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年好数字

包拯是谁？

作为文化图腾，包拯是中国历史上崇高正义的化身，刚直不阿的清官范本。对皇权来说，是一心不贰的忠臣；对百姓来说，是历代崇奉膜拜的青天明镜，是高坐庙阁之上、庇佑苍生的尊神威灵。

作为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包拯就是包拯，北宋官员。依照官职称呼的惯例，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天章阁待制，人称“包待制”；后来提拔为龙图阁直学士，又称他“包龙图”。又因为廉洁公正、不攀附权贵，后世有“包青天”及“包公”的美名。本来他是富贵人家出身，理应是个白胖小子，而且又相传为文曲星转世，文曲星难道不应是斯文儒雅的谦谦君子吗？那么，形貌面相也应该清秀素净、肤白唇红呀！可他居然又有 “包黑子”“包黑炭”的笑谑。其黑面形象，就是铁面无私的标签。

对这个后世高山仰止的人物，我们不妨拨开迷雾，从所有人都逃脱不了的生与死进入吧。按公元纪年，包拯出生在999年5月28日，有趣得很，他生活的这个时代，名臣辈出，一心以天下为己任的一代名臣范仲淹早他十年（989年），少小异质砸缸救人的司马光晚他二十年（1019年）。包拯死于1062年7月3日，享年六十四岁。他是汉族人，出生于宋庐州合肥（今属安徽），字希仁。包拯出生时没有所谓灵异现象，屋顶也没有祥云笼罩，落地的第一声啼哭，也听不出“开铡问斩”的威武与悚然。因出身于名门望族，又是单脉相传的独生子，自然没有后世编撰的兄嫂；他如同大多数的富贵公子一样，家境优裕，受过良好的教育，顺境成长，不曾遭遇大的坎坷曲折。

公子老宅男

因为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人伦孝道深入骨髓，包拯坚守传统，矢志不渝。一方面他胸怀远大，立志有为，二十八岁时在全国大考中中了进士甲科，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建昌县（今江西永修）知县，一进到官宦队伍就是县衙门的“头儿”。另一方面他又遵循《论语》“父母在，不远游”的训诫，不愿远赴就任。包拯奏请皇上改任，以便他能够就近上任。得遂心愿后，包拯被改任一个肥差，管钱粮税收。但是，他的父母还是不情愿。于是包拯毅然舍弃功名利禄的追求，辞官不就，安心“宅”在家陪伴父母。这事放到现在，似乎不可理喻，可在重视孝道传统的宋朝则再寻常不过。直到父母先后离世，守丧期满，包拯方才听从同乡父老多次劝慰勉励，接受吏部调选，出外就职，正式踏上仕途，但这离他考中录取的时间，已经相隔十年之久，他已经三十八岁了。还是十年前的官位“知县”，不过，地点则是安徽天长。需要了解的常识是，按宋朝礼律，父母去世，其子必须守丧三年，即使在官府担任重要的职位，也得离职返乡守孝，否则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包拯青年时代最宝贵的十年光阴，确实是奉献给了孝道，算不得壮烈奇伟，不过是恪守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本分而已。包拯不仅至孝，出道之后，更是以清廉著称。

端砚不乱“端”

笔墨纸砚，在汉族传统文化中被誉为“文房四宝”。肇庆端砚与甘肃洮砚、安徽歙砚和山西澄泥砚齐名，并列为“中国四大名砚”。端砚位列四大名砚之首，最为人看重和称道。端砚历史悠久，古时已十分名贵。端砚的石质坚实优良、润滑娇嫩，雕工上乘，细腻而精美。作为书写工具，端砚研墨不滞，发墨快，墨汁细滑，书写流畅，不损笔毫，字迹颜色经久不变。宋朝著名诗人张九成曾由衷称赞：“端溪古砚天下奇，紫花夜半吐虹霓。”

因此，端砚历来为文人士子寻觅与珍重，更成为宋朝当时士大夫们趋附的一种时髦，无论是当作摆放赏玩的珍宝，还是作为胜友高谈的雅器。这样的情形，导致凡在这里主政一方的官员，都不免变着法子，打着所谓“贡砚”的幌子，在规定的数量外，另外多加数十倍以上的数额，用来满足个人私欲，或者贿赂朝廷权贵，疏通往上“官”系。官衙横征暴敛，无耻搜刮，无疑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引发民众的不满与怨恨。包拯后来担任端州的最高长官，清醒地看到了弊害，于是，大胆革除习以为常的“潜规则”，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并且郑重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当先以身作则，决不贪图私利。三年任期满后，包拯调返中央任职，两袖清风，史书记载“不持一砚归”。另据媒体报道，1973年，合肥在发掘清理包拯墓时，在他及其子孙的墓中，发现了一方砚台，却是普通寻常之物，而非珍稀名贵的端砚。可见，历史的记述真实准确，没有粉饰造作。平心而论，包拯能在封建社会贪腐体制的烂泥潭里，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确实难能可贵！

除了自我严格约束，他还给后代子孙留下遗训：当官从政，假若贪赃枉法，不得返回老家，死了不得葬入家族墓地。假若不听从他的意愿，就不是他的子孙。包拯虽然是富贵子弟出身，却能终生保持俭朴的生活习惯，即便后来高居京都，也没有丝毫改变。以至逝世后，仁宗皇帝听闻他“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如初宦时”，也不禁感慨有加。还有个相关的传说，包拯六十寿辰时，再三吩咐家人一律不准收礼。想不到第一个来送寿礼的居然是当朝皇帝。负责送礼的太监知道即便皇恩浩荡，包拯也可能坚持原则而拒收。他担心不能完成任务，无法向皇上交差，便灵机一动，事先写好一首诗附上：“道高德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徵。今日皇上把礼送，拒之门外理不通。”不收礼是不给皇帝面子，收了礼又破坏自己的规矩。机智灵敏的包公也蘸墨挥毫回敬，以诗拒礼：“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忌念叨功。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所以，他卒谥“孝肃”，名实相副，完全当得起。

不徇私情

包拯青年时期就崇尚“严于律己”的价值取向，洁身自好，并规范自己的行为方式。比如，他在二十三岁时，出任庐州知州的刘筠对其颇为推重嘉许，因此，同乡有一豪绅就想与他结交，约他见面叙谈，并特意设盛宴款待。他的一个同学按捺不住，洋洋自得，欣欣然打算前往赴约。可包拯不为所动，反而心生一份警惕。他一脸严肃地回拒，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他的这种近乎老于世故的忧患，并非全无道理，试想，世上哪有白吃的午餐，豪绅如此未雨绸缪地投资“潜力股”，谁能保证他不包藏私心，怀揣日后有利可图的觊觎？低微时被他笼络的读书士子，假如来日飞腾显达成为权贵，难道不是以十倍百倍甚至更高的筹码来回报昔日之恩吗？自然，包拯这种违逆世俗常规所谓的“给脸不要脸”的拒绝，也使别人对他有不善交往、人缘不好的诟病与责难。《宋史·包拯传》有过这样的记载：包拯不轻易与人交往，不会毫无原则地附和，也不假装笑脸取悦任何人，平时也没有私交的书信往来，亲戚朋友也没有多少联系。在家乡庐州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本以为朝中有人了，大树之下好乘凉，干了不少胡作非为、仗势欺人的不法之事。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恰好碰上有一个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依法惩罚。自此以后，亲旧们只好屏息收敛，再不敢横行乡里，滋事扰民。

口舌之劳

包拯因严管端砚为皇上所赏识，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大事则奏劾，小事则举正”。这个官职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可以直接参与朝政，为他刚直的个性，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舞台。其中，他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揭露对方歪曲政策、盘剥灾民等罪行，为后世创作家喻户晓的包公戏《陈州放粮》，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后来，民间经过反复渲染加工，演绎神化为一个青天大老爷不畏强权为民除害、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

长他十岁的政治家范仲淹力倡“庆历新政”，主导吏治改革，斥退冗员，举贤用能。朝廷上下“党争”为患， 改革派与保守势力勾心斗角死缠烂打。包拯则始终坚持公正立场，不苟从附和，不结党拉派，不看他人脸色，不投机取巧。他一身正气，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于贪官们穷追猛打，不遗余力。比如，他曾经七次弹劾酷吏王逵，四次弹劾一个皇亲。就是来头几可齐天的“国丈”张尧佐，集皇上宠爱于一身的张贵妃的伯父，也让他一弹二弹，直至六弹，不到落马，誓不罢休。说起来挺有趣，皇帝有私心，本来想极力袒护，可包拯偏不徇情，一点面子都不给，直呼“国丈”是“盛世垃圾，白昼魔鬼”。在激烈的廷辩中，包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没有顾忌和避讳，口水也跟他的人一样，毫无遮拦地喷到皇上的脸上，皇上气急败坏，拂袖罢朝，回到后宫还好一阵子闷闷不乐。直到后来张贵妃死了，才不了了之。这种倔蛮牛劲，震撼朝堂，皇帝也颇为忌惮。于是，“包弹”成为官场的时髦用语，作为为官清浊的验证，如果没“包弹”，无疑是清官廉吏，如果有“包弹”，必定为贪官污吏。

包拯无所顾忌，“弹”人无数，但也曾经遭遇他人“反弹”。比如，张方平曾担任三司使，“三司使”就是盐铁﹑户部﹑度支三使，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总管国家财政。张方平因购买豪民的财产而获罪。包拯上奏弹劾，罢免了张的官职；接着宋祁取代张方平，包拯又加以指责；宋祁被罢免后，包拯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权兼三司使。为人宽厚的欧阳修也不避忌，引用典故而加以嘲讽：包拯真是应了古史书所说的“牵牛踩了别人的田土，田土主人把牛抢夺过来”。包拯心理素质再强大，也只好屈从汹涌如潮的责骂，待在家里静思而守拙，过了很长时间才敢抖擞精神，重新出山。

实干出政绩

走上仕途，崭露头角，好像啄木鸟一样，包拯确实发出了不少铿锵有力的声音。比如，出使契丹，应对有理有节，有力地维护了国威和使节尊严。历任多个重要职位，改善治理，广开通商贸易，减轻百姓负担，调动百姓生产积极性。包拯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谏院谏官，敢于议论和斥责权臣，请求朝廷废止不正当的恩宠。建言皇帝听纳忠言，爱惜人才，远离小人，端正刑典，明确禁令，不要轻易大兴土木，禁止妖妄荒诞的事情发生。后又在各地不同官位上，始终孜孜不倦地建言献策，尽职尽责，颇富实干的精神。坐镇开封两年，他一上任就改革诉讼制度，裁撤了门牌司，简化手续和流程，使百姓告状更为方便。惠民河涨水淹城，屡疏不通，原因在达官贵戚修建的豪宅和“乐园”阻隔，包拯立即下令拆除“违法建筑”泄水，“人患”一除，水患自解。老包这一举动，使之威名大震，老百姓欢欣鼓舞，盛赞“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当然，在这段时间里，包拯一度也查办过一些案子，赢得美名。他办案公道正派，执法严峻，一视同仁。包拯不苟言笑，民间评价为：要看包公笑表情，除非黄河水变清。六十一岁的他在三司使的任上，总管全国财政工作，既展现了经济工作的天赋，又在改革上政绩斐然。后被提拔为枢密副使，正式进入了中央执政官的行列。然而，六十三岁的包公已经是风烛残年，这个职务不过是皇帝对他忠心一生的精神安慰。

英明断案

在正式的历史记载里，找不到包拯初进官场的多少事迹，对后世乐此不疲的所谓英明断案、沉冤昭雪等，也没有多大篇幅的书写渲染，因为他的所谓政绩并不在审案断判上。他曾出任天长县知县，几乎不动声色，不费多少人力，安静等待就智判过一桩“牛舌案”，令人拍案称奇，然而也不过是简略几笔。事件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某人家中耕牛的舌头被人割了，他跑到包拯的县衙来告状。包拯没有任何立案或者派人调查的举动，只是吩咐他回去把牛杀了。过了不久，又有一人来县衙告状，举报有人私自宰杀耕牛。北宋初年《宋刑统》对民间私自屠宰耕牛有严格的规定，“诸故杀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牛者，徒一年”。包拯几乎等不及告发者喋喋不休，就横眉竖目，一声断喝道：“为什么割了人家牛舌，又来反告主人？！”原来告发者蓄意作恶，大概与那人有宿怨过节，本想嫁祸于人，不想弄巧成拙，反把自己送到了官府。被包公慧眼识破真相，告发者不禁胆战惊服！这样一件小案子，不仅从中可以看出包拯断案的机智果断，更可看出，他对于人心世事的深刻洞察。后来，大量产生的“善断狱讼”的包公戏，也许就是创作家们从此“以小见大”，得到启迪而演绎开来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胡适之，称誉他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包拯名列当时“嘉祐四真”，为人所津津乐道。所谓“四真”，是指宋仁宗嘉祐年间，富弼为宰相，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包拯任御史中丞，胡瑗在太学为侍讲。士大夫们认为四人集中了天下最好最高的声望：“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四真”之名，因此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