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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关系艺术的人类学研究跨越了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我对关系学的田野研究主要是我在北京居住两年时做的。那些年我在中国其他地方旅行时也收集了材料，还有在1990年、1991年、1992年和1993年我重访时的材料。在起初两次访问中，我的角色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和教师，同时也是一位在首都做调查的民族志工作者。在1990年，我的角色上升为美国学者，访问了山东省的德州和河北省的一个县。在1991年、1992年、1993年我以海外华人和海外学者的身份，与其他人一道访问了上海和上海郊区、杭州、绍兴、温州和西安。回到美国后，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也对在阿拉巴马州和洛杉矶地区蒙特利公园的中国移民做了广泛的访问，也访问了我驻足过的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像在伯克莱、科罗拉多、康乃尔、圣巴巴拉、密西根和哈佛等大学。
现代城市条件下的田野工作，比起古典人类学的调查原始人或农民社会的环境要舒适得多。可是城市中国却表现出困难和它特有的挑战，像上述与官僚部门和领导权威不可避免的冲突等。我在田野工作中还遇到另一种困难，这一困难是因恐惧的文化而展露出来的，甚至在我访问丁健这个机敏的关系实践老手时，这个问题也会浮现出来。
在1982年2月那个夜晚，丁健讲完他拉关系的故事后，我们谈话的主题开始围绕中国的婚姻和离婚。通过他在夜校的熟人，丁取得了一些最近北京市离婚率的资料，这是一份标有“内部”的出版物，带有这类印记的文献和出版物只限于相关领域的专家才可浏览，它们并不用于一般传播，更不用说对外国人和海外华人了。这些分级资料与机密资料相比就相形见绌了，机密文件保存着党和国家的机密文献，只限于上层官员阅读。内部读物并不是很严格，后来我从许多人给我的这类读物的情况里看出了这一点。就其内容而言，通常并不比官方媒体展露更多的内容，而且也是用同样的官方语言来表达的。由于他不知道我从海外来，又想表示他的好意，丁健坚持让我把资料带回去看。
我极度惊恐地接了过来，想看这种非正常管道的消息的愿望与怕这东西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顾虑，一起在心里颠来倒去。忽然一种莫名其妙、妄想的猜忌飘掠心头，丁健已猜出我从国外来，想向当局告发我接受了这些分级的文件。混合着这种恐惧的是我的罪恶感：装作本地人和人自由交谈欺骗别人是否道德？如果他们抓住带着这些文件的我，又顺藤摸瓜逮住丁健会怎么样？这样我不就是让一个清白的人陷入罗网了？丁健到另一房间取瓜子的时候，我抓住机会告诉若奔，我们最好说出我的真实身份。若奔认为没必要做这种愚蠢之举，耸耸肩似乎听从了我。当我不经意地说出我从哪里来，把资料递给他时，他面容冷漠、不失礼貌。过了一段时间，若奔和我狼狈而逃。
出来以后，若奔对我大发雷霆，直接了当地告诉我，我危害了他和丁的安全，让我想一想他还怎样有脸再见丁健。并不是丁健说的那些关系学，而是他和我们讨论的其他主题（并没有录音），与政治直接相关的话题，使事情变得很微妙。我若泄漏出他所说的话，确实会使丁健感到恐惧，在今后的交往中也会对若奔产生怀疑。更不用说丁会对别人广为传播若奔与海外人士有关系的可能性。这些具体的后果，我在头脑发热的一刹那都没想过，只顾着想田野调查的伦理这些抽象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建立在西方历史的情境之上的。最后若奔自己安慰说，他坚信丁健不是那种会到处乱说的人，特别是丁健自己也说了政治禁区里的事；再说，他们单位的主管也不大会相信丁健。
这个小插曲没惹来任何麻烦，但这件事和其他几件事显出我在这种微妙政治环境中的笨拙，我很快在我的田野调查中被灌输了一种警惕的习惯，不要给我认识的人惹来官方的麻烦，也不要让他们给其他人带来麻烦。在我与人交谈的研究笔记中，我从不用中文写他们的名字，只用罗马字母写下他们的姓，以防这些笔记落入存心不良的人手里。我得小心谨慎和我的熟人与朋友圈子保持“低密度”（Boissevain，1974：37）的单线联系，这个联系网里的多数人只通过我一个人相互联系。为达到此目的，我采用了一个策略不向我在北京资讯来源者透露我都见到过或访问过其他哪些中国人。着眼于单线联系还有另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听到过不同版本的一句俗话：
两人说真话，三人说笑话，四人说胡话，五人说假话。
别人对我解释说，你和一个人说话时，他会放心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就是泄漏出去，他也知道是谁泄漏的。确实，我经常发现许多人在场的时候，你很难收集到好的资料。在别人在场的时候，人本能地自卫，说话心里多了个把门的。
尽管几乎每次我都告诉我的访谈对象或与我在一起的人，我是从美国来的，我还是很小心的为他们着想，不在他们的邻居、熟人和同事中传播他们说的事情。我总是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将这些资讯公开。因为80年代初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还处于不确定的起步阶段，开始我对向哪些人表明我在台湾出生的背景也很谨慎，但在80年代中后期，就不再把它当回事了。
在中国城市地区的社会结构中，人们被指派到“工作单位”里工作，像工厂、学校、机关、商店、医院（Whyte & Parish，1984：25—26；Henderson& Cohen，1984；Walder，1986；Yang，1989b）。工作单位并不只是工作的地方，而是一整套的机构，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提供相当广泛的福利（住房和一些消费品），也作为国家秩序的基础细胞。即每个单位几乎都有党、青年团和工会组织，它们既协助也管理其成员的结婚、离婚、生育和社会流动的事情。工作单位也通过主管的指导、同事的监督（或“帮助”），以及对每个成员档案的编制，来检查思想和监督行为。这些个人档案记录着每个人的活动、错误、主管和同事对个人的评估。
在北京的外国人口也不能豁免于这套体制。我的工作单位是北京大学，这意味着外国留学生办公室要负起我行为端正的责任。我住在专为留学生设置的宿舍，并要服从于这样的监督，这种监督是真实的也是想象出来的，总之是存在的。一个人类学家，特别害怕让人把他和所要参与观察的那群人分开生活。举个例子，中国人到我宿舍访问我，必须在楼下看门人那里填写姓名和工作单位。他与外国人接触的这个记录要存档。经常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多年以后，这个东西可能又被抽出来，以不可预见的方式用来证明他们有罪。因此，这一整个时期的田野调查，我始终想办法要克服这个主要的障碍，这个以文化及政治逻辑将外国人与中国人隔开的障碍。
我不仅需要甩掉生理和心理负担，去与北大的中国学生接触，而且还必需甩掉大学自身的负担。我不愿把我局限在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环境中。田野工作要求我扩大学校以外的社会关系网，接触城市里各行各业的人。通过学校的朋友和熟人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邻居和亲戚。我逐渐了解了关系学，从工人、小干部、商店职员、机关工作人员、代理商，甚至属于新一类的个体户和企业家那里，我了解到关系学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涵。我尽量想办法到他们家和宿舍访问，也在公园、博物馆、餐厅安排会面。被邀请到家里彻夜畅谈我很乐意接受，不仅因为可以敞开来谈，也因为在这个大城市里的交通问题。我在南方的亲戚家里住了一个月，第一次见到了我年迈的祖母，但我并不想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政治上的麻烦，我决定不在这里做田野调查。
到别人家去，不让邻居怀疑和吃惊，最好是骑车、走路或坐公共汽车。这样我能充分发挥我中国血统的优势，混在其他过路人中。虽然在来北京最初的半年里，我穿的中国服装无法掩饰我的外国姿势和步态，但一年以后我就不再引起别人注意了。说真的，1983年3月的一个早晨，我终于确证我的身体语言彻底扔掉了“外国口音”。注意到穿西式牛仔裤（即使是褪色的）突然变得时髦起来，我也鼓足勇气，第一次在中国穿上它。一伙小流氓跟在我后面起哄嘲笑：“嗨，嗨，业余华侨！”说我假神气冒充从海外来的。我忍不住得意洋洋地回敬他们说：“你们知道吗？我是真的华侨！”对着那样的话，他们照样继续作弄起哄，根本不信。这种让人当成本地人的本领，即使只是像本地人一样装华侨的本领，让我能到处活动，没受到任何人或最灵敏的居民委员会的注意。居委会是像国家监察膀臂那样的组织
，在每个城市的居民区都能发现它，既然负责的都是一帮老年妇女，她们有时也被冠以“小脚克格勃”的绰号。有时乘计程车更便利，但我总让司机隔几个街区停车，或者停在远离我目的地的胡同里，其余的路我走过去。
在80年代的前五年，这种恐惧的文化仍是一股强大的势力，限制人们每天生活中的一言一行。确实，它比文革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恐怖文化要温和多了。
但对我这个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却是文化冲击的主要来源。米切尔·陶西格曾正确地指出：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的大部分是来源于它的脆弱的本质。来源于知识圣殿中心，及内部以外的幻想（Taussig，1992：113，130）。虽然国家是作为表述社会整体的理念和图腾，但是它却是通过一种恐惧的文化达成的，恐惧把国家当作一个神圣的实体，当作极其团结和有自身意志的实体。因此，恐惧文化的出现可用来衡量国家权力的大小，也可用来衡量渴望国家形象完整的强弱，完整形象是又令人安心，同时又令人害怕的。在某种程度上我变成了惧怕的文化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因此我也对国家权力有所贡献。
北京当时的政治气氛可能比较像波兰70年代的气氛，尽管直接的个人安全威胁不存在了，但它并不标志着小心警惕和自我保护的习惯发生了明显的转变（Nowak，1988）。北京的气氛在80年代后期很明显地变得宽松，直到1989年6月4日的创痛，才回复到80年代初的气候。而到了90年代初，气氛才又开始放松了。
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即国家秩序的象征性的和意识形态权力轴心，北京弥漫着一种恐惧与危险交织的特别沉重的气氛。一方面，庞大的中央政府机构在北京，另一方面，它也是学生和知识分子高度集中的国家的教育和文化中心。由于原先一直闭锁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国家和知识分子都对政治抱有强烈的兴趣，甚至连工人和店员都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更关心政治。当时北京的政治气候是如此浓厚和压抑，我甚至觉得我可以用刀子将这种空气切成块。我每次离开北京到别的地方，经常能感到我内在的生理变化，当火车载着我缓缓离开北京站，在京郊的原野上飞驰，我觉得心情也慢慢变得更轻快和自由，像是一块大石头慢慢落下地。同样，我返回北京，火车还没进站，心情就变得抑郁和沉重。
我听到过无数“文化大革命”中悲惨而恐怖的故事。那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和纯洁的时期，社会动乱、乌托邦—法西斯的狂热、集体的残酷、个人遭受的迫害。别人跟我说这些故事，常常面带微笑，甚至大笑（好像这些只是琐碎的奇闻逸事）。在把我引向80年代初的恐惧文化这一点上，他们扮演了不小的角色。不久，我体验到了这种恐惧让人精神错乱和头脑麻木的功效，和我接触的人们的谨慎和缄默更加深我的恐惧。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成了可以触摸的现实。如果我能头脑冷静地衡量当时的情势，我也许可能抵抗得住恐惧的传染。再怎么说，与我的中国朋友和熟人不同的是，我有美国护照。
不管是不是初来乍到者和旁观者，这种惧怕都是具有传染性的。这使我立刻问自己，这种惧怕会不会让我的被访者怀疑我，因为对我说得太多会给自己惹麻烦，引起一些人去告发我。确实，在印刷厂，不久我就知道几个工人向主管汇报了我们所讨论的内容。但那无关紧要，我不是在搞情报和军事机密，或是人民对主管人的看法。在这个社会，机密的领域很大。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人们在个人生活中的经历和所知道的东西，不管多么一般和普通，最好是保守秘密。在恐惧的文化中，人经常固执地觉得自己在一些事情上有罪，即使自己一点错事也没做，这恐怕是因为生活被限制得太严了，人们结果变成犯无数的思想和行为上的错，这导致了普遍的做错事的感觉。在恐惧的文化里，微小的违法事件经常被夸大为反对国家的大案。
让我惊慌的是，我到一个朋友家访问，不明智地进到军队的住宅区，这时，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发抖的犯规者。这个住宅区的大门并没有什么标记标明这里是军事区。结果呢，这位朋友的公公正巧是军队宣传机构的大员，当时正是激烈的政治批评的靶子。尽管我们从没会过面，他是后来才发现一个美籍华人到他家来过，这意味着他触犯了不准外国人到中国的军事禁区的规定。既然已经成了批评的靶子，他立即通过口头和书面的检查承认错误，免得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更大的麻烦。他交代了我的详细身份、状况和工作单位。邀请我去的朋友也向有关负责机构递交了详细的报告。
事后再看，我了解到这件事的结果是如此莫名其妙，我对自己有一种奇怪和滑稽的感触。我举出这件轶事，是想表述在恐惧的文化风气里，我接受到的强有力影响。以后的几周，我一身冷汗地等着有关机构来讯问我，讯问和惩罚与我说过话的人，把我当作间谍驱逐出境。那样就是我人类学生涯的终结。我不得不采取措施保护我自己和朋友。当他们搜查我房间时，我做了解释，他们什么也没发现。我将我的所有笔记和录音都妥善地放在一家美国人的房子里。但是那些别人给我的，我根本没耐心读完的“内部参考”这样的资料怎么办呢？我当时解决办法的疯狂只有我疯狂的头脑才想得出。
夜幕降临以后，我骑车带上这批有麻烦的材料，骑了约四十分钟，来到了校园西北的农村。田野里有一块干了的灌溉地，我要烧掉这些“犯罪证据”，两位农民路过时停了下来，用怀疑的语气问我在干什么，在哪个单位工作。我含糊其词地说是从城里来的。一个人很友善地关心起我，他弯下腰低声对我说：“同志，看到后面那座高墙了吗？水塔上探照灯来回照的？我们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但可能是一所监狱，这地方恐怕不适合你做这事。”确实，我来的时候根本没顾上留心周围的环境。这句话说得我脊背发凉，我与高度的勉力压抑住心底的高度狂乱斗争，匆匆烧掉资料，仓皇回到校园。没人来讯问我进军事住宅区的事。因此，我在作为一个“书房里的花朵”的人类学家增长见识的课程中又上了一课。
获得官方批准我进工厂做田野调查的痛苦历程，也使我察觉到关系学除了对付官僚的强硬有用外还有另一个重要性。在这种社会秩序中，通过流动的社交网和关系做田野调查，要比在任何一个固定地点和具体的工厂更容易些，当我最后能到两个工厂（第二电扇厂和印刷厂），我发现在这些地方，经常有人在与我谈话时有距离地保持沉默，或者在述说他们生活和思想的实质性的消息时保持沉默。一个原因是，他们知道厂里其他人看见他们与我谈话，会怀疑他们暴露了太多的东西，甚至会向上级打他们的小报告。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担心和我说的话不知什么时候会传到同事的耳朵里，因为他们也看到我每天也和他们一起聊天。尽管我对直接的政治话题都不感兴趣，但是在他们生存的政治环境里，任何谈话都能被其他人解释和误解为有害于政治和经济的安全。既然控制体制的特色是群体为错误行为负责，而且和犯罪的人有关系就是罪。人们对被看到和谁交往便保持警惕。这样我逐渐意识到，在中国，每一天的社会关系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像工作单位和邻居这样的可确认的组织和社区，都成为社会和政治控制和监视的基础单位。在依赖于主体各居其位的权力系统中，将民族志工作者固定在一个确定地点的传统田野调查方法，可能不是最现实和最有效的策略。
就田野工作的方法论来说，我慢慢意识到，研究关系的艺术最好的方法是接受这种形式本身作为田野调查方法。就是说，通过与各个社会集团和工作地点的人们交往来收集资料，对我来说，比待在一个固定的调查点或组织里更方便和有效。所以，调查的目标和调查的方法都包含于通过遍布北京城和其他地方的关系网和人联接起来。以模仿关系艺术的具体的网状形式做田野调查，经常守在调查点和住所之间，实践证明，这是在中国一种最有灵活性的方式，因为它能使我的关系网保持低度的联系和密度（Bott，1957：59）。换句话说，我的关系网的成员“与我保持单线联系”（Boissevain，1974：37—40），保持这样的低调是为了保证每个人的安全。通过个人介绍，进入更大的关系网，其中很多人并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由个人关系产生的信任与隐姓埋名的安全感结合起来，使我的工作更加容易和更富有成果。这样，一种新的田野工作的策略，就在当代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政治条件的“田野”中脱颖而出。
既然关系网跨越和涉及了诸多官僚化的工作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地理位置，我收集到的关系学的资料和描述，就不单是从北京一地得到的，也从随时随地遇到的愿意与我交谈这个话题的中国人那里得到不少资料。我就要发现的事情已经在别处被人指出过，也就是在交通便利、交流快捷的现代世界，时空的界定变得模糊了（Clifford，1990：64；1992），田野的概念仅仅是一个理想的架构。以网络方法所开展的田野工作不单单限于工厂，也不单单限于北京城；甚至也不单单限于中国。中国的熟人和朋友的关系网告诉了我发生在北京的关系学和中国人的事，但在我旅行过程中，在我访问的不同地方，它到处都存在，在美国工作和学习的中国大陆人中也同样存在。尽管这种田野调查缺乏古典民族志特有的地理上有根的和有边界的社区的感觉，然而我的方法本身使我理解了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一个重要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