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准确地刻画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刻画出实际推动他们的内心冲突、他们的焦虑、他们的痛苦，以及他们在个人生活和与他人交往中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在这本书中，我不打算讨论任何特殊类型的神经症，只想集中讨论我们时代所有神经症患者以不同的形式共同表现出来的性格结构。

我把重点放在实际存在的冲突，以及神经症患者为解决这些冲突所做的尝试上；放在神经症患者实际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为对抗这些焦虑所建立的防御机制上。这种对实际处境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神经症本质上形成于早期童年时代的经验。但我与许多精神分析专家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并不赞成片面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童年时代，并不赞成把患者后来的反应看作本质上是早期经验的重演。我要指出的是：童年时期的经验与患者后来的冲突两者之间的关系，比一般精神分析专家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这些精神分析专家只注意到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而实际情况却是：尽管童年时代的经验为神经症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但它们却并不是后来种种心理障碍的唯一原因。

当我们集中注意力于实际的精神障碍时，我们发现：神经症不仅可以由偶然的个人经验所造成，同时也可以由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特殊文化环境所造成。事实上，文化环境不仅为个人经验增添分量和色彩，而且归根结底决定了它们的特殊形式。举例来说，拥有一位专断的母亲或拥有一位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母亲，这可以说是个人的命运，但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我们才能发现她是专断的母亲还是自我牺牲的母亲。同时也仅仅因为存在着这些文化条件，这样一种经验才会对该人往后的生活产生影响。

当我们充分意识到文化环境对于神经症的重要影响后，被弗洛伊德视为神经症根源的生物因素和生理因素，就立刻后退到背景的位置上。这些次要因素的影响，只有根据大量精确的事实材料才能加以考虑。

我的这种思想倾向，使我对神经症中许多基本问题都做出了新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涉及不同的问题（例如受虐狂问题、爱的病态需要之内涵、病态的犯罪感之意义等），它们却具有一个共同基础，即强调焦虑对产生病态的性格倾向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我的许多解释都与弗洛伊德的说法大相径庭，一些读者可能会问，这究竟是否还称得上是精神分析。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认为什么是精神分析中最根本的东西。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完全是由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整套理论构成的，那么，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就不能算精神分析。但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某些基本的思路，其目的在于考察无意识过程的作用和无意识过程获得表现的方式，并以心理治疗的形式使这些潜在的过程意识化，那么，我在这里所说的就算得上精神分析。我相信严格地拘泥于弗洛伊德的一切理论解释，会导致这样一种危险，即容易使我们在一切神经症中发现弗洛伊德理论希望我们发现的那些东西。这是一种迂腐的、食而不化的危险。我相信对弗洛伊德伟大成就的尊敬，应该表现为继续巩固他所奠定的基础，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共同完成精神分析的未来使命，使精神分析既成为一种治疗实践，又成为一种理论方法。

这种说法同时也回答了另一种可能提出的问题，即我的理论是否是一种阿德勒式的理论。不错，我的理论与阿德勒所曾强调过的某些观点有一些相似，但就其根本而言，我的理论却建立在弗洛伊德奠定的基础上。事实上，阿德勒的理论恰恰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它说明：对心理过程的富于创造性的洞察，如果从片面的方向上去探索，如果不根据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也会变得枯燥乏味。

由于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界定在哪些方面我同意或不同意其他精神分析专家的见解，所以我仅仅把自己的争论和辩驳局限在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有着重大歧异的那些问题上。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乃是我在对神经症的长期精神分析研究中所获得的种种印象。假如要提供我的理论所据以建立的一切材料，我就必须在本书中列出许多详细的病案，但这一程序在一本旨在概括性介绍神经症问题的书中，无疑会显得冗长累赘、大而无当。同时，即使没有这些材料，专家乃至外行也仍然可以检验我的结论是否正确。如果他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他就可以拿我的假设与他的观察和经验相比较，并根据这一比较，对我所说的一切予以拒绝或接受、修正或坚持。

本书采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写成，为了清晰起见，我尽量不去过多地讨论枝节问题；同时我也尽可能避免使用技术性术语，因为这类术语往往可能被用来取代清晰的思考。因此，许多读者，特别是外行，可能以为神经症人格的问题是一个明白易懂的问题，但这是一个错误的甚至危险的结论。我们必须承认，一切心理问题都必然是极其复杂、极其微妙的。如果有谁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那么他最好还是不要读这本书，否则他就会发现他越弄越糊涂，并因为不能找到现成的公式而大失所望。

本书既是写给有兴趣的外行看的，也是写给那些其职业就是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因而熟悉本书所涉及的种种问题的人看的。这些人中不仅包括精神病专家，同时也包括教师和社会工作者，包括那些开始意识到心理因素在不同文化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此外，我希望本书对神经症患者本人也具有某种意义。如果神经症患者原则上并不把心理学思想作为一种对个人的侵犯和强加而予以拒斥，他就往往能够根据自己的切身痛苦，比他那些健康的同胞更敏锐更优越地领略人的心理的错综复杂。然而遗憾的是，阅读本身并不能治愈他的疾病，使他摆脱自身的处境；在他所阅读的书中，他可能更易于发现他人的影子，而不是自己的影子。

我想借此机会，对本书编辑伊丽莎白·托德女士表示感激。至于那些我必须对之表示感谢的专家，我在本书正文中已分别提到。我要向弗洛伊德表示最大的感谢，因为他为我们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工具；同时我也要向我的患者表示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对他们的任何了解，都来源于我们共同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