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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君主为了使统治稳固，就解除他属民的武装；有的君主分封所属的各个城市；有的君主树立敌人反对自己；有的君主努力争取他们开始统治时怀疑过的人们；有的君主兴建堡垒；有的君主破坏并摧毁堡垒。除非掌握了某些采取过类似决策的国家的具体情况，否则对于这一切事情要做出正确的判断，是办不到的，但是我仍想就这个问题本身所允许的范围笼统地谈一谈。
从来没有一个新君主会解除他的属民的武装，而是相反，当他发现他的属民没有武装的时候，他总是设法把他们武装起来。因为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了，他们就变成了你的武装，那些你过去怀疑的人现在也变得忠诚了，而本来就忠诚的那些人现在就更加忠诚了，并且由你的属民变成你的拥戴者。而且，因为你不可能武装所有的属民，因此当你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武装起来，使他们感到蒙受恩惠的时候，你就能够更安全地对付其他人了。前者因此看到了这种待遇的差别，他们便对你更加感恩戴德，而其他的人也会体谅你，因为他们认为，那些武装的人们冒着巨大危险、负有重大责任，因此他们得到更大的奖赏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一旦你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你就开始得罪他们了；并且意味着由于你的胆怯或者缺乏信用，你对他们不再信任了。这两条看法出于哪一条都会使他们产生对你的憎恨。而且因为你事实上不能永远没有武装，所以你最终不得不依靠雇佣军，而雇佣军的性质已如前所述，雇佣军即使再好，他们也不能承担保卫你反抗强大敌人和被你怀疑的属民的任务。所以，正如我所说的，在一个新的国家里，一位新的君主通常需要整治军队。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已经屡见不鲜。
当一位君主夺取一个新的国家，就如同把新肢嫁接到他的旧肢上一样。首先，除了在你取得这个国家时拥戴你的人之外，必须解除这个国家原有的武装；而且即使是前者，也必须看准时机，把他们削弱和软化。同时必须把这个国家的全部武器都掌握在你本国那些依靠你而生存的士兵的手中。
我们的祖先和那些所谓圣明的人们常说：统治皮斯托亚要利用党派之争，而统治比萨则必须借助城堡。他们带着这样的观念，在他们所属的一些城市制造纷争，以利于统治它们。意大利过去依靠这种方法维持着一定程度的均衡状态，在那个时候，这样做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不相信这种方法直至今日也会有效，因为我不相信这种分裂会有什么好处。结局恰好相反，当敌人侵入这些地方的时候，那些内部分裂的城市就会立即丢失，那些较弱的党派总是投靠外国的军队，而其余的党派则无法立足。
我认为，威尼斯人在他们那些附庸城市中培植格尔夫和吉伯林两派便是基于前述的理由，虽然他们没有让这些派别发展到流血的地步，可是威尼斯人却不断在他们当中制造磨擦，使那些市民们纠缠在相互间的纷争中，而不去团结一致地反对威尼斯人。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这样做的结果对威尼斯人并不总是有利的，因为当威尼斯人在维拉战败之后，这些城市的一部分属民立即行动起来，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整个国家。所以，这种做法只是表明君主力量的薄弱，因为在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度里，绝不允许存在这样的分裂，分裂只是在和平时期有用处，可以借此比较容易地控制属民；但是当战争到来的时候，这样的政策就明显是错误的。
当君主战胜各种困难和对他的反抗时，毫无疑问，他就会变成伟大的人物。尤其是当幸运之神使一位新君主成为伟大人物的时候，他比一位世袭君主更加需要拥有盛名，于是幸运之神就给他树立敌人，并且使他们策划反对他的战争，以使他可以有战胜他们的理由，并且利用他的敌人使他的声望步步提升。于是许多人认为，一个英明的君主一旦有了机会，就应该有意地树立某些仇敌，以便通过制服他们，而使自己显得更加伟大。
君主们，特别是新君主们，现在已经发现在他们国家奠基之初，那些被认为可疑的人比在他们开始时信赖的人更加忠诚，更加有用。潘多尔福·佩行鲁奇这位西耶纳的君主在治国时，使用他过去怀疑的人比使用别的人更多。但是对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此类事情要具体对待。我要说明的是，对于那些在一个国家刚建立时的敌对势力，假如他们必须依靠君主的支持才能保持其地位的话，新君主往往便能很容易地笼络他们，而且他们自己也明白必须用实际行动来消除君主原先形成的对他们的坏印象，因此他们只会更加尽心尽力地侍奉君主。这样，君主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利益，比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通常要多，因为后一种人侍奉君主时怀着过分的安全感，从而会对君主的事情掉以轻心。
再说，由于这个问题，对于那些赢得新国家是依靠本地人的支持的君主，我必须提醒他要很好地考虑促使那些支持他的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假如这不是出于对君主自然的好感，而只是因为他们对前政府不满意，那么新君主使他们继续成为自己的朋友就要很艰苦而且十分困难，因为要满足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以古代和近代的事例为借鉴，认真考虑这件事的原因，就会发现，要使那些对前政府感到满足而过去又是自己敌人的人们与自己成为朋友，比赢得那些由于对前政府不满因此成为自己的朋友并支持自己去征服它的人们更为容易！
为了更稳固地统治国家，君主们习惯于建筑堡垒，以对付那些企图反对自己的人们，并且使它成为对付突然事件的安全避难所，这是自古以来就通用的，我赞同这个办法。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已经看到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摧毁了卡斯特洛市的两个堡垒以利于统治那个国家。乌巴比诺公爵圭多·乌巴尔多回到过去他被切萨雷·博尔贾逐出的领地后，把该城的所有堡垒夷为平地。他认为假如没有这些堡垒，他就很难再次丧失他的国家。另外，本蒂沃利奥回到波洛尼亚以后也采取了相同的办法。因此，堡垒是否有益，要看形势的需要，也许在一种情况下对你是有利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对你则是有害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超过害怕外国人，他就应当建筑堡垒；如果他更害怕外国人，他就应当废除堡垒。法朗契斯科·斯福尔扎在米兰所建筑的堡垒，已经而且将来还要给他的家族带来损害，这种损害将超过该国的其他一切混乱。所以，不要被人民憎恨是你最好的堡垒。因为假如人民憎恨你的话，即使你拥有堡垒也无法使你自己得到保护，一旦人民拿起了武器，外人就会帮助他们，这是必然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已经看到堡垒并没有使任何一位君主得益，除了富尔利伯爵夫人在她丈夫季罗拉莫伯爵死后的情况，因为堡垒使她避免了民间的动乱，以等待来自米兰的援助，重新恢复她的国家。另外在当时的情况下，外国人也不可能帮助她的人民。但是，当后来切萨雷·博尔贾攻击她，反对她的人民同外国人联合起来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的堡垒已毫无用处。因此，对她来说在当时和在以前的情况相同，不受人民憎恨比拥有堡垒更安全。思考了上述一切事情后，我赞扬建筑堡垒的君主，同时也赞扬不建筑堡垒的君主，我责难那种认为可以依赖堡垒而毫不顾及人民的仇恨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