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5日下午，三位成年指导员和一群青少年在渥太华以北大约80英里处，魁北克省西部卡尼米那湖畔一个著名景点，一个名为拉维朗特里埃省级保留地的国家公园的气味馥郁的松林里搭起了帐篷。他们煮了饭，并且用正确的方式把他们的食品放进一个袋子，走了100多英尺的路拿进森林。到了森林里，他们把食品悬空吊在两棵树中间，使熊够不到。

大约夜半时分，一头黑熊来到营帐的周边觅食，发现了食品袋子。它爬上其中的一棵树，拗断绑绳子的树枝，袋子掉了下来。它把食品全部吞下肚之后走了，但是过了一个小时又返回来，这次是受到残留在野营者们的衣服和头发上，以及他们的睡袋和帐篷上的熟肉香味的吸引，直接闯进了帐篷。那个夜晚对于卡尼米那湖畔的野营者们来说，是一个漫长可怕的夜晚。从半夜起到凌晨3点30分，那头黑熊三次闯进了帐篷。

要是你愿意，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黑夜里独自躺在一顶小小的帐篷里，只靠一块不到1毫米厚的颤动的尼龙布帮你挡住寒气，谛听着一头重达200磅的大熊在你的野营地里兜圈子。请想象一下那头熊发出的低低的呼噜声和奇怪的抽鼻子声、倒扣的炊具的乒乒乓乓声以及含着口水的撕咬声、它脚掌上的肉垫与地面的摩擦声、它那沉重的呼吸声、它腰臀部擦过帐篷所发出的嘎吱声吧。请想象一下当它的吻部突然猛撞你的帐篷脚的时候，你感到自己体内的肾上腺素一阵火热的奔涌，你的手臂和背上一阵讨厌的刺痛；当它把你随手靠在帐篷边的背包乱捣一通时，你吓得单薄的身子猛烈地颤抖——你突然想起，背包里有一块士力架巧克力，你听说过，熊最爱吃士力架巧克力啦。

然后，你迷迷糊糊地想起——哎哟，天哪！说不定你把那块士力架巧克力带在身边啦，它就在你身边某个地方，在你的脚边或者在你的身下——哦，糟啦，就在这儿。发出呼噜声的头部再次撞击帐篷，这次是在你的肩膀附近。更加剧烈的颤抖，接下来是沉默，非常长的沉默，还有……嘘嘘嘘……好啦！意识到熊已经踱到帐篷的另一边或者蹒跚地回到森林里去的时候，那种宽慰莫可言状啊！我现在告诉你，我是受不了的。

所以，现在你想象一下可怜的12岁的小戴维·安德森在凌晨3点30分——那头熊第三次袭击帐篷的时候的情况吧。那头熊被到处弥漫、无法确定在何处的汉堡包的浓香逗引得发疯，突然爪子一挥，把他的帐篷划出一道口子，尖牙狠狠咬进孩子蜷缩的肢体，吼叫着把他拖出来，抛过帐篷，拉进森林。就在这孩子的野营同伴们拉开睡袋的拉链爬出来的那短暂的时间里——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是怎样拼命爬出突然显得厚重的睡袋，拿起手电筒和可以当作棍子的任何东西，用无力的颤抖的手指拉开帐篷的拉链，准备驱赶熊的——可怜的小戴维·安德森死了。

现在再想象一下，就在独自开启进入北美莽原的野营之旅前，阅读一本这样的书——真人真事，非虚构作品——的情景吧。我说的那本书是《熊的攻击：原因和防范方法》，是一位名叫斯蒂芬·海雷罗的加拿大学者写的。如果这本书不是这个事件的最后报道，那么我真的、真的、真的不愿意听到。在新罕布什尔州漫长的冬夜里，门外堆着厚厚的积雪，我的妻子平静地睡在我的身边，我睁大眼睛躺在床上，阅读那些残酷而真实的故事，故事讲述有人怎样裹在睡袋里被咬得血肉模糊，哭哭啼啼地被从树上拉下来，甚至他们一无所知地在绿荫小径上散步或是在山泉中濯足纳凉的时候，被悄没声儿地追捕（我原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事）。这些人所犯的唯一致命错误是在头上抹了带香味的发胶，或吃了多汁美味的肉，或在衬衫口袋里塞了一块士力架巧克力留着待会儿吃，或者无意间刺激了饿熊的嗅觉机能。或者这么说吧，他们的丧命仅仅是因为他们非常非常倒霉——比如转了一个弯，突然被一头摇着头打量你的情绪低落的公熊挡住了道，或者无意中闯进了一头因太老或者太懒惰而变得行动迟缓、无法追逐猎物的熊的领地。

不过，重要的且可以立即确定的是，在阿巴拉契亚小道上受到熊的严重攻击的可能性是极小的。首先，真正可怕的美洲熊（学名是Ursus horribilis，译为“可怕的熊”，这个命名可谓又生动又准确）并没有分布在密西西比河以东。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美洲熊体格庞大有力，并且脾气十分凶暴。当刘易斯和克拉克进入莽原旅行时，他们发现没有比灰熊更让土著印第安人惊慌的了，因此，你可以尽管朝着大灰熊发射箭雨，即使把它射得像一只豪猪那样，它也仍然会继续朝你扑来，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了。即便是携带重型枪支的刘易斯和克拉克，他们看到大灰熊身中成排的铅弹依旧岿然不动，也感到惊恐。

海雷罗提到的一桩事件很好地说明了灰熊几乎是不可摧毁的，那个故事讲的是阿拉斯加的一位名叫阿莱克赛·皮特卡的专业猎手，他穿过雪地追捕一头巨大的公灰熊，最后用大口径步枪一枪击倒了这头灰熊。当时皮特卡没准应当随身带上一张卡片，上面写着“首先得确定熊已经死掉，然后再放下枪”才好。他小心翼翼地前进，花了一两分钟时间查看熊是否在动，他没有发现动静，就把枪放下来，靠在一棵树上（大错特错呀），大步前去收获他的战利品。他刚走到熊的身边，灰熊跳了起来，用它那阔大的熊掌捧住皮特卡的头，好像想好好吻他一下似的，一用劲儿就把他的脸撕了下来。

皮特卡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把那把该死的枪靠在树上。”他后来说。（实际上，因为他失去了嘴唇、牙齿、舌头以及其他发音器官，他说的是：“呜呜嗯嗯、呜呜啪咯、嗯嗯嗯呜呜呜、呜呜呼呼呼呼嗯嗯嗯。”）

倘若我被一头熊掴一下或者咬一口的话——我越往下读就越觉得有这个可能——那一定是一头黑熊（学名是Ursus americanus）。黑熊在北美至少有50万头，说不定多达70万头，它们在阿巴拉契亚小道沿途的山岭上特别常见（事实上，它们经常为了方便起见利用这条小道），而且这些黑熊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相比之下，在整个北美，灰熊的数量不到3.5万头，在美国境内只有1000头，主要分布在黄石国家公园及其周围一带。在这两种熊中，黑熊通常个子比较小（不过肯定是相对而言，一头公黑熊的体重仍然可能达到650磅），而且毫无疑问，不太爱招惹人。

黑熊很少发起攻击，但是请注意，有时候它们也会进攻。所有的熊都机灵狡猾，力大无比，而且总是处于饥饿状态。如果它们想杀死你，把你吃掉，它们是办得到的，而且想做就做。这种事情并不经常发生，但显而易见，只要发生一次就够了。海雷罗极力强调，相对于黑熊的数量而言，它们发起攻击的次数是很少的。从1900年到1980年，他发现只有23起经确认的黑熊杀人事件（约为灰熊杀人事件的一半），而且大部分发生在美国西部或者加拿大。从1784年以来，新罕布什尔州还没有发生过一起熊无故袭击致人死亡的事件。在佛蒙特州，则从未发生过这种事件。

我很想因为这些保证而安下心来，但总不敢轻信。在指出1960年到1980年间有500人遇到黑熊袭击——至少50万头的栖居熊群每年发生25次袭击事件之后，海雷罗补充说，这些伤害大部分并不严重。“由黑熊导致的典型伤害，”他轻描淡写，“是一些轻伤，通常只是被抓伤或者轻轻咬上几口。”且慢，究竟怎么样才算是轻咬呀？是不是指开玩笑地摔跤或者含在嘴里啜上两口呢？我看不是吧？还有，考虑到走进北美森林的人少之又少，500次经确证的攻击次数真的算少吗？一个人听说佛蒙特州或新罕布什尔州200年里没有发生过熊杀人的事件就放下心来，这难道不愚蠢吗？你知道，熊们可没有签订条约，并没有任何条文写着明天它们不会发动一次小小的攻击呀。

所以，让我们想象一下，在莽原里有一头熊向我们冲过来，我们怎么办？有趣的是，书上对于遇到灰熊和黑熊所建议的策略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是灰熊，你应该立即爬上高树，因为灰熊爬树的技能不怎么高明。如果周围没有树，你应该慢慢地往后退，避免与它的目光直接接触。所有的书籍都告诉我们，如果灰熊朝你走来，你千万不能奔跑，你得到的这种忠告是坐在键盘边的人写的。还是听我的劝告吧，要是你在一个空阔的地带，手里没有武器，有一头灰熊向你走过来，你得快跑。你最好这样，如果没有别的事，那样总可以使你在一生的最后7秒钟里有一点儿事情可做。然而，如果灰熊追上了你，因为那是非常肯定的事，你就应该扑到地上装死。灰熊可能会对软塌塌的人体啃上一两分钟，可是通常会失去兴趣，拖着脚走开。不过，如果遇到黑熊，装死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们会继续啃你，直到你被啃得无法救治为止。爬树也是愚蠢的事，因为黑熊是爬树的高手，同时，像海雷罗不动声色地警告的那样，你只能落得个不得不在一棵树上与一头熊搏斗的下场。

要吓退一头咄咄逼人的黑熊，海雷罗建议制造出大量噪声，把锅和罐子敲打得乒乓响，朝它扔棍棒石头，并且“朝熊冲过去”。（对，没错，你先请吧，教授。）另一方面，他接着审慎地补充说，这些战术可能“只会激怒那头熊”。啊，谢谢。他在书中别的地方建议，一位徒步旅行者应当考虑不时制造出一点儿声音来——比如唱唱歌什么的——以提醒熊他们的存在，因为一头受惊的熊更可能火冒三丈。但是翻过几页，他却告诫说“制造噪声可能会有危险”，因为那样做可能引起本来会放过你的一头饿熊的注意。

事实是，谁也不能告诉你该怎么办，熊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在一种情况下有用的办法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并不奏效。1973年，两位少年马克·西利和迈克尔·惠顿前往黄石公园徒步旅行，他们无意中隔开了一头母黑熊和它的小熊崽。没有任何事情比一头母熊和它的熊崽被人隔开更能使这头母熊感到担心和产生敌意了，暴怒的母熊转过身紧追两个人——尽管熊走路的样子懒洋洋的，但它们能够达到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两个男孩匆忙爬到树上。那头熊紧追着惠顿上树，嘴巴紧紧咬住他的右脚，耐心地慢慢把他从藏身的地方使劲往下拉。（这是我吗？或者说你能感到你的指甲嵌进树皮划下来吗？）把男孩拉到地上之后，那头母熊开始折磨他。西利为了把母熊的注意力从他朋友身上引开，对着母熊喊叫，母熊立即过来把他也从树上拖下来。两个年轻人都装死——这恰恰是所有指南手册所说的错误对策——于是熊走了。

不是说我被所有这些东西迷住了心窍，而是在我等待春天来到的那几个月里，它们确实经常盘踞在我的心头。我特别害怕的——使我一夜夜凝视着投在我的卧室天花板上的树影辗转难眠的那种可能性——是不得不在漆黑的莽原，一个人躺在一顶小帐篷里，听着外面有一头熊正在四处觅食，不知道它究竟意欲何为。特别让我紧盯不放的是收在海雷罗的书里的一张业余摄影作品，这是一位野营者深夜开着闪光灯在西部一个野营地所拍摄的。照片摄下了四头黑熊正围着一只吊着的食品袋疑惑不定。熊们显然被闪光灯惊动了，但并没有惊慌。使我感到不安的并不是熊的身体或它们的举止——它们看上去几乎有点滑稽，并不咄咄逼人，就像四个男孩把他们玩的飞盘扔到了树上那样——而是数量之多。直到看见这张照片，我还没有想到过熊会成群觅食。要是四头熊闯进我的帐篷，我究竟该怎么办呀？当然我必死无疑啦，名副其实地屁滚尿流而死。它们会把我的括约肌都拉出肛门，就像你在儿童聚会上见到的那种散开来的长纸条——很可能还会让我发出悦耳的鸣叫——任我流血而亡，浑身上下一塌糊涂。

海雷罗的书是1985年写的，从那时起，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北美的熊袭击人事件增加了25%。《纽约时报》的文章还指出，在浆果类收成不好的年份的次年春天，发生熊袭击人事件的可能性大增。去年浆果的收成非常糟糕，我可不愿意体验任何一次这类事件啊！

另外，还有各种问题，尤其是孤独的危险。我的盲肠还在肚子里，其他器官也都齐全，它们都有可能在空阔的莽原里爆破或者出毛病，到时我怎么办？万一我从岩架上摔下来，跌断了脊椎骨怎么办？如果我在暴风雪或者大雾中迷了路，被毒蛇咬了，或者在穿越一条溪流的时候在长满青苔的石头上滑倒，跌成脑震荡，又该怎么办？孤身一人可能在3英寸 的水里淹死，可能因为脚踝扭伤而送命。不行，我可不愿意体验任何一次这类事件啊。

在圣诞节，我在许多贺卡上邀请朋友们和我一起在小道上徒步旅行，哪怕只走其中的一部分也好，当然是无人响应。后来，到了2月底接近出发日期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名叫斯蒂芬·卡茨的老同学打来的。卡茨和我曾在艾奥瓦州一起长大，可是我基本上已经与他完全失去联系。你们中曾经读过《无处归属》的人，一定还记得在那本青年探险故事书中，卡茨是我环游欧洲的旅伴。打那时起的二十五年里，我曾经在回家时见到他三四次，但是除此之外就和他没有任何联系了。从理论上讲，我们俩仍然是朋友，可是我俩早已分道扬镳了。

“我曾经犹豫要不要打电话，”他慢慢地说，似乎在搜寻着词语，“但是这次阿巴拉契亚小道的旅行——你是不是认为也许我可以和你一起走呢？”

我简直无法相信：“你想和我一起走？”

“如果有问题的话，我理解。”

“没问题，”我说，“没有，没有，没有。非常欢迎你，极其欢迎你呀。”

“真的吗？”他似乎露出了喜色。

“当然啦，”我真的无法相信，我不会一个人上路啦，我快步转了一圈，我不会一个人上路啦，“我简直说不出我是多么欢迎你。”

“噢，好极了，”他大为宽慰地说，接着用一种坦白的语调补充说，“我以为你也许不想和我一块儿去呢。”

“怎么会不想？”

“因为你知道，我上次在欧洲还欠你600美元呢。”

“嗐，哪儿的事！没有啊……你欠我600美元？”

“我仍然打算还给你的。”

“嗐，”我说，“嗐。”我不记得什么600美元了。我从来没有借给任何人这么大一笔钱，我顿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我说，那不是问题。跟我一块儿去徒步旅行吧，你确定你吃得消吗？”

“绝对没问题。”

“你现在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非常好，如今我上哪儿都是步行。”

“真的吗？”这在美国是非常罕见的。

“呃，知道吗？我赊购的那部汽车被他们收回去了。”

“噢。”

我俩东拉西扯聊了一些话——聊到他的母亲、我的母亲、得梅因。我告诉了他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点有关小道和等待着我们的莽原生活的情况。我们说好他在下星期三坐飞机来新罕布什尔州，我们将花上两天做准备工作，然后我们就踏上小道。几个月来，我第一次感到对这件事信心十足。就一个根本无须走一趟的人来说，卡茨看来是相当乐观。

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那么，你遇到熊怎么办？”

“嘿，它们还没有找上我呢。”

精神可嘉，我心里想，好样的，老朋友卡茨。有跟我一起徒步旅行的活力和愿望的所有老朋友都是好样的。他挂断电话之后，我突然想起还没有问他为什么想去。卡茨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认识的可能在躲避那些名叫胡里奥和比格之类的人追捕的唯一的人。反正我可不在乎，我不会一个人上路啦。

我在厨房找到了我太太，把好消息告诉她，她却不像我想的那样热情。

“你要在好几星期的时间里同一个25年来很少见面的人进入森林，你有没有好好想过这一点？（好像我曾经好好想过任何事情似的。）据我所知，你们俩在欧洲弄到后来相互厌烦。”

“不是的，”她的话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一开始相互厌烦，最后我们俩相互看不起，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她用怀疑的眼光扫了我一下：“你们俩呀，没有一点儿共同之处。”

“我们在所有地方都有共同点，我们都是44岁。我们会讨论痔疮和腰背疼痛的问题，还有我们怎样能够记住把东西放在哪儿的问题，第二天晚上我会说：‘喂，我跟你讲过我的背疼问题吗？’而他会说：‘没有呀，我想你没有讲过。’于是我们俩再来一遍，有趣极了。”

“糟糕极了。”

“对，我知道。”我说。

就这样，6天之后，我站在本地的机场上，望着一架载着卡茨的银色客机着陆，滑行到离候机大楼20码 的柏油碎石跑道上。螺旋桨的嗡嗡声一下子增强，然后突突地一点点停下来。飞机的舷梯放下来，我回想着上次我见到他时他什么模样。我们俩在欧洲过了一个夏天之后，卡茨回到得梅因，实际上是沉浸到艾奥瓦州的吸毒风气里。有好几年，他经常举行社交聚会，直到没人同他聚会为止。然后他跟自己聚会，一个人在小小的公寓房间里，穿着T恤和拳击短裤，房间里有一个瓶子、一纸袋的大麻和一部带天线的电视机。我现在记起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大约是在5年前，在一家丹尼氏餐馆里，当时我带我母亲去那儿用早餐。他同一个形容枯槁的人一块儿坐在一个座位上，瞧那个人的样子，似乎他的姓名应当叫作维吉尔·灾荒天气先生才配。两个人一边啃着薄饼，一边偶尔从放在纸袋里的一个瓶子里取出几撮违禁物来。那时是早晨8点钟，卡茨看上去非常愉快，他喝醉的时候总是很愉快，而他经常喝醉。

我后来听说，两星期之后，警方发现他在明哥小镇外的田地里的一辆翻过来的汽车里被安全带倒吊着，他的手仍然捏住方向盘，嘴里说：“哎呀，怎么回事，警官？”在汽车仪表板上的小工作箱里发现了少量可卡因，于是他被送往一个最低安保级别的监狱里监禁十八个月。他在监狱里开始参加戒酒互助会，使每个人都感到惊讶，让他自己也吃惊不小的是，打那时起，他再也没有碰过酒精或者任何毒品了。

他被释放后找到了一份小差事，业余时间回到大学里去上课，一度跟一个名叫帕蒂的美发师一块儿过日子。在过去三年里，他努力改过自新，而且——我这时突然看到他弯腰钻过机舱门出来，并且肚子有点凸了。卡茨的身材显然比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更魁梧了。他一向肉乎乎的，但是现在他经过一夜颠簸，看上去像电影导演奥逊·威尔斯。他的腿有点瘸，呼吸声通常比走了20码路还要重。

“老兄，我肚子饿了。”他开门见山地说，把他随身携带的箱包交给我拿，箱包一下子就把我的手臂拉直了。

“你的箱包里都是些什么呀？”我气喘吁吁地说。

“噢，只是些有关小道的录像带什么的。这一带有没有一家邓金炸面圈连锁店呀？打从离开波士顿以后，我什么也没有吃过呢。”

“波士顿？你是刚从波士顿来吗？”

“没错，我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得吃点东西，不然我那个叫作什么病的就会发作。”

“发作？”这可不是我所想象的我俩重逢的场景。我想象的是，他在阿巴拉契亚小道上蹦蹦跳跳地前进，就像某种从高处跌落的上足发条的玩具似的。

“那是差不多10年前我吃了一些受到污染的苯基乙胺之后的事，如果我吃几个炸面圈之类的东西，通常就会好的。”

“斯蒂芬，三天之后我们就要进入莽原了，那儿是没有炸面圈店的。”

他自豪地笑了：“我考虑过这一点。”他指指在行李传送带上滑动的他的行李—— 一只绿色的军用行李袋，让我把它提起来。那个袋子至少有75磅重，他看了看我惊异的神色。“士力架巧克力，”他解释道，“许多许多的士力架巧克力。”

我们俩开车回家，特意绕道去了邓金炸面圈连锁店。我太太和我围着厨房的餐桌同他坐在一起，望着他吃掉五个波士顿奶油炸面圈，他喝了两玻璃杯牛奶，把它们全送下去了。接着，他说他想离开躺一会儿，他花了好几分钟才走上楼梯。

我太太转过身看着我，有点发愣。

“请你什么话也别说。”我说。

下午，卡茨休息好之后，我们俩去拜访戴夫·孟格尔，并且请他配好一个背包、一顶帐篷和睡袋，以及其他东西，然后去凯马特超市买了一块铺地防潮布和保暖内衣裤，以及其他一些小东西。做完这些之后，他又休息了一会儿。

第二天，我们去超市购买我们小道旅行第一个星期所需的补给品。我对煮饭一窍不通，但是卡茨好几年来一直在照顾自己，并且有了一套他认为可以很好地转换到野营环境的菜肴品种（主要是把花生酱、金枪鱼肉和黄糖放在一个锅里搅拌），但是他还把许多别的东西扔进了购物车里——四根大号重辣硬香肠、5磅大米、袋装什锦饼干、燕麦片、葡萄干、M&M花生巧克力豆、斯帕姆午餐肉、更多的士力架巧克力、葵花子、全麦饼干、速食土豆泥、几条牛肉干、几块奶酪、一听罐装火腿，以及各种黏性食品，还有明显地贴着“小德比制造”标签的防腐的糕点和炸面圈。

“你知道，我认为咱们没法把它们全都带上。”当他往购物车里扔进一根马蹄形大红肠的时候，我不安地说。

卡茨脸色阴郁地打量了一下购物车。“不错，你说得对，”他表示同意，“咱们重新来吧。”

他放弃了那辆购物车，走过去另外拉来一辆。我们俩再来一次，这一回想尽量挑选得理智一点儿，可是到头来东西仍然明显太多。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回家，把它们分开，开始包装。卡茨走进卧室，他的其他东西全在那儿，我则到我在地下室的基地去。我包装了两个小时，可是一开始我无法把每一件东西都放进去。我把书籍和笔记本，以及我几乎全部的换洗衣服放在一边，并且尝试许多不同的组合方式，但是每次完成之后，我一回头就会发现落下了一些大件和重要物品，最后我上楼去看看卡茨是怎么做的。他躺在床上，听着他的随身听收录机，东西散布得到处都是。他的背包软塌塌的，无人收拾，从他的耳朵里漏出一丝丝的打击乐器音乐。

“你不打包啦？”我说。

“打包呀。”

我等了一分钟，心想，他会蓦地跳起来，但是他动也不动。“对不起，斯蒂芬，可是你让我觉得你躺下了。”

“不错。”

“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是的，等一会儿。”

我叹了一口气，回到地下室去。

吃晚饭的时候，卡茨说话很少，吃完之后就回到他的房间。整个傍晚我们没有听到他发出任何声音，然而将近半夜，当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噪声开始透过墙壁飘过来——沉重的脚步声、抱怨声，像是把家具拖过地板的声音，还有短暂的发怒咒骂声，其间隔着长时间的静默。我拉着我太太的手，想不出说些什么话。第二天一早，我敲了敲卡茨的房门，最后把我的头伸进去。他衣服未脱，躺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被褥上面睡着了。床垫离床远远的，好像他在夜里曾经同闯入者混战过一番。他的行李装得满满的，但是并没有扎紧，他的个人用品仍然在房间里扔得到处都是。我告诉他，过一小时我们就得出门赶飞机了。

“好的。”他说。

20分钟后，他下楼了，一副吃力的样子，嘴里还在不断地轻轻咒骂。不用看就能知道他是侧着身子、小心地走下来的，好像楼梯板上结着滑溜溜的冰似的。他背着他的背包，各种东西挂了个满满当当：一双邋遢的旅游鞋，还有一双看上去像是正装高筒鞋，他的锅碗瓶罐，还有一只显然从我太太的大衣柜里顺手拿来的劳拉·艾西利公司的购物袋，天知道此刻里面装了什么东西。“我最多只能拿这些东西了，”他说，“我得把一些东西留下。”

我点点头。我也得留下一些东西，特别是燕麦片，反正我又不爱吃，还有样子更加难看的“小德比”糕点，全都留下。

顶着飘舞的雪花，我太太开车送我们去曼彻斯特机场，在这次长期分别之前，我们都有点尴尬，一声不响。卡茨坐在后座，吃着炸面圈。在机场，她给我一根孩子们为我买来的有很多木瘤的手杖，手杖上还扎了一个红色蝴蝶结。我真想大哭一场，或者最好是趁卡茨还在皱着眉头摆弄他那些新的、不熟悉的带子的时候钻进汽车，飞快开走。她捏了捏我的手臂，落寞地笑了笑，走了。

我目送着她开着车离开，然后同卡茨一起走进候机大楼。检票的人看了看我们去亚特兰大的机票和我们的行李包之后说——我以为，对于一个在冬天穿着短袖衬衫的人来说，他的样子是相当精神抖擞的——“两位想去阿巴拉契亚小道徒步旅行吗？”

“当然是啦。”卡茨骄傲地说。

“佐治亚那边狼灾很多哩，你知道的。”

“真的？”卡茨全神贯注地听着。

“噢，是真的，最近有好几个人遭到袭击。我听说非常凶猛呢，”他的手指将机票和行李标签捏弄了一会儿，“你们最好带上一些长袖的内衣裤。”

卡茨皱起眉头：“为了防狼？”

“不，是为了防寒，四五天内有一股破纪录的寒潮要来，亚特兰大今晚的温度会在零下好几度哩。”

“哦，好极啦！”卡茨哑着嗓子，闷闷不乐地叹了一口气，他挑衅般地看着那个人，“还有什么新闻告诉我们吗？医院打电话来说我们得了癌症还是什么的？”

那人笑起来，把机票往柜台上啪地一放。“没有啦，就这些，不过你们这次旅行路线确实选得很好。还有，嗐，”他现在是跟卡茨讲话，压低了喉咙，“你可得留神点那些狼，小伙子，因为咱们两个人中，你看上去像一顿美餐啊。”他眨了眨眼。

“天哪。”卡茨低声说道，他看上去非常非常郁闷。

我们乘自动扶梯到登机口。“这架飞机里也没有吃的东西供应，你知道。”他用一种奇怪、怨恨、毫无商量余地的口吻宣布。 JCKw+fQvdMbgYt5BlVNX0ZaxiemmhRiHmjLU3FaE8cjqD3PWbdyYQwFc+0Vimn7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