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华裔人类学家杨美惠教授（Mayfair Mei-hui Yang）的成名之作《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一书即将重印，作为译者之一，我觉得有必要为此书的学术贡献说上几句话。

此书的书名与英文原文并非一一对应，英文的原名可直接翻译为《礼物、人情与宴席——中国的社会关系的艺术》（Gifts，Favors and Banquets：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英文版原书1994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在1997年获得了美国民族志丛书奖。从后来诸多对此书的评论和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此书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

我自己跟这本书的缘分似乎也值得一提。1995年秋天我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图书馆里见到了这本红色作底的并写有“关系学”三个汉字的著作。书上有作者的联系地址，是在美国加州大学的桑塔芭芭拉分校，随即写信过去，表达羡慕之意，并向作者求书一册，附带上说自己想要翻译此书的意愿。信寄出没有多久，就收到美惠教授寄来的样书，并支持我做此书的翻译。这份书缘也就因此而缔结。但是翻译和出版的过程着实很漫长，差不多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中间许多变故都在阻挡着此书的出版进度，但幸运的是，最终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回到此书的内容上去。此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从实地的调查和访问中去揭示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中国社会中关系学的发展形态。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初期，那时真正能够来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的人并不是很多。在那个特定的年月里，关系学是在两个层面上各自得到表达的。一方面是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层面上，另外一方面则是在民间的实践中。并且，在官方意识形态上的对于关系运作的排斥和批判与在民间实践中到处充斥着的关系运作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两套表达可以并行不悖地在一个人的身上得到具体的体现。一个单位的小干部，白天里开会时可能要大讲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是，但是下了班就可能拎着礼物去某位关键人物的家里去拉关系，为自己的利益或者升迁而“走后门”。这样的例子在杨美惠调查的时代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并在她的这本书中有比较细致的记录。

在本书翻译稿完成之后，美惠教授曾经专门来信，要求把我们直译的书名改成现在的书名。如果通读完全书，并且联系那个时代个人的生活与国家之间的具体的关系形态，我觉得美惠教授改过的这个书名可能更加适合于对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存在状况的概括。因为书中所描述有很多是人们如何通过礼物的馈赠以及关系的强化来体现出一种曾经被遮掩的主体性的存在，这与国家主体性建构的途径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

相对于国家主体性建构的结构性和规则性的特征，通过礼物和关系运作的个体主体性的建构是缺乏这种结构性和规则性的特征的。这显然是跟礼物的流动性和关系的不确定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礼物的特征就是要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流动，送出去一份礼物，获得的是一份人情，即民谚所谓“授人以花，手有余香”。而关系的维系依靠的也是这种所谓的以礼物为基础的人情往来，它是不确定的，需要有持续不断的馈赠，一种相互稳定的关系才能够得到维系。一旦没有了这种礼物的馈赠，相互的关系也就逐渐减弱甚至趋于消失。而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城市背景中的陌生人的社会中。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因为礼物的馈赠或者得到馈赠而欠下人情来维持着一种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因为人情债务的扩大而无限扩展开去，甚至这种关系的扩展会超越阶级、阶层以及地域的区分，以致可以“穿透”现代国家制度性的约束。

关系运作的历史是极为漫长的，甚至可以说在秦朝试图依靠官僚制来建立起统一的国家体系之前，关系是中国文化里表达相互之间联系的唯一媒介，而之后的国家建构都在试图削弱建立在亲族关系基础之上的亲属关系以及拟亲属关系。但是经过了两千余年的历程，关系的运作并没有在传统的国家或者帝国的建构过程中消失。不过，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杨美惠借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嘎塔里（Deleuze & Guattari）有关中央集权制度的树状结构的分析，强调了这种“树状结构”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不仅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且还在压制游离于国家之外的亲属制度和拟亲属制度组织的发展。即便是这样，这种依靠亲情和友情来维系的社会关系的运作并没有覆灭，一种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亲缘政治”进一步扩展到了家庭以外的空间中去。因此，

虽然，国家已成功地对中国亲缘关系的等级的、垂直的、孝顺的和协同的层面进行了占用和律例化（如国家儒教中所看到的那样），它横向的实用之层面，如它的离心的流动人际交易，却持续地在国家掌握之外。现代关系学可被认为是亲属关系第二层面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者”的版本（参阅本书第278页）。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中实践着的关系就不再简单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如何联系的问题，它更可能是不同于寻求向心力的国家建构之外的类似根茎状的无中心的蔓延。面对这种蔓延，现代权力并无法能够真的对此加以控制，因为关系的建立、打破以及再建立是非常随意并且不受任何控制的限制的。

更为值得指出的是，杨美惠集中在中国城市及乡村社会关系的田野调查，其所洞悉的是中国人社会关系建构中的“阴柔的力量”，这种力量更多是由女性来施展和强化的，在男性的结构和规则的力量得到正统的维护之外，女性的阴柔的力量一直不断地在社会之中蔓延（见本书第272页）。但中国社会终究不是以女性的阴柔的权力为中心的社会，而是阴柔的权力嵌入阳刚的男性权力之中的一种不断变化其形态的支配关系。这可以说是杨美惠教授此书最为重要的一份学术贡献，这一点以前是为我们所忽视了的。

在今天，这一点已经开始为西方的汉学家逐渐地注意到。最近，法国学者余莲对于中国文化中“势”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余莲对中国文献的分析与杨美惠对中国田野的把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开始注意到了在中国社会中施展权力的非西方的一面，这种施展权力不是直接的面对面的对抗，不是集团军的大规模的作战，更不是结构与规则清晰的理性的交换。对于这个文化而言，如何摆布一种关系，由此而造成一种使对方欲罢不能的态“势”也许比如何制定关系的规则更加的重要（参阅余莲：《势——中国的效力观》，卓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这一点在杨美惠的著作中是到处可以显露出来的，从这些显露中我们似乎更加清楚中国文化存在的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弥补了权力施展的暴力性的一面，并强调艺术性地来施展一种支配，这是一个存在久远的文化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种智慧和处世哲学，并且依旧在今天的现代制度下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杨美惠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记录至少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赵旭东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

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