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82年，在北京2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我骑车与朋友杜若奔去看望他“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在工厂认识的一个工人。若奔那年三十多岁，是个研究生。他和一位老同学定期到北京大学找我练习英语，过了几个月，我们熟悉以后，他几次向我说起一种叫“关系学”的社会现象，说这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值得探究。晚上若奔要给我介绍他的工人朋友丁健，他不仅关系学做得窍门精通，而且放言无忌。
从1981年9月起，我是在北京大学留学的美国交换学生。访问丁健前的几个月，我对关系学的人类学兴趣被激发了起来。“关系”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是客体、权力和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它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不仅可用于夫妻、亲属和朋友的关系，也有“社会联系”的意思，这种双向关系建立在潜在的（而非明显的）互利的基础之上。一旦两人之间建立了关系，一个人就会抱着将来某个时候回报所接受的好意的想法，来要求另外那个人帮忙。我生在台湾，双亲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对各种中国人圈子里的送礼、维持人际关系的文化重要性已有认识。在那个晚上，我发现这套关系学的实践在中国大陆不仅更加深思熟虑、愈演愈烈，并且带上了政治和经济的有意思的曲折的涵义。
我们骑车穿过许多窄小的胡同，两边高墙内是居民的院落，我问若奔，他的朋友第一次和一个美国来的人交谈，会不会觉得不自在。在1982年，中国刚对外开放，对一般中国人来说，文化氛围还依然是对“外国人”或“海外华人”的接触保持警惕，以免被指控为背叛国家。
在敲朋友的门之前，他安慰我说：“他会滔滔不绝地和你谈中国社会的。别告诉他你是外国人，否则他会很紧张，甚至像他那样的人也不会跟你说什么的。这些事我来处理，我会向他解释的。”
他的朋友开了门，招呼我们坐下。看起来他也就三十五岁左右，豪爽、健谈，圆圆的脸很滑稽，从容地做出各种手势强调他的论点。我还没张口，若奔就已经介绍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研究社会学这个新领域。因为所有生活都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校园里过的，是“书房里的花”，现在觉得有必要在对社会的研究中发现更多的“底下的情况”。换言之，若奔含蓄地想让丁健对我的家庭背景有一些具体印象：首先，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其次，我出身优越，可能是高干的女儿，人们可能乐意与之交朋友。
这个始料未及的介绍让我很吃惊，我整个晚上都焦虑不安。至少我看来有点像，我的中国官话也流利得可以让人误认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北京话不地道也可以解释为我生在南方。但我的感觉或举止确实不像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长大的，这个社会对我来说，仍是个充满着未知的巨大领域。对我来说，要在“海外华人”这个形迹可疑的身份和同样充满疑问的“美籍华人”身份之间平衡一种精神分裂般的分离已经够困难的了。现在我又不得不扮演一个出生和成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形下，我只好身不由己继续欺骗着可怜的丁健，努力按我自认的出身显赫的大陆中国女性的可能的样子表演。这个企图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重重，我还真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只是在中国电影里见过一两次这样的描述。我尽可能地表演，我希望我的羞涩、紧张的态度，以及我对中国社会的无知，都被认为是我缺乏对世界的了解而被忽略掉。若奔神态自若，讨论过许多话题以后，他很机巧地把谈话引上了路。
“我不是很了解，但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些时候确实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说说关系学是怎么回事？”他站在我的一边催促丁健。
如下是谈话的摘要，这是我根据谈话笔记和回忆对那次直接谈话的重构。重写的记录把实际谈话中的语气和转场的话题都删掉了。在田野工作中，我学会了避免当着人面记笔记，除非这个人我很熟，我怕我的举动让人警觉、谨慎，甚至怀疑。更多的问题是用录音机随机采访的，在采访官员时，这种方法很管用，他们常用字斟句酌的正式官方语言向群众说话。
丁健身体前倾，很耐心地解释：“关系学对人是有好处的。每个人都用他们的关系网，你请一个朋友帮忙，如果他办不了，他会请另外的人。这样底层就能和高层联系上了。你可能知道高干是怎么得到社会上的消息的，并不是靠秘书的报告，而是靠子女和下层的朋友。”
“你的意思是下层和高层靠相互帮忙联系起来？”我问道。在心里又把自己变成人类学者的角色。
“这中间有好多层次，我想，下层有一种需要，通过很多人到了上面，上面帮了这个忙。像我吧，我出身不好（他的家庭出身是坏阶级，诸如旧社会的地主或资本家，结果他在新社会的政治地位就低）。文革期间，我们厂生产纪律松弛，我很少去上班，和小流氓混在一起，倒卖偷来的东西。‘四人帮’倒台后，我学好了，想进夜校学习中国历史，要学五年才能毕业。在夜校，关系网扩大了，我碰到城里许多不同单位的人，大多数是社会的中层。我文革时期与底层的人有联系，在夜校又与中层的人有了联系，我的关系网范围够大的吧。”
接着，他兴致勃勃、充满自豪地反复说起最近他如何用关系所做的漂亮事。一天，他认识的一个医生请他搞四副昂贵稀有的中草药，与这位医生有关系的医院和药房里都没有这种药。一副二级中药要花49块钱，一级的要80块钱。
他知道自己与这位元医生的关系是要好好培养的，于是很爽快地把这事揽了过来。因而，他“马上发动自己的关系网”。整个上午，他骑车跑遍全城，找各种熟人和关系。
觉得许多关系都用不上之后，他偶然走访了北京东城区的一所医院的一位助理医生，这位朋友直接帮不上忙，因为这类药的配药规定极其严格，需要专家级医生的处方。但是这个朋友可以介绍他熟悉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与专家级医生关系不错，可能说动医生开这个处方。于是丁健拿了助理医生的条子去找他朋友的朋友。丁健告诉这个人他想要的东西以后，这个人眼睛盯着他说：“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东西吗？这东西是给吃高级饭、拉高级屎的人吃的。”但是，他还是同意带丁健找医生。他在北京西北海淀区的一家医院工作，他们说服了医生，当场在处方上签字盖章，可以买到一副二级药，丁健拿到处方，一路快骑，找到东城区医院的朋友，取得了这副药。
这件事只花了丁健一个整天的时间，他认为在他的经历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他讲述历经艰苦找到这副药时，请他帮忙的那个医生非常高兴，深表感谢。丁健猜想这药毫无疑问不是医生自己要用，而是给医生的一位重要病人用的。这位医生自己也深谙关系学。
这个运用关系的特例有许多层次，在请人帮忙的医生与实际开处方的医生之间有三层关系，他们都提供自己的个人关系找药——丁健、丁健在东城医院的朋友、认识专家的朋友。还有一种可能，要丁健找药的医生本人也是关系中的一个层次。我问丁健，这个关系的链条能扩展到多大。他回答说，从理论上关系网可以无限扩大。一个人从底层以这种方式开始搞关系，发现他间接的依赖上层的关系。他承认这件事是个例外，不能当作通则。如果这个链条上出现太多你来我往的情况，就很难保证所要求的东西了。这个过程将变得十分漫长和曲折，人家最终会放弃希望。
“你办完这事以后呢？”我追根究底。
“医生欠我个人情，我先放在那儿，四五年以后，我要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会再提起它。也就是想休长假，到全国去游游山、玩玩水，这需要几个月不上班，我可能让他给开一张病假条，休个长期病假。”
直到若奔的朋友这夜给我的生动描述，我才决定尽力去理解关系学的活力。对于此领域的探索可提供重要的切入点，得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动力及张力的某些脉络。这套关系学的策略正好在“传统”和“社会主义”的交叉点上，引人近前检视。关系学是一个窗口，可能为我展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模式的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