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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学涉及礼品、赠品和宴请的交换，个人关系和相互依赖的网络的培养，义务和负债的产生。这些活动和表述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像个人关系所牵涉的权力，及其在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和愿望所占的重要性。
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概念是为每一个地方的中国人所共有的一种潜在的文化假设，像在1949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后的大陆、像在台湾以及像在东南亚的华侨聚居的地方。然而，与此同时，在1980—199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假设本身与实施交织起一个众声喧哗的自觉过程，它既有公众的形态，也有官方的形态。把个人礼品交换当作是新事物，而成为最近几年逐渐茁壮的社会现象。
对我来说有意思的是，我与各行各业的中国人打交道时，关系学的话题出现频率极高，通常不需要我提示，关系学是个随处可见的主题。它出现在经济交易中，出现在政治和社会关系中，出现在文学作品、报纸、学术刊物、戏剧和电影中，出现在民间和官方的话语中。与其他社会实践相比，围绕关系学的辞汇、笑话、谚语和礼仪里，似乎有更具文化的阐述。
研究这些话语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把它当成是对社会事实的描述，这是一种在社会主义中国描述人际关系的性质和行为的透明的媒介。另一种不仅把这种话语当作是一种表征，还当成存在于自身之中并属于自身的社会事实（Rabinow，1986）。它的历史、形成条件、明确的轮廓所提供的信息，不仅是在反映其参照性和关系实践，而且还反映产生出话语并赋予其重要意义的更大的社会力量。
我当初是从第一种方法入手的，假定关系话语与关系实践所覆盖的内容完全一样，但是田野资料的复杂性使我意识到第二种途径也重要。从事于同样的关系学行动，不同的人有不同描述、解释和评价，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也不一样。我想到的问题是，是什么驱使一群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认识和评价关系学，或如何达成一个粗略的共识关于关系学是何时复活的。正是这个问题——由于认清关系学不仅是社会实行，而且也是成话语而产生出的问题——应许将关系学的研究扩展成产生和认识关系学的这种社会形成的研究。这是本书两方面的任务，即尽可能多地用本地的辞汇描述和解说关系学的逻辑和机制，并且探究导致它出现（或再出现）的社会和历史条件。
在非中国人的环境中确实也能发现相同的做法，像美国穷困的城市黑人社区（Stack，1974）、智利的城市中产阶层（Lomnitz，1971）、尼日利亚（Eames，1992）。特别有趣的是，在东欧和前苏联这些先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里，礼品和好处的交换是突出特征（Kenedi，1981；Wedel，1986；Sampson，1983，1985；Berliner，1957）。个人的礼品关系在中国的帝制时期、民国时期也是很显著的特征，在当今台湾地区也仍然大行其道（Yang，1957；Fei，1983；Fried，1953；Jacobs，1979；King，1991）。尽管有这些相似性，我所研究的这一现象仍然有些重要特征是专属于1949年后中国的历史情况。
在东欧和前苏联发现的类似做法，说明不应把这一现象简化为传统中国对变迁的抵抗，而应当带着一种理解其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的关系的眼光来对它进行探究。在本书中，我试图解析社会主义中国的特殊的文化、历史、政治和经济的力量，这些推动和扩大了关系实践，并在中国人的文化天地中，布下了一种参与者众声喧哗的话语。本书提供的信息和讨论主要是针对中国城市，而不是农村。
尽管“关系”这个词在台湾的日常语汇中也存在（Jacobs，1979，1980），但与它同源的辞汇“关系学”，在大陆之外却很少听到。“关系学”之所以值得考察，是因为，民间的虚饰赋予其语义学的意义，这是一种展示其讽刺性意义的虚饰。“学”是名词尾码，附在某个词后，意思是“对它的研究”，例如像“动物学”、“生物学”、“人类学”。因此，关系学可被翻译成对“关系的研究”。关系学讽刺的意思，在于把培养人际关系的艺术提高到一门完整的学问，与其他学术专业一样有效和必备。正如俗话所说：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这个顺口溜不无讽刺地暗示，关系学比其他受人艳羡的分支学科处于优越的地位，是因为关系学能让人得到的东西远比正经八百的学问得到的多。明白了这种讽刺意味之后，关系学翻成英语最好是“人际关系的艺术”，只有用艺术这个词才能表达出它的手腕、精妙，及狡黠的涵义。
“关系学”强调相互约束的权力和人际关系的感情和伦理特性。“礼品经济”突现礼品、好处、宴请交换这样的成分。礼品经济是个有用的术语，因为关系学运作的逻辑与礼品互惠的许多属性有共同之处，马塞尔·毛斯和其他人类学家在各种各样社会的非市场交换的体制内都发现过这个特点（Mauss，1967；Sahlins，1972；Malinowski，1961）。这就是在关系学中能发现“有义务给予、有义务接受、有义务回报”这样的成分，一种非营利的、工具性的慷慨的混合，同时也是自愿和强迫的互惠的混合，“礼品经济”这个术语也说明不论什么可从关系学中得到的物质利益，都只有遵循这种关系的仪式化形式的规定才能得到。
除了那个值得记忆的晚上丁健对关系学的生动描述，我自己在北京失败的经历，也促使我把关系学归结为中国社会中值得探讨的主题。作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研究生，我本来打算做一年完整的工厂生活的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这个工厂符合我对传统人类学田野的概念，田野就是有范围、有边界的空间。在这里，田野工作可在一个可确认的社区进行，对互相之间有长久关系的人进行访谈和交流。回顾起来，我在这个工厂从事的田野工作的两个令人不满意的方面表明了，在中国政治化的都市独特的田野情境中进行关系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首先，获准在工厂进行研究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是有价值且又折磨人的教训，即它本身就表明在中国城市官僚化和这种权力关系的体制怎样和为什么能保存和产生关系的艺术。我从采访笔记中摘录的下列片段，表明我怎样试图通过官僚权威的不同层次和部门来获得许可的，它们勾勒出关系学在其中运作的庞大的中国社会结构的背景，即官僚权力的复杂体系。
有人会反对，说我的田野是特殊的个案，涉及到一个外国人想打探中国情况遇到的特殊困难，并不代表本社会的人一定要经历的官僚程式。这个争辩想说的是，我个人遇到的官员不通融，是因为官员害怕为我的行为负责。确实，我的情况比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更敏感，但是我与许多不同的国家官僚机构打交道的经历，跟无数本地人和官僚迷宫打交道的故事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第二章中一个工人想得到官方许可换住房的经历就是如此。我了解到与官方打交道有许多方法，它需要利用关系学艺术中的技巧。这些我从田野日记中摘录的片段，说明了在官僚权威和关系权力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1982年3月26日
[在这个地方，我已经申请了（口头的和书面的）三个月，让学校安排我参观并研究一个工厂的组织，观察工人的日常生活]。
每次我询问校方，他们总说要研究研究，可什么结果也没有。在我的一次课上，我认识了苏大姐，她是第一电扇厂的会计。她说她准备带我到她们厂做研究。我还认识了一位年长的大学生名叫方丽萍，她说她能利用关系让我得到进厂的许可。
今天，丽萍告诉我，她已经安排我会见轻工业联合会的一位官员，讨论我研究的点定在哪里。她在冶金部工作的妈妈联系了中华工商联合会的一位朋友，请他帮助我。这个朋友指定轻工业联合会（工商联的下属机构）的某人下午接待我。
[目前已经有了两个官方的系统：（1）工商联的系统，全国层次的，专业分支层次的（轻工业联合会）；（2）冶金部的系统]。
我们走之前，丽萍让我准备两件东西：一封我单位（大学）的介绍信，一份我要考察这个工厂的提纲。她建议我删掉有关和工厂工人一起生活的部分（我们以后再提出），删掉工资和奖金系统的那部分，因为这是当时的敏感话题。还删掉了工厂里党的活动的部分，因为党毕竟是个有机密性的组织。
她说在中国，正式的或公家的关系，像我从单位开的介绍信，并不能让我办成所有的事。同时，仅靠私人关系，像她妈妈的个人介绍，也不能办成所有的事。我们需要双管齐下。丽萍也带了她妈妈给我们要见的轻工业联合会官员的信。
在轻工业联合会的办公室里，两位官员接待了我们，他们很诚恳，仍有些拘谨。他们很审慎地读了我们的介绍信和提纲，口中念念有词。丽萍最后提到她妈妈的名字时，他们的态度才明朗一点，放松了下来。丽萍以她平易和热诚的性格开始了这场谈话。她说我是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华裔，在美国的学校学的中文，热切地向往中国，即将完成自己的硕士学位，我在中国的单位已决定帮我到一个工厂调查，但他们与工厂缺乏直接的联系，我是怀着友好的愿望研究工厂的等等。我甚至认识第一电扇厂的一位主管说他们工厂愿接待我。
联合会的一位官员打电话给市联合会，问他们是否可为我安排有关事宜。“这事是从上面派下来的，所以不好不办。”他解释道，说的是他从冶金部丽萍妈妈那里和工商联那里得到的指示，这两个单位级别都比它们高。自始至终，丽萍一直用平和的语气说我们如何不想给他们添太多麻烦，我们将一切费用自理，如何能适应各种生活条件，等等。最后，其中一位说，增进两国的友谊是他们的责任。他告诫我，中国工业的状况很落后，虽然没有剥削，但中国的生活水平却不高。最后，他的语调乐观起来，“到工厂去没有问题”。我们在良好的气氛中告辞。
1982年4月1日
丽萍和我都给联合会的官员打了电话，问事情办到哪一步了。他告诉我们，市联合会已两次派人到电扇总厂（就是我想研究的工厂的上级），两次工厂负责的同志都不在。丽萍请他加紧联系。
1982年4月7日
丽萍又打了电话。轻工业联合会的官员回答说，按照市联合会的指示，总厂党委开会讨论了我的研究计划，结论是第一电扇厂不是个适宜的研究点，但可以为我安排另外一家电扇厂。除此以外，他们需要接到直接的上级主管部门北京市轻工业局的批准。
（现在，第三个官方系统——市政府行政管理层进入申请过程。我想去的第一电扇厂处于这一系列逐级往上的行政级层的最底层，它上面还有个总厂管着它，总厂向城市区级轻工业局汇报，轻工业局又在市的监管之下）。
丽萍对形势的估计出人意料地乐观。她的理由是现在国家和市里的工商联已同意了这个计划。她坚信如果我们仅依靠大学的安排访问工厂，事情就办不成了，因为他们还需要过他们的上级单位教育部和北京市教育局，一切都在正式的、“公家”的路子上。我们之所以能走得这么远，就是因为公私两方面都兼顾到了。只是总厂坚持要先得到市轻工业局的批准才能往下进行，让事情变复杂了。因为我们在轻工业局又没有任何个人关系。她原来希望总厂能自己作出决定。
1982年4月15日
丽萍和我又到轻工业联合会要求我们的事能办得快点，他们仍没有收到市轻工业局对这个计划的核准。
1982年5月5日
我刚从四川旅行考察回来。消息仍然不太乐观。总厂总算勉强同意我到第一电扇厂调查，但他们也仍未得到上级单位——北京市轻工业局的任何通知。现在我要做的是，让我所在的大学主管与这个局直接正式联系，以保证我的计划获得通过。我的心沉了下来，因为我以前做的努力，已将学校置于脑后，也就是说，我直接面对工厂、工商联、市政府的同意，认为只要他们核准我的计划，学校就不得不同意。而现在，我仍必须先通过这一关，他们已经表示过不愿意了。
我带苏大姐来到一位大学主管家里，彭先生同意关照这件事，但他告诫我说，他必须给北京市教育局和教育部打个报告，这两个都是大学的主管单位。我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是个非常难跨过去的官方机构（现在第四个官方机构——国家教委和市政府系统牵涉进来了）。
1982年5月17日
彭先生告诉我他已和北京市工业局联系，他们说电扇厂“不对外开放”，如果我持有台湾护照，就可免于这一限制。日本商人曾获准进厂参观，但他们没做研究，厂里建议我的大学现在要通过上级单位市教育局来办这件事。
1982年5月20日
我已经忍耐到了极限。没有人能忍受这种折磨。我认定是彭让轻工业局不同意这件事的。他根本就不想让我去。我决定做最后一搏，唤起彭先生对一个中国同胞的感情，让他帮助我。我问他，50年代苏联人在的时候，做研究时是不是也遇到这样的困难。彭先生只是笑笑说：“他们非常理解我们，我们也理解他们——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要在这里做田野调查，我们在他们国家也不会这么要求。”
1982年6月20日
彭先生就我的调查计划给教育部写了一封信，他甚至给我的计划做了自己的解释，起了这样个名字：“资本主义企业物质奖励制度和社会主义道德奖励制度的比较研究，目的是要发现社会主义方式的优越性”。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舒服：这完全曲解了我整个的学术努力，使之为狭隘的政治目的服务。转念一想，也许是我过于天真。彭先生懂得如何在体制内运作，说出独特的语言。他的方法会比我直截了当的方法取得更好的效果。
自从彭先生离开城里，他就把这件事转给另一位姓郭的学校主管。郭对我已经获得联合会、工厂和总厂同意一事毫无印象。
“我告诉你”。他严肃地说。“中国人民对在组织和单位之外建立个人关系是非常反感的。如果你一开始就与我们联系，而不是到处找关系，事情应该会办得更快一些。你应该能意识到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职责分明、分层负责的有组织的社会。仅仅因为你认识工厂里的一些人，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去那里，或允许你去任何一个地方。每件事都要通过每级的主管决策部门，征得他们的同意。首先必须征求你自己单位的同意。这不是你的错，因为你还不了解我国的正当程序。”
我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我从一开始就向你们办公室请求帮助，但你们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我不愿一条道走到黑，与其遥遥无期，还不如多找其他门路。”
“我们承认在中国还存在一些官僚组织，让你的事拖延了一些时间。但官僚主义最近将大量减少。”
既然那么多的官方系统都牵涉进来（四个），每个系统里又有那么多的行政级别，获得批准的过程漫长而复杂，并不令人吃惊。在每个级别、在每个官方系统都立着一位或多位主管，经他个人同意后，其他低一级的或其他系统的领导才愿意考虑我的情况。
在作为田野工作者的（我）和电扇一厂之间的科层制的等级。
箭头所指的方向是指我获得允许研究这一工厂进入的路径
最后在1982年秋季，我被允许到一家工厂访问整整一个月。但不是苏大姐工作的那家工厂。几年以后，通过北京市政府的一位前主管（他访问伯克利的时候，我给他做过短期翻译）的妥善帮助，1984—1985年，又为我安排了在北京市的一家印刷厂研究了三个月（Yang，1989b）。因为有愿意帮忙的一位有地位的主管的私人关系，这个过程比我申请到第一个工厂花的时间少了一半。这样，为进一个工厂获得官方许可的复杂过程，给了我与官方系统打交道的第一手经历。这次经历以及其他与多层次的官方权力的遭遇，官员和职员对恳请者习惯性的冷漠和敌意，提醒我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围绕官方系统的不妥协所造成的社会紧张上来。使我醒悟到关系学首先能够被设想为是一种捷径，或者是与官方权力打交道的一种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