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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伟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际看，一方面，与过去相比，增长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大幅增加。首先，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日渐抬头，特别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对全球资源配置、生产率改善和跨境投资等带来不利影响，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期增长前景受到抑制。其次，全球经济发展动能呈现周期性趋缓和结构性失衡。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明显收紧，债务和融资成本快速上升，大宗商品价格及一些经济先行指标持续回落。再次，以新一代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引发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实现后发追赶的难度会大大增加。此外，大国间博弈暗潮涌动，全球治理体系陷入碎片化，传统国际规则改革滞后，多边主义下的开放合作机制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守成大国从战略焦虑转向战略遏制。以上多种因素叠加，国际权威机构纷纷调低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全球增长的悲观预期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另一方面，得益于多数国家的共同努力，国际经济也呈现出一些积极信号或变化。2018年12月，在阿根廷召开的G20峰会上，各国承诺将采取一切政策工具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经济增长，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落实2016年杭州峰会确定的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并加强在教育、卫生、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由此可见，共同营造自由、开放、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仍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继续快速推进，将从根本上推动全球生产率重振与价值链重构，对多数国家而言都是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将加速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迭代，那些已经建立起技术、人才和市场相对优势的后发经济体可能迎来换道超车的机会窗口。因此，酝酿中的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并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实现共赢潜力巨大。
从国内看，一方面，总体上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从2018年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多项指标来看，我国经济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好的态势，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产业方面，高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均显著高于工业平均增速，中高端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稳步提升。新材料、新能源、机器人、生物制药、5G通信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电子商务、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及“互联网+”多个领域的新业态保持高速增长。我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仅低于美国，且赶超势头强劲。创新创业活动十分踊跃，2018年1～11月全国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数量高达1.81万户。统计局发布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也呈逐年加速之势。
另一方面，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激发和培育新动能的挑战也在增加。2018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供给侧的工业与服务业生产指数，需求侧的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贸易顺差等指标的增幅都不同程度地持续回落。不少地方都正在经历着转型阵痛。短期内，我国面临外需回落与内需疲软叠加，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与抗风险能力下降叠加，人民币汇率承压与大规模减税下财政能力承压叠加的压力。中长期看，国内各项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金融、财税、土地、国企、科技、教育、政府职能等关键领域改革进入“啃硬骨头”阶段。改革的方式及推进效果将对创新潜力释放和经济发展质量产生重要影响。
变，是当前时期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变，也有其内在历史规律。中国经济能否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适应规律，并努力使其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以此为契机加快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努力破解的大课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新形势下，我们要积极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变压力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应对的关键是抓住新形势下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性问题，及时化解不利因素、扩大有利因素。
无论经济形势如何变化，经济增长的本质始终是生产率提升。不论是用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还是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近年来，我国生产率增速都在放缓，行业间、地区间、企业类型间差距进一步拉大，与国际前沿差距缩小的步伐有所放慢。促进生产率快速提升，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化危为机的主攻方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以新一轮改革开放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就是要在新发展条件下，构建一套新的体制机制来补齐效率短板。
一是要全面提升创新创业的质量和效率，有效发挥创新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加大创新力度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必然选择，更是实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和有效应对未来各种外部挑战的根基。当前，我国还有不少关键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卡脖子”问题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更加凸显。我们要更大力度地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在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等关键领域实现自主可控。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要坚持走开放创新的发展道路，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让全球创新资源为我所用。要从根本上弥补创新短板、激发创新活力，既要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更需要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中，优化创新投入机制，提高创新治理能力，完善创新创业生态是重中之重。政府要多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等方面加大投入，市场导向的技术研究要多让企业牵头，以企业为主体。同时，要构建鼓励创新、审慎包容的市场监管体制，破除制约新技术、新业态成长的各种制度和政策障碍。企业家队伍是改革开放的先锋队，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我们要深化产权保护制度与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好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二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培育新动能，现阶段要把创新重点放在对既有产业和产品的升级上，创新的主战场要放在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上。我们必须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深度参与甚至在某些领域引领新技术革命。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质量提升、效率提高、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互动和深度参与全球化，都将是形成我国增长新动能的重点。要实现这一系列新动能，离不开相适宜的市场体系和有效的产业政策。我们要加快监管方式转变和质量标准体系建设，以要素市场改革提高资源流动性与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产业政策相互协调。确保产业政策能够强化市场竞争，夯实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要加快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更有效地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减少金融对实体经济利润的挤占，化解债务风险，扭转“脱实向虚”趋势。
三是坚定不移地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合作新机制。尽管当前国际经贸及投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进一步扩大开放，丰富开放内涵、提升开放层次，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深度融合世界经济的长期方向。在新一轮开放中，我们要正视逆全球化现象频发、区域经济一体化遇阻、大国间博弈加剧等不利因素。还要认识到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弱化，竞争新优势还在培育之中。要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加快释放增长新动能，必须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立高水平的开放合作新机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共建“一带一路”推向深入的基础上，努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重大改革。进一步放宽外资在服务业、制造业的准入限制，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四是着力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为培育新动能构筑坚实的人才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向技术前沿迈进，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以及创新创业的需求迅速增长，要求有更多的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各类人才。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应用和创新加速，使知识结构更新节奏加快，未来就业的不确定性明显提高，要求劳动者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人力资本规模有了大幅提升，但人力资本结构和质量不能满足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人才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因此，实现人力资本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是我国新时期人力资本发展的重点任务。新形势下，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需要兼顾完善技能人才、科技人才、管理人才、企业家人才等各类人才的教育培训体系。加快转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培养出更多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人才。要充分释放人才的创新活力，关键是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生态。要深化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科学、合理、有效的人才激励及评价机制，促进实现人才全方位的良性流动，进一步提高人才配置效率，为培育新动能构筑坚实的人才支撑。
2018年，我们回顾了改革开放40周年的光辉历程，2019年，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大大增强，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内需空间十分广阔，政策回旋大有余地，抵御冲击的韧性更强，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分量更重。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加快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保持长期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