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洲的发现……确实带来了最重大的变化。它给欧洲所有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从而引起了新的分工和新的技术,而在古代狭窄的商业领域,这是绝不会出现的现象……新大陆的白银似乎就是以这种方式而成为旧大陆两端之间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世界上那些遥远的地方正是通过它而相互联系起来。
——亚当·斯密
1500年到1763年的现代早期是人类历史上的关键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欧洲探险家的地理大发现,找到了新的大陆,宣告了世界历史的全球阶段的到来。不仅如此,欧洲人率先开展海外征服,开始崛起为世界霸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几个世纪里发展起来的一些全球性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因此,1500年至1763年的现代早期是全球整体化的开端时期,也是从公元1500年前的区域性隔绝到19世纪欧洲建立全球霸权的过渡时期。本章旨在分析各领域形成的全球联系的确切性质和范围(见地图25)。
欧洲人海外扩张和陆上扩张的第一个也是最直观的后果是前所未有地扩大了人类的视野。人类的地理知识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一个大陆或地球的一个半球。人们第一次了解并绘制了地球的全貌(见地图22)。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在远洋探险上一马当先的西欧人完成的。15世纪初,葡萄牙人开始探索非洲海岸之前,欧洲人只有关于北非和中东的准确信息,对印度只有模糊的了解,对中亚、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更是不甚了了。很显然,当时的欧洲人完全不知道美洲和澳洲的存在,更不用说南极洲了。
到1763年,情况已大为改观。欧洲人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知悉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海岸线,其中包括南北美洲的大西洋海岸、南美洲太平洋海岸、整个非洲的轮廓以及南亚和东亚海岸。在某些地区,欧洲人已经深入到远离海岸线的内陆。俄罗斯人相当熟悉西伯利亚,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相当熟悉墨西哥、中美洲以及南美洲部分地区。在格兰德河以北地区,为了寻找黄金和传说中的黄金城,西班牙人勘察了很大一片地区,而在更北的地方,法国人和英国人乘着独木舟,沿印第安人所知晓的河流和湖泊路线进行了广泛探险。
地图25 西方兴起的世界,1763年
图166 对安达曼群岛居民的描绘,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这些人长着“狗的脑袋、眼睛和牙齿”。
另一方面,北美太平洋海岸大部分是未知的,澳洲则几乎完全没有在海图上标出,虽然荷兰航海家曾看到过澳洲西海岸。同样,对于欧洲人来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陆几乎是一片空白,中亚也是如此,关于中亚的主要信息来源仍然是13世纪马可·波罗的记述。总的来说,到1763年,欧洲人已经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海岸线的情况。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欧洲人将深入各个大陆的腹地并探索极地地区。
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不仅开启了新的全球视野,还导致了新的全球种族分布格局。公元1500年前,整个世界实际上处于种族分离状态。黑色人种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少数太平洋岛屿;蒙古人种主要分布在中亚、西伯利亚、东亚和美洲;高加索人种集中在欧洲、北非、中东和印度。时至今日,这种人种分布格局被彻底打破,有一半非洲人后裔生活在非洲以外的地方。而在1763年,这种全新的种族分布格局已经初露端倪。俄罗斯人开始缓慢地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迁徙。向美洲的集体迁移规模更大,欧洲移民是自愿迁徙,非洲人则是被迫的迁徙。
由于移民的涌入,美洲从单一蒙古人种的大陆变成世界上种族混合度最高的地区。非洲人的迁入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非洲奴隶的总数达到1000万人。欧洲移民的流入也一直稳步增长,在20世纪初达到顶峰,每年有将近100万欧洲人移民美洲。最终的结果是白人在现今的新大陆占据了人口多数,少数族裔依次为黑人、印第安人、印欧混血种人和黑白混血种人(见第三十五章第一节和地图26)。
如今,人们对于人口减少和迁徙造成的全球人种分布新格局已是耳熟能详,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往往忽视了其中蕴含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在1763年前的这段时期,欧洲人宣布对广阔的新领土拥有主权,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他们相继在这些地区定居下来,不仅在美洲,还在西伯利亚,最后是澳洲。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首先到达人口稀少的大陆定居的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就能更清楚地看出世界种族分布格局变迁的重大意义。那样的话,华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可能会接近二分之一,而不是如今的六分之一。
图167 亚利桑那州死人谷的岩画,印第安艺术家记录了西班牙士兵骑马到来时的场景。马是西班牙人带到美洲的几种驯化动物之一。
地图26 世界人种分布
人类种族的流动势必带来相应的动植物交换。除了少数无足轻重的例外,今天人类所利用的所有动植物都是由世界各地的史前人类驯化的。这些动植物从起源地向外扩散的过程非常缓慢,直到1500年,遍布全球的智人才开始带着它们往返于各大洲。旧大陆的重大贡献是各种驯化动物,尤其是马、牛和羊。新大陆没有可以与之媲美的动物,美洲驼和羊驼的使用价值不高。当然,新大陆有数量庞大的北美野牛,总数估计有4000万~6000万头。印第安人猎杀野牛以获取食物和兽皮,但每年仅猎杀30万头,远低于自然替代率。欧洲人起初捕杀野牛是为了食用,1871年后则是为了用牛皮制成商用皮革,每年捕杀的野牛数量上升到300万头,这导致野牛数量锐减,到19世纪末更是濒临灭绝。如今,少量北美野牛群得到精心呵护,不仅种群得以延续,而且开始与家牛竞争,成为美国消费者的肉食来源。
美洲印第安人还贡献了许多粮食作物,尤其是玉米和马铃薯,此外还有木薯、番茄、鳄梨、甘薯、花生、某些品种的豆类、南瓜和西葫芦。这些印第安作物十分重要,如今产量占到世界植物性食物总产量的一半。除了这些粮食作物外,美洲印第安人还培植了两种重要的经济作物烟草和棉花,以及在现代药物学中占有突出地位的几种美洲本土药材:用于制造可卡因和奴弗卡因的古柯,用于麻醉剂的箭毒,用于提取奎宁的金鸡纳树,用于止痛的曼陀罗,用于泻药的药鼠李。
当然,动植物交换并不仅限于亚欧大陆和美洲。整个世界都参与了物种交流,大洋洲就是一个突出例证。澳大利亚现在是世界上主要的初级产品出口国,主要产品有羊毛、羊肉、牛肉和小麦,所有这些产品都是源于其他地方移植来的物种。盛产橡胶、咖啡、茶叶和烟草的印度尼西亚,盛产蔗糖和菠萝的夏威夷,情况也是如此。
人类与动植物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换至今仍在继续,随着轮船和喷气式飞机取代独木舟和帆船,物种交换的频率加快。这种交换往往是不经意间发生的,有时还带来了灾难性影响。例如,每天都有五花八门的海洋生物随船舶压载舱从地球的一端迁徙到另一端。船只停靠港口时,数以十亿计的有机体被倾倒出来,扩散到新栖息地,有时还取代了本地物种。科学家们对抵达俄勒冈州库斯湾的159艘日本货轮的压载舱进行了抽样检查,结果在压舱水中发现了367种不同类型的动植物,其中大部分是幼体。“我们发现了虾、螃蟹、鱼、藤壶、海胆、海星、蠕虫、水母、蛤蜊、蜗牛,事实上是一个完整的海洋生物谱系……引入新环境的物种约有5%~10%能够在当地扎下根来。”
压载舱绝不是物种扩散的唯一源头。全球贸易和旅行迅速发展,成为当今最重要的物种扩散力量。活体动物、植物和种子搭载轮船、飞机和卡车等运输工具,将物种广泛传播。当然,物种扩散是双向的,既从美国向外传播,也从外向美国传播。19世纪80年代,指甲履螺无意中随一批牡蛎从美国输往欧洲;美国白蛾目前在中国中部大片地区造成树木落叶;来自美国东南部的松材线虫在日本造成黑松枯萎。
图168 殖民者与原住民做交易。
18世纪下半叶,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洲际贸易。公元1500年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在亚欧大陆各地之间运输的货物主要是香料、丝绸、宝石和香水等奢侈品。18世纪晚期,这种规模不大的奢侈品贸易让位于以新的大宗必需品为主的大宗商品贸易。大西洋贸易的规模尤为庞大,因为新大陆种植园生产了大量烟草和蔗糖,后来又生产了咖啡、棉花和其他销往欧洲的商品。由于种植园种植单一作物,因此所有必需品都依赖进口,如谷物、鱼、布匹和金属制品。种植园所需的劳动力也依靠外来输入。这就催生出繁荣的三角贸易:欧洲的朗姆酒、布匹、枪支和金属制品运往非洲,非洲的奴隶运往新大陆,新大陆的蔗糖、烟草和金银运往欧洲。
这个时代兴起的大规模全球贸易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即西欧与东欧的产品交换。西欧通过这一贸易从东欧获取原材料,尤其是粮食,西欧由于人口增长、大量耕地改成牧场,对粮食的需求很大。在波罗的海谷物贸易的主要港口但泽,1550—1600年间,黑麦价格上涨了247%,大麦价格上涨了187%,燕麦价格上涨了185%。这刺激了东欧谷物和其他原材料的出口大幅增加。因此,在这几十年间,波兰和匈牙利向西方的商品出口额通常是进口额的两倍。波兰、匈牙利、俄国和巴尔干地区获得了纺织品、武器、金属制品和殖民地商品,反过来为西欧提供谷物、牲畜、兽皮、船舶用品和亚麻。东欧还提供毛皮,俄国人在西伯利亚获取毛皮的方式与西班牙人在美洲获取金银的方式毫无二致,都是靠剥削土著劳动力。
欧洲与亚洲的贸易比不上欧洲与美洲和东欧的贸易,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欧洲纺织行业反对从亚洲各国进口棉纺织品。外国棉布质地轻薄、颜色鲜艳、价格低廉,最大的优点是耐穿耐洗,因而备受欧洲人的青睐,开始大量进口。欧洲当地纺织业利益集团和一些人很快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担心购买亚洲纺织品会造成金银流失,危及国家安全。这些利益集团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颁布法律,禁止或限制印度棉花进口。
欧洲与亚洲贸易的第二个制约因素是,欧洲人很难找到适合亚洲市场销售的商品。这个难题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当时罗马帝国为了购买中国丝绸和印度纺织品花费了不计其数的黄金。16世纪至18世纪亦是如此,亚洲人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人不愿用金银来购买想要的亚洲产品。直到18世纪末,欧洲人发明了动力机械,才解决了与亚洲的贸易问题。当时,形势发生了逆转,欧洲能够向亚洲大量出口机器生产的廉价纺织品。但在此之前,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举步维艰,因为除了金银,亚洲人几乎不想要任何欧洲产品。
图169 清廷在北京接待了彼得·范·霍恩为首的荷兰贸易使团(1668年)。
这种新兴的世界性经济联系的意义何在呢?首先,它标志着人类第一次实现了大规模国际分工。全球正在成为一个经济统一体。美洲和东欧(包括西伯利亚)供应原材料,非洲提供劳动力,亚洲制造奢侈品,西欧则主导了这种全球化经营并且日益专注于工业生产。
新兴的全球经济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原材料产地如何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为了满足劳动力需求,新大陆的种植园大规模输入非洲奴隶。因此,如今非洲裔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正是那些以前专门从事种植园农业的地区:巴西北部、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早期欧洲人解决劳动力需求的办法带来了痛苦的后遗症。时至今日,这些地区仍然面临着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根本问题:种族歧视和欠发达。事实上,当前美国黑人聚居区和加勒比岛屿的种族冲突是4个多世纪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留下来的后遗症。同样,拉丁美洲整体上的欠发达也完全可以看成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自身)对西北欧经济依附的延续。
美洲参与新兴全球经济的代价是奴隶制,东欧付出的代价则是农奴制。两者是出于相同的基本动因,即需要大量可靠的廉价劳动力,为利润丰厚的西欧市场生产商品。此前,波兰和匈牙利贵族没有动力提高农业产量,因而只要求农民提供最低限度的劳役,农民每年仅需提供3~6天的劳役。随着带来利润的市场化生产兴起,贵族将农民服劳役的时间大幅增加到每周一天,16世纪末更是增加到每周6天。为了强迫农民从事劳役,各国通过了日益严苛的法律,限制农民自由迁徙。最终,农民沦为了完全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没有任何迁徙自由,受到贵族的压榨。
非洲也深受新兴的全球经济的影响,成为美洲种植园奴隶劳动力的来源。跨大西洋贸易兴起之前,非洲就已经有奴隶制,奴隶被用来充当士兵和农民。非洲奴隶和黄金一起沿着古老贸易路线穿越撒哈拉沙漠,出口到地中海沿岸地区,然后大多被运往中东。据估计,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之前,有350万~1000万非洲人被贩卖为奴。
在世界名著《国富论》(1776年)中,亚当·斯密十分重视殖民地的影响。他指出,除西班牙和葡萄牙外,殖民地增加了欧洲宗主国的财富。
美洲的发现以及经好望角到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这两大发现的影响十分巨大,但其全部影响不可能在之后的短短两三百年间展现出来。这些重大事件此后为人类带来的是福是祸,是人类智慧不能预见的。通过世界上最遥远的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的联合,使其互相满足彼此需求,提高相互的生活水平,鼓励彼此的产业的发展,它们的总体趋势是相互受益。
同时,这些重大发现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将商业体系提升到一个十分繁荣的程度,而没有这些重大发现,绝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这一体系的目标,与其说是靠土地改良和耕作而使国家富强,不如说是靠贸易和制造业来使国家富强;与其说是靠农村产业而使国家富强,不如说是靠城市产业来使国家富强。由于这两个重大发现,欧洲商业都市不再只是世界极小一部分(大西洋周边的欧洲各国、波罗的海及地中海周边各国)的制造商和运输商,而是成为美洲繁荣兴旺的耕作者的制造商,以及亚洲、非洲、美洲几乎所有国家的运输商,并在某些方面也是这些国家的制造商。两个新世界对他们的产业开放了,每个新世界都比旧世界大得多、广得多,其中一个市场还在日益增长。
占有美洲殖民地并直接与东印度通商的国家,确实享有这种大商业带来的全部表面益处。而其他国家,虽然受到那些要排斥它们的可恶的限制,却往往享有这种大商业的大部分实际益处。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为其他国家产业提供的切实促进,比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产业提供的切实促进还多。仅亚麻布这一项,据说这些殖民地的消费每年就超过300万镑,不过我不能确保这个数字的准确性。但这一巨额消费,几乎全部由法国、佛兰德斯、荷兰和德意志供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只提供其中一小部分。为这些殖民地提供大量亚麻布的资本,每年在那些国家的人民中间分配,并为他们提供收入。只有这资本的利润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消费,维持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最奢侈的挥霍。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始作俑者是葡萄牙人,他们最初是把非洲人贩卖到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主要从事家庭和农场劳动。然而,欧洲黑人奴隶的数量远远少于不久后被运往新大陆种植园的大批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染上了欧洲人带来的疾病,人口锐减,无法提供种植园所需的劳动力。种植园主起初雇佣欧洲契约工人,但他们工资太高,又不服管束。于是,种植园主开始使用非洲奴隶,哥伦布首次航行后不久,第一批奴隶就运到了美洲。16世纪20年代,秘鲁发现白银,16世纪40年代,巴西建立甘蔗种植园,从此输入美洲的非洲奴隶数量急剧增加,随着墨西哥和加勒比群岛建立起种植烟草、水稻和咖啡等其他作物的新种植园,非洲奴隶数量进一步飙升。人们对非洲奴隶数量的估计值相差悬殊,最新研究表明,1500—1867年间,欧洲人强行贩卖了1200万~2000万非洲人。结果,1850年时,美洲每一个白人就有3~4名被奴役的非洲人。
奴隶贸易对非洲各地的影响有很大差异。安哥拉和东非遭受重创,因为当地人口本来就少,经济水平往往在勉强糊口的边缘。对于这些地区来说,即使很小的人口损失也足以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相比之下,西非经济比较发达,人口比较稠密,所以奴隶贩子造成的破坏没有那么严重。就整个非洲大陆而言,贩奴对人口的影响没有预想的大,因为奴隶是在1450—1870年间被掳走的,这一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人口估计有7000万~8000万人。尽管如此,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的整个非洲海岸以及方圆644~805千米的内陆地区,奴隶贸易造成了破坏和混乱。欧洲奴隶贩子带着朗姆酒、枪支和五金制品在非洲海岸登陆,引发了对内陆地区进行猎奴袭击的连锁反应。为了争夺这种利润丰厚且要凭借军事实力的贸易,非洲各利益集团之间爆发了战争。有些利益集团崛起了,如阿散蒂联邦和达荷美王国,另一些则衰落了,如约鲁巴文明、贝宁文明和刚果王国。奴隶贸易的总体影响无疑是破坏性的。
然而,奴隶贸易确实既涉及奴隶制,也有贸易的成分。非洲人把自己的同胞卖给欧洲人,不仅换来了酒和火器,还得到了一些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有用商品,如纺织品、工具以及供应当地铁匠铺和作坊的原材料。从长远来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积极影响,即从美洲引进了新的粮食作物。玉米、木薯、甘薯、胡椒、菠萝和烟草被葡萄牙人引进非洲,很快就从一个部落传播到另一个部落。因此,有人认为,这些新作物养活的人口可能远远超出奴隶贸易造成的人口损失。反过来说,奴隶贸易并非引进新的食用植物的必备条件。这几个世纪里,这些植物在全世界迅速传播。不论有没有奴隶制,它们肯定都会像传播到中国内陆一样传播到非洲内陆。
在各大洲中,新兴的全球经济给亚洲带来的冲击最小,因为亚洲国家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没有被欧洲人直接或间接地征服。在大部分亚洲国家,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沿海地区那些执着而讨厌的欧洲商人的存在。只有印度少数沿海地区和一些东印度群岛岛屿受到欧洲早期经济扩张的影响。从整个亚洲的角度来看,390中国乾隆皇帝最有代表性地表明了亚洲人的态度。1793年,英国派遣使团前往中国,对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信件,乾隆做了如下回复:
图170 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是奴隶劳工需求的主要来源。图中描绘了奴隶压榨甘蔗和提炼蔗糖的场景,这些糖出口到欧洲消费市场。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天朝统治的地方广大,我想的是如何励精图治,至于奇珍异宝之类,我并不是十分看重……其实我天朝威震四方,声名远扬,各国都来朝觐,通过水旱两路进贡,贵重宝物应有尽有,这些你的使者也都是亲眼见过的。所以天朝从来不看重奇巧之物,也不需要你国为天朝制造什么东西。]
新兴的全球经济也给欧洲带来了影响,但这种影响完全是积极的。欧洲人是世界贸易中间商的先驱。欧洲人开辟了新的远洋航线,提供了必要的资本、船舶和专业技能。所以,欧洲人从奴隶贸易、甘蔗和烟草种植园以及东方贸易中牟取了暴利。欧洲民众也逐渐受益于全球经济带来的一些好处,举例来说,1650年前后,茶叶刚刚引入英国时每磅售价约为10英镑,一个世纪后,茶叶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全球经济不仅提升了欧洲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新兴的全球贸易推动了欧洲经济的发展。我们后面将要看到,从海外事业中获得的资本以及海外市场对欧洲制造业日益增长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
可以说,欧洲正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一跃成为全球经济的龙头。全球经济的总体效应是建设性的,因为全球分工提升了全球生产力。1763年的世界要比1500年的世界富庶,而且世界经济增长一直持续至今。但是,西北欧作为全世界的企业家,从一开始就攫取了全球经济的大部分好处,代价则是牺牲其他地区的利益。这种代价不仅反映在当今的种族冲突、富国与穷国的贫富差距,还体现为东欧农奴制和世界各地奴隶制所造成的创伤。
在1763年前的这段时期,如同全球经济联系一样,全球政治联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欧人不再被持续扩张的伊斯兰世界围困在亚欧大陆的西端。相反,西欧人夺取了印度洋的控制权,从南面包抄伊斯兰世界。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征服了西伯利亚,从北面包抄伊斯兰世界。不仅如此,西欧人发现了新大陆,为经济剥削和海外殖民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获取了巨大的资源和力量。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全球力量对比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之大不亚于之前发生的人口分布格局的变迁。以往,伊斯兰世界一直是主动出击的中心,穆斯林向各个方向开拓和推进,进入东南欧、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和东南亚。现在,一个新兴的中心已经崛起,它在全球范围内推进,而不仅仅是亚欧大陆。这个新中心先是伊比利亚半岛,后来是西北欧,其贸易路线和政治影响向外辐射到全世界,向西直达美洲,向南环绕非洲,向东延伸到印度并覆盖了整个东南亚。
诚然,到1763年时,欧洲人尚未完全控制上述地区。但欧洲人已经在美洲、西伯利亚以及后来的大洋洲等人口稀少地区建立起有效统治,尽管直到19世纪,欧洲人才在洲际规模上占据这些地区。在非洲和亚洲,西欧人只获得了一些沿海立足点,但有一个例外:荷兰人深入到好望角和东印度群岛。在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本土民族力量强大、组织严密,阻止了美洲和西伯利亚发生的一幕重演。
例如,在西非,由于气候恶劣,欧洲人无法进入内陆地区。沿海地区的土著酋长也百般阻挠,他们处心积虑地维护自身的有利地位,充当内陆部落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人。在印度,1498年达·伽马首次登陆后的250年里,当地人一直对欧洲人敬而远之。在这两个半世纪里,欧洲人获准在少数港口经商,但前提显然是当地统治者的默许。在中国和日本,就像俄罗斯人进入黑龙江流域时发现的那样,欧洲人根本没有机会侵占领土。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政治领域,正如在经济领域一样,到1763年,欧洲已经走到一个中点。欧洲不再是亚欧大陆上一个相对闭塞、无足轻重的半岛。欧洲人通过海外和陆路扩张,控制了相对空旷、军事力量薄弱的美洲和西伯利亚。但是,直到19世纪,欧洲人才在非洲、中东、南亚和东亚确立起统治地位。
如同欧洲的政治统治一样,向海外推行欧洲文化的方式取决于当地社会的状况。以美洲为例,欧洲文化是以整体移植的方式推行,因为原住民不是被消灭,就是被排挤。然而,即使在拉丁美洲,外来游人不经意间也会发现残存下来的印第安文化的痕迹。例如,用土坯建造房屋,用未经切削的松木原木作屋梁。同样,毛披肩(瑟拉佩)起源于印第安人,南美披风也是印第安人发明的,它用两块披肩缝合在一起,正中开领口。当今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流行的罗马天主教混合了基督教与印第安人的信仰和习俗。虽然本土神祇的名称早已湮没无闻,但印第安人把这些神祇的属性赋予了圣母玛利亚和圣徒,期望天主教诸神能够像从前的本土神祇那样治愈疾病、控制天气、保护家人免受伤害。印第安文化影响最大的领域大概要属拉丁美洲的饮食。玉米粽、玉米饼和各式各样的辣椒菜都是以印第安人的两大主食豆类和玉米为原料。
图171 18世纪,欧洲人依靠海军来维持和保护贸易和帝国。海军沿着海上航线巡逻,保护本国船只免遭海盗和走私者的劫掠,抵御敌方的进攻。彼得·莫纳米的这幅画(1735年)描绘了葡萄牙里斯本港的英国帆船队,船队很可能是为了补充给养才停靠于此。英国和葡萄牙是主要的贸易伙伴,英国用羊毛交换葡萄牙的酒。
在1763年前的这段时期,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最重要的食用植物的传播之外,欧洲人对非洲和亚欧大陆本土文化影响甚微。在西非,土著酋长们基本上把欧洲商人限制在沿海商栈。在中东、印度和中国等古老文明中心,不出人们所料,当地人对欧洲入侵者的文化根本不感兴趣。穆斯林土耳其人与基督教欧洲往来最密切,他们极其看不起欧洲人。即使到十七八世纪,奥斯曼帝国江河日下,土耳其人依然毫不掩饰对基督教异教徒的蔑视。1666年,奥斯曼宰相对法国大使咆哮道:“难道我还不知道你?你就是个异教徒,猪狗不如、吃屎长大的家伙!”
图172 西方船舶抵达天津。
同样,在印度大陆,1560年,在果阿安顿下来的葡萄牙人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当地人对此极为不屑。1600—1773年间,印度有73名受害者因为异端观点被烧死。印度人不可能看不到天主教徒的两面派嘴脸:欧洲人监禁、拷打并用火刑处死那些唯一罪名是持异端观点的人,却又反对寡妇自焚,而按照当时的印度教观念,自焚是一种道德高尚的行为。此外,欧洲冒险家无法无天和喧嚣闹腾的举止让印393度人对西方基督徒更没有好印象。1616年,当地人对英国牧师特里先生说:“基督教是魔鬼的宗教,基督徒狂喝滥饮,基督徒总干坏事,基督徒动辄打人,基督徒欺人太甚。”
在中国,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卓越才能和渊博学识让中国人起初对欧洲人颇有好感(见第十九章第三节)。耶稣会士成功争取到一些皈依者,包括少数学者和一些皇室成员。然而,即便是博学的耶稣会士,连同他们的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知识,并没有打动大多数拒斥西方科学和宗教的中国学者。至于中国老百姓,当时的一句谚语或许准确地反映了他们对于欧洲人的看法:唯有中国人有两只眼睛,欧洲人只有一只眼睛,世上所有其他民族都是盲人。
鉴于这种态度,除了天文学等某些专业领域外,1763年之前,欧洲人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微乎其微,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173 印第安人获得欧洲人的武器之后,内部的冲突变得更加致命。这幅1657年的版画中,一个休伦族战士扛着一杆枪,身披用木棍编成的盔甲,这种盔甲几乎无法抵挡火枪子弹。
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文化不以为意,另一方面,在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耳闻目睹的一切让欧洲人叹为观止。欧洲人最早接触到奥斯曼帝国,报之以尊敬、钦佩和忧惧。直到1634年,奥斯曼帝国已经走下坡路之际,一位有思想的英国旅行家依然认为,土耳其人是“唯一长于行动的现代民族”,“谁要想见证这些时代最辉煌的时刻,没有比土耳其更好的地方了”。
17世纪,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人心目中不复昔日的荣光。不过,欧洲知识分子开始着迷于遥远的神话般的华夏文明。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制度推崇备至。中国被奉为文明的典范,欧洲知识分子推崇中国的儒家伦理体系,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尊重学问而不是军事才能,以及瓷器、丝绸和漆器等精美手工艺品。例如,伏尔泰(1694—1778年)在书房悬挂了一幅孔子肖像,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则对中国康熙皇帝赞不绝口,称他是“其伟大已超出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的君主,被视为上帝一般的凡人,只要有他的旨意,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然而,这样的君主是通过教育才成为大德大智之人”。
18世纪末,欧洲人对中国的狂热崇拜开始消退,这既有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受到迫害的因素,也是因为欧洲人开始对中国的自然资源而不是文化更感兴趣。这种态度转变反映在1776—1814年巴黎出版的16卷《关于中国人历史、科学、艺术、习俗论丛》(又译《中国杂纂》),其中第11卷于1786年刊行,几乎全是只有商人才会感兴趣的资源报告:硼砂、褐煤、水银、氨树胶、马、竹,以及产毛动物。
正如17世纪欧洲人的兴趣从奥斯曼帝国转向中国一样,18世纪后期,欧洲人又先后迷恋上了希腊和印度。古希腊人成为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情有独钟的对象。1778年,一位德国学者写道:“你怎么能认为,在欧洲人的导师希腊人学会阅读以前,未开化的东方民族就产生了编年史和诗歌,拥有完整的宗教和伦理呢?”
还有少数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沉迷于印度文化。印度梵学家不愿把神圣知识传授给外国人,但少数欧洲人,主要是耶稣会神父,掌握了梵语语言、文学和哲学知识。就像莱布尼茨被中国哲学迷住了一样,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年)迷上了印度哲学。1786年,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爵士在孟加拉的亚洲学会宣布:“不论多么古老,梵语有着绝妙的结构,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比这两种语言更优美。”
图174 耶稣会士尝试再现的古汉字。
1500年到1763年的现代早期是从之前几个时代的区域性隔绝过渡到19世纪欧洲主宰世界的中间阶段。在经济上,虽然此时欧洲人还不能开发各大陆的内陆地区,却已将贸易活动扩展到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洲际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尽管贸易量远远比不上接下来的几个世纪。
在政治上,全球还远远没有成为一个整体。大规模的七年战争震撼了欧洲,却丝毫没有影响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美洲、非洲内陆、中东大部分地区和整个东亚。欧洲人已经牢牢控制了西伯利亚、南美洲以及北美洲东部,在非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却只有少数几块飞地。在远东,欧洲人只能以商人身份从事贸易,而且必须服从最严格和最苛刻的管束。
在文化上,这是一个人类眼界日益开阔的时期。世界各地的人们逐渐意识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的存在。总的来说,亚欧大陆的古老文明给欧洲人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欧洲人发现新的海洋、大陆和文明时不禁有大开眼界之感。欧洲人在贪婪地抢夺战利品和开展贸易之际还不时流露出一定的谦逊。欧洲人甚至偶尔会感到良知上的不安,如在西属美洲对待印第安人时表现出来的那样。但是,在这个时期终了之前,欧洲人对世界其余地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改观。欧洲人变得更加粗暴、强硬和偏执。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鲍狄埃抱怨说,在莱布尼茨时代,中华文明让欧洲知识分子津津乐道,兴趣盎然,“如今却很少引起百里挑一的少数人的注意……我们平日里都把这些人看成是野蛮人,尽管在我们的祖先生活在高卢和日耳曼的森林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文化水平,现在却受到我们深深的蔑视”。接下来各章将关注为什么欧洲人开始觉得自己比那些“劣等种族”优越,欧洲人又是如何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人的。
关于现代早期欧洲扩张的广泛影响,参阅I. Wallerstein的多卷本著作The Modern World System(Academic,1974ff.);W. P. Webb,The Great Frontier(Houghton Mifflin,1952);P. D. Curtin,Cross 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1984);E. F. Frazier,Race and Culture Contacts in the Modern World(Knopf,1957);L. S. Stavrianos, 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William Morrow,1981)。关于欧洲扩张的生态影响,参阅C. Ponting,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St. Martin's,1991)。
关于欧洲影响的特定方面的研究,参阅E. Reynolds, Stand the Storm :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Schocken,1985);S. J.and B. H. Stein,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1970);S. W. Mintz,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Viking,1985);A. W. Crosby,Jr.,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Greeenwood,1972);A. G. Price,The Western Invasion of the Pacific and Its Continents:A Study of Moving Frontiers and Changing Landscapes 1513-1958(Clarendon,1963)。
关于相反的进程,即海外扩张对欧洲的影响,参阅F. D. Lach的多卷本著作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University of Chicago,1965ff.);J. E. Gillespie,The Influence of Overseas Expansion on England to 1700(Vol. 91 in Columbia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y,Economics and Public Law,1920);A. I. Hallowell,“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Indian on American Culture”,American Anthropologist ,LIX(1957),pp. 210-217 ;L. S. S. O'Malley,ed., 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1941);A. Reichwein,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Knopf,1925);P. J. Marshall and G. Williams,The Great Map of Mankind :Perceptions of New Worlds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Harvard University,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