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00年后的这段时期意义重大，因为在这一时期，区域自主性与全球整体化开始发生冲突。在此之前，两者没有冲突，因为几乎不存在全球联系，更不用说全球整体化了。在成千上万年里，人类一直处于区域性的闭塞状态。当最初的人类从祖先的发祥地（大概是非洲）向外扩散，便与昔日的邻人断绝了音讯。早期人类不断向四面八方扩散，直到在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定居下来。例如，蒙古人种穿越西伯利亚东北部到达阿拉斯加，之后向北美洲和南美洲不断推进。他们安顿下来，成为相对闭塞的新种群，在千百年间形成了独特的地方语言和文化，甚至具备了独特的体貌特征。这个过程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进行，因此，1500年时形成了全球性的种族分离现象。所有的黑人（黑色人种）都生活在非洲，所有的白人（高加索人种）都在欧洲和中东，所有的蒙古人种都在东亚和美洲，所有的澳大利亚人种都在大洋洲。

1500年前后，西方开始海外扩张，这种传统的区域自主性开始让位于全球整体化。各种族彼此隔绝的状况一去不返，不管自愿还是被迫，数百万人迁徙到新的大陆。欧洲人在这一全球性迁徙中一马当先，从而主宰了这个新近融为一体的世界。19世纪，欧洲人的大帝国和股份公司在政治和经济上统治了全球。欧洲人在文化上也处于支配地位，西方文化成为全球仿效的对象。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非西方文化被视为天生的劣等文化。19世纪，不光是欧洲人，就连非欧洲人也将西方的霸权视为理所当然，几乎视之为出自神的安排并体现了自然秩序。

进入20世纪后，钟摆开始再次摆向区域自主性。欧洲人用了4个世纪（1500—1900年）登上全球霸主地位。而这种霸权的瓦解仅仅用了50年。西方霸权的瓦解过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一步加速。西方霸权的政治崩溃表现为帝国的终结。文化解体则涉及更为广泛的范围。西方文化不再被视为文明的代名词，非西方文化也不再等同于野蛮。

当前，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直接挑战乃至拒斥。1979年11月，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人员被扣为人质，西方记者以书面形式向年轻的劫持者提出了一些问题。劫持者集体做出了答复，其中包括这样的回答：“西方文化是殖民主义者的一种绝佳手段，也是离间一个民族的工具。让一个民族接受西方和美国的价值观，从而使这个民族屈服于西方和美国的统治。”这些劫持者还表达了对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伊朗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堕落的聪明人。让他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吧。这些堕落的聪明人是照搬西方模式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我们的运动和革命毫无益处可言。”

秉持这样观点的并非只有年轻的激进分子。如今，许多不同政治信仰的非西方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印度政治理论家拉吉·梅达在颇具影响的著作《超越马克思主义：走向另一种前景》中认为，西方式民主和苏联式共产主义都不能为印度的发展提供适当指导。梅达反对自由民主，认为它把人降格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造就了一盘散沙的利己型社会。他也抵制共产主义，因为它强调经济问题和国家活动，没有给个人选择留下多少空间，破坏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因此，梅达得出结论说：“不同民族的社会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实现自身潜能的不同方式……要想重建支离破碎的印度社会，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印度必须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路线和国家建构战略。”

西方的全球统治地位受到拒斥，这实属情理之中。这种统治地位属于历史的偏差，源于各种特定背景的相互作用，因而必然是历时性的。令人惊讶的是，在当今的主流西方国家，区域自主性力量也在觉醒，沉寂了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民族群体或亚群体开始活跃起来，要求获得自治。美国有少数族裔群体：黑人、拉美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在邻国加拿大，法裔魁北克人的分离主义诉求已经威胁到国家统一。同样，英国要应对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潜在的分离主义者。法国也面临科西嘉、布列塔尼和巴斯克解放阵线的挑战。

区域自主性诉求不仅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的中央权威。在伊朗，民众抵制西方势力的同时，还出现了反德黑兰政府的地方起义：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俾路支人和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的起义。这些少数民族几乎占到伊朗总人口的半壁江山，伊朗面临的区域自主性诉求的威胁要比任何西方国家大得多。苏联的情况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放松政治控制，立即就有几十个民族要求自治。因此，20世纪90年代，苏联出人意料地瓦解，被独联体所取代。

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动荡都源于两大对立力量的冲突。一方面，随着现代通信媒介、跨国公司、绕地球飞行的宇宙飞船的出现，现代科技正前所未有地将全球连成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各民族从沉睡中觉醒，决心掌握自己的未来，从而使世界陷入分崩离析。追根溯源，这一历史性的现代冲突可以追溯到公元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西方探险家和商人第一次把全世界所有民族联系在一起，我们至今仍要面对由此带来的得失参半的重大影响。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凯勒写道：“陷入重围的民族主义已经构筑了工事，坚守最后的阵地，为自己的未来而不是过去而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持续的斗争前途未卜。问题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简单。亚洲各国全面采纳和应用西方科学技术，绝不仅仅意味着东方与西方的较量已见分晓。同样，社会主义国家放弃计划经济和一党制政治制度，也绝不仅仅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胜负已定。在第三世界，人们对所有外来模式的幻想日益破灭，这种幻灭留下了一个真空地带，尚没有任何达成共识的目标和战略。中国总理周恩来恰如其分地形容我们这个时代是“天下大乱”的时代。

［推荐读物］

关于对西方统治地位的反抗，上佳的入门书是E. Fischer, The Passing of the European Age, rev. ed.（Harvard University,1948）。关于世界范围挑战中央权威的不同问题，参阅L. Kohr, The Breakdown of Nations（Routledge&Kegan Paul,1957）;D. Morris and K. Hess,Neighborhood Power :The New Localism （Beacon,1975）;C. Bezold,ed.,Anticipatory Democracy（Random House, 1978）;A. Amalrik,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Harper & Row, 1979）;H. C. d'Encausse,“Decline of an Empire: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in Revolt”（Newsweek ,1979）;T. G. Verhelst,No Life Without Roots :Culture and Development（Zed Books,1990），该书概述了西方发展模式的全球替代方案。关于“天下大乱”的最新论述，参阅Z. Brzezinski,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Scribner's,1993）。关于广大中亚地区的骚乱，参阅A. Rashid,The Resurgence of Central Asia :Islam or Nationalism?（Zed Books,1994）。 KHHK0YRD8pZuCwDP7Bej05mRmNg9NAhpnb50ZnJz2ulnbsTSIaXUEEKkL/UfV58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