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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于当今西方史学界的“全球史”之风，刮了已经有几十年了。自从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首次把世界唤作“地球村”起，一些富于文化敏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西方史学家就感到了一种必要，那就是必须突破19世纪以来国别史和西方中心论传统，从文明比较的角度重写世界史，以便提供某种参照，对地球村中某种健康的共同文化的培育产生积极的影响。于是，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淡化世界史中政治方面的内容（这常常与起分裂作用的民族国家紧密相关），而把全人类的文化、社会生活的演进作为史学考察的重点，同时试图赋予过去长期被忽视的、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非西方民族以平等的历史地位，突出文化多元共存的合理性以及人类各区域文明之间交往互动的历史推动意义——所谓的“全球史”，就这样渐渐发展了起来。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部《全球通史》，就是这个全球史潮流的一部奠基性的杰作。它最初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初，而由于它的杰出，一经问世就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所以如今它已经是一部风靡全球的全球史经典了。我国的读者对它当然也不陌生。90年代初起，它就一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教学的首要参考教材之一，而它对我国高校世界史教材编写工作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也是行内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书，较之以前的版本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作者已根据21世纪世界的新需要，对本书从架构到内容都做了一次较大幅度的“优化升级”。
那么，这个新版本究竟新在何处？
按照作者本人在本书开篇的“致读者”中的解释，新版本之新，主要就新在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全是时代变化的结果：
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几十年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新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20世纪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
而“致读者”中接下来的文字，谈论的则全是核战争的可能性和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给“人类生命”和“地球母亲”带来的双重威胁，从中透露出的信息似乎是：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世界的核心问题是由殖民地革命凸显的第三世界平等发展权的话，那么21世纪世界的核心问题就已经转到了现代科技的负面影响方面了。
但那个“60年代问题”是否就此消失了呢？作者并没有这个意思。实际上对于上述那两大问题（它们正是20世纪末以来全球史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核心问题），作者在书中仍给予了同等的关注。也就是说，作者在敏锐地察觉到现代科技负面影响问题凸显的同时，并没有因此对包括第三世界平等发展权在内的社会公正问题有丝毫的忽略，因而他也就没有忘却上面谈到的全球史初兴时的那份现实关怀，而那也正是全球史必须坚守的一份优良传统。
在本书的旧版本中，作者对“60年代问题”的解决充满了乐观。这份乐观来自汤因比。汤因比曾盛赞当今时代，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敢于认为可以让文明的益处为整个人类所利用”的时代。斯塔夫里阿诺斯深以为然，并由此浮想联翩：
这种由全球意识和全球责任组成的观念的确存在，应该同诸如种族冲突和引起分裂的民族主义之类的趋势一起得到承认。这种观念是从人们承认对本国较不幸的公民的福利负有责任开始的……近几十年中，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已被扩大到不仅包括本国公民，而且包括全人类。这种全球责任已时常得到重申和履行，因此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的新奇和意义也被忽视了……今天不仅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全球责任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存在着履行这种责任的方法。如前所述，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过，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希望：消除这一差距的方法的确存在，正有待于利用。由于科学的进步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目标首次有可能在不损害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得到实现。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4.3%，即400亿美元左右。如此大的年增长率使美国除能进行国内的社会改革外，还有可能拨出大笔大笔的款项支持穷国的发展。由于其他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长率，今天，改善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可实现的目标。
然而，事过30来年后，作者是不是还能这样乐观呢？看来有点困难了。实际上，类似的言论在新版本中已经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对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种种消极影响的令人沮丧的描述。作者所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指的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多项技术突破，包括核能、人工智能、航天科学、基因工程、信息革命、新农业革命等，实际上也就是使本书的新版本成为必要的那种“科技的神奇影响”之源。作者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世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破坏性”的，导致了第三世界经济的恶化以及富国和穷国差距的惊人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5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欠发达国家的10倍，到1965年时这一比率转变为15:1 ；而到20世纪末，预计这一比率还有可能达到30:1。
同时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也在日趋严重——据联合国1994年的《人权发展报告》披露，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大量收入的分配都是不公正的：“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
当然，作者也没忘记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生态、种族关系、性别关系乃至战争诸方面造成的各种有害的世界影响。至于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把它归结为“技术变化”和“社会变化”之间的时间滞差，也就是说是因为受制于传统的人类总不能及时地变革社会以适应技术变化带来的新环境。
尽管如此，我们的作者仍然对未来满怀希望。他反对诸如人类将在“核冬天”中自我毁灭之类的悲观论点，理由是虽然今天的人类还在像其祖先那样不停地做着种种蠢事，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今天我们拥有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的优势，这些优势使我们的未来充满光明”。那么这些优势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飞速发展的高科技，二是人权意识的全球觉醒，它们正在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推动整个人类向自由王国飞奔——“这种新萌发的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所具有的巨大潜力表明，现在的忧郁症是不合时宜的”
，这就是他的结论。
显而易见，作者在这里表达的，其实就是他对现代工业文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文明”）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
应该说，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一开始就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礼赞，尽管其曲调往往显得低回而不高亢。它试图展示人类社会从远古经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进步历程，这无疑还是启蒙主义的路数，还是所谓“宏大叙事”——只不过这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它符合全球民众对自由平等、社会公正的渴望，而且契合“全球史”的精神。在本文开头处我们曾提到，“全球史”写的实际上就是“文明史”（这使它有别于传统的政治史、民族国家史），其目的是要推动地球村中某种健康的共同文化的建设。这种“共同文化”，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不是别的，就是现代文明——这一点他虽没有明说，但我们仍可以很容易地从他在本书的老版本里写的这句话中体会出那个意思：
今天，欧洲三大革命（指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引者）向全球的传播虽然是在不同方面的支持下进行的，但似乎仍在以加速度创造一种尽管在细节上不同、但在基本特征方面将是一致的世界文化。
这句话虽短，却说得很到位。它道出了“三大革命”与后来广泛流播于全世界的现代文明之间深刻的渊源关系，从而凸显了现代文明崇尚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本质内涵；同时它又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由现代文明的传播所创造的“世界文化”将是同质性与多样性的一种辩证统一，也就是说世界各民族在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本质内涵（即实现了所谓“现代化”）的同时，还将继续保留自己的某些可以与现代文明兼容的文化个性，从而继续维持各现代化社会之间的种种“细节上的不同”。显然，这句话已经包含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有关现代文明的理论信息。
只是很可惜，在新版本里，这段话随着内容结构的调整而消失了。但作者在这方面的基本看法似乎并没有变化，因为新版本的第七编中所阐述的，仍然是有关“欧洲三大革命”造就了某种统一的世界文化的一些基本事实。不过由此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情况：作者对使用全球性的“世界文化”这样的词似乎有些顾虑——实际上这个词在新版本中已完全看不到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情况是：“现代文明”或“工业文明”这种本来应该成为本书主要关键词的词汇（因为本书的章节结构就是按从古典文明到中世纪文明再到现代文明这个逻辑理路排列的），作者好像也不大敢用。甚至作者一直都不曾给现代文明下一个像样的定义：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它是一种“新型的、与欧亚乃至全球其他地区的传统农业文明有着本质差别的、充满活力与扩张性的文明”
。作者在现代文明理论上的这种畏缩躲闪，与他在谈论“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的巨大潜力”时的那种眉飞色舞，显然不大合拍；而那所谓的“全球觉醒和现代高科技”，其实与现代文明，或与由欧洲三大革命的传播造成的那种全球一统的“世界文化”，本质上却是毫无二致的。
至于何以会出这种差池——恕我直言，很可能还是“西方中心论”的余毒所致。毫无疑问，斯塔夫里阿诺斯是赞成文化多元论而唾弃文化一元论的，绝无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高明那种粗俗观念。但是很遗憾，像很多西方学者那样，他也难免受到了萨义德所说的那种“东方学”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在本书中最突出的表征，就是他始终把三大革命仅仅看作西方文明的历史贡献，从而也就把现代文明看作了纯粹的西方文明，并进而把现代化看作一种单向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参见本书第七编）。这样做的问题，似乎是不恰当地忽略了广大东方民族对欧洲三大革命的诸多重大贡献，因而也就看不到现代文明中实际存在着的大量东方文明要素，结果也就无法深刻体认现代文明本身特有的那种世界性或普世性。如此说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现代文明理论上的闪烁其词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把一个在他看来纯属西方文化的现代文明说成一种全球一统的“世界文化”的本质的时候，他分明感到了一种道义上的不妥，以及一种理论上的踌躇。
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已于2004年3月23日在美国加州拉荷亚去世，享年91岁。谨以拙文聊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