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人类凭借自己优越的智力发明了一种所谓的“石刀技术”，他们用压制法从石核上取下长而锋利的薄片即“石刀”，制作各种新型的工具以及“制作工具用的工具”。有些新型工具是由不同的材料组成的，如以兽骨、兽角或燧石为尖端的长矛和装有骨制或木制把柄、石制刃口的刮削器。这时还有了抛射物结构的新发明，如用于捕牛的一端系有重球的绳索、投石器、投矛器和弓箭。这些新发明物刚开始使用时效率比较低，但随着不断改进，终于成为近代火器发明之前最令人生畏的武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中，还有其他一些发明，如用骨头和象牙制的锥子、带眼的骨针、作腰带用的扣件，甚至还有纽扣——所有这些表明，马格德林时期的猿人已穿上了裤子和袖子都合体的缝制皮衣。

虽然旧石器晚期的技术比起早100万年的旧石器初期的技术先进，但就低下的生产率来说，它仍是原始的。食物采集者也没有成立任何正式的配备专职领导人的政治机构。他们组成一个个自治的团体，团体的人数一般是20人至50人。不过，在食物来源丰富的地区，如马格德林时期盛产鲑鱼的美洲西北部、大驯鹿成群的法国南部多尔多涅山谷，也曾出现过人数更多的狩猎团体。根据当时的狩猎团体判断，旧石器时代，团体首领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那时还不存在由制度确立、为大家公认的强制性权力。首领们由于特殊的目的而自然地产生：熟悉宗教仪式的老人被大家推举为司仪，而狩猎本领出众的年轻人则当选为狩猎团体的首领。但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首领都不是运用权力而是通过自身的影响来完成自己的职责，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制度规定有谁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

社会组织必然同政治组织——如果在此阶段这二者能区分开来的话——一样简单。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家庭，由父亲、母亲和他们尚未成年和未完婚的子女组成。一夫多妻通常是被允许的，但实际上这样的家庭极少。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男女之间的关系比此后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平等，其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当时的女性对于团体获得食物的贡献不说大于男性，至少也是同等的。所以，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内，并没有今日通常与“弱者”女性联系在一起的依从和卑下的地位。

通过对现在仍然存在的90个食物采集部落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人类学家们发现，男人负责狩猎动物、提供肉食，而女人则负责采集营地周围所能发现的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植物块根、浆果、坚果、水果、蔬菜、昆虫、蜥蜴、蛇类、啮齿类动物、贝类等。虽然男人弄来的肉类极受欢迎，但事实却是，女人采集来的食品仍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女人采集到的食品经常是男人带回的猎物的两倍。因此，尽管两性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但这些任务却同等重要。作为食物采集者的女性不但生育和抚养了小孩，而且还提供了大部分食品。

确实，男人负责部落的防卫，并掌控着武器，但是他们并不用武器来恐吓或镇压女人。事实上，当欧洲人最初在海外遇到食物采集部落时，他们普遍都对部落中的女性享有比欧洲女性多得多的平等感到好奇和震惊。耶稣会传教士保罗·列·居内（Paul le Jeune）在1633年至1634年的整个冬天，都和居住在加拿大东部拉布拉多半岛的蒙塔格奈-纳斯卡皮印第安人（Montagnais-Naskapi Indian）的一个部落待在一起。“女性在这里享有极大的权力，”列·居内报告说，并力劝该部落的男人们坚持自己的权利，“我告诉他们，男人是一家之主。在法国，女人是不能支配丈夫的。”另一个耶稣会传教士报告说：“从决定计划、决断事情、确定旅程，到储备冬季物资，几乎每件事情都由家庭主妇决定。”颇有意义的是，人类学家埃莉诺·利科克（Eleanor Leacock）于1950年至1951年研究蒙塔格奈-纳斯卡皮印第安人时发现，这些印第安人中间的两性关系依然如故：“美妙的是能看到集体责任感……和安乐自治感，并不曾受累于千百年来由性别和地位所框定的恭顺举止的教化。” ³

在食物采集部落中不但男女平等，而且部落成员之间也都有着很亲密的血族关系。每一个人都要对他人承担责任，从而享有权利和特权。他们在寻找食物、躲避风雨和防御敌人的过程中互相帮助。虽然部落与部落之间也会因个人世仇和争夺狩猎、捕鱼的地盘而发生一些争斗，但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缺乏维持大规模战争所必不可少的人力和物力，所以大规模的战争直到有了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人口相应增多时才成为可能。总之，旧石器时代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从根本上来说，家庭和部落都是相互协作的团体，它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

在考察了世界上不同地域的食物采集者的日常生活之后，人类学家R. B. 李得出如下结论：“一种真正的公社生活时常被当作乌托邦式的理想而不予考虑，时常在理论上得到认可，然而在实践中却实现不了。但是，有关食物采集者的证据却告诉我们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形。这种有物共享的生活方式不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存在，而且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期。” ⁴

人类学家们近来除了关注我们史前祖先的社会制度外，还关注他们的日常食物，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吃的东西似乎对我们今天有借鉴意义。几千年前的人类吃什么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判断：其一是通过研究粪化石，即古人排泄物的化石。粪化石里含有许多东西，如花粉、植物结晶体、羽毛、骨头、毛发以及蛋壳，因此，一个粪化石就提供了几百万年前食物的一个密封记录。另一个办法是观察今天的食物采集者吃什么，无论他们是澳大利亚的土著，还是居住在南非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中的亢人（!Kung）。这类观察已揭示，现代食物采集者的食物供应的充足程度令人惊讶，且有保障，尽管他们生活在别人都不愿意居留的恶劣环境中。食物丰富的一个原因是，食物采集者对他们的家乡有着惊人的了解，他们非常熟悉生活在那里的各种动植物。他们虽然不会阅读和写作，但却能学习和记忆。比如说，亢人的记忆力就非常好，他们能用近500种不同类型的动植物作食物、药品、化妆品、毒药或其他用品。其中单是昆虫，他们就吃甲虫幼虫、毛虫、蜜蜂蛹、白蚁、蚂蚁和蝉。由于我们的习俗，我们认为这些昆虫中的大部分都不能吃，然而它们却都富含营养。比如说，白蚁所含的蛋白质高达45%，比干鱼所含蛋白质的比例还要高。

食物采集者乐意吃的食物数量很大，这就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所需。食物采集者依靠大量不同种类的动植物作为其食物来源，这就使他们比农民过得更为充裕，因为农民只种植少数几种庄稼，所以一旦这些庄稼因为干旱、洪水、霜冻或虫灾而歉收，他们就要面临挨饿的危险。相比之下，食物采集者就不会碰到这种危险；他们一旦发现某种食物供应减少，就会用他们能够发现的数百种食物来弥补缺口。比如说，1964年夏天，研究亢人的人类学家们发现，当时的一场大旱饿坏了附近的班图族农民：他们的庄稼遭灾了，他们的家人都在挨饿。于是班图族的妇女也跟从亢人妇女去找寻植物块根、青菜、浆果、坚果、鸟类、蛋类，等等。而这数百种不同类型的食物则是永远都不会同时匮乏的，所以除了亢人家庭外，班图人家庭也顺利地度过了这场大旱。

亢人和其他食物采集者的食物供应不但是充裕的，而且于健康有益。这些食品都只含有少量的盐分、饱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而富含多价非饱和脂肪、粗纤维成分、维生素和矿物质。食物采集者长年享用这些健康食品，再加上他们作为游牧部落民过着充满运动的生活，所以他们很少患上诸如高血压、肥胖症、静脉曲张、溃疡、大肠炎之类工业社会常见病。另一方面，许多亢人又因缺医少药、得不到疗治而死于意外伤害。因此，科学家们发现，活过60岁的亢人约占其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这与卫生设施一应俱全的工业国家的比例大致相等。

以上关于史前人类的日常食物的结论已得到了得州农工大学人类学家小沃恩·M.勃朗特（Vaughn M.Bryant，Jr.）的试验证明。勃朗特在得克萨斯西南的一处考古现场进行野外挖掘时，按照生活在该区域的史前人类的食谱进食。他是通过研究粪化石了解清楚这一食谱的。由于对这个新食谱感到很满意，他回到营地之后继续依照该食谱进食，并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锻炼——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爬楼梯而不坐电梯，步行而不坐车横穿校园——以便使自己的活力接近史前人类的活力。在改换新的生活方式之后，他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方面，我都感觉好多了。我觉得比以前更有精力了……此后四年中，我再也没有患过大病，也从未缺过一天班……在既没有计算卡路里也没有故意绝食的情况下，我在大约3个月里瘦了30磅……因为这些水果和蔬菜本来就只含有很少的卡路里……想吃零食对我也有帮助。当你整天都在吃零食时，你实际上比每日坐下来大嚼三顿饭要吃得少……仔细想想，这个食谱也不奇怪。我想自然已经设计好了要我们与灵长类动物吃相近的食品。这些猩猩一般吃水果和其他植物、一些肉、一些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和粗纤维食品，以及不多的脂肪。直到几千年以前，每个人可能都像我那样吃东西。 ⁵

现在，将我们对社会制度和习俗的探讨转向一般的信仰。我们发现，原始人对自己和社会基本上不是抱历史的、发展的态度。他们以为，将来会与现在相同，就像现在和过去一样。因而，在他们的头脑里没有变化的观念，也不存在任何批评或干预现有制度和习俗的想法。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包括他们自己、他们的文化和住处，都是早先创造出来的，而且肯定将一成不变地延续到将来。各狩猎民族的创世神话，包括神话中半神式的英雄，都惊人地相似——这些英雄创造自然环境、安排供狩猎的动物、繁殖人类，并教给人类各种技艺和风俗习惯。

下面安达曼群岛岛民们的创世神话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人是贾特波。他就像蛋壳里的鸟，出生在一根大竹子的节头里。大竹子破裂，他出来了。他还是一个小孩。天下雨时，他替自己盖了一间小茅屋，住在里面。他制造了几把小弓和一些箭。有一天他找到一块石英，用它在自己皮肤上划了几道花纹。贾特波一个人生活，很孤独。他从白蚁的窝里取出一些黏土，捏了一个妇女模样的模型。那模型活过来了，做了贾特波的妻子，取名科特。他们一起住在蒂尤特巴尔尤。后来，贾特波又用黏土捏了一些人，这些人就是人类的祖先。贾特波教他们造独木舟、制造弓箭和狩猎捕鱼，而他的妻子则教妇女们编织篮子、围网、席子、带子和用黏土制作各种式样的用具。 ⁶

原始人对于自然界的情况知道得很多。他们不能不关心周围的一切，否则就无法生存。他们的知识代代以口相传，所以其中的大部分知识只是现在才得到承认和利用。对印度楝树——一种速生常青植物的全方位利用就是一个例子。几百万年以来，印度楝树在古代文献和村落文化中始终占有显著地位。它的树皮、树叶、花朵、种子和果实，被用来治疗从糖尿病、各种溃疡到便秘的种种疾病；它的树枝被制成有杀菌作用的牙膏；它的油汁现在被用来制作牙膏和肥皂；它的萃取物则是一种很好的杀虫剂，对于杀死包括蝗虫、幼蚊和棉铃虫在内的两百多种昆虫具有特效。

尽管早期人类对于自然有着大量的第一手知识，但是，他们对自然界的情况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遇到洪水、干旱或是在捕捉不到很多的陆地动物和鱼时，他们往往不能从自然界本身给予说明。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怎样用自然主义的手段来对付大自然，结果只好求助于超自然的存在物。他们施展巫术，花费大量时间试图祈求或哄骗大自然提供更丰富的物产。原始人相信：通过把每一种有用的动物或植物作为本团体的图腾，通过树立种种偶像、象征和跳起模仿性的舞蹈，可使各种动物大量繁衍、食物来源丰盛；只要严格遵守有关图腾的种种规定，他们的团体就能壮大，食物的来源就能确保。

最初似乎所有的团体成员都参加宗教仪式，但是，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尚未完全脱离生产活动的巫医或巫师。原始人认为，在他们生活的天地里，食物最重要；食物的来源能否充裕，他们能否无病无灾，交上好运，全受某些神力的支配；而巫医或巫师则与这些神力有着特殊的联系。巫医、巫师们日甚一日地从专门的生产食物和制作工具的活动中脱离出来，他们的职责是施弄巫术，为大家祈福。今天，在食物采集文化幸存的地方，在南非的游牧民族布希曼人中，在因纽特人和澳大利亚土人中，仍可见到巫师。法国三友洞里的“巫师”岩画，是描绘巫师的最早的画。这幅画现被称为旧石器时代“可怕的杰作”。画上画的是一个男子，身披鹿皮，头顶一对牡鹿的角，脸像猫头鹰，长着两只狼耳朵，上肢似熊臂，还拖着一条马尾巴。这幅画的附近还有一些别的画；这些画表明，这个山洞是当时的一位巫师召集氏族成员、主持宗教仪式的地方，他在这里祈求动物的神灵保佑他们狩猎时能满载而归，并鼓励他的听众们去勇敢地面对种种危险。

不过，在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像后来的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集团，那时还供养不起。也就是说，那时还不可能产生有很大的社会凝聚力的神学。人们着重于个人的幻想，对上帝和神灵的概念很模糊。宗教还没有被当作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人们的利益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品行。人们乞求超自然力量，或者与超自然力量谈条件；这一点，从一位因纽特人对北极探险家努特·拉斯穆森说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

我们相信我们的巫医、我们的魔法师。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些，是因为我们不愿受到饥荒和饿死的威胁。我们相信他们，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安全、食物有保障。如果我们不相信魔法师，我们要狩猎的动物就会全无踪影。如果我们不听从他们的劝告，我们就会生病、死亡。 ⁷

对令人费解的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和对人类能够控制它们的祈盼，不仅在宗教中，而且在艺术中也得到了反映。旧石器时代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是非凡的洞穴壁画；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壁画分布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西北部。洞穴壁画通常以大猎物如野牛、熊、马、毛茸茸的犀牛、猛犸和野猪等为题材。画面丰富多彩，形象栩栩如生、充满活力。尽管从画中可以看出绘画者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但洞穴壁画的创作显然是为了某种实际的用途。原始人一般居住在山洞的前端，洞口附近，但这些画却都绘制在山洞深处，最黑暗、最危险的地方。而且这些画往往相互重叠，显然画家们在绘制它们时，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作品保存下来。由此看来，旧石器时代的画家们跑到山洞深处，把他们狩猎的动物尽可能逼真地绘制出来，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他们由此可以获得控制猎物的某种魔力。

总之，近来科学家们在各个领域的发现已足以使我们承认并赞赏我们史前祖先所创造出来的成就——这些成就构成了整个人类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成分。我们总以为今天我们在技术领域做得特别成功，但即便在这一领域，食物采集者也获得了大量知识，对我们来说至今仍是基本知识。他们对住地环境了如指掌，所以他们能够利用动植物中的有益品种，而避开那些无用或有害的品种。他们发明了许多种工具，包括刀具、斧头、刨子、锤子、锥子和针。同样，他们还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武器，如矛、投枪、棍棒、盾牌、盔甲、吹箭筒以及弓箭。他们的许多发明创造，诸如不下沉的独木舟、雪做的房子、带梁和桁的独木舟以及下毒技巧，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和技术。食物采集者们使用种类繁多的毒药来毒杀猎物和敌人，比如说，南美的印第安人就懂得从树薯粉中分离出氢氰酸，将树薯粉留作主食，氢氰酸则被用来制作毒药。其他常见的毒药还有箭毒、蛇毒、毒芹和硷毒等。在储存食物和做菜方面，我们的早期祖先实际上也已用上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许多技术。他们拥有泥质灶，使用石板烧烤技术，在北极圈内冷冻食物，通过风干来保存食物，并用牛油或兽脂来密封食物。除了诸如塑料容器、煤气和电力之类的现代发明物外，旧石器时代的厨师对现代的厨房和烹饪技术一定会感到非常适应。

在对付疾病方面，史前诸民族绝不是完全依赖于巫术。他们懂得利用夹板来进行断肢再续，懂得使用止血带，懂得敷用药膏和绑系绷带，懂得将放血作为一种疗法，还懂得灌肠疗法——南美的印第安人甚至使用橡胶注射器来进行灌肠。这些尚未使用文字的民族也懂得天体方面的知识，他们能分辨出不同的星座并给它们命名。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史前时期，波利尼西亚人就掌握了航海技术，他们那时就已经在夏威夷到塔希提之间长达2350英里的航线上作定期航行。在纵览了生命在所有进化阶段所取得的成就之后，人类学家列斯利·A.怀特（Leslie A.White）下结论说：“由尚未使用文字的诸原始民族发展起来的累积的知识、技能、工具、机械和技术，为文明和所有高等文化奠定了基础……看到诸原始民族在技术水平上在许多方面和当今是如此接近，真令人感到惊奇。” ⁸

与旧石器时代的技术一样重要且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旧石器时代的社会。在我们史前祖先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方面都极为有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确定或预测自己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直到现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仍是这样度过的：他拿起一块碎玻璃，熟练地把它制成一枚箭头或矛尖，装在投矛器或已上弦的弓上，然后动身去射杀猎物。回来后，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晚饭。晚饭后开始讲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诉很少离家外出的人，在故事声中结束一天。

通过这种方式，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且，其完全的程度是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人所未曾接近过的。

但是，使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抱成一团的亲属关系的结合力既予人慰藉，又给人一种压抑感。个人完全俯首听命于团体或部落。团体或部落被看作一支由死者、生者和未降世者所组成的无始无终的队伍，受到神灵世界所有看不见的神力的福佑。个人完全隶属于这支富有生命力的队伍。无疑，绝大部分人都没有一种被拴住了的感觉，而是将自己视为这一队伍的参加者。不过，事实仍然是，置身于这一队伍虽有一种安全感，但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停滞。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的确能满足人们心灵上的需求，可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有时违背传统还会导致死亡——比如在澳大利亚的阿鲁恩塔，年长者可以和部落的敌人商定，去杀死那些不按部落传统生活的人。正是这种看来荒谬且带有强制性的传统，构成了旧石器时代社会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在旧石器时代，不但不遵守部落传统的人会被杀掉，而且在食物短缺时，婴儿和身体虚弱的人也会被杀掉。食物采集者被迫不断迁移，因为其住地附近的食物来源迟早都会被耗尽。这种不可避免的迁移迫使他们狠心地削减自己的物质财产，也迫使他们在某些时候狠心地削减其团体的成员，如婴儿、老人和身体虚弱的人。显然，对食物采集者来说，一个母亲在一段时期中只能抚养一个小孩，因而在前一个小孩断奶之前出生的其他小孩不得不被杀掉；同样，多胞胎中也只能留下一个。只有少数食物采集者能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养活自己。因而，当农业革命席卷而来时，他们很轻易地就被食物生产者即农民们推到了一边，因为农业革命使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养活更多的农民成为可能，从而使农民们不可阻挡地拓展到人烟稀少的狩猎区。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农业革命一旦开始进行，食物采集团体便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只有为数极少的食物采集团体能残存在出于某种原因而无法开展农业活动的偏远地区。

我们将看到，农业革命还引发了城市化、阶级分化和社会分裂的连锁反应，损害了原始社会令人神往的平等，但这一来它也打破了部落传统主义的限制性束缚，从而，不论好坏，使人性在由狩猎区发展为大都会、由利用人类体力发展为利用原子能的重大过程中得到解放。不过，在研究农业革命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考察一下至今仍在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旧石器时代诸民族的全球性拓展及其后果。

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我们可以假设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公元15、16世纪欧洲人在新大陆发现的食物采集者的生活方式基本相似。当时的探险家以及追随他们之后的移民和传教士们所留下的记述，对我们粗略地了解人类过去的生活是颇有价值的。以下报告为耶稣会传教士雅可布·比格特（Jacob Baegert）所作。他于1750年至1767年间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中间。*他对“加利福尼亚人”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旧石器时代祖先的一幅生活图景，也构成了对有关“人类本性”的普遍假设的挑战。

*Smithsonian Institution，Annual Report for 1863（Washington，D. C.，1864）， pp. 352—369.

尽管食物粗劣、生活艰辛，加利福尼亚人却很少生病。他们通常很强壮，能吃苦耐劳，而且比起数以千计的衣食富足、每日享用巴黎厨师烹饪出来的美味佳肴的人要远为健康……

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加利福尼亚人也从欧洲人那里感染了天花，而且这种疾病在他们中间呈现的传染性最强。1763年一个出天花刚愈的西班牙人送给一个加利福尼亚人一块布料，随之也把天花传给了这个加利福尼亚人群体。短短3个月内，便有100人患此病死去……

也许有人会根据我对这些加利福尼亚人所作的介绍，推断他们是亚当的最不幸、最可怜的孩子。但是这种推断完全错了，我可以向读者保证……比起欧洲的文明居民，无疑他们过着更为快乐的生活……一年四季，没有什么事情使加利福尼亚人感到麻烦或苦恼，也没什么东西使他觉得生活艰难或活着没意思……嫉妒、猜疑和诽谤不会扰乱他的生活，他也用不着担心会失去他所拥有的东西，当然也不必想着如何增加自己拥有的物质财富……加利福尼亚人不知道“我的”和“你的”这两个词的意思。按圣格列高利（St. Gregory）的说法，这两个词使我们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无法解释的罪恶。

虽然这些加利福尼亚人看上去似乎一无所有，但实际上却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因为他们从不在自己贫穷的、条件极差的家乡的物产之外垂涎什么，他们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难怪他们总是脾气极好，总是沉浸在欢乐和笑声中，显现出他们对生活的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正是幸福的真正源头。 95s0DkV91pYTRPI8M/Hy2iem15u8XA2yvIIuOTDXBYmaWIwo6IHKRlKL3Q94Qe3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