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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除了在中国，没有哪个国家会出现这样一部思想史：它横跨六个世纪，同时也是一部政治史、社会精英史，以及对文学价值观的研究，我就是在这些领域的结合处写作，因为我相信，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以及文学史，虽然是不同的学科，但对于理解唐宋思想的转变，都是必要的。我同时也是从唐宋思想生活的内部来撰写，使用当时的术语和观念。翻译不能百分之百地传达思想材料的意义，但从当时的语境出发阐释当时的作品，却能使我们看到学者们询问的问题如何变化，以及他们走向那些共同关心的问题的方式，如何出现了分歧，从而更切近地解释历史变化。
在中国史研究中，撰写一部跨越几个世纪的著作，这样的工作尚未让人望而却步。这部书一开始并未想到会有如此规模。我最初研究苏轼及苏门，进而研究11和12世纪的思想文化，这是这部书的起因。为了寻找北宋精英文化的来源，我上溯到唐代后期的历史，而要估价其间的发展，就有必要与初唐的学术进行对比。当我开始探究唐代后期与北宋的思想创造如何与唐代门阀文化的消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也逐步理解了，新儒家运动在什么意义上与众不同。研究的结果就形成了这部书，它比我设想的更长更广，不过仍然只是选择了某些时期的某些人物和典籍进行讨论，以此来佐证某些论点——如果用全面考察唐宋思想文化的标准来看，我没有解读的典籍和没有提到的人物都是太多了。
我特别受益于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学者，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们的研究使我们有可能来思考这里所讨论的六个世纪。如果离开麦大维（David McMullen）对唐代学术的研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关于诗歌的著作，以及贾志扬（John Chaffee）、伊沛霞（Patricia Ebrey）、韩明士（Robert Hymes）、姜士彬（David Johnson）对社会史的研究，就不可能有这部书。多年来与傅君劢（Michael Fuller）和宇文所安的交谈，以及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Craig）、伊沛霞、艾朗诺（Ronald Egan）、傅君劢、孔飞力（Philip Kuhn）、麦大维和杜希德（Denis Twichett）所提的意见都使我受益良多。我感谢约翰·齐默（John Ziemer）为此书所做的编辑工作，尤其感谢他从一个审慎读者的角度所提出的建议。我感谢张力和徐必经指出了注释中的错误。最后，感谢王氏研究生院（Wang Institute of Graduate Studies）所提供的中国研究奖学金，它使我获得了一年时间，放下其他工作，专注于此书。
包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