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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周其仁
首先怎么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拥有10万元资本，300个人。穷国拥有10元钱资本，3 000个人。前者类比的是欧美和日本，后者类比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两个经济体中间之前由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国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两国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
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元钱，人口总量是3 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了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增加了10元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 000人，原来300人用10万元钱，现在3 300人用十万零十元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 300人来抢科技成果，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有300人，现在要3 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们要面临3 000个原来收入很低的人的冲击。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涨上去，并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离金融和高科技比较远，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在现在的全球格局中，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元，升到现在的8 000美元，其中深圳是25 000美元。而美国呢，从1978年的13 500美元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元。
所以，在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可以获得同等收益，正是因为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产生。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选择自己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什么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什么了。萨缪尔森去世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因为全球的外需收缩，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是高度依赖外需的，所以受的影响更大。
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个穷国，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要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的，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典型的例子是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在美国设厂。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并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中国还便宜。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产品才有竞争力，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中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中国加入WTO以后，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进”，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杀进去，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项优势，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成本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1995～2012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我们的名义GDP增长了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涨了18.8倍，法定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土地，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小绳索挺多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就变大了。高速增长的时候加大摩擦系数没有关系，但是外需一收缩，问题就来了。
还有对待新科技的态度，一波三折。
还有城市化，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城市建设说好也好，但是也有不少浪费，修了多少没人去的设施，耗了多少水泥钢铁，产生了多少的排放，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肺部。要跟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进行城市化，人们愿意去的地方好好建设，建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人们不愿意待的地方还林、还环境，造青山绿水。
那么，怎么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和创新。
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可以形象地比喻成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上来了，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性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要么成本比别人低，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东西。比如苹果卖到全世界，人们通宵排队买。他有你没有。现在我们4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的伟大成就，在全球格局中来看是夹在中间了，底下有印度、有越南，比我们成本低，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模式就会发生变化。现在要继续保持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体制成本的降低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体制成本很难降下来。
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定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下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既然体制成本短时间内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比如说工人很贵，那就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所以对抗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的不二法门，也是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的新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是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
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 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立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总之，中国不创新、不改革，就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