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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之家。巴金在成都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1914年母亲的病逝以及1917年父亲的相继病故，结束了他快乐的童年，也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激变。
父亲的死，使巴金逐渐看到封建大家庭温情脉脉面纱下的互相倾轧，感受到了封建家庭“专制”的压迫，这对巴金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是唤醒了巴金。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在‘五四’运动后我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张皇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巴金选集·后记》，《读书》1979年第2期）。而最先打开少年巴金心扉的是克鲁泡特金宣传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小册子《告少年》，廖亢夫描写俄国革命青年反抗沙皇统治而英勇献身的话剧《夜未央》。这些书和“五四”时期的一些进步书刊一起激发了少年巴金对“梦景中的英雄”和“终身事业”的追求。1920年9月，巴金和他的三哥一起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1年参加秘密青年团体“均社”，自称是“安那其主义者”。1923年春末又随三哥一起离开成都，赴上海、南京、北京等地求学。1927年，巴金为了进一步对无政府主义进行研究而离开上海赴法国学习，沿途写下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海行杂记》。但在法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巴金并没找到真正的出路，却看到他“梦境中的英雄”们的政治活动屡遭失败。理想受到的打击和心灵的苦闷促使巴金拿起了手中的笔，把他的爱和恨倾泻在文学创作中并以此为武器，于是产生了1928年的《灭亡》。从此以后，巴金再也没有离开过文学创作这条路。
巴金的文学创作横跨现代、当代两大时期。从1928年《灭亡》起到建国前约二十年的时间，巴金写了20多部中长篇小说，70多篇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散文随笔和外国文学译作。其影响最大的是小说创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创作。他的中长篇创作与茅盾、老舍、沈从文的中长篇创作一起，构成现代文学中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建国后，他的创作重心由小说转向散文，及至1979年后，《随想录》的写作又掀散文创作的高潮。
巴金的作品，是中国新文学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世界的核心是“感情”，是“爱”与“憎”感情潜流的交替。这“感情”有别于郁达夫笔下作为个体的人从麻木中觉醒过来后所体验的孤独、迷惘与苦痛，其特质是“不平”。这“不平之鸣”针对的正是他所深深领教过的压迫、束缚人的“制度”。他自己就说过“我曾说我鞭挞的是制度”。但和茅盾不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冷静、客观的制度“解剖师”，他是以炙热到似乎无法遏制的情绪的熔铸来代替冷静的分析、不露声色的讽刺。巴金正是以这淹没一切的感情热烈地拥抱人生和时代的大问题，以纯洁的理想主义精神震撼了青年的心。他侧重的是“情绪化”“人格化”的制度，这种制度经过了千年的积淀，早已化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细节，化为笼罩于整个城市、笼罩于从《家》与《憩园》中的豪宅大院直到《寒夜》中的小门小户之上的挥之不去的生活氛围，好像一张无形的网，压抑着无形的感情。而要挣脱这无形的网，就必须以同样无形的生命洪流与青春之火去冲破它、焚毁它。在他的“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等早期作品中，越要挣脱，就越感到压抑，感到这张“网”的束缚令人窒息，于是最后在高潮中爆发：“挣脱”的力量压过了“束缚”的力量，因此作品洋溢着青春的激情；而到了《寒夜》《憩园》，外界的无形之网无形之黑暗最终阻滞了主人公的生命洪流，泯灭了主人公的青春之火，因此显现出阴郁、压抑的风格。特别是《憩园》，外在的制度已经深入人的骨髓，成为杨老三、姚氏父子的自我束缚，而他们都终于没能挣脱这种自我束缚，造成了人生的悲剧。这实际上是在探讨人类悲剧的自我根源，因此显现出忧婉伤感的情调。
同时，他的文学创作之所以会以这样一种面貌出现，是在于巴金并不是以一个文人的自觉来写小说，而是借小说来浇心中“块垒”，发出“灵魂的呼号”。他曾真诚地袒露道：“我只是把写小说当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在写作中所走的路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确实爱自己的文章，因为每一篇小说里都混合了我的血和泪，每一篇小说都给我唤醒了一段痛苦的回忆，每一篇小说都给我叫出了一声追求光明的呼号。光明，这就是许多年来我在暗夜里叫喊的目标。它带来一幅美丽的图画在前面引诱我，同时受苦的、惨痛的景象又像一根鞭子那样在后面鞭打我。我任何时候都只有向前走的一条路。我的小说就是我在这个旅程中沿途丢下的东西”（巴金《电椅集·代序》）。的确是这样，无论是他早期“青春型”的创作，如《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等以单纯、热烈、鲜明恣肆的感情来冲决一切的“浪漫”之作，还是后期“悲歌型”的创作，如《第四病室》《憩园》《寒夜》等以哀婉、深沉、细腻的刻画深入一切的“现实”之作，以情动人，以“灵魂的呼号”震撼人，都是其中一以贯之的核心。
巴金是写小说的圣手，也是写散文的大家。他70年代以前的散文平实自然，不夸饰，无渲染，但同时又热情洋溢，文风流畅不滞。及至晚年，巴金获得“第二次解放”后，开始写作《随想录》等系列散文，对“文革”、对自己都作出了极其深刻的反思与“拷问”。在《随想录》等散文的写作中他赞赏大胆无畏的历史实录精神，推崇“微言大义”“一字诛心”的“春秋笔法”，追求简隽犀利的富于穿透力的文风。如果说他早年的散文如他所认为的是“一个多嘴的年轻人，一开口就不肯停”（巴金《谈我的“散文”》，《萌芽》1958年第9期），那么，他晚年的散文则是深刻、节制、洞察而又沉痛的“长者”了。
巴金本无意为作家，但时代、理想终使其成为一个使命感极其强烈的作家。对他而言，文学创作既是心灵的敞开与呼号，也是一种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崇高事业。他以战士的姿态写作，敢于喊出真实的声音，真诚地与时代的脉搏紧相呼应：二三十年代，作为“五四”产儿的他以那坦率的躁动、冲决一切的热情讴歌青春，抒发时代苦闷；四十年代，则和他的作品一起承担战争的负荷，抛开先前的高昂热烈的青春的歌咏，换之以对有着“血和痰”的委顿生命的刻写，挽歌阵阵的“园”代替了交锋激烈的“家”，也不复有英雄，有的只是“寒夜”中委琐的小人物及他（她）们渺小的悲喜剧；五六十年代的巴金则怀着热情和向往讴歌着一切新事物；经历十年浩劫，至七十年代末，巴金再一次拿起真诚的笔，以最适宜于袒露自己心怀的散文反思了逝去年代的噩梦与自我。《随想录》的写作不但提醒着人们巴金散文写作的成就，也再次显露了老人一生永不放弃求真的诚实灵魂与战士品格。
本作品选力图把巴金各个时期的代表作选取一二，着眼于巴金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从热情奔放到悲哀沉郁的创作风格的变化，从英雄到凡人角色的转换，从小说到散文的创作重心的转移；从而让读者看到一个完整的巴金：从早期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纯洁热烈的巴金，到中年在战火中熔铸而成的沉郁细腻的巴金，到建国之初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巴金，再到浩劫过后沉痛反思的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