生，例如似乎是由于置身高楼、大街或公共场合；它还可以具有明确的内容，例如担心精神失常，担心患癌症，担心自己吞下了什么异物等。另一些神经症患者意识到他们有时候会产生焦虑，有时候有激发这种焦虑的外在条件，有时候则没有，但不管怎样，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外在条件十分重要。最后，还有这样一些神经症患者，这些人仅仅意识到自己有压抑感、自卑感、性生活紊乱，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但却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曾经有过任何焦虑。然而进一步的考察则往往证明：他们最初的陈述是不准确的。在对这些患者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发现：在他们的表层意识下，隐藏着同第一组患者一样多的焦虑——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精神分析促使这些患者意识到他们先前潜在的焦虑，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回忆起那些曾经使他们感到忧心忡忡的梦和处境。尽管如此，他们自己能够承认的焦虑，其范围通常并没有超过正常限度。这正说明：我们有可能具有焦虑，而自己却一无所知。

这样说还并没有揭示出这一问题的全部意义，它还只是一个更大、更广泛的问题的一部分。我们感受过爱、愤怒、怀疑，所有这些感受是如此短暂易逝，以至它们几乎没有能够进入我们的意识，以至我们很快就把它们忘诸脑后。这些感受可能的确是转瞬即逝、互不相干的，但在它们后面，却同样可能有一种巨大的动力。对一种感受的自觉程度，并不能说明这种感受的程度和重要性。应用到焦虑上，这就表明，我们不仅可能有焦虑而不自知，而且同时还可能意识不到这些焦虑乃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

事实上，我们似乎在竭力摆脱焦虑或避免感觉到焦虑。这样做有种种理由，最一般的理由是：强烈的焦虑是一种最折磨人的心情。那些曾经经历过强烈焦虑的患者会告诉你，他们宁死也不愿再经历一次这样的折磨。此外，包含在焦虑心情中的某些因素，对个人来说也是不能容忍的。彻底的无能为力乃是这些不能容忍的因素之一。一个人可以在面对巨大的外来危险时仍然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然而在焦虑的状态中，他却感到——事实上也的确是——完全无能为力。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这对于那些把权力、地位、控制视为最高理想的人来说，是特别不能容忍的。由于觉得自己的反应明显地与自己的理想不相称，他们就憎恨这种焦虑的感受，仿佛它证明了自己的软弱和怯懦。

包含在焦虑中的另一因素是它的明显的非理性。对有些人来说，允许非理性因素控制自己是特别不能容忍的。这些人在内心隐秘地感觉到有被自己身上非理性异己力量吞没的危险，或者，他们已经在生活中自动地把自己训练得严格服从理智的支配，因此，他们绝不会自觉地容忍任何非理性的因素。除了包含种种个人动机之外，后面这一种反应还涉及文化的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总是特别强调理性的思维和理智的行为，而把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或某些似乎是非理性的东西，统统视为低级的东西。

包含在焦虑中的最后一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一点相关联。通过自身的非理性性质，焦虑向我们提出了一种含蓄的告诫——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已经出了问题。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警报，它要求我们彻底检视我们自己。这倒不是说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一种警报，而是说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它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暗示的警报。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会喜欢这种警报，甚至不妨说，我们最反感的就是意识到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某些态度。不管怎样，一个人越是无能为力地感到自己正陷身在恐惧与防御机制的错综复杂的罗网之中，就越是紧抱住自己的妄想不放，坚信自己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正确的和完美无缺的，也就越是会本能地拒绝任何暗示——即使是间接的、含蓄的暗示——不承认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必要改变自己的态度。

在我们的文化中，主要有四种逃避焦虑的方式，它们分别是：把焦虑合理化；否认焦虑；麻醉自己；回避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思想、情感、冲动和处境。

第一种方式，把焦虑合理化，乃是逃避责任的最佳解释。它的实质在于把焦虑转变为一种合理的恐惧。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转变的心理价值，我们或许会想象，这种转变并没有带来多大变化。过分焦虑的母亲事实上只不过是在关心自己的子女而已，不管她承认自己焦虑，还是把自己的焦虑解释成一种正当的恐惧，情况都是如此。然而，我们可以无数次地做这样一种实验，即告诉这位母亲，她的反应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恐惧，而是一种焦虑。我们可以暗示她，她这种焦虑与实际存在的危险是不相称的，在这种焦虑中包含着种种个人因素。作为对这种告诫的反应，她会反驳这种暗示，不遗余力地证明你完全弄错了。难道玛丽不是在襁褓中就患过这种传染病吗？难道约尼不是因为爬树摔断过腿吗？最近不是有一个人用糖果来诱拐孩子吗？难道她这种行为不是完全出于对孩子的爱和责任心吗？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遇见谁这样热烈地为他的非理性态度辩护，我们就可以肯定，这种受到辩护的态度，对于那个人来说一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这样一位母亲，不仅不会因为自己这种情绪而感到无能为力，相反她会感到自己完全可以积极主动地在这种情境下做点什么；她不仅不会承认自己的软弱，相反还会因为自己的高尚准则而感到骄傲；她不仅不会认为自己的态度中包含着种种非理性因素，相反还会觉得自己的态度完全是正当合理的；她不仅不会觉察并接受改变自己某些态度的警告，相反还会继续把自己的责任转移给外部世界，并借些逃避面对她自己的真实动机。显然，她必须为这些暂时的利益付出代价，永远也无法消除她心中的忧虑。更重要的是，她的子女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但她却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且，归根到底，她并不希望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内心深处，她始终抱有这样一种幻想，以为她可以既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同时又设法得到只能由这种改变获得的好处。

同样的原则也完全适合于相信焦虑是一种正当恐惧的任何倾向——无论其内容是对于分娩的恐惧，还是对于疾病的恐惧，或是对于饮食失当的恐惧，对于天灾人祸的恐惧，对于贫穷潦倒的恐惧。

逃避焦虑的第二种方式是根本否认焦虑的存在。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否认它，即把它完全排除在意识之外，我们并不能真正摆脱焦虑。这时候一切表现出来的迹象，乃是恐惧或焦虑的生理伴随现象，例如战栗、流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频、呕吐、腹泻。在精神方面，则是烦躁不安、无端冲动，或有麻木呆滞的感觉。当我们害怕并且意识到自己害怕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所有这些感觉和生理现象；同样，这些感觉和生理现象也可能是确实存在并受到压抑的焦虑的唯一表现。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能够意识到的只是这样一些外在的事实，例如他在某些情况下老是禁不住要频繁地去小便，他在火车上老是眩晕呕吐，有时候他会夜间盗汗等。所有这些，通常都并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原因。

但是，我们同样也可能自觉地否认焦虑，有意识地企图战胜焦虑。这类似于在正常水平上发生的情况，即通过全然不考虑恐惧来消除恐惧。最熟悉的例子是，一个士兵受到一种企图战胜恐惧的冲动的驱使，反而表现出英勇的举动。

神经症患者也同样可以做出自觉的决定来战胜他的焦虑。例如，有这样一个女孩，她直到临近青春期之前，始终受到焦虑的折磨，特别是与强盗有关的焦虑。但她却自觉地决定不考虑这种焦虑，独自一人睡在阁楼上，或独自一人在阴森的、无人居住的空宅中行走。她带来的第一个梦，显示出这一态度的种种变化方式。梦中包含许多十分可怕的情境，但每一次她都勇敢地面对了这些情境。其中之一是她在夜里听见花园里有脚步声，于是走出门外，站在阳台上喝问：“谁在那里？”她成功地消除了自己对强盗的恐惧，但由于激发她焦虑的内在因素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所以仍然存在的焦虑所产生的其他后果并没有消除。她仍然孤僻内向，羞怯胆小，老是觉得自己不受人欢迎，没有人需要，始终无法安定下来做任何建设性的工作。

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往往并没有这样一种自觉的决定，这一过程往往是自动进行的。然而，与正常人的区别，却并不在于这一决定的自觉程度，而在于它所得到的结果。神经症患者竭尽全力所能得到的全部结果，不过是消除了焦虑的特殊表现方式，就像那个女孩消除了她对强盗的恐惧一样。我并不打算低估这样一种结果，它不仅可能具有实用的价值，同样也可能在增强自尊心方面具有心理的价值。但由于这些结果往往受到过高的估计，因此有必要指出它的消极面。事实上，在这一结果中，不仅人格的基本动力结构没有任何改变，而且一旦患者失去了他内在紊乱的显著征象，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他解决这些紊乱的活生生的动力。

这种对焦虑不顾一切地克制，往往在许多神经症患者身上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而且往往不易被正确地认识出来。例如，许多神经症患者在某些特定情境中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攻击倾向，这种攻击倾向通常被认为是实际的敌意的直接表达，而事实上却可能主要是在感到自己受到攻击的压力下，不顾一切地要征服自己内在的胆怯。尽管敌意往往也确实存在，但神经症患者却可能极大地夸张了他实际感受到的攻击，他的焦虑激发着他要去战胜他的胆怯。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有把这种不顾一切的莽撞，错当作真正的攻击倾向的危险。

使焦虑得到缓和的第三种方式是麻醉自己。人们可以有意识地、不加掩饰地通过酒精和药物来达到麻醉的目的，但也还有许多其他的方式，这些方式彼此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一种方式是由于对孤独的恐惧而投身于社会活动中。不管这种恐惧是被自觉地意识到，还是仅仅被体验为一种隐约的不安，它都不可能改变真实的处境。使焦虑处于麻醉状态的另一种方式，是拼命地沉浸在工作中，这一点可以从工作所具有的强迫性质，以及节假日所产生的烦躁不安中辨认出来。同样的目的，也可以经由对睡眠的不正常需要得到满足，尽管这种过量的睡眠往往并不能更多地消除疲劳。最后，性行为也可以作为一种“安全阀”使焦虑得到缓解。人们早就认识到，焦虑可以导致强迫性手淫，但却没有认识到，它同样可以导致一切形式的性关系。那些把性行为当作消除焦虑的主要手段的人，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得到性满足，哪怕只是片刻没有满足，他们就会变得烦闷不安，急躁易怒。

逃避焦虑的第四种方式是最彻底的方式，这就是避免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处境、思想和感受。它可以是一种自觉的过程，就像那些害怕潜水或登山的人避免从事这些活动一样。说得更准确一点，一个人可以自觉地意识到焦虑的存在并有意识地避免它。然而同样地，他也可以仅仅模糊地意识到，或者甚至根本意识不到焦虑的存在；可以仅仅模糊地意识到，或者甚至根本意识不到他避免焦虑的方式。例如，他可以完全无意识地在那些与焦虑有关的事情上拖延时间，迟迟不做出决定，不去找医生，不动笔写信等。或者，他可以“伪装”，即主观上相信那些他十分关注的事情，例如参加讨论，对雇员发号施令，与他人断绝关系等，但实际上这些对于他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或者，他可以“伪装”自己并不喜欢做某些事情，这样，一个害怕在晚会上可能受到冷落的姑娘，就可以通过使自己相信她本来就不喜欢社交活动，来干脆避免参加这种晚会。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到这种逃避倾向自动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就会接触到一种抑制状态。抑制状态就是不能够去做、去感受、去思考某些事情，它的作用就在于避免由此而可能引起的焦虑。这时候自觉意识中并不存在任何焦虑，也没有能力凭借自觉的努力来克服这种抑制状态。抑制状态往往以最奇特的形式表现在癔症型功能丧失中，例如癔症型失明、癔症型失语或癔症型肢体瘫痪。在性领域中，性冷淡和阳痿就代表着这种抑制状态，尽管这些性抑制状态的结构很可能十分复杂。在精神领域中，抑制作用往往表现在不能集中注意力，不能形成或表达自己的意见，不愿与他人接触等方面。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抑制现象。

如果我们花费好几页的篇幅来列举各种各样的抑制状态，以便使读者对抑制状态的形式和发生频率获得一个全面的印象，这也许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认为，我不妨把这留给读者，让他自己回忆他在这方面的观察。因为抑制作用在今天已是众所周知的现象，而且，如果它得到充分发展的话，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的。尽管如此，我们却希望简略地考察一下要意识到抑制的存在就必须具有的那些先决条件。否则，我们就会低估抑制作用的发生频率，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意识不到我们身上究竟有多少抑制存在。

第一种因素是，我们必须先意识到自己做某件事情的愿望，然后才能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没有做这件事的能力。举例来说，我们必须先意识到我们具有哪方面的野心，然后才能意识到我们在这方面有哪些抑制。有人会问，难道我们不是随时随地都知道我们的愿望是什么吗？的确不是。例如，让我们设想有这样一个人，他正在听一篇论文的宣读，并同时有自己对这篇论文的批评意见。这时候，一种微小的抑制作用会使这人羞于或怯于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而一种较强的抑制作用则会妨碍他组织自己的思想，其结果是在讨论会已经结束，或者第二天早晨，他才形成自己的批评意见。同样，抑制作用也可以强大到这样一种地步，即根本不让你形成任何批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假定他实际上并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他却倾向于盲目地接受别人所说的一切，或者甚至十分赞赏这种意见。换句话说，如果一种抑制作用强大到足以阻碍我们的愿望和冲动，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

可以防止抑制作用被我们意识到的第二种因素发生在这样一种时候，这时候抑制作用在个人生活中行使着如此重要的职能，以至他宁可坚持认为这已经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事实。例如，如果一个人身上有一种与任何竞争性工作相关的巨大焦虑，这种焦虑使他在经过种种工作尝试之后，最终变得疲惫不堪，那么这个人就可能坚持认为自己不够强健，不能胜任任何工作。这种信念保护了他，而如果他承认他身上有一种抑制作用，他就不得不重新回去工作，从而把自己置于可怕的焦虑之中。

第三种可能性使我们回到文化的因素上。如果个人的抑制状态符合文化所赞同的抑制形式，符合现存的意识形态，那么，个人也就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这些抑制作用的存在。一个具有严重抑制倾向因而不敢接近女人的患者，由于习惯于从女性神圣这一普遍接受的观念去看待自己的行为，因而不可能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抑制状态。在谦虚是一种美德的教条上，很容易形成一种不敢有所要求的抑制倾向。我们可能不敢对政治、宗教中居统治地位的条条框框有任何批判性的想法，而自己却根本意识不到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从而也就意识不到自己身上存在着与受惩罚、挨批判、遭孤立有关的焦虑。但为了正确地判断这种情况，我们当然必须详细地弄清各种个人因素。缺乏批判思想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抑制作用的存在，而也有可能是由于一般的思想懒惰，由于愚昧，或由于与占统治地位的教条完全一致的信念。

这三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使我们无法发现实际存在的抑制作用，都可以解释为什么甚至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医生也往往感到难以发现这些抑制倾向。但即使我们假定我们能够发现所有这些抑制作用，我们对抑制作用的发生率仍然可能过低估计。我们不得不把所有那些反应都考虑在内，这些反应尽管还不能算是十分成熟的抑制作用，但却处在臻于成熟的中途。在我们的内心状态中，我们可能仍然能够做某些事情，然而与这些事情相关的焦虑，却对我们的行动本身发挥着某种影响。

首先，从事某种我们为之感到焦虑的活动，会产生一种紧张感、疲劳感或衰竭感。例如，我的一个患者（她正在渐渐摆脱不敢在大街上行走的恐惧，但对此仍然怀有相当的焦虑）就感到她在星期天上街会精疲力竭。我们从她能够胜任繁重的家务劳动而没有丝毫疲劳感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她这种衰竭感并非由于体质的衰弱。引起这种衰竭感的，是与户外行走有关的焦虑。这种焦虑已减少到使她得以上街行走，但还没有减少到能够使她不感到衰弱。事实上，许多通常归咎于工作过度的机体障碍，都并不是由于工作本身，而是由于与这种工作有关的焦虑，或与同事之间关系有关的焦虑引起的。

其次，与某种活动相关的焦虑，会使那种活动的功能受到损害。例如，如果有一种与发号施令相关的焦虑，这些命令就会以一种带有歉意的不起作用的方式发布出来；而与骑马有关的焦虑则会使人不能够驾驭马匹。对这种情况的自觉程度是不尽相同的。一个人可以意识到有一种焦虑使他不能以一种满意的方式完成某项使命，或者，他只能隐约地感觉到他不能把某件事情干得很好。

再次，与某种活动有关的焦虑，会破坏这种活动可能产生的欢愉。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轻微的焦虑；相反，轻微的焦虑还可能产生额外的热情。怀着轻微的担心来乘坐高速旋转的游乐车，可能会使这种活动更富于刺激，更令人兴奋；但如果对此怀着强烈的焦虑，则会视它为一种苦刑。一种与性关系相关联的强烈焦虑，会使性关系变得索然无味；而如果谁自己意识不到这种焦虑，他就会感到性关系本来就毫无意义。

最后这一点可能有些使人觉得含混，因为我在前面说过，厌恶感可以被用来作为避免焦虑的手段，现在我又说厌恶感可以是焦虑的后果。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厌恶感既可以是防止焦虑的手段，又可以是焦虑所产生的后果。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它说明理解心理现象是多么困难。心理现象往往是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除非我们下决心去考察无数交织在一起的相互作用，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在心理学知识上取得任何进步。

讨论我们可以怎样保护自己不受焦虑的干扰，其目的并不是要对一切可能的防御机制都给予详尽无遗的揭示。事实上，我们很快还会看到一些防止焦虑产生的更彻底的方式。我现在主要关注的，是证明这样一种主张，即我们实际拥有的焦虑可能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多；或者，我们可能根本意识不到我们所有的焦虑；同时，也是为了指出一些我们能够从中发现焦虑的共同之处。

因此，简而言之，焦虑可以隐藏在生理上的不适感之后，例如隐藏在心动过速和疲乏感后面，也可以隐藏在许多似乎正当合理的恐惧后面。它可以是驱使我们借酒浇愁、寻欢作乐的潜在动力。我们将经常发现，它是使我们无力去做或无力享受某些事情的原因；我们还会发现，它是隐藏在各种抑制作用背后的动力因素。

由于某些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原因，我们的文化使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个人产生了大量的焦虑。因此，每个人实际上都为自己建立了我所提到过的这种或那种防御机制。一个人越是病态，他的人格越是被这些防御机制所渗透和决定，他不能去做或没有想到去做的事情就越多；尽管根据他的生命活力、精神状态和教育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去做这些事情。一个人的神经症越严重，他就越具有种种抑制倾向，这些抑制倾向也就越微妙和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