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前言

由于翻译成另一种文字而同时拥有更多不同的读者，一本书的翻译出版是很令其作者兴奋的。本书的英文原版于1994年在美国出版，其读者层是英文读者，特别是美国的英文读者。在我期待该书的中文版问世的同时，我内心充满了兴奋和畏惧。对于一个处在西方世界，以别的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最令人快慰，同时也最不确定的是，这一人类学家曾经研究过，并请教过的人们对于其著述的接受。一本人类学著作不仅必须忠实地描述当地人活生生的生活经历，而且必须能够准确地捕捉当地人经历中的重点，令人信服地展现其社会和历史意义，并在这一展现中提供以当地人的眼光发掘的真知灼见。

如果一本人类学著作能够打动当地读者的心弦，它将激发持久的和卓有成效的对话，这一对话将产生对于当地人的社会和人类学家新的洞见和犀利的剖析。

这本书的内容是中国大陆的关系学实践，它是我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总共长达两年的对于中国都市的田野调查的结果。与许多中国国内已经出版的关于关系学的书籍不同，本书并非一本教人如何成功地从事商业交往，或者如何有效地与当官掌权的人打交道的指南。本书从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描述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的运作，并把关系学的伦理和逻辑系统放在当代中国更广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的背景和联系之中来观察。更具体地说，本书分析了在中国进入现代性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的一个非常紧张且挫折重重的具体时刻里，关系学的历史性复苏。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国家权力僭越了所有先前的机构制度的界限和文化的限制，而主宰和统帅了整个社会秩序。本书展现传统文化的构成因素是如何在中国的现代化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及与通常的视之为“封建残余”的看法不同，本书展现关系学是如何在与当代权力模式打交道时成为中国文化的力量和韧性的源泉。

尽管本书深受当代西方社会批评理论[诸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基由斯·德乐兹和费力克斯·嘎塔里（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等的著作，以及像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西格蒙特·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等早期思想家的著作]的启迪，但本书特别地探求这些理论的具体性、这些理论所出现的不同的历史范围和联系，以及它们对这些具体性和不同性的解释，并探求中国现代化的现时刻中的历史性。比如，第六章讨论了中国古代国家传统是如何深深地存在于现代国家之中的。为了使本书所讨论的关系学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这一焦点包含更多新的见解，我为此中译本写了一个后记，以讨论今日中国的关系学和新的商业社会的联系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背影下的中国。

我希望借此机会感谢赵旭东先生，是他首先建议并着手将此书译成中文。同时，也感谢高波和李江颐对翻译此书作出的贡献。另外特别感谢王铭铭教授对本书的出版所作出的努力。

1999年9月
于美国圣塔芭芭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