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中，叙事必须从往事中寻找意义。这种要求与古人对记忆、系年和时序的关注，都融会到《左传》一书中。《左传》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而成书，因此它掺杂了不同性质、不同年代的材料。战国晚期的各种文献，特别是《韩非子》，在称引与《左传》关系密切的片段时多称之为“春秋”。 “春秋”一词泛指列国的编年史。譬如《墨子》即援引了“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里的内容来证实鬼神的存在。另一个片段还提到墨子曾见过“百国春秋”。 “春秋”有时专指鲁国的编年史，论者经常引用《孟子》里的这段话作为左证：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1] 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8.21）

《孟子》将“春秋”视为鲁国的编年史，由此暗示了“春秋”与孔子的关系，并把它纳入了以西周礼制为理想的伦理体系之中。沿着这种延续与增补的思路，《左传》继承了《诗》引证和记录圣王之“迹”（暗含影响和功迹之意）的功能。《左传》与《诗》的联系大概源于孔子定下的知识范畴。传世的《春秋》由简短的条目组成，记录事件包括战争、祭祀、天象、自然异象或灾害，以至周天子和诸侯登基、婚配、死亡、葬礼等。今人普遍认为《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由鲁国史官在事件发生之时或发生后不久记录下来。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传世文献，记录的史事跨越了242年（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孔子的名字与《春秋》联系起来，被认为是《春秋》的编者或作者。 一直以来，人们对这种说法间有质疑。但只有到了20世纪，学者才公开讨论这些疑问，这些怀疑也开始变得普遍起来。

“春秋”一词既然有这些不同的含义，那么战国晚期把与《左传》有关的资料也叫做“春秋”，就可能是因为这些文献是过去的记录，也可能因为这是对“春秋”所作的注释。沿用的惯例是把《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公羊》和《谷梁》显然是附属于《春秋》的。因为《公羊》和《谷梁》把“春秋”中的每一个字，连同那些没有出现过的特定字眼（即所谓“不称”云云）都看得意义重大，并以此为圣人表露其道德判断和修辞意识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左传》显然与《公羊》和《谷梁》的系统不同。对后世读者而言，《左传》强调事件，其叙事熔铸“经”所代表的恒久原则和“史”所包含的时序变化。而《公羊》和《谷梁》则在阐述中避开了细节的讲述，表现了“经”和“史”的分离。 《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在《春秋》简短的条目中寻求“微言大义”，《左传》则很少有这种阐释。即使有寥寥可数的几条例外，也极有可能是后来增补进去的。

然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左传》的出现本来就是为了解释简洁而幽深的《春秋》，乃至其他同类风格的编年记录。这种确立意义、建立因果关联、界定典范、提取教训的工作，大概与口头传统中宣告、解释、教育、劝诫的行为有关。 ^[2] 因为只有极少的书面文本在流传，所以不难想象《左传》或与口头传统有关。《左传》中大量的章节都是言辞。这些言辞固然有可能是实际记录。但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想象：古代或有以言辞组织思维的传统，《左传》也许有向壁虚造或重构的言说，发表言辞的时间与它的记录之间有多少时间差距，口头或书面言辞在古代如何流传。对于刘知几来说，一些篇幅较长的言辞曾经被其他国家的史官或大夫引用和评论，由此可知这些言辞是以书面形式流传的。 其实，言辞也可能只是在口头上流传。评论别人的言辞非常流行，甚至可能成为习惯。《左传》的内部证据表明，诸如“载书”一类的书面文本极具权威。《左传》中数次提及的“盟府”，即保存了这些文献和盟誓纪录，也许它还收藏了类似政策声明的书信、正式的公告、两国之间的告知等（《左传》文公17.4，页625—627;成公13.3，页861—865;襄公9.5，页969;襄公22.2，页1065—1067;昭公6.3，页1274—1277;昭公26.9，页1475—1479）。记事之“史”所记述的文字精准扼要，偶然还有些隐秘之处（如齐太史记录“崔杼弒其君”、晋董狐记录“赵盾弒其君”等），其性质可媲美现存的《春秋》。《左传》并没有交代史官记录言辞的片段，更多的时候是史官自己在发表意见。他们经常在占卜、战争、对君主或执事陈词、外交协商等场合，提出解释、判断、建议和劝谏。我们可以推断，他们有知识和能力铺陈出《左传》里的那类记录。其实，他们必须具备这样的学识，因为他们的君主也可能传召他们，要求他们解释或近古或远古的《春秋》一类的编年史，说明当中简洁而幽深的内容。他们在解释的过程中，可能要借助各种口耳相传的材料，又或者他们可能与所述之人或事时间距离尚近，因此可借助自己的见闻作出相关解释和判断。

论者经常把《左传》的解说和判断，与儒家拥护和界定周初政治道德秩序相提并论。但是，不同立场的史官、师长、谋臣策士也可能利用这些编年记录提供各种建议，提出各种谏言。他们以编年记录为基础，详尽地铺叙史事，并由此总结出各式各样的教训。在这个意义上，《左传》是公元前4世纪前后各种针对政治秩序的思想的记录（当前学术界一致认为，4世纪很有可能是《左传》的结集时间）。 ^[3] 由于古人对历史、语言、修辞有不同的理解和运用方式，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文本所涵盖的255年间的混乱与衰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因而《左传》中自相矛盾的情况与张力也就应运而生了。

[1] 《说文解字》释“ ”为遒人在记录或收集诗歌时所用的木铎（《孟子译注》，页192—193）。[译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认为引文中“迹”为“ ”之误。《说文解字·丌部》：“ ，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左传》（襄公14.6，页1018）也提过“遒人”。根据这种读法，《春秋》继承了《诗》收集知识、理解时代的功能。至于《诗》什么时候“亡”，最广为人知的有朱熹的说法。他认为《诗》专指《雅》，随着平王东迁，礼乐崩坏，《雅》的创作也因而终止（《四书集注·孟子》卷4，页116）。

[2] 有关中国早期文本的创作和流传，不同学者对口耳相传与书写所起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详参史嘉柏：《井然有序的过去：早期中国史学的形式和思想》（ APatterned Past :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页315—324;尤锐：《儒家思想的基础》，页13—54;柯马丁（Martin Kern）编：《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 TextandRitualin Early China ）；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早期中国的写作与权力》（ Writing andAuthority in Early Chi- na ）；戴梅可（Michael Nylan）为鲁威仪所写的书评。

[3] 崔述认为定公、哀公在位期间（公元前509—前468）《左传》的叙述相对简洁，至于襄公、昭公在位期间（公元前572—前510）《左传》的记录则比较详尽。因此，他推断《左传》成书上距定、哀未远，因此发生在二人在位时的事情还未开始广泛流传（《洙泗考信语录》，卷3，页2，收入《考信录》）。另有一些学者以《左传》中出现的事物或现象为线索，从而确定《左传》的成书时间（顾炎武指出《左传》里并非所有预言都能应验，见《日知录集释》册4，页98）。杨伯峻根据这些原则，推测《左传》成书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89年之间（《左传》，页36—43）。但是，如果传世《左传》取材自各类时代不同的文献，又曾经历层层积累的过程，那么我们就不能用特定的预言来推断整部《左传》的成书时间。其他推测《左传》成书年代的研究，还有高本汉：《暣左传暤真伪考》（“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 ”）和（《暣周礼暤和暣左传暤中的早期历史》）（“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ou li and Tso chuan texts”）；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页192—193;镰田正：《左传樜成立樔其樜展开》，页305—388;史嘉柏：《井然有序的过去》，页315—324;尤锐：《儒家思想的基础》，页29—39。 CIjKUI8NfuJZ5V70nee70uFkf5GlfhfHLAykWJcg+bKhah3JOy52o3QBcWu1rm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