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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版的《辞海》里并没有“关系学”这个词，《辞海》是和《牛津英语辞典》相似的一部辞典，引语都出自古代作品和经典作品。在台湾，它也不是日常用语中的一部分，我们因此可以推测“关系学”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才出现的。对“关”字的理解，《辞海》里有两个定义，都与我们正在研究的现象有关：“‘联络’或者‘建立联系’，以及能关闭和有人守卫的通道和大门”（舒新城，1947：1412）。辞典上的这两个定义与现代关系学直接有关。当代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搞社会联络的能力，关系学赋予一个人应付生活中无数的门路的能力。要琢磨出这些关系学辞汇的各种社会用法和社会态度，我们必须到辞典的定义之外看看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思想和看法。
我一旦决定把关系学作为研究重点，就到处找人给关系学下一个定义，我得到的回答表明，尽管我想弄明白“本地人的看法”（Geertz，1984），可实际上他们对关系学没有一个单一的看法，相反，当地人有多种的看法和定义。这种不明确性表明，关系学包含了模糊和善变的文化意义以及人们对关系学活动的又褒又贬的模棱两可态度。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多种奇妙的相互冲突的态度，不仅说明在任何一个具体社会里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性别或不同伦理的观点，而且也说明一个社会正在经历着特殊的变化，或者说正经历着从一种世界观、一套习惯和解释转向另一套的历史性巨变。同时，人们思想中变化的方向和新秩序的轮廓尚不明朗，对新的关系学的现象的解释也没有定论。因此，在这个开放式变化过程的中间位置提出关系艺术的问题，会遇到不同话语多重性的交锋，所有话语都寻求适当的辞汇对历史做出独特的解释。
这种情景与“众声喧哗”的情景相同，按照俄国文艺理论家米哈依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思想，这意味着社会语言学各种观点之间的交锋，产生出“语言的对话本质”（1981）。这些不同观点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巴赫金称为“方言”，“方言”在语言中不局限于该词的狭窄的、语音学的意思，也包括不同社会集团、不同代、不同解释观点的社会意识形态。
从我收集的中国人对关系学的口头和文字的描述中，可以区分出四种“方言”，即时常互相冲突的关系学的四种涵义和态度。前三种属于大众话语，在家庭无拘无束的空间里，在朋友、亲戚、邻居之中，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不知姓名的友善的陌生人中，日常生活都能见到的语言形式和态度的类型。这种关系学的公共形式往往是自发的，每天人们都在说，却很少写出来，从写作中通常能发现对关系学比较的正统态度，在关系学大众话语中发现的三种方言可以依其态度粗略地加以区分：贬义的，有褒有贬的，以及无褒无贬实事求是的。
第四类对关系学的描述大家一想就想得出，这就是“官方话语”。用“官方话语”，我并不是说说这种话和写这种话的都是官员，我指的是其语言风格反映出一种权威性和政治上的正确性，这种权威性和政治上的正确性在统一大众话语上扮演着霸权的角色。任何人，不管他是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妇女、男人、小孩，都能用这种语言说、写、想。确实，人们或者觉得在公共场合不得不这样做，或者已经习惯这样做。官方话语也支配着各种形式的国营传播媒介，像电台、电视、报纸、书籍，甚至学术出版物。不用说，官方话语也复制了大众话语的一些因素，有时也与它一致。但其风格、内容、音调、评价模式却使之明确可辨。
关系学这个概念首先是在大众话语里形成的，具有反社会活动的贬斥涵义，是一种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失常的实用行为。在道德上理应予以拒斥：
关系学利用人（工厂工会的女主席）。
关系学是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人，这取决于一个人对你有多大用，关系学是不正当的，是欺骗和偷偷摸摸的（中学女教师）。
小学女教师陈中望不赞成关系学的理由略微有些不同：
“我痛恨关系学，它太不把人当人了。很明显，你给人一件礼物，你有你的意图。我绝不想那么做，但是，我又不得不从负责办护照的官员那里得到好处，使我能出国。我不得不带着厚脸皮给负责人送礼。那以后我几乎恶心死了，但我得到了护照。”她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带着厌恶。
梁晓明也认为关系学不对，他是新兴的城市企业家，与厂家、分配部门的人以及市场联系紧密，他说：“关系学对社会来说是很坏的东西，你帮助亲戚朋友，他们会受益，但全是这样，那些没关系的人就倒霉了。他们办不成你的朋友所能办到的事。”
一位工厂女工推测说，关系学的出现是造成社会关系普遍恶化的社会变化的一部分。她把这个转变追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说法在80年代对关系学的看法中是很普遍的，“文化大革命”被认为是社会可以想象到的各方面的分水岭和转折点。她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人们是“老实的”和“单纯的”，也比较“直”。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人们开始变坏了。他们开始向另一些人使坏，开始说假话，不说心里话。她悲叹自己在过去说话太直所受到的不幸。在许多场合，人们用她说过的话攻击她。她决心要学关系学，这样她的话就不会被歪曲，在将来也少受伤害。
她要搞关系学，又认为关系学使人变“坏”、“骗人”，把关系当作操纵别人的工具。这种看法提供了关系学的另一个解释，它把关系学看作社会道德水准衰落的症状。关系学里有些东西让许多人对它抱有厌恶和道德的反感。一方面她哀叹道德衰落，同时她自己又决意要学关系学，关系学的这种用途并不为了实际收入或者关系交换的物质利益，而是为了关系自身的具体形式、质量和性格独特的技巧，为了具有辨别力、敏锐性以及狡猾明智这些生活中必须具备的东西。这样，关系学的消极涵义中也包含了对于关系学的运作风格，以及它作为一种自我保护形式所带来的好处的认同和仰慕。
有意思的是，上述四种对关系学的否定看法都来自妇女。我发现妇女比男人对关系交易里的咄咄逼人的战术、对利用人和操纵人更持反对的态度。男人则倾向于对关系学的工具主义持接受的态度，用一种现实主义的眼光，把关系学看作是为了实现自己特定的任务不得不做的事。
在经济改革时代，大众话语中对关系学的否定理解是把它和官僚贪污同等看待。我有一位中年亲戚，他是南方的一位农业技术专家，他向我解释人们对官僚怎样利用关系学捞取自身经济和政治地位普遍的气愤和尖锐的批评。“他们的关系网很大，他们互相捞取好处，儿子从老子的地位得到好处，利用权力肥了自己。”我天真地问，既然官僚帮助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是为了尽义务，他们的行为是否也算负责任呢。他轻蔑地扫了我一眼说：“如果他们想帮助亲戚朋友，他们应该想别的办法，他们不应该把他们的地位当作个人财产。”
整个80年代，对官僚利用关系为自己和家庭搞特权，公众的怨恨越来越大。确实，在1989年春天，人们最有力的呐喊就是反对官僚的腐败。
尽管我能看见所有的小蜘蛛忙忙碌碌，精心编织精细无比、迷惑难解、无远弗届的关系网为自己谋利益。可我从来没想到我如此尊敬的“高级主管”也本能地和天才地致力于搞关系网。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为他们自己编织了“魔网”，逐渐陷入这个蜘蛛网里了。他们的视力衰退，耳朵失聪，喉头堵塞，体力衰弱。”（Han & Hua，1990：37）
这一段文字描述了关系网（小蜘蛛）在一般人中的普遍性，但对应该是行为正直的上层领导搞关系却表现出惊奇和厌恶。陷入蜘蛛网和失去使命感的隐喻表明关系学这种行为已经对党和社会造成危害。
王小兵这位男研究生也蔑视搞关系，但他关注的不是自私和从关系网中获得特殊利益的一面，而是关系网对人的否认。他说关系网不透气，关系网所挥发的社会压力让人干不了想干的事。举例来说，他多年以前就想和妻子离婚，她只受过初中教育。尽管在教育上、性格上生活习惯上不和谐，她拒绝和他离婚，还得到所在社区的支援。
他一想办离婚，他所在的街道居委会就动员他的家庭关系网、邻居、朋友轮番与他谈话，让他放弃这个念头。于是对王小兵来说，一个人的关系能对另一个人施加强大的社会压力以巩固社会习俗，使之接受更高权威的决定。他清楚地知道并亲身体会到这种通过关系网的压力，仍然跟他的妻子住在一起。
第二种解释关系艺术的方法，是不仅说明关系艺术的实用性，也强调关系是按照自身的道德性来运作的，并体现了其必不可少的社会功能。男工人刘福强很有思想地评论道：“关系学包括道德的和非道德的活动，有很高的道德原则和精明的计算，像数学。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1984年冬天的一天，在工厂机器的轰鸣声中，这个工人向我解释了关系学的双重本质。
“举个例子来说，关系学并不仅仅发生在两个关系很好的人之间。比如，你在下雨的夜里骑车回家，车出了毛病，你不知怎样修好它。天太晚了，你又急着回家。一个人骑车经过，没有任何理由他停下来帮你修好了车。你很感谢，问他的姓名和工作单位。或许某个时候他需要你帮助，其需求超出你当初要他修车时的十倍，出于感激，你可能尽全力去回报。这是关系学诚实的一面。
可是，关系学里也有小人行为
，做什么事都有特殊动机，它帮助别人、给别人东西，都是为了利用人家。”
路明的分析是对刘福强正反两方面的解释作出的回答。他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以前当过工人。他笔答了我的提问，我将他的信摘录如下：
我相信“关系学”这个概念必须同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它必须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和人情色彩。它必须经常体现在老朋友、老熟人、老关系的交往中。
（2）它必须涉及到一方利用另一方，也涉及相互交换。也就是说，具有利益交换的色彩；即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方便，另一方也以某种方式回报另一方。它具有反应、交换和礼尚往来的原则。那种不要回报、无私的关系在关系学里不存在。
（3）关系学最重要的特征是：它具有对抗性。就是说，关系学实际上是反抗正式组织的非正式的组织方法。当然，这种反抗是搞关系学的双方无意识表现出来的。
举例来说，甲给乙送礼，乙给甲找工作。这期间，甲只想找到适合的工作，赚点钱，并不想和政府对抗。乙也一样，只想着一个老朋友，或者送多少礼。如果乙帮不了忙，他会觉得羞耻。除此就不会多想了。但在实际上，这种行为假定了它的目标，与正式的组织对立，也与权威和法律对立。
我认为只有这三种特征（感情、交换和抵抗）同时出现才能叫着关系学。
还有一位把关系学看成当代社会对立面的解释者叫袁大华。他是位男工人，业余时间折腾一家企业。他告诉我：“关系学就是人民走歪路达到合理的目的”。他的意思是要达到一些目的必须搞关系学，像调换工作，公众常认为是合理的。但遭到官方规定和法律的反对。理想说来，个人追求应当与以下三点保持一致：合情、合理、合法。
但由于国家制定的法律和规章经常不合理，或者不考虑人的感情，人们不得不走迂回的路避开法律。
确实，我发现人们爱说关系的故事，在中国搞田野调查的几年里以及回到美国后，我听到的关系的故事比任何一本书里说的都多。按我的理解，人们通过分享这些故事建构了一种可选择的现实，在其中他们个人的努力和行为对他们周围的世界能够有所影响。人们爱听某人找到办法打破体制限制的故事。关系的故事提供了能确立自己尊严以及尽管虚弱却能获胜的人的叙述。这些故事也建立起一种集体努力的意识，人们相互依靠以智慧战胜体制限制的意识。
第三，把关系学理解成一种中性的实践，实际上表明了一种不愿对这种实践轻易下道德判断的立场，或者表明这种道德判断对于真正理解人类生活的局限的现实主义看法（即关系学）没有多大意义的立场。持这种立场的人喜爱对人性、对社会和政治现实、对日常生活的局限性进行现实的评价。袁大华解释说：“关系学是两个人之间极微妙的一种交换关系，第三者很难了解。它是对相互利益思量再三、算计极深的一种关系，这是人们过日子所必需的。”他的说法是不对这种行为进行任何道德估价的叙述，认为交换关系是人所必需的。
一个为搞关系学的人辩护的中年科学家也有同样的情绪：“他们不是坏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没办法，生活需要嘛。”我问过两个大学生人们对关系学的态度，他们中一个从前是工人，一个是农民，他们也以同样的情绪回答我：“绝大多数人原则上谴责它，一旦机会来了，非要搞关系学不可，他们就变得很实际了。”
这种对人的状况不可知论的愤世嫉俗态度在80年代的中国城市里相当普遍。举例来说，我问一个工厂电工生活里有什么重要的打算，他回答我，人生有三件大事：吃饭、生孩子、保护自己。最后一条的意思是在人际关系里必须实际，因为人并不都像中国的小说和电影里理想化的英雄人物那样完美。
“换句话说”，电工说：“我不对朋友希求过多、要求太过分。只是希望我富贵荣华的时候，他们别来捧我、奉承我；我落魄失意的时候，他们别来踹我。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就是好人了。一个人不能对别人要求过多。”
刘宾雁也曾表述过对人性的同样冷静的看法。1984年我访问了这位知识分子和作家。他详细讲述了50年代早期，看到革命理想主义使他周围的每个人都激情似火，他对即将来临的事情就有了一种预感。大公无私的官方告诫无处不在，当时激起人民的狂热的反响：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刘宾雁回忆起革命胜利以后的头几年间，他问自己这种公众口号式的精神能持续多长时间，那时他开始怀疑。他想，就人性而言，那种革命的吁求看起来并不实际。
80年代，这个标语换了，普通说法是，人们更倾向于相信：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一位电工向我引用这句谚语，说明他和他认识的人都采取这种明智之举。
对关系学作为每日生存的工具的重要性的感受，从袁大华的哲学反思里得到进一步的回应。我请他解释为什么关系学在中国人生活中这么重要，他说：
人活着有两个目的。首先，所有人的基本动机是改进他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经常想生活得更舒适、更丰足、更高尚，你不这样看吗？这就是为什么人必须建立关系，靠它达到这个目的。关系学的第二个原由是生活中自我保护的基本需要，如果你不想有人欺负你或害你，你最好是和每个人搞好关系。你搞不清楚你周围的人里有没有会变成一个精于算计、手段残忍的人。这种人贪得无厌，他不把所有他认为妨碍他事儿的人全部除掉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要小心不要得罪任何人。相反，你要给人家好处，这样人家才会记住你。
袁大华以一句谚语结束了他的忠告：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与大众话语不同，官方话语的特征是它的垄断性。它把关系的技巧完全定义为反面的社会现象，关系学因其败坏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伦理而受到道德的和政治的谴责。下面这段文字是官方对关系学的典型看法：
今天，所谓关系网是正在蔓延于党内和社会的不正之风的主要表现。它是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和宗法思想的残余，也是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相混杂的产物，它发生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过程中，“关系网”建立在狭隘的个人主义和小集团利益基础之上，人们靠相互依赖相互利用结合在一起。（余英杰，1987：103）
不正之风是指不道德和不正确的行为，它表明关系学靠旁门左道来办事，而不是通过官方正常的管道。关系学的道德人格是不正直的，是值得怀疑的。当官方话语承认关系学中包含关系学各方的道德义务，官方话语马上把这种道德义务谴责为与社会主义的现代伦理背道而驰的“封建”、“落后”的行为。一方面，关系学被说成是从落后的伦理系统的残余中发展而来。它的个人关系的特殊伦理危害社会主义体制和对国家普遍忠诚。这些“封建残余”和“封建流毒”，是中国的长期的宗法制度的传统或伦理道德的产物，在农村“自然经济”的状态下，它有其必要性（原中人，1981；丁学良，1983；余英杰，1987）。尽管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已发生转变，这些落后的痕迹依然顽固地在新社会保留着，必须将它们彻底扫除，因为它们仍然有效地妨碍国家的分配，现在甚至威胁败坏着社会主义伦理。
另一方面，官方话语也不断地把关系学的泛滥归结于最近腐朽影响的引入，像国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通过金钱网络把人的关系降低为非人的工具性。
除了指出这两种话语的空间和情境的区别。另外还有一种区分关系学的大众话语和官方话语的方法，官方话语的向心运动和大众话语的离心趋向还涉及一个权力的层面。注意到这种权力层面的是巴赫金，在苏联斯大林时代中期，他写下了他称之为“单一语言”的观点，他必已充分意识到语言和社会话语的政治后果。他写道：“一般的单一语言是一种语言学规范的系统……这个规范……（是）斗争克服语言的众声喧哗的势力，统一并集中意识形态思想的势力，在众声喧哗的国家语言中创造一种坚实的、稳定的官方认可的文学语言的语言学的核心，或者防卫已成形的语言，使其避免在压力下成为众声喧哗”（Bakhtin，1981；270—271）。因而官方话语就在大众话语中抓紧一种“方言”或观点，试图给关系学强加一种固定的、单一合宜的定义和态度。这个过程也被杜赞奇叫做“标题”。杜赞奇记述了清帝国和民国统治如何将自己对关公作为捍卫国家权威的忠勇武士的解释，盖过民间的把关公看作是财神和神庙保护者的解释。
面对关系学的多种方言和散漫的观点，官方话语的反应是仍将他们带回单一的和正确的道德政治的立场，在《工人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就试图这么做：
石奎武同志对关系学双重本质的讨论，简明地反映了一部分人中间的错误和矛盾的思想状态。人们非常痛恨关系学，谴责它是不正之风，但是在我们谴责它的时候，许多人也仅仅是害羞地研究“关系学”神秘的秘密。在表面上，石同志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在混乱年代，“关系学”或多或少地维持了企业和国家机关之间的经济、生产活动和关系。【承认了关系学的正面性】毫无疑问，这也使一些思想不健康的人开始编织他们的理论基础。也有一些人真的希望“关系学”有自己的哲学形象。但我认为“关系学”并不具有石同志认为的“好”的一面，它的存在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它微妙地作用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发挥令人痛恨的影响。它在我们的社会蔓延只能损害正常的人际关系，损害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将损害我国社会主义的本性。（魏亚平，1981：3）
一方面，关系学毒化了社会风气，败坏着人的精神。另一方面，它又激发大多数人的痛恨，促使人们以各种方式和它斗争，最终铲除它。（魏守先，1981：3）
在把关系学只认作一种消极事物时，官方话语经常有意忽视关系学中的伦理原则，并且把焦点只集中在它工具性的和反社会的层面上。
当它承认人类感情的重要性和关系艺术中的伦理原则时，官方话语便把这些因素归并到相对于“公”的领域的“私人的”或“私”的领域。尽管“私人的”与中文里的“私”的意义很接近，但西方对于“私人的”观念却没有贬低的意思。不像中文里的“私”一样与自私有纠缠不清的关系。再者，中文的“私”并不包含与西方“私人的”此字有关连的肯定的观念，“私人的”指个人有免于被别人窥视和侵入的权利。因此，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中，关系的艺术被认为是对大的社会有害的感情的储藏室，是对公众利益的冷漠，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颠覆。这里“公”的概念是由更大社区的公众利益和政府或官吏（假定其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利益的观念合成的。在官方话语中，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没有概念的区分。
在官方话语中对关系学和私人领域的贬斥之意，在报纸上一篇题名为“一个不徇私情的人”的文章里突显出来。武汉一个军队医院的女会计被赞扬为一个遵循正规“原则”的人。也就是她拒绝给上级、朋友、邻居、亲戚、老乡和老同志好处，尽管他们都想让她利用职权帮自己的忙，如此的勇气使她赢得了公家的表扬（《人民日报》1983年11月7日）。在公众利益和党的原则利益上，她成功地抵制了这些私人关系所要求的义务和恳求。
干部如何战胜私人关系和裙带关系的要求这样的重复乐章也在报纸的文章中一再出现，批评干部中的“不正之风”以及滥用权力：“一个人在外正直诚实，回家以后，‘枕边风’就开始吹。耳朵根子就开始软了，心思活了，欲念长了。在过去几年，社会上的‘不良倾向’经常同家庭中的不良倾向混杂起来。因此，纠正社会潮流，尤其必须纠正家庭风气。”（《人民日报》1983年11月7日）基本的信息是在行使职责时，个人应当总是按照“公事公办”的原则，意思就是遵守国家制定的法规和指示，而不是在个人义务的基础上行使职权。这个短语总是被用来作为搞关系的对立面。既然一个人绝不应当对来自亲友的个人的要求和呼吁有任何迁就，那么搞关系就是把个人凌驾于公众之上。
官方话语中对待关系艺术的又一个特点是倾向于只把关系学描绘成官僚贪污和贿赂。一个常见的主题是逐步增长的官僚贪污，它怎样威胁党和国家机构的纯洁性，引起公众不满。下面这段公开讲话把关系学放置到了经济领域。作为1979年经济改革的结果之一，负责经济活动的官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可利用他们的职权为自己获取利益。
十年“内乱”的后果，我们的优良传统被严重破坏了。旧社会的思想方式和行为又死灰复燃。近来我们社会的经济气氛出现了吃喝宴请收受礼物的丑恶现象，拉关系、找“内线”、走后门，沉溺于奢侈浪费。在一些经济部门、经济管理机关和有关干部不仅视若无睹，以至于不想找麻烦去制止，而且随波逐流，陷入泥坑。这种现象已经严重腐化了我们的各级干部和工人，在群众中引起强烈不满。
这段有代表性的话，表明在官方话语中，关系学如何主要地被理解为一种官僚腐败的消极现象。
在大众话语中，关系学和受贿之间经常有明显的界限。从北京到山东的火车硬卧车厢里，主动地就这个话题和三位男性农业专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关系学和贿赂是有区别的。但我能看出他们要把这两者的区别说清楚是很困难的。他们说到的一个区别是两者行为动机的不同：“贿赂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它不合法，对国家和集体有害。”关系学则是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为了合理的要求，它只是实现合理目的的一种方式。另一个区别是达到目的的方式和风格。在贿赂时，人的言行更明显，受贿人可以立刻看出你需要什么。关系学就很微妙了。他们指出的第三个区别是在贿赂和关系学中人的关系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在关系学里，两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与已经存在于两人之间的原有关系是不能分开的，但贿赂关系完全只是为了贿赂某人而急速建立起来的。
在文化感受上，贿赂/腐败及关系艺术之间的区别，一位在美国求学的女研究生也许表达得最清楚。她认为贿赂和腐败是贬义、反面的字眼，而关系学却暗含着“人情”、友谊、长期个人关系，以及帮助别人的概念。“这是关系学里好的一面，是贿赂所没有的。举例来说，如果你和一个当官的没有先前的个人关系，像同乡、亲戚等等。如果他帮你，别人就会猜疑你们之间有贿赂关系。”
官方话语和大众话语都将关系学与官僚腐败连在一起，但前者说起关系学来就是指腐败，而大众话语除了腐败这个主题以外，对关系学有着多种解释。不仅如此，官方话语对关系学的谴责还表达出明确的资讯，国家不能容忍贪污的官僚践踏党的原则；腐败的官僚受到处置；最近的个人主义思潮、自私自利、“不正之风”不允许在社会上蔓延，败坏社会主义伦理。而当大众话语批评关系学是官僚的腐败时，却有一种不同的潜在涵义。大众话语将关系学的批评转变为质疑国家本身的合法性的过程。因为国家给予高干和他们的子女以特权。
官方话语很少说到的还有关系学是每天的日常生活的行为，它并不经常涉及在公职上的人们。由于关系学的官方话语强调官员的道德行为以及关系学的毫无疑问的消极意义，从官方话语中完全不可能发展出一种对关系学的新的理解，即关系学是人们维持日常生存、穿透官僚机构的非人的强有力的社会控制、用个人关系抵消国家机构的官僚性政治性关系的唯一途径。这就是说，官方话语不能够接受这种可能性，即关系学是特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产物，可以松动国家对社会各方面的滴水不漏的那种控制。大众话语包含着对关系学多元的、又爱又恨的和矛盾的理解，而官方话语只承认它消极的、自私自利的、反社会主义的特点。
在大众话语中，有关关系学的辞汇的回顾表明了更多面的意义和道德评估，在行为上也有不同的层面。首先，在辞汇上就有一些与关系（社会关系）相关的一些组合词和短语。关系网是个人社会联系的网络。一些人的社会关系网很大或很宽，意味着他建立的关系网涉及的人很多，可以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地理分布上也很广。
关系网内社会关系将一个人与两种联接点联系起来，就是关系户或熟人依据当时交换关系的流向而定。在现实的生活中，这两个词可以指同一个人。关系户是个人欠了关系好处的人或集体，对这些人或集体人们，个人有义务以自己的影响给予帮助。
熟人指的是在关系网中个人能向他求助的人。熟人是一些处于一定的有利地位上的、能影响某些好处和好东西再分配的人。由于一些先前存在的朋友关系、亲属关系或其他交往中的恩惠，人们可以依赖熟人获取某些好处或想要的东西，或者通过他们办事。“在今天这个社会，没有熟人办不成任何事。”这句话可以表达各种心态：讥刺嘲弄，尖刻的批评，自嘲性的揶揄以及一种看透了的悲凉。讲这句话的人可能是指他没有这类熟人，或者没有在需要时够得上的熟人，或者根本就不喜欢靠熟人办事的想法。
“拉关系”指主要通过送礼来操纵社会关系，其目的是获取无法立即或直接得到的东西和服务。英语俗话里的“拉线”（pull string）在意思上与它相似。但涵义比它窄，用法上也没涵盖整个复杂的策略、社会礼仪、礼物授受的范围，这个中文短语却把这些意思用合适的形式都涵盖了。
与“拉关系”在意义上非常接近的一个短语是“走后门”。按我的理解，两者的区别在于，“走后门”描述涉及到利用社会关系的实际过程，但它更多地是给一整套社会实践以一个分类性的标签，这些社会实践或者半合法或者不正规（比如没有走前门的合法管道，而是从后门溜进去），或者是通过只对有“路子”的人开放的管道办成事的排他性或特殊性的方式。这两者的不同被工厂办公室的一位妇女一语道破：“如果你想走后门，首先得拉关系。”
“油”有时特指那些善于搞关系学的人。它描述这些人的机智和狡猾，有精明的社会手腕，精于察言观色，口舌伶俐。这些人常常有很宽的关系网，因为他们懂得如何笼络社会关系，也有势利眼。也就是说，他们绝不会不加区别地培养社会关系和朋友关系，而只是精巧地瞄准别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那些“油”的人登峰造极的技巧是与每个人都保持和谐和平稳的关系。这些油子的能耐是善于言辞，并清楚地知道在何时、用什么方法、向谁来施巧献乖，或者低眉讨好。这样，他们讨到了好处而不招人嫌，甚至有时给好处的人还不知已经被人利用了。
“油”的另外两种说法是“老油条”和“滑”。第一种解释把一个人比喻为大多数中国人早餐吃的“油”炸时间过长的面食。“滑”与“油”意思相同。我一个叔叔从南方来看我，他对我说，一个人的“滑”很像戏台上的演员，他们能变化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以适应与他打交道的不同人。他们有特别的诀窍，能感受到他面对的这个人的气质和性格。“滑”的人知道怎样在领导面前说话，如果领导喜欢被人奉承，他们就拍马屁。如果领导比较正直，他们就会做得很诚实，工作努力，让领导觉得是个说得少、做得多的人。
对“油”滑品质的解释中有一种否定的道德评价，叔叔的话又提供了一个例证，它视这种品性为图私利和不诚实。但是这种对待有巧妙社会手段的人的态度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普遍的。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陈少雄的议论，他三十多岁，是一所工艺学校里的木匠。
一个人可能很“油”，但并不坏，或者思想卑劣。这是有区别的。在我的单位，有又“油”又坏的人。有个工人，“文革”期间凶得不得了。他暴打我们单位的一个知识分子，现在那个受害者是他的上级，但仍然很怕他，因为他坏。一个坏人可以没有明显的理由，能想方设法把周围的人际关系搞得很紧张。举例来说，如果你抱怨一些人是坏人，他就会反戈一击，把你的话传给你的对头，挑拨你和别人的关系。但同时，你和你抱怨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因为他只对你忠实。一个“油”的人并不想害人，“油”只意味着他做事情以前三思而行，他动脑筋，因而他很聪明，其他人羡慕他，甚至嫉妒他。“油”的反面是傻，有些人有能力，办事漂亮又稳妥，让大家都高兴，不得罪任何人。
我叔叔和陈的表述，反映了人们对关系学运作中的这种品性普遍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大众话语对待老实这种品性，也有一种矛盾的社会心理。老实常常是和“油”对照的。老实意味着诚实、正直、可靠。说的是一个人诚实无欺，遵循自己的道德准则。这个词也指人品的直率和天真。老实后来也经常被赋予了轻蔑的意思，指的是“头脑简单”和“服从”。老实人从这种意义上就是容易相信他的上级或政府所说的话的人。他们没有独立思想，也不会做批判分析的思考。“油”的人擅长搞关系学，老实人很少搞关系学。
看起来，“油”和老实之间的歧义是一个有意味的社会现实。“油”作为玩弄手法的否定性涵义被“精明”之类的其他意义削弱了，而“精明”不同于道德上的“坏”。同样，“老实”表面上“诚实”的肯定性涵义，也被人们认为老实人柔顺、服从、权力的驯服工具等看法搅乱了。这两种品性的道德歧义，在大众话语中带出了对关系艺术的估价。一方面，既然关系的技巧吸引“油”的人，它在道德上就被怀疑；另一方面擅长搞关系学的人，在道德上并不是坏人，仅仅是比别人聪明些，而不搞关系学的人是傻子，像那些老实人只知道没头没脑地干，不管谁说的都相信。
与关系学有联系的其他辞汇，可以从“人情”这样的老话里找。“人情”这个词有古老的历史，古代儒家话语中就有记载，在汉朝的《礼记》中，人情涉及到建立在父子关系、家属和亲属关系、朋友关系之上的自然的人类感受和情感。这些感情和感受经过人的思考，成为“礼”的来源。通过适当引导社会关系、社会事件和社会事务，整个社会秩序有可能得以维持（《礼记今注今译》1987：741）。唐朝诗人杜甫写了这句话：“
籹作人情”。在清朝，这个词就主要指送礼和伴随此行为的敬意（许平，1990：22）。
在当代中国，人情展现了关系学的另外一面，即始料未及的伦理的一面，因为关系的技巧经常被谴责为具有自利、自私、实用的性格。我的田野工作要求我搞清楚人情在当代中国被人理解的三种涵义。
首先，人情是人性中内在本性的一部分。人性在此并非个人的人性，而是指社会关系和互动，它自然的被感情激发。对其他人的“人类感情”既是伦理的，也是感情的，人与动物区别也在于此。指责一些人没有人情，等于是说他没表露出自然的感情、依恋的感情和对其他人的责任。“没有人情”是指对这样的人能不能叫做人都有疑问，而按照人情行事的人就是做好人，或者“会做人”。
其次，人情也是在社会关系里行事为人的适当方式，每个人都按照别人的由其社会地位和与自己的关系所决定的行为来对待别人。这里强调的是适当行为，而不是自然天性。如果一个人做了好事，别人就应该用礼物和其他手段表示感谢。一个亲戚或朋友病了，就有义务带点礼物去看看他。不懂人情是缺乏用适当的和道德的方式与别人交往、缺乏社会辨别力和社交手腕。人情网由一个圈子被认为是可靠和可信任的人所组成，圈子里的人有一种感情的亲近，像家庭、亲属、好友。人情网与关系网是有区别的，从两人的情分的高低可以确认出来，人情网的情分高，实用利益的层次较低。
第三，人情还涉及到两个人的互惠互助，它建立在情感联系或者义务和感激观念的基础之上。“欠人情债”这句话表达了互惠的伦理要求如何支配着社会关系。我曾访问过一个亲戚，他是南方城市里一家小工厂的中年技术员，他请我帮助市里的一位干部，这个干部因阵发性胃病，当地医生又诊断不了，怕自己会丢命。这个亲戚问是否我有一些美国的特效药能治这个干部的病。我能做到的最好的办法，是我回北京后寄给了他几盒德国牌子的胃药（Alka Seltzer）和一袋当时很难取得的奶粉，我想它可能会减轻胃酸。他写信很感激我，“你给了我一个人情。”他曾从那个干部那获得了一些人情和要负的义务，现在他通过我，按照人情的原则作了回报。
同样的，一个人可以以帮助别人“做个人情”，“托人情”是轮到他从别人那里要求帮助。为了得到其他人的一些帮助，有些时候只说些人情话就行了，或者用一些暗示的事情打动人心，唤起别人的个人义务感。“人情势力”让人很难回绝帮助的要求或不回报人情债。
人情期望在80年代和90年代，与40年代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做的有关中国人伦理的下列观察并无什么不同：“不帮助别人找到工作或者得到别的好处就是缺少人情。如果他不能帮助亲戚，他甚至更糟。他可能被说成不孝或者背德，也就是说，他不爱那些由自然的纽带联系着的亲人，这两者都是不人道的极端。他的不偏不倚导致亲戚和朋友疏远他。这一情形带来的压力极大（Levy，1949：355）。”在这些段落里，人情都被描写成巨大的负担，但在80年代和90年代和我谈过话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人情经常具有积极的涵义。他们经常的看法似乎是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社会上就没多少人情，似乎人们变得冷漠了，对建立感情联系麻木不仁了。许多人喜欢台湾电影是因为有强烈的人情味，它们的主题也是普通人际的感情，不会像许多大陆电影那样被拔高到一个政治的教义上去。1991年，许多人欣赏一部电视连续剧《渴望》和电影《焦裕禄》，并不是因为《渴望》中对一位知识分子的贬低，也不是《焦裕禄》宣传无私奉献的党的干部，而是他们的“人情味”。与我交谈的一位中国评论家说，这两部作品都表达了真实的感情和人际关系的联系。
田猛，一位在美的中年艺术家，被问到人情味这个词的涵义时。他回答说，人情就是指人们本性中有能力与亲属、朋友、邻居间保有的温情与感情，而没有“文化大革命”中社会关系里所产生的政治歪曲。没有人情，人会对人冷漠和残酷。他引了一个例子。“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能发现这些人情。他挨了“批斗”，被押到台上接受群众的批判，指定单位里的两个老工人一人架一只胳膊，让他坐“喷气式飞机”，那姿势很痛苦。他在单位和这两位元老工人关系不错，他们低声告诉他，自己摆一个姿势，他们不会往他胳膊上用力，这两位老工人没有忘记“人情”，他们不让政治压力扭曲长期以来形成的关系。
可以说，人情的道德话语，在当代中国社会，不管是台湾、香港，还是大陆都很流行，它源于儒家对伦理的强调，“礼”或者“礼仪”，是支配社会关系和社会交换的一系列古代习俗。儒家的社会理论既不是从社会，也不是从个人推演而来，而是从人际关系推演而来（梁潄溟，1949）。这个出发点在逻辑上导致了强调人的行为把社会关系具体化并使之得到培养，这样互惠和同情就非常重要（金耀基，1982：71）。因为它关注社会关系适当的和伦理的引导，强调责任和报答，人情话语就古代经典的传统的大众化版本。
关系学的另一个关键的观念，更与一种大众化的儒家伦理有关，这就是“礼”或者“礼仪”的概念。“礼”是现代中文辞汇中“礼物”的一部分，文字上的翻译是“礼仪上的物品”，意思是“礼物”是用于“礼仪化的关系”上的“物品”。中国古文里这个辞汇的意义，要比现代汉语里仅仅局限在“礼物”的意义丰富。“礼”在古文里的涵义也意味着“社会礼仪”，其中用到了礼物，像先祖的牺牲、葬礼和宴请。它也有“伦理”和“礼节”（合适的行为举止和风格）的涵义，这是主人和宾客、上级与下级等等的社会角色演出的意思。“礼物”、“人伦”、“礼节”的相互关系，被“礼”的另外一个古典涵义所概括：社会关系的互惠。礼物要求回报，关系也要求回报，因此送礼的伦理扩大到所有的人际关系。这些关系反过来又被“互利的法则”所引导，或者说行为的礼节建立在高与低、远与近、老与少、内与外的相对地位关系之上。在第三章，我将细细探询当代关系学礼物关系的礼节与伦理。在第六章，我将依循着关系学的谱系，探询古代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出现以前“礼仪”所扮演的角色。
通过对人情、礼物关系、传统亲属伦理中关系艺术的追根溯源，我从一篇大陆论关系学的学术论文中发现了论据。这篇文章与通常的官方话语就此问题的观点有所不同。关系的艺术被归结为孔孟之道的人伦传统，它力戒一般性的爱，而提倡建立在“内外有别，亲疏有别”的基础上给予好处的义务（郑也夫，1984：53—54）。这样孝顺、兄弟情谊、忠诚、信义等儒家倡导的以亲属朋友为重点的美德便被视为关系艺术的根。
虽然人情话语是各地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人情或儒家文化本质化、固定化。必须认识到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人情话语的基本轮廓和作用是不同的。在香港和台湾，它在市场关系中运作，而在大陆，它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政治经济类型中，国家在政治经济中居支配地位，无处不在，主宰一切。可以说，大陆的人情话语是从更古老的人情话语中成长出来的，因此，尽管它保留了人情伦理的许多原则，它也发展出新的在过去只是非常隐而不见的非常初级的政治和经济的层面。确实，说到人情和关系有什么不同，一位女工宣称关系学是“人情走样”，关系是人情的功利和腐败的形式。
我在第三章和第四章还要再回到关系艺术根植于中国传统的伦理话语和朋友亲属原则这一问题上来。现在，关系和人情的关系帮助我说明以下的观点，即关系艺术是一个把功利性的动机与根植于儒家传统的大众化形式的一套高度发展的伦理结合起来的复杂的文化现象。关系学在功利和伦理之间的这种内在的矛盾，能够解释为什么关系学被普遍认为处于人们既爱又恨的道德上的两难境地。
关系艺术中的人情因素也解释了针对它的另一种文化两难，一个是国家拥护的“公”的集体伦理和“私”的个人关系伦理之间冲突所产生的，官方话语一般以否定的眼光看待人情的伦理，把它等同于“私”的个人主义的自私范围或小集团利益。举例来说，一篇报纸的文章赞扬陕西一位正直的干部对他的前任领导、前任部下不徇私情，他的一个同乡想劝他不要将他们的错误行为公之于众。他说：“我们是共产党员，不是江湖弟兄！
我们必须说真话，维护党的特性，遵循原则，我们不能考虑情面。”（《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0日第1版）
另一篇报纸的评论为一位农村的镇党支书大胆抵制亲友的要求鼓掌叫好，这位支书在他的镇上有了办公室之后，立即召集亲友开了会，他告诉他们，他在办公室不能帮他们做任何事。评论员写道：
谁没有三亲六戚，七朋八友？谁没有大事小事要别人帮助？一个人经常遇到不应当帮的事，但是既不能开诚布公地回绝，又难于借故拖延。一个人应该怎么做？唯一的办法就是铁了心、把好关、打破关系网。（《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1日第1版）
上述例子中的情，与个人同亲戚、朋友、上级、下级的感情关系“人情”一样，都是站在对党忠诚的观念、集体和国家的利益、抽象原则的对立面上的。按照官方话语，对这种人情要“铁了心”（“心”是感情之所）地积极反对。正如我后面要讨论的，对“私人感情”的压制和克服是革命后中国培养国家普遍伦理的组成部分。
一句经常挂在口头有关关系学的俗话，也表明为什么关系学的展开扰乱了官场秩序：
现官不如现管。
这句我经常听到的风味十足的俗话，部分地表明关系学是如何经常介入官场：一个人并不经常依赖于最高的官员。有些时候，这些官高高在上，人们很难进攀上，他们也不愿帮忙，但一些围着他转的人却能说服他帮忙。
不与负责的官员而和低级别的人培养一种工作关系的原则，是木匠陈绍穷告诉我的。那天他很高兴，最近他帮了厂子一个大忙，劝说当地电力局给他的工厂增容，他单位的领导不愿依赖关系的技巧，没有经常给别人点好处，所以报告请示了一整年，还是没能让当地电力局给他们的建筑大量输电。他们走正式途径求电力局，后来证明这种方法无效。一筹莫展以后，他们把任务交给了我的这位朋友。陈与电力局办公室的几个干部和职员闲聊，请他们到餐馆里，摆上一桌丰盛的筵席，钱由单位出。不久，他们单位就得到了所要求的额外的电力。
反思自己如何成功地给厂里增加了电，陈引用了上面的那句话，来解释像他这样一个工人，没有地位和一官半职，是怎么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我要他给我解释一下，他详尽发挥道：
县长可以说是很大的官了，特别是在当地县里的农民看来，一个县长是很有权的。可是你要做一些事的时候，在这地方他实际上没多大作用，所以对你没用。一个小官甚至一个职员直接负责某事，却能帮助你。所以，社会地位高、政治地位高，在你要办事的时候，并不是必须的条件。反而像我这样地位不高、关系不少的小人物倒能办成事。
所以陈在当地电力局办公室拉上关系的那帮人，并不需要他们是大头，但他们都是直接“负责”的人。同时，陈的单位最好也派出像他这样的人，他懂得关系的技巧，而一个拘泥的行为端正的高职位对主管只能通过正式管道要求电力局为单位送电。通过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关系学是怎样利用存在于一般的等级权威和特殊的执行权威之间的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