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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伟
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中央的总体判断是“总体平稳、稳中有变、变中有忧”。这个判断是客观准确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认识和把握“稳”“变”“忧”三个字。
正确把握“稳”的总体态势。从转型进程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稳步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经济发展质量在持续改善，2015年以来GDP增速连续15个季度稳定在6.5%～7%，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回升，经济转型的进程稳步推进。从指标关系看，我国经济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基本一致，核心经济指标之间比较匹配。就业状况基本稳定，2018年年末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8%左右，其中25～59岁主要就业群体调查失业率为4.4%，均处于较低水平。2018年CPI同比增长2.1%，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温和。从结构调整看，近几年，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大攻坚战，在去产能、去杠杆、控债务、控地产、强环保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虽然短期产生了一定阵痛和紧缩效应，但经济仍然实现了平稳增长，并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深刻理解“变”的主要内涵。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全球经贸环境、产业转移、风险特征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格局之变，体现在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处于重构关键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17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重已达到40%，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50%，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也在抬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面临理念、规则和机构等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和重构；全球经济的变革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与地缘政治、国际力量平衡、意识形态等都会而且并正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贸环境之变，体现在全球经济和贸易扩张步伐放缓，主要经济体之间经贸摩擦加剧。美国减税政策效应减弱，资本市场大幅调整，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倒挂，经济增长势头有所减弱，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速放缓，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长已显疲软，全球经济复苏周期似乎已经见顶回调，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产业转移之变，体现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进入密集活跃期，产业链调整和产业转移出现新特点。前沿技术交叉融合，众多领域已处于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技术范式，这对我国参与全球分工和长期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同时，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弱，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影响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加速向东南亚等区域转移的态势，而且出现了产业链整体转移的苗头。风险特征之变，体现在新旧风险共存叠加，风险应对的难度和复杂度有所加大。我国仍处于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期，经济结构调整仍在持续，新旧动力转换仍在进行，旧的风险仍未排除，新的风险特别是跨市场、跨部门、跨地域风险逐步凸显，在总需求趋弱的情况下，协调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关系难度加大。
充分重视“忧”的潜在影响。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产生了新问题、新挑战，增量问题与存量问题并存，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交织，特别是在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应对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变化的过程中，有的问题和困难我们遇到过，积累了一些解决问题的经验，更多的问题前所未见，加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加重了市场和公众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担忧”。具体而言，主要是担心中美经贸摩擦改变我国发展进程，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我国被边缘化；担心实体经济困难，企业效益下降，就业压力加大，国内需求不足；担心国家政策的协调配合和落实效果难到位，市场微观主体活力难以释放；担心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升级步伐受阻。这些“忧”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和必须闯过的关口。
面对当前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甚至忧虑，在国内外压力的双重挤压下，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还存不存在，经济中高速平稳增长的局面还能不能保持，如何稳定和增强广大群众和企业的信心？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认识论的问题。2019年第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新时代做好各项工作的指导意义。我们党一向重视哲学思辨，强调用辩证的方法看问题。我个人认为，要正确认识当前形势，至少要辩证看待内外关系、供需关系、长短关系这三对重要关系。
把握好内部和外部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抓住全球化的机遇果断实施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我国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是因为我们党洞察全局，正确判断国际形势，改革开放才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近几年来，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需要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做出正确的判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观大势、谋大事”，如果从长期历史趋势看，就会发现，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仍然处在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并没有改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战略机遇期主要体现在，全球化处于上升周期，我国顺势而为、对外开放，抓住了西方产业升级、产能输出的机遇，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泡沫、收入分配恶化、生产率增长放缓等问题削弱了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同时，新一轮产业革命也在孕育和兴起，全球新型治理体系正在重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国能够进一步发挥好我们的制度优势，全面深化改革，勇于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真正办好自己的事，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继续以开放促改革，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新型全球化秩序塑造，我们就一定能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把握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近年来，我国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了积极显著的成效。当前，存在这样的观点，认为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的压力也很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是要缓一缓了。对这种观点，我们要正确看待。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在供需矛盾中，矛盾的重点是供给侧。这几年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始终平稳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一个关键就是因为坚决实施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搞这些改革，不触动供给侧，不提高创新能力，不化解金融债务等领域的泡沫风险，不下决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而是简单地刺激需求，“水多加面、面多加水”，那么今天的经济会是什么局面，我们还会有这样的信心和底气参与全球竞争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需要一个过程。从某种程度来说，企业感觉到压力，正是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同时也要看到，供给和需求对立统一，不能割裂。凯恩斯主义单纯强调刺激需求，而不触动生产关系，容易导致大水漫灌；供给学派过度强调改善供给，而忽视培育需求，容易导致供求失衡，放大波动。我们在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搞好需求管理。因为如果整体需求不足、经济失速，那么即使是新兴、优质的企业也会受到影响。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需求潜力正在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这是一个在动态中不断达成新平衡的良性发展过程。
把握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古人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当前，我国外部发展环境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外部需求紧缩，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客观上对某些产业也有紧缩效应。面对这种情况，是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实实在在实现可持续增长，还是为了保护短期的利益，给长期增长积累风险？我们应该树立长远和全局视角，把着眼长远作为根本，不能因为缓解短期矛盾而损害长期增长的基础，只要是有利于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哪怕短期增长速度放慢一点，也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不能为了短期过得舒服一些，增长数据漂亮一点，而让长期增长付出巨大代价。这方面，无论是我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是有严重教训的。西方国家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经济危机的苗头，但就是因为没有下决心解决结构性问题，而是通过信贷扩张、债务扩张等途径，缓解暂时的压力，虽然短期内增长得到了持续，但积累的矛盾最终诱发了国际金融危机。所以，要把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首位。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增速也不能过低，若持续明显低于潜在增速，对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也不利，会产生另一类风险。对我国来说，只要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有条件和空间解决结构性矛盾。解决问题必须紧紧扭住主要矛盾，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中央部署的三大攻坚战，就充分体现了长短结合的思路。三大攻坚战的完成，必将为中国经济增长轻装上阵开辟新的前景。对企业来说，也应该顺应这一变化，利用这个机会，苦练内功而不埋怨泄气，度过寒冬，积极迎接新的春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结构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这个判断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继续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提出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去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围绕“三去一降一补”展开。至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低端无效产能有所削减，房地产库存明显化解，宏观杠杆率逐步趋稳，企业经营成本有所下降，补短板取得积极进展。
新形势下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我国供需失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在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且，随着外部环境趋紧和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市场微观活力不足、供给体系质量偏低、体制机制约束等问题凸显，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提出了新要求。首先，市场微观主体创新活力不足，供给质量提升较慢。需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加强调公平竞争，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企业，把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释放出来。其次，传统优势正在逐渐弱化，新的竞争优势尚未有效形成，产业链安全面临挑战。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摩擦，使得我国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进一步暴露，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安全受到威胁，迫切需要加快优化提升，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形成发展新动能。再次，要素流通尚存障碍，国内外统一市场建设仍有巨大空间。需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此外，“三去一降一补”成果也需要巩固，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因此，中央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这八字方针，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总的要求，必须全面认真贯彻落实。
我们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重点实施好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努力实现整体优化效果的最大值。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整，稳定总需求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努力破解“宽货币、紧信用”的困局。结构性政策主要是强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发展动力。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性、选择性向普惠性、功能性转换，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着力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加快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确保守住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及时解决人民群众的痛点、难点、热点问题，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保持社会大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