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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以思想文化追求为其生活之道。把他们简单地视为只知争权夺利的政客或官僚，则难免忽略其思想、动机、价值观及生存环境中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欲知南宋政治的发展，必知其思想文化气象、战争的影响、经济以及领导者个人的心胸抱负。科举是入仕的正途，它测试的是一个人的文学才能和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力。当其入仕之始，一般是在三十几岁，大多数士大夫已经对文学颇具品味，对思想文化饶有见解，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在朝供职的最优秀分子——更对现代人称之为意识形态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体悟。习惯和信仰影响行为，而特定时期所流行的学术思潮则塑造了习惯和信仰。
本章将要探讨中国传统学术四大分支中的三支：文学、经学和史学。第四大分支，即以儒学为表现形式的哲学，将在下一章中加以讨论。这两章合起来便构成一个全面而简明的宋学总论。关于宋代的哲学和文学，曾经出现过为数众多的著述。而关于宋代的经学和史学，却只有一些通史性著作或极其专门的论文可供参考。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这四大分支作过融会贯通的研究，这两章将填补这一空白。为与第一章的论述焦点相一致，在每一分支的叙述中，我们都将着重探讨11、12世纪的差异，以便找出南宋之迥异于北宋的变化线索。接下来，下一章将阐明儒学之所以包容一切、影响遍及政治和其他学术分支的原因。
在传统中国，对于士大夫和其他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有文化”的意义远不止于能够写作常规的书面文件。在他们的世界里，良好的教育意味着能写文学作品，更高水平的则要会用高雅的形式写作具有创意的作品。文人的写作不仅是一种快乐，是抒情与交流的方式和个人成就的载体，还是丰富文化内涵、推动文化发展的行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使他们尤其重视文学形式和文学理论问题，而在西方现代，这类问题却除了专家和欲为专家者外极少有人问津。
中国文学的两种最主要体裁——律诗和散文，不仅是一个绅士的必要技能，还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其他诸如杂文、故事、小说、社交场合的应酬文字、笔记、词等体裁的分量就轻得多了。律诗被视为最高级的艺术形式，并曾经在历史上享有最崇高的地位。然而，自宋朝以降，散文却作为有效的基本交流工具取得了更高的实用价值。
唐诗是公认的黄金时代的完美结晶，而11世纪的宋诗则是唐诗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宋诗的形式和内容臻于成熟，其风格与唐诗多有不同而二者同样杰出，双峰并峙。
此后，只有个别诗人曾经再度攀上那样的高度。
宋诗的一个特点是在常用语汇、表达方式、遣词造句和诗歌主题等方面趋向通俗化。诗人们开始打破经典语汇的束缚，将口语的表达方式和日常生活中的意象引入笔端。写作的重点从抒发个人情感转向与他人，主要是其他同样有文化的人进行交流。这个世纪著名的诗歌理论，恰如下文所引：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然而，11与12世纪之交，诗坛却出现了竞相玩弄复杂修辞的风气，以为诗应当尽可能地浓缩（凝），又当如炉中炼铁般反复锤打（炼）。受此风气影响，无数诗人在一个诗句当中堆叠数重隐喻、讽喻、联想，并力图将它们和全诗的其他部分附会粘连起来。一些诗表现出一种以牺牲真实情感为代价的造作的凝炼，还有一些则晦涩难懂。宋诗已从成熟转向过度成熟。
唐和北宋的诗风在12世纪盛极而衰，12世纪的诗呈现出取向各异、流派纷呈的景象。
一些诗人选择唾手可得的事物，比如落叶上的一滴露珠或似乎是迷失在月色中的一只小昆虫这样一些瞬间景物，用一种高度浓缩和抽象的形式来形象地传递深刻的情感。另一些诗人则关注个体的深切感悟（性）和灵感冲动的时刻（灵）。还有一些诗人致力于遣词用字，不仅要做到单纯的技巧娴熟或是单纯的巧妙，而且要做到技巧娴熟的巧妙（巧）；不仅要做到犀利，而且要做到突出的犀利（尖）。也有一些诗人并不太关注复杂难懂的诗歌技巧，而更重视用极其微妙、语义隐晦的方式来表达情绪、心境和感受。
当不同风格、流派的诗体发展达到饱和状态时，一种另类诗体——词却已经独擅胜场。11世纪，诗人们从勾栏瓦肆中受到激发，借鉴其表达形式，开始了词的创作。歌伎们擅长的是流行歌曲，而诗人所要引进的却是一种新的艺术类型，一种无须音乐伴奏的歌。
词以其抒情性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种起初并不起眼的诗歌形式，到12世纪已成为诗中大宗。尽管摆脱了原始的音乐伴奏的束缚，但是，词的写作仍然必须以长短不齐的句式来构成一定的韵律模式，以此传情达意，谐和音律。词的形式比律诗更为灵活。一般而言，词要比律诗长，读来声音婉转，语调迂回曲折，富于变化。词将口语语汇与古典用语熔为一炉，由此造成更为生动活泼、更富创造力的表达方式，既能传递婉约的情感，也能抒发豪放的胸怀。简言之，宋词以其自身的魅力构成了一种与唐诗同等重要的文学体裁。
还有一种与诗颇为接近的文学体裁——赋。西方的诗和散文是截然两分的，不存在中间形态。但在中国传统文学当中，却存在这样的中间形态。赋的气质恰处于诗与散文之间，虽然人们常将它与诗相提并论。经典原始的赋可以说是“散文诗”，一种精雕细琢的广义的诗。从北宋开始，在散文地位上升的拉动下，出现了一种新体的赋，其特点转而变成“诗化散文”，或者说拥有高度诗化品质的散文。
本文无意详述赋的复杂写作技巧，只想简明扼要地解释它所发生的变化。起初，赋必须严格遵循两个对偶句相押韵的要求。例如，科举考试便对押韵有严格的规定。对偶句是两两相连的一对句子，它们有着恰好相同的字数，相同或相近的语义、句法顺序，两个句子中的相对应的词互相对称、协调、对比或关联。
11世纪中期，几位才华横溢的先驱者大胆突破陈窠，开创了一种新型的赋。他们一扫赋在押韵和句式结构上的严格技术要求，只是自然贴切地在这儿或那儿写下几行押韵或对偶的句子，由此获得了表达的自由。这就和西方意义上的散文更加接近了。但是，中国人从未将此类文章看做寻常散文。因为，它仍然保留并反映着古典赋体高度诗化的品质，它是一种新的赋，并和旧赋一样受到尊崇。正是在此意义层面上，我们称之为“诗化散文”。赋的这种变化不是从宋诗的一面衍生出来的，而是北宋散文发展推动的结果，下面我们就要谈到散文。
自古以来，在文学的价值等级上，散文就一直排在诗、赋之后。唐代最显赫的散文形式是对偶散文（骈文）。骈文深受赋的影响，例如，它大多以排偶句式写作，一组排偶句的字数通常是4—6—4—6。因此，骈文的别名又叫“四六文”。在骈文显赫的情形下，还是有一些不肯墨守成规的人，力主打破一切对形式和修辞手段的规定、限制，写作并鼓吹一种风格松散的文（散文）。
在这些唱反调的人当中，最突出的是韩愈（786—824）。韩愈高扬儒家传统，力排佛、道，主张“文以贯道”，意思是写文章的本来目的是传递正确观念。显然，就这一目的而言，骈文和其他形式主义的东西都不是最佳手段，因为它们经常会使作者无法畅所欲言。为了实践其所倡导的理论，韩愈率先改进了古典散文的形式，写作风格松散的散文。后世的崇拜者认为韩愈的“古体”（或更客观地说“拟古体”）矫正了几百年来以文害意的文风。
11世纪早期，几位年轻的天才发现了韩愈及其同时代人柳宗元（773—819）所开辟的蹊径。他们一面推动儒学的发展，一面自豪地称自己的文章体裁为“古体”。虽然其早期作品曾经遭到诸如粗陋、啰唆，有时甚至是文义突兀、谋篇笨拙之类的批评，但经过不懈努力，他们终于在语汇、表达方式、句法、句式结构、谋篇布局以及其他修辞技巧等方面取得了进步。这种体裁与其说是对古代的回归，毋宁说是向新的辉煌的前进。但是，其倡导者仍坚持使用“古体”名称，因为，他们相信“古体”一词最恰当地表达了复兴古代儒家教义的本质。
几番挣扎，科举文体和内容的革新终于得以实现。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杰出政治家欧阳修（1007—1072）。他以艺术的手法将寻常字词编织为激动人心的语言、简洁的词句和优雅的片断，来表达微妙的情感、深邃的思想、壮阔的景象和惊人的见解，古体散文从此成为一种极其高雅的文学形式。欧阳修又上章建议朝廷在科举考试中停用骈体文、鼓励写作古体散文，理由是古体散文最能自由表达政治和哲学观点。作为一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欧阳修实践了他的主张。其影响迅速波及有志于科举的文人，古体散文开始盛行。不少人反对停考骈体文，其理由如下：其一，骈体文可以无须考虑政治观点，相当客观地评判衡量作者写作技巧的高低；其二，骈体文已经在科举考试中成功地运用了几十年，即使是那些反对它的人，也无不是从运用它的制度中考取的。话虽如此，然而，古体散文一旦确立其艺术地位，便注定要成为未来的潮流所向，成为精英间最主要的有效沟通手段；直到20世纪初，它仍然是首要的中文写作体裁。
欧阳修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不仅开创了一个时代，而且对后代影响巨大。从南宋起人们便尊奉的八位古体散文大家包括：两位唐朝的先驱者——韩愈和柳宗元；欧阳修；他的学生曾巩（1019—1083）；他先前的门徒、后来的政敌、著名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以及他的三位苏姓友人、家喻户晓的苏轼（号东坡，1036—1101）、其弟苏辙（1039—1112）、其父苏洵（1009—1066）。
从12世纪起，各种与古体散文相关联的文学体裁滑下了巅峰。南宋文人在文章的形式、风格上维持了同样的高标准，甚至将其理论化；但却没有写出令后世推崇的杰作，作品质量再也无法与北宋相媲美。颇受好评的散文选集《宋文鉴》出自南宋文人之手
，但所选皆为北宋经典作家的作品，不包括任何时代更近的南宋初期作品。或许，时人已经默认：近期没有一位文学家堪与一个世纪前的先辈们比肩而立。造成这种改变的一个原因是，此期，哲学开始受到高度重视，其抽象思维比纯文学更具挑战性；因此，大部分创造性能量不再投向文学。当然，儒学形式的哲学并非孤立的学术分支，经学是其依托。
中国古代的经，本来是世俗的，却被尊为圣人著作，地位近乎神圣。同前代相比，宋儒将经作为阐发自己理论的基础，更加孜孜不倦地为这些权威书籍讲解作注。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北宋经学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而到了南宋，解经著作的质量开始下降，变得喜欢争辩，过于关注细节，研究范围趋向狭窄，文字冗长啰唆，缺乏学术的多元性和创造性。
下面简要阐述11、12世纪的经学研究氛围。在《易经》的研究当中，11世纪主要有两派不同意见，一派将书中的象和数视为神圣和超自然，另一派则试图用理性的原则加以解释。12世纪的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有人以历史实例解经，有人将老子的自然哲学引入经解，还有人将解经同佛教禅宗教义相结合。流行趋势是将占卜算命的方法和理性的方法相调和。例如，朱熹的许多著述便是将前人解释系统化，而非新创。
发展趋势再也不是外向的了。
从汉代起，人们便对《书经》（《尚书》）文字的真伪产生了争论，有半信半疑的，也有坚信不疑的。11世纪的《尚书》研究与之大异其趣。同其《周礼》研究一样，王安石为《书经》作《新义》，强调政府机构的功能，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而苏轼则为《尚书》作了最好的注释，强调它人性化的一面。到12世纪，争论的力度减弱了。朱熹虽然对苏轼多有微辞，却赞赏这部书。然而，朱熹之后的新儒家们却宁愿忽略它，只因苏轼曾经激烈地攻击过该学派的祖师之一程颐（1033—1107）。
相对于前文提到的两宋经学概观而言，《诗经》的研究似乎是个例外。在11世纪，关于《诗经》只有几家注释和一些不激烈的讨论。而相比之下，12世纪的学者却相当重视《诗经》，注者众多。引发了这种兴趣的应当是诗和词的发展。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这部经是必不可少的参考。然而，在表面的数量膨胀之下，却是经解质量的下降。大多数关于《诗经》的研究，包括朱熹的著述在内，都不是那么具有权威性。
古代经书中的“礼”不仅指仪式，还包括涉及社会风俗、传统习惯、经济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用现代语言来说，它指的是社会道德规范所承认的行为。在有关礼的三部经当中，宋人轻《礼记》、《仪礼》而最重《周礼》，围绕它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王安石以前，曾出现过一批具有11世纪早期特征的观点各异的解释。而王安石则在《周礼》中发掘到了改革的范本。此后直至1127年北宋灭亡，王安石和他第二代的追随者先后掌权，绝大多数学者或出于自愿，或迫于改革体制的压力，接受了王安石的解释。一致性取代多元化成为流行。
1085—1093年，保守的反对派短期复辟，主张贬低三礼，不自觉地缩小了此后的学术范围。《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它以措辞行褒贬，充满道德关怀，又以曾经孔子亲订而闻名。保守派将其发扬光大，以之衡量行为的正当性。他们沿用孙复（992—1057）的观点，认为《春秋》主旨在于尊王。学者刘敞（1019—1068）曾大胆指出《春秋》的文字错误，认为应当加以校勘。保守派表示反对，也不承认刘敞和其他学者所作《春秋》新解的价值。与此同时，王安石却把这部经比作“陈旧破烂的朝廷小报”（断烂朝报）汇编，其追随者也排斥它。派系斗争危害着学术的多元化。
至南宋，在保守派的影响下，《春秋》再度成为显学，但在注释方面却未取得太大的学术进步。一些知识分子引用它来批评时政并从中发展出一套辩论艺术。二者都曾流行一时，但均未产生高质量的学术。
当然，北宋保守派的《春秋》热产生了一项重要成果。司马光（1019—1086）以之为范本作续编，起于《春秋》所止（公元前481），止于宋代建立前夜（959）。下一节将讨论这部里程碑性质的《春秋》续编对其他历史著作的影响。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续编的一个间接后果——它对南宋学术的影响。朱熹命弟子为该书作纲要，并以自己的名义出版。司马光的原著以写作态度诚实客观著称，其中的道德评论虽不乏主观判断，但都独立地附在正文之外。相形之下，朱熹的这部寄名著作对于历史的态度却常常过于概念化和简单化。该书本来只是一部速成参考书，到后来却演变为科举考试的权威性标准历史指南，此举损害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从南宋后期起，人们对一套名为《四书》的标准读物投入了比对六经更多的热忱。《四书》包括《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11世纪，学者们对这四部书的看法多种多样。例如，李觏（1009—1059）曾激烈批评《孟子》，司马光对该书多有保留，而王安石却给予它高度评价。然而，只有程颐和其兄曾经为所有这四部书作注。受程氏兄弟的启发，朱熹将这四部书命名为《四书》，把它定为儒家学说的基础读本，为之精选注释，杂以己说。朱熹的《四书》集注最终成了科举考试并从此是天下文人的惟一官方注释。正统性战胜了多元化，其代价是思想的禁锢。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出现了许多修身和教育方面的论著，内容涉及学者的立志、蒙养教育、族规家范、敬宗收族、儒家教义的学习日程、年历、地方政府的运作、为官之道、王子教育、佐天子而理国政等等。通常来说，儒家既重视自我教育，也重视对他人的教育，而新儒家则特别强调修身，或用现代的话来说——自律。随着新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此类出版物的数量显著增加。但大多数缺乏原创性，是老一套的人生指南，彼此重复，相互征引，复制而不发展思想。
综上所述，宋代作为一个整体确曾在经学方面取得过惊人进步，其成就前无古人，也难怪后世儒家和许多非儒家的中国人都为此感到自豪。但是，长期以来，却从未有人对两宋的变化加以辨析，希望上文的简短分析能弥补这一缺失。从总体上看，11世纪的学术发展是从百花齐放透过多元化以臻成熟；而到了12世纪，除了一位像朱熹这样出奇博学的学者之外，大多数学术研究都难免相对狭隘、受制于正统、缺乏原创性的问题，或具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局限性。思想文化的发展速度放慢了。
发达的印刷术使宋代史学著述的数量出现了空前发展，而名家名作和新史体的出现则使宋代史学的质量呈现空前进步。修史者多为士大夫，或有志于斯道，或受命为史官，其中不乏视修史为名山事业、着意经营者。
11世纪中期，史家重修了两部正史（或称断代史）。新《唐书》出自官修。新《五代史》由欧阳修私撰，而朝廷却破天荒地赋予它官修正史的地位。
11世纪的历史学家掀起了一场史学评论的高潮。司马光在其编年体巨著的“考异”中所展示的权衡史料的方法，和他在“臣光曰”中使用的历史解读方式，成为许多历史学家的榜样和标准。按照儒家的要求，一旦历史事实经由可靠的证据证明之后，道德原则就成了历史学家在讨论过去事物时的终极标准。无论是过去的事件，还是早出的史书，都重新受到锐利的审视。欧阳修为旧《五代史》挑错之后，其他学者又从他的新《五代史》中找到了错误。许多小部头的专题论著开始冠以“错误改正”（纠谬或正误）的标题。
另外两个史学分支——金石学和目录学的长足进步，同样促进了史学的繁荣，欧阳修在其中起到了开创作用。
诚如题目所揭示，司马光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的写作目的是要使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指导现实统治。其思想基础是儒家“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道德至上观念。司马光客观地选择史料，严谨地考辨其真伪，以此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如其著述所示，当他无法解决史料中的矛盾时，便插入一条研究性注释加以解释。上述优点使他的著作成为一个里程碑，一个史家竞相模仿的范本。他的后继者中包括两位12世纪的历史学家李焘（1115—1184）和李心传（1166—1243）。前者写了一部北宋全史，后者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叙述南宋早期历史，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12世纪在史学著述方面的确超越了11世纪，其明证之一是新史体——纪事本末体的出现。纪事本末体将通常散见于本纪、列传和志当中的材料按照主题收集成篇，一事为一篇。这种合并整理并不增加新的内容，它提供的是不同的视角。从此，中国正统历史叙事就有了三种标准体裁：以国家为中心的纪传体、按时间顺序编纂的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
12世纪史学的进步是方方面面的，此处无暇一一道来，只能列举其总体趋势。第一，是从官修到私撰的转变以及私人著史势头的不断增长。
第二，各种非正式的故事、笔记、小说的数量超过了正式的史书。
第三，同宏观概览相比，人们越来越偏爱更细微、更具操作性的题目。第四，越来越多的人抛开整个帝国，将注意力放在区域研究上，
最明显的是方志的繁荣和空前细致的地方风物记载。
第五，一些著者专门将大门类中的某些方面抽出来，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例如，前有洛阳名园的专著，后有洛阳牡丹的专史）。第六，人们努力研究那些意义重大的未知问题，希望藉以补充历史认识。第七，12世纪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历史学科必须利用其他学术分支的知识，例如军事科学、历史地理、艺术史、建筑学、医书等等。
12世纪历史学家的成就超越前辈的又一明证，是百科全书的编纂。北宋初期，朝廷下令编纂了两部巨著《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其方法是将现存文献中的相关片断分别置于不同标题之下，不加评论，也不作注释。到了南宋，一些民间学者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为科举考试编辑百科全书。12世纪和13世纪初，历史学家以唐代著作《通典》为典范，在此基础上更为谨慎地搜集资料，分类更加细密和系统化，必要时引证资料来源，为澄清疑点或难点补充考证性的评论。《通志》和《文献通考》是两部最为重要的宋代百科全书，后者的名称是该书顶尖学术成就的真实写照。这两部书和它们的唐代典范一起以“三通”之名著称于世。
一些现代学者认为，这些百科全书和诸如此类的工具书算不上西方或现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而更像是官僚处理行政事务时的参考。这样看的人看来并未深入了解传统中国的精英文化。事实上，真正阅读百科全书、方志等的只有探寻历史的民间学者，官僚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翻阅这些书。
作为行政官员，官僚们最感兴趣的史书类别是“政书”。政书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它包括奏章选集、行政条例集成、司法案例汇编，如《农政全书》、《荒政全书》一类的著作，以及书名生动的《救荒活命书》等。
史学大发展中也存在消极因素。在浩如烟海的史学著述中，出现了两类质量堪疑的作品。第一类是史评著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学应当是实证性的，而这类著作却缺少实证研究。因此，虽然其本意是要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但难免主观臆断、空发议论。究其原因，包括新儒家在内的宋儒，早在备战科举考试之时，就已经养成了置道德考量于历史事实之上的恶习，为迁就其道德观点，不惜简化、歪曲历史事实。
第二类论著为利己的目的而作。为捍卫自己或洗刷朋友，某些士大夫写作笔记体的回忆录，谈及时事，不免党同伐异、各说各话。为攻击政治和文化上的敌人，他们舞文弄墨，肆意歪曲事实，字里行间充斥着偏见、流言和谎言。这类文字反映了南宋学术界潜在的狭隘好斗之风，并让后来的专业历史学家大伤脑筋。
综上所述，南宋虽然产生了一些高质量的文学和学术作品，但是学问方向的确已经发生逆转。以乐观的态度看，12世纪的学术处于不断自我提炼、自我完善的状态，转向精致化或者说专业化；但是，如与11世纪相较而言，却似乎有一种画地为牢的味道。当然，朱熹也许是一个例外，他最大限度地整合了时代所赋予的知识，并在许多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可惜，这种杰出的例外实在是凤毛麟角，根本无法改变总体状况；其他人又落后太远，实际上，朱熹所有的追随者都缺乏广度、深度和原创性。总体看来，11世纪学术发展的特点是其先锋性、开拓性，而12世纪的学术成绩则主要在整合方面。
比照两个世纪的史学发展和经学发展，可以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11世纪造就了欧阳修、司马光等史学大家，12世纪则产生了更大数量的史学著述。但是，经学的情形却有所不同。一个领域在继续发展，另一个领域却停滞不前。其原因何在？
我们的解释分为两部分。首先，是经学和史学的内在差异。二者在政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经学依靠灵感和观点的激发取得进步，在多元化中获得繁荣。而多元化却面临三种危险：第一，多元化可能堕落成为派性之争，特别是当它和政治斗争或朋党之争纠缠在一起时更是如此。第二，多元化会引起对抗，而对抗可能升级为压迫。第三，在强大的正统和不断扩张的一致性之下，多元化会衰退。这三种危险困扰着宋代的经学研究。
相比之下，史学的发展主要依靠材料的积累。材料的增长会导致复杂性，但却不必是多元化。尽管政治压力或正统的确立也会带来派性、争论和限制，但它们对史学的危害却不像对经学那样严重。史学有其自我保护的底线，而这一底线建立在无可争辩的真实材料基础上。
其次，是士大夫的学者—官僚双重角色。作为学者，他们研究经学，因为它是意识形态的来源，由此，他们很难回避意识形态的正统这一议题。在儒教国家里，意识形态塑造着权力。因此，作为官僚，他们又很难回避同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的政治权力。自古宦海多险恶风波，当士大夫不得不全力应付个人的宦海浮沉时，经学研究很自然地衰落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学却是一桩半退休的、隐退状态的营生，可以远离朝堂上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的纷纷扰扰。有志于此的士大夫通常在闲居状态下工作，在职的史学家也不会占据行政长官、重要顾问或是其他敏感职位。司马光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在对改革政策表示强烈反对以后，他请求退休，回到洛阳家中，在那里花了17年时光，静静地编著其编年巨著。在这17年中，他避开了诸如正统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等纠缠在经学领域里的问题。当皇帝召请他回朝领导反对改革的政府时，司马光已经完成了那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任何文化的学术都有许多轻重不等的侧面。就宋代中国文化而言，史学和文学都不是它最为光彩夺目的部分。它们更像是照耀在小山缓坡上的灯盏，反映不出整个山峦的轮廓，而经学和建立在经学基础上的儒家思想才是最高峰。
当火焰在那里点燃，光芒便会洒满整个山地。而这火焰一旦熄灭，无论因为派性还是因为正统，都会拖下一条长长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