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食物采集者

人类学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人类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千姿百态。

——克莱德·克拉克洪

对过去的研究和重构，乃是现代人才有的一项突出成就。古人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在讲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时，最客观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开宗明义地表示，在他那个时代之前，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修昔底德不了解既往的历史，所以无法认识到雅典无与伦比的光荣和贡献。反之，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历史意识。今天的我们要比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和古代中国人更了解他们的早期历史。不仅如此，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和生物学等不同领域的科学发现，让我们对早期人类祖先的了解日益深入。最近，空间技术也派上了用场，借助测量地面温度细微变化的传感器，可以从卫星、航天飞机和飞机上探测地表和地底状况。沙漠、耕地、植被和不同种类的岩石有着不同的温度和放热量，所以，传感器能够分辨出松散地面是史前时代的农田，古代的商路，还是古建筑遗迹。如今，雷达成像技术广泛应用于勘察横贯中亚的古代洲际丝绸之路，危地马拉丛林中的玛雅人堤道，哥斯达黎加阿雷纳尔湖畔的小路。

谈到用科技手段找回人类过去的失落篇章，不久前的一个令人啧啧称奇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佐证，那就是找到了一段久已湮没的中国长城。几个世纪之前，大段的长城就被茫茫风沙所掩没。1994年4月，“奋进”号航天飞机利用雷达成像技术发现了一段长城。雷达图像显示，在中国首都北京以西688千米的偏僻地区，有一段绵延75千米的长城。数百年来，北京周边的长城得到很好的维护，在当代还屡屡出现在人们的镜头里，例如，尼克松总统和毛主席都曾登上过长城。不过，偏远地区的长城年久失修，而且这些长城不是用砖石砌成，基本上是用泥土和树枝建造，时间一长，便逐渐损毁，终至湮没，直到奇异的现代科技让它们重见天日。

科学研究和探索拓展了我们的知识，让我们得以探寻文明诞生之前、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直到大约5000年前，人类才学会使用文字，而原始人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400多万年前。接下来，我们将考察千百万年前漫长的史前时代，也就是人类形成的时期。早期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生活在任何能够找到食物的地方，他们靠采集食物为生，而不是像他们的农耕后代那样生产食物。

一、从猿到人

我们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太阳只不过是银河系上百亿颗恒星中的一颗，银河系又只是宇宙中数百万个星系中的一个。在回溯人类历程和人类关注时，不要忘了我们身处的是一个多么浩瀚无垠的宇宙。打个生动的比方，我们的行星地球犹如大洋里的一滴水，宇宙中的一粒尘埃。

地球诞生于大约50亿年前。大约40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单细胞生物，这是最早的生命形态。传统上认为，这种原始生命体与非生命体有着质的区别，但如今科学家们已不赞同所谓的有机体与无机体的二分法。相反，他们认为，生命物质是从非生命物质自然进化而来。科学家们根据不同的物质结构，将所有物质加以分门别类。在这个分类体系的某一个环节，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具体来说，电子、质子和中子聚合成原子，原子构成分子。分子以不同的排列组合构成有机聚合体，其中之一就是生命物质。

有机物由低级到高级逐级进化：原始微生物进化到海藻等原始植物，再进化到水母和蠕虫等无脊椎动物，最终进化到脊椎动物。大约3亿年前，脊椎动物及其旁系的某些无脊椎动物以及植物开始适应陆地生活。最早适应陆地生活的是两栖动物，随后是史前时期为数众多的爬行动物，接着是鸟类，最后是哺乳动物。在过去的6000万年里，哺乳动物一直是地球上占主导地位的生命形态。

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人类是动物界的一员，确切地说，人类属于灵长类动物，这类动物还有树鼩、狐猴、眼镜猴、猴和猿。相关领域的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解剖学家发现，人类和其他高等动物有着基本相似的骨骼、肌肉和器官构造。胚胎学家注意到，人类胚胎在各个生长阶段表现出某些低等生物的特征，例如，一个月大的胎儿有鳃弓，两个月时胎儿出现发育不全的尾巴。人类学家指出，人类化石证实了从类人猿持续进化到智人的发展脉络。其他科学家也找到了许多类似证据，足以证明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关联，例如，猿和人不仅血液的化学成分极其相近，还有着相同的寄生虫以及十分相似的习得方式。

在更新世，人类出现了人种分化，其间经历了6～7次大冰期和5～6次间冰期由于环境剧烈变化，所有动物必须不断适应新环境。至于能否适应环境，关键不在于体力和耐寒能力，而在于智力能否不断发育，能否运用智力来更好地适应环境。人类之所以能在地球上独占鳌头，诀窍就在于此。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人类是多面手。人类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反之，长臂猿灵活的双臂只能适应森林生活，北极熊厚厚的白色皮毛只能适应北极环境。更确切地说，人类适应环境靠的是大脑，而不是身体。

人类的诞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有一连串的远古祖先，有些类人猿已能使用简单的石器和武器。最早的类人猿是南方古猿，一般认为，它们最早出现在距今400多万年前的非洲东部和南部的热带草原。这种类人猿的骨盆和股骨非常接近于现代人，但脑容量只及人类的三分之一，与现代猿类的脑容量差不多大。换言之，这种直立行走而不是四肢爬行的类人猿长着猿的大脑。

对于这个进化阶段的类人猿来说，非洲热带草原可谓是理想的生存环境。那里气候温暖，即便赤身露体也能生存；与茂密的森林和不毛的沙漠不同，辽阔草原有丰富的水源和动物性食物。因此，尽管只有很简陋的工具，南方古猿依然能获取充足的食物，包括禽蛋、螃蟹、乌龟、鸟类、啮齿动物以及小羚羊。小羚羊容易捕捉，因为它们一受到惊吓，便伏在草丛中不敢动弹。

南方古猿在非洲平原上游荡了200多万年，在此期间，先后有数种类人猿出现、兴盛和消失。人类学家们在相关细节问题上众说纷纭，因为新发现层出不穷，理论不得不相应修正。例如，爪哇最近出土的人类化石，就让传统的人类“非洲起源说”受到质疑。这一理论认为，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随后扩散到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爪哇人化石的年代惊人地古老，为人类多地起源说提供了有力证据，这一派学者认为，早期人类是在世界许多地方独自起源和进化的。 毫无疑问，将来会有更多化石出土，进而提出更多关于人类起源的新理论。

尽管无法确定准确的时间和地点，距今4万年前，地球上最终出现了人类或者说智人（具备思维能力的人），虽然最近的考古发掘表明，人类诞生的时间要早得多。从最宏观的视角来看，人类的诞生是地球发展进程中的第二次大转折。第一次转折是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此后所有生物形态的进化都是以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方式适应环境。换言之，所有生物都是通过改变自身基因来适应环境变化，尤其是在气候剧变的更新世。但是，人类诞生之后，进化路径发生反转。进化不再是改变基因来适应环境，相反，人类通过改造环境来适应自身基因。如今，随着人类关于基因结构和功能的知识日益丰富，即将迎来第三次划时代转折，人类很快就能够既改造环境，也改变自身基因。

人类，也只有人类，能够为自己量身打造环境，从而创造出所谓的文化。这是因为只有人类能够脱离有形实体，对物体和概念进行想象并加以符号化。只有人才会笑，也只有人才知道自己终有一死。只有人才想探索宇宙及其起源，探明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探究是否有来世。

正是凭借这些突破性的独特能力，人类无须基因突变，也能很好地应对环境。人类文化成为一种全新的非生物性适应方式，犹如北极的毛皮、沙漠里的水和大海中的鳍。具体而言，文化涵盖工具、服装、饰物、制度、语言、艺术、宗教和习俗。由于掌握了这些东西，人类不仅能适应自然环境，还能适应自己的同胞。实际上，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人类故事，就是人类自旧石器时代直到今天连绵不绝地创造出来的文化的故事。

人类逆转了过去的普遍模式，凭借聪慧的大脑改造自身环境，以适应自身基因，从而将这个星球上所有其他物种远远甩在了身后。这就是为什么非洲热带草原上的人类始祖起于微末之间，而今竟成为地球的统治物种。但是，这也引发了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今天的人类似乎无法驾驭自己打造出来的环境？为什么人类营造的环境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

答案在于基因进化与文化进化的根本差异。基因进化是以基因突变的方式来实现进化，如果物种的一个基因突变适应了自然选择的要求，它就会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短暂时期（几千年）里成为显性基因。南方古猿等一系列类人猿就是沿着这条进化路径进化到智人。

另一条进化路径是文化进化，通过发明新工具、引入新观念、建立新制度，人类能够、也确实在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整个社会。只要看一看蒸汽机是如何在19世纪改变了世界，内燃机又是如何在20世纪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再看一看原子能和计算机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今天的环境，就不难理解爱因斯坦为何会发出这样的警告：人类如果不能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将面临“空前的大灾难”。

关键问题似乎在于，社会变革滞后于使其成为必需的技术革新。究其原因，技术革新能够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所以备受欢迎，很快推广开来，而社会变革通常会遭到抵制，因为它要求人们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这意味着被迫和不适。这就解释了当今时代的一个悖论：人类知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能力按照自身意愿改造环境，却未能使自身环境变得更宜居。简而言之，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摆正日益增长的知识与驾驭这些知识的智慧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看到，协调知识与智慧的步调，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的问题，正如爱因斯坦告诫我们的那样，人类物种的未来取决于能否让知识与智慧齐头并进。

这个问题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时至今日，由于人类的智慧无法跟上知识加速增长的步伐，这个问题不仅日益凸显，而且更具紧迫性。

二、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智人凭借聪明才智，发明了所谓的“石叶技术”。他们从砾石上打下长而锋利的石片（“石叶”），用来制作新的工具以及“制作工具的工具”。有些新工具用不同的材料组合而成，如装有兽骨、鹿角或燧石把柄的矛，装有骨制或木制把手的燧石石叶。另一项新发明是抛射装置，如投石索、投石器、投矛器和弓箭。最初的弓箭十分简陋，经过不断改进，最终成为现代火器发明之前最强大的武器。旧石器时代晚期还有其他发明，如骨头和象牙制成的骨锥、带针孔的骨针、带扣，甚至还有纽扣，这些物品表明，马格达林文化的狩猎者已经会缝制有合体的袖子和裤腿的皮衣。

虽然与早1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相比，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要先进得多，但仍属于原始技术，生产力十分低下。食物采集者也没有任何正式的政治结构和专职的政治首领。他们组成一个个自治的群体，人数通常在20～50人不等。原始群的规模也可能更大，在食物丰盈地区，如盛产鲑鱼的美洲西北部、马格达林文化时期有成群大驯鹿的法国南部多尔多涅山谷，就出现过规模更大的原始群。根据当时的狩猎社会判断，在旧石器时代，社会权威尚未确立，也没有形成既定的和控制他人的权力。首领都是出于特定目的自然产生的：通晓各种仪式的年长者被推举为司仪，捕猎本领出众的年轻人则成为狩猎群首领。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首领都只有影响力而不具备权威性，因为当时尚未形成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他人的制度。

社会组织必然也像政治组织一样简单，如果说这一时期已经能够将两者区分开来的话。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家庭，由父亲、母亲以及未成年和未婚子女组成。男人通常可以有多个妻子，但实际上一夫多妻家庭很罕见。在旧石器时代，两性关系比此后任何时期都更为平等，这似乎主要是因为妇女在获取食物上的作用不说大于男人，至少也是同等重要。因此，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妇女并不像如今这样通常被视为“弱者”，处于依附和从属的地位。

人类学家研究了至今尚存的90个食物采集群体，他们发现，这些群体中男人负责捕猎动物、提供肉食，妇女则负责采集营地周围一切可食用的东西：根茎、浆果、坚果、果实、蔬菜、昆虫、蜥蜴、蛇类、啮齿动物、贝类等。虽然男人带回的肉食很受欢迎，但食物主要来源于妇女采集。妇女采集来的食物通常要比男人带回的猎物多一倍。由此可见，男人和妇女各司其职，但对于获取食物来说，双方是同等重要的。妇女不但生育和抚养幼儿，还提供了大部分食物。

男人掌握武器，负责保护原始群，他们不会用武器来威胁或制服女人。事实上，当欧洲人在海外第一次接触到食物采集部族时，无不对这些部族的妇女比欧洲妇女享有更多的平等感到意外和震惊。1633年到1634年冬，在加拿大东部拉布拉多半岛，耶稣会传教士保罗·勒琼与蒙塔格尼-纳斯卡皮印第安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这里的女人地位很高，”勒琼极力游说印第安男人拿出权威来，“我告诉他，男人才是一家之主。在法国，女人是不能管丈夫的。”另一个耶稣会神父报告说：“不论是拿主意、分配任务、选择路线，还是越冬准备，几乎每件事情都是女人说了算。”值得一提的是，1950—1951年，人类学家埃莉诺·利科克在考察蒙塔格尼-纳斯卡皮印第安人时发现，这些印第安人的两性关系一如往昔：“很高兴看到，几个世纪以来，对性别和地位的尊卑调教并未损害亲属关系中的集体责任感……和安然的自主意识。”

食物采集者不但男女平等，还有着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每一个部落成员都要对其他人负责，也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和特权。他们共同寻觅食物，躲避风雨，抵御敌人。不同族群也会因为个人恩怨和争夺狩猎捕鱼的地盘发生争斗。但旧石器时代的社会不具备大规模战争所需的人力和物力，直到农业兴起，生产力大幅提高，人口增长之后，战争才成为可能。总之，旧石器时代社会组织的本质是相互合作。家庭和原始群主要是互助群体，共同与大自然进行艰苦的斗争，以求得生存。

人类学家R. B．李通过考察世界各地食物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真正的共同生活往往被斥之为乌托邦式的理想，理论上成立，现实中行不通。但是，来自觅食种族的证据向我们揭示了截然相反的情况。这种共享生活方式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真实存在于世界上许多地方。”

近年来，人类学家在关注史前人类祖先的社会制度之余，还想查明他们的日常饮食，尤其是因为这样的研究能为今天的生活提供借鉴。要查明千百年前原始人的食谱，可以通过两条途径。一是检验粪化石。从人类排泄物化石里找到了许多东西，有花粉、植物晶体、羽毛、骨头、毛发和蛋壳，因此，一枚粪化石就像一份密封起来的记录，告诉我们几百万年前都有些什么东西通过了原始人的消化道。二是看一看今天的食物采集者都吃些什么，比如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和南非卡拉哈里沙漠的昆人。相关研究表明，当今的食物采集者有十分丰富和可靠的食物来源，即使他们生活在外人不愿涉足的不毛之地。这些食物采集者有异常丰富的本土知识，对当地所有动植物的习性了然于胸。他们虽然不会读和写，却懂得学习和记忆。例如，昆人有超强的记忆力，他们能够利用将近500种动植物，分别用作食物、药物、化妆品、毒药或其他用途。仅以昆虫为例，他们常吃的昆虫有蛴螬、毛虫、蜂蛹、白蚁、蚂蚁和蝉。按照我们的习俗，这些昆虫大多不能当作食物，但其实它们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例如，白蚁的蛋白质含量高达45%，比鱼干的蛋白质含量还要高。

食物采集者吃的东西五花八门，从而有一定的生活保障。食物采集者把大量动植物当成食物来源，而农民只种植寥寥数种农作物，至少从这一点来说，食物采集者要好过农民。每当干旱、洪水、霜冻、虫灾造成粮食歉收，农民就要饿肚子。食物采集者就不会有挨饿之虞，如果某些动植物食物紧缺，他们能用其他上百种动植物来弥补。例如，1964年夏，人类学家在研究昆人时发现，邻近的班图族农民遭遇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家人忍饥挨饿。于是，班图族妇女每天跟着昆人妇女外出寻觅根茎、青菜、浆果、坚果、鸟类和禽蛋。上百种不同类型的食材不会同时短缺，班图人和昆人一道顺利度过了旱灾。

昆人和其他食物采集者的食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有益健康。这些食物低盐、低饱和脂肪酸、低碳水，富含多种不饱和脂肪酸、粗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这样的日常饮食，再加上忙碌的游牧生活方式，使得食物采集者很少患上高血压、肥胖症、静脉曲张、溃疡、结肠炎等工业社会的常见病。另一方面，由于缺医少药，昆人一旦意外受伤，往往因为得不到救治而死。科学家们发现，大约有十分之一的昆人能活过60岁，这一比例与医生和医院一应俱全的工业国家大体相当。

得州农工大学人类学家小沃恩·M．布莱恩特亲身验证了上述关于史前人类日常饮食的结论。布莱恩特在得克萨斯西南进行考古发掘时，通过检验粪化石，查明了这一地区史前人类所吃的食物。他尝试着吃这些东西，一试之下，效果很好，于是返回校园之后继续进行实验。为了模拟史前人类的艰苦生活，他特意在日常生活中加大运动量。他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爬楼梯而不坐电梯，步行而不是开车。他讲述了采取新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变化：

我感觉自己身心状态俱佳。我比以前更精力充沛……四年多来，我没得过大病。我从未缺过勤……大约三个月内我瘦了30磅，但我既没有计算卡路里，也没有节食……水果和蔬菜热量很低……我认为少食多餐也有好处。如果你每天随时进食，要比坐下来狼吞虎咽地吃三餐饭吃得少……仔细想想，这种日常饮食一点也不怪异。我想，大自然为我们设计好的食谱，基本上就是那些灵长类类人猿常吃的东西：水果和其他植物性食物、少许肉类、大量复合碳水化合物和粗纤维，还有少许脂肪。几千年以前，大概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吃东西。

关于原始人类社会制度和习俗的探讨暂告一段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原始人的一般信仰。我们发现，原始人基本上是以一种非历史和非进化的态度来看待自身和社会。在他们的观念中，未来和现在如出一辙，正如现在和过去毫无二致。换言之，他们没有变化的概念，也就没有任何批评或干涉现行制度和习俗的意愿。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天地万物，包括人、文化和栖息地，都诞生于创世之初，而且注定将一成不变地延续到未来。不同狩猎种族的创世神话大同小异，都讲述了所崇拜的偶像开天辟地，让大地充满生机，让人类代代繁衍，并将技艺和习俗传授给人类。

安达曼岛人的创世神话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人叫朱特普。他从一根大毛竹的竹节里出生，就像鸟从蛋里孵出来一样。大毛竹裂开，他就生出来了。他是个小孩子。天下雨了，他就给自己盖了一间小棚屋住了进去。他做了小弓小箭。有一天，他发现了一堆石英，就用石英在自己身上划道道。朱特普一个人过，感到很孤单。他从白蚁巢上取了一些黏土（kot），造成一个女人的样子。她变成活人，成为他的妻子，名叫科特（Kot）。他们俩一起住在梯劳特布利优。后来，朱特普又用黏土造出了其他人，这些人就是我们的祖先。朱特普教他们如何制作独木舟和弓箭，如何打猎和捕鱼。他的妻子则教女人们如何编织篮子、渔网、席子和腰带，如何用黏土在身上画图案。

原始人掌握了丰富的大自然知识。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必备技能。他们的知识口耳相传，一代代流传下来，其中大多数直到现在才得到认可和利用。不妨来看看印度楝树的例子。千百年来，在村落文化和古代文献中，这种速生常绿植物一直有着广泛的用途。如今，楝树的皮、叶、花、种子和果实可以治疗糖尿病、溃疡、便秘等多种疾病；楝树嫩枝可制成有杀菌作用的牙刷；楝树油可用来生产牙膏和肥皂；楝树萃取物则是一种强效杀虫剂，能有效杀死蝗虫、孑孓和棉花象鼻虫等200多种昆虫。

早期人类亲身接触大自然，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知识，不过，他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们不能揭示洪水和干旱的自然成因，遇到渔猎收获不足时，也不知道究竟原因何在。他们不懂如何用自然的方式来应对大自然，因而不得不求助于超自然力量。他们施行巫术，千方百计地祈求或哄骗大自然赐予丰饶的物产。原始人认为，把有用的动植物当成群体的图腾，通过图像、符号和模仿性舞蹈，就能带来动物兴旺、食物丰饶；只有恪守图腾的种种禁忌，群体的繁衍和食物供应才能有保障。

一开始，原始人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参与祭祀仪式，到旧石器时代末期，似乎已经出现了兼职的巫医或萨满。这些人被认为能与主宰着宇宙或环境的自然力沟通，最重要的是，他们能祈求神力带来食物和子息，健康和好运。他们逐渐脱离了食物采集和工具制作的劳作，转而用法术为共同利益祈福。不论是布须曼人、爱斯基摩人，还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在至今尚存的所有食物采集文化中，几乎都可以看到萨满的踪迹。迄今发现的最早描绘萨满形象的绘画作品，是法国境内三兄弟洞窟里的“巫师”岩画。这幅旧石器时代的岩画被誉为“了不起的杰作”，画中一个男人身披鹿皮，头顶鹿角，有着猫头鹰的脸、狼的耳朵、熊的臂膀和马的尾巴。这幅画以及附近的其他画作表明，这个洞穴是个聚会场所，巫师在这里召唤动物精灵，保佑狩猎者满载而归，激励狩猎者勇敢面对危险。

不过，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技术水平还不足以支撑僧侣统治集团的形成，因而不可能发展出完备的神学。神仙和鬼怪的观念尚处于朦胧阶段，更多属于个人幻想。宗教还没有发展成社会控制的工具。个人道德并不意味着能带来好处。人们祈求超自然力量，或是与超自然力量达成交易，来看看一个爱斯基摩人对北极探险家克努兹·拉斯穆森所说的一番话：

我们信巫医，信巫师。我们要想活得长，不想落到吃不上饭的地步，就只能信他们。只有听他们的话，才能保住性命，才能吃上饭。不听巫师的话，就根本打不到猎物。不听他们的劝告，我们就会生病和死掉。

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对于驾驭超自然力量的渴望，不仅体现在宗教上，也反映在艺术上。洞穴壁画是旧石器时代艺术最杰出的代表，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西北部发现的洞穴壁画尤其出色。洞穴壁画的题材通常是大型猎物，如野牛、熊、马、披毛犀、猛犸、野猪。最好的壁画色彩斑斓，栩栩如生，充满活力。尽管这些洞穴画展现出非凡的艺术品质，但原始人绘制这些画显然是出于功利目的。原始人通常住在洞口附近，这些画却画在最黑暗、最危险的山洞深处，而且往往重叠在一起，原始艺术家们没有想过要保存自己的作品。由此看来，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进入洞穴深处，尽量逼真地画出狩猎的动物，是因为他们深信这样做可以获得控制猎物的魔力。

总之，近年来，科学家们在各个领域的发现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史前人类祖先令人赞叹的成就，这些成就构成了整个人类遗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即便是现代人自认为无往不利的技术领域，狩猎采集者所掌握的丰富知识也没有过时。他们对栖息地了如指掌，懂得如何利用有益的动植物，剔除无用乃至有害的品种。他们发明了许多工具，如刀、斧、刮刀、锤子、锥子、针。他们还制造出各种武器，如矛、鱼叉、棍棒、盾牌、盔甲、吹箭筒以及弓箭。有些发明需要很高的知识和技巧，比如皮艇、雪屋、边架艇，以及五花八门的毒药，例如，南美洲印第安人懂得如何从树薯这一日常食物中提炼剧毒的氢氰酸，还有其他用来对付猎物和敌人的毒药，如箭毒、蛇毒、毒芹和生物碱。在储存和烹制食物方面，人类先民已经掌握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所有技术。他们会制作泥灶，使用沸腾石，在北极地区冷冻食物，用风干方法保存食物，还会用动物脂油来密封食物。除了塑料容器、煤气和电力之类的现代发明，旧石器时代的厨师能够轻松地适应现代的厨房和烹饪。

史前人类也绝非只靠巫术来治病。他们知道用夹板来固定骨折处，有止血带、药膏和绷带，会做蒸汽浴和按摩，用放血来治病，还会灌肠疗法（南美洲印第安人甚至会用橡胶针筒来灌肠）。他们虽然还没有文字，但已经掌握了一些天体知识，能够分辨不同星座并命名。最后，史前时代的波利尼西亚人掌握了航海技术，能够在相距3782千米的夏威夷和塔希提之间往返航行。人类学家莱斯利·A．怀特评估了人类各个发展阶段的成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尚无文字的原始人类发展出来的知识、技能、工具、机械和技术，奠定了人类文明和所有高级文化的基础……原始人类在许多方面与当今时代的技术水平不相上下，令人赞叹。”

旧石器时代的社会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心驰神往。我们史前祖先的日常生活有很多令人向往的地方。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血缘纽带贯穿和维系了整个社会关系。旧石器时代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有明确和公认的义务和回报。虽然前途未卜、命运难料，原始人并未闷闷不乐、心存芥蒂，而是融洽无间、安危与共。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他捡到一块碎玻璃，熟练地做成一枚箭头或矛尖，然后带上投矛器或弓箭出去捕猎。狩猎归来后，先举行适当的仪式，然后做晚饭，饭后讲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诉留在家里的人，结束充实的一天。旧石器时代的狩猎者就这样成为一个“完人”，农业革命以来的人类难以望其项背。

不过，在旧石器时代，血缘纽带将社会结成一个整体，这既让人舒心，也意味着束缚。个人完全从属于游牧群或部落，成为由死者、生者和后代所组成的永恒队伍中的一员，而神灵世界的各种无形力量始终伴随左右。个人完全受制于这一生命历程。当然，绝大多数人会把自己看成是参与者，而不是笼中之鸟。但这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虽然能带来安全感，却始终停滞不前。这种生活在带来满足感的同时，也是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偶尔有人背离传统，便会招致杀身之祸，例如，在澳大利亚的阿伦塔人部落，部落长者会安排敌对部落杀掉本部落中触犯部落传统的人。这种压制性的僵化传统构成了旧石器时代社会不容忽视的另一面。

在旧石器时代，不光是那些桀骜不驯的人会遭到杀害，每逢食物短缺，婴儿和年老体弱者也会被杀掉。食物采集者迟早会吃光住地附近的食物，因此，他们总是处于流动觅食的状态。由于这种不可避免的居无定所，他们不得不丢弃所有用不着的东西，有时还不得不残忍地抛弃群体的成员：婴儿、老人和病弱者。对于食物采集者来说，每个母亲显然只能养活一个婴儿。如果婴儿尚未断奶，母亲会杀掉之后出生的新生儿；同样，如果生了多胞胎，也只能保住一个。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只能养活很少的食物采集者。因此，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食物生产者，或者说农民，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从而不可阻挡地进入到人烟稀少的狩猎区，轻而易举地排挤了食物采集者。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农业革命一旦启动，食物采集群体就注定难逃覆灭的命运，只有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无法开展农业的偏远地区，才残存着屈指可数的食物采集群体。

我们接下来将要讲到，农业革命还引发了城市化、阶级分化和社会分裂的连锁反应，从此，原始社会令人向往的平等一去不返，部落传统的束缚性纽带也被打破了。无论好坏，人类走上了改变命运的进程，从狩猎场过渡到大都市，从拼体力发展到利用原子能。不过，在讲述农业革命之前，有必要先来看看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全球范围的扩散，以及这种扩散带来的影响至今的后果。

三、人种的形成

人们通常认为，人口爆炸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其实不然。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都伴随着惊人的人口激增。个中原因一目了然：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力，从而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按照当时的标准，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人类技术有了长足进步，随即出现了人口的爆发式增长。据估计，旧石器时代早期，类人猿数量为12.5万，到距今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农业革命前夕，智人数量已达532万，增幅超过42倍，堪比日后伴随着历次技术革命而来的人口爆炸。

这一时期还形成了日后反复出现的人口模式，即引领技术革新的族群人口增长更快，从而扩散到更广大的地域。自地球上诞生最早的生命以来，始终普遍存在这种人口模式，原因正如人类学家M. D．萨林斯和E. R．瑟维斯提出的文化优势定律所说：

在既定的环境中，能更好地利用能源的文化系统往往会传播开来，进而排挤低效的系统……高级文化的特点就在于能比低级文化更好地利用各种不同资源；所以，在大多数环境中，高级文化的效率要高于低级文化，从而占据了更大的空间。

不论什么时候，适应性最强、或者说最能适应自然环境的物种，总是能够凭借自己的优势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南方古猿只有原始的砾石工具，又赤身露体，所以无法走出温暖的热带草原。智人掌握了更先进的技术，能更好地适应不同环境，既能向南进入非洲和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又能向北深入到西伯利亚苔原。

不妨来看看早期人类高超技术的一个缩影：渡水工具。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资源，这些渡水工具大体上可以分为四大类：皮艇、树皮船、木筏和独木舟。早期人类就是驾驶着这些船只渡过河流和湖泊，甚至穿越从非洲到欧洲、从东南亚到大洋洲、从西伯利亚到北美洲的广袤水域。在冰河时代，人类的扩散尤为顺利，因为海水结成冰盖，海平面下降，形成了将各大陆连接起来的陆桥。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足迹踏上了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人类以及与人形影不离的狗，成为地球上分布最广的动物（见地图1）。

随着智人的扩散，人种差异随之而来。人类形成了不同的人种，在肤色、发质和容貌上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人种的成因既有不同人群之间彼此隔绝的因素，也是这些种群为了适应各自不同的环境使然。关于人类物种内部的这种分化，重要的一点是它发生得很晚，远远晚于智人的出现。因此，所有现代人种都是源于一个共同祖先，而且这个祖先已经彻底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这不仅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能够与所到的各大陆的不同人种通婚，还解释了所有人类学家的一项共识：不同人种有着不分伯仲的先天智能。不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还是当代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与现今其他各种族一样，如有机会，其佼佼者都有可能完成大学学业。

至于不同地域何以形成不同人种，个中详情我们目前尚不清楚，也许永远无法知晓。长期以来，考古学家们认可的人类起源理论是“非洲起源说”，即人类最初起源于非洲，然后迁徙到其他大陆。如今，随着世界各地的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这种学说和其他学说一样不断受到挑战。例如，澳大利亚北部新出土的石器表明，早在17.6万年前，当地就已有人类聚居，从而推翻了以往将最早的人类迁徙时间定在5万到6万年前的理论。同样，以往认定的早期人类迁徙到中亚的时间也要做出修正，因为近来在这一地区的洞穴中出土了年代古老得多的骨化石和石器。

考古发掘证据与现行理论反差如此之大、如此之多，迫使考古学家重新审视以往被奉为圭臬的理论假说。有人开始质疑，最早的人类发源地究竟是非洲还是亚洲。人类多地起源论的支持者则认为，根本无法确定哪里是最初的人类摇篮，因为人类并非发源于一个单一的源头。因此，更有说服力的假说是人类起源于不同地域的多个源头。

虽然关于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至今尚无定论，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距今1万年前后，即最近一次冰河时代结束之际，就已经形成了基本上和如今一样的全球人种分布格局。高加索人种占据了欧洲、北非、东非和中东，并向印度和中亚扩散。黑色人种分布在撒哈拉沙漠（当时水源比较充足）以及南边一点的地方，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则与后来的分布情况相反，占据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其余地区。另一部分俾格米人，即矮黑人，生活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森林之中，而这些地区的旷野以及澳洲则是澳大利亚人种的地盘。最后，东亚和美洲属于蒙古人种的地盘。

虽然这一人种分布格局大体上接近于当今的人种分布，但全球人种分布图（见地图2）表明，公元1000年时，全球人种分布发生了重大变迁，时至今日又有了更大的变化。我们将会看到，人种分布的变化是日后历次技术革命带来的直接后果。布须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人种未能跟上技术革命的步伐，几乎完全消失了；在新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美洲印第安人也湮没殆尽。换言之，1万年前，白色人种与布须曼人的人数不相上下，如今布须曼人仅为白色人种的十万分之一。

相比高加索人种和其他人种，布须曼人有着迥然不同的经历，但这绝不意味着才智上的高下。在第四编最后“历史的启示：历史上的人种”，我们将再度探讨这个重要问题，分析造成不同人种经历的原因。

最后要指出的是，尽管人类形成了人种差异，但所有人种的身高都在不断上升。人类早期祖先的平均身高为1.4米，如今我们的平均身高有1.55米。人类越长越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丰富而稳定的食物供应，尤其是充足的动物蛋白，二是儿童免疫，消除了抑制生长的疾病。进入现代之后，人类一直在长高，今天的大多数成年男子都穿不下中世纪骑士的盔甲。

［推荐读物］

学习世界史必备的工具书有：G. Barraclough,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Times Books,1991）;W. L. Langer,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Houghton Mifflin,1972）；以及图文并茂的National Geographic Atlas of World History（Washington,1997）。

有关早期人类历史的重点新书：J. E. Pfeiffer,The Emergence of Man（Harper&Row, 1985）;R. Lewin,In the Age of Mankind（Smithsonian Book,1988），该书介绍了当今关于史前时代和人类前景的理论；M. Wolpoff and R. Caspari,Race and Human Evolution（Simon& Schuster,1997），该书探讨了人类非洲起源论与多地起源论之争。关于人类起源，推荐一篇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文章：R. Gore,“The Dawn of Humans”, National Geographic （May 1977）。

关于旧石器时代妇女的地位，可参阅M. Ehrenberg, Women in Prehistory（British Museum,1989）;R. R. Reiter,ed.,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Monthly Review, 1975）;M. K. Martin and B. Voorhies,Female of the Species（Columbia University,1975）;R. Bridenthal and C. Koonz eds.,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Houghton Mifflin,1977）。 FfcGeCTV3y6p9PtDquLzh9chJnMMSFNn4b76QhdI/6YQ2/ZAntNGdQGVKc6ry+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