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由劳动生产物构成。

在土地私有和资本累积尚未形成之前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全部的劳动生产物都归劳动者支配，既没有地主也没有雇主来分享他的劳动所得。

如果这种状态得以持续下去，那么伴随着分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大，劳动工资也会不断提升，但是所有商品的价格却会越来越低廉，这是因为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量变小了。由于等量劳动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自然而然地会发生相互交换，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只需较少数量的劳动生产物就可以购买到各种商品。

尽管所有商品的价格事实上变得便宜了，但仅从表面上看，似乎某些物品的价值较以前有所上升，因为它可交换到比以前更多的其他物品。我们假设某种产业的劳动生产力比从前提高了一倍，即现在劳动一天的产量是从前的两倍，而其他大部分产业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十倍，即现在劳动一天的产量是从前的十倍，如果交换二者一天的劳动生产物，则前者仅以原工作量的两倍就可以购得后者原工作量的十倍。这么看来，一定量，例如1磅重的前者，价值似乎提升为从前的五倍，但事实上它却比以前便宜了一半。因为虽说购买这1磅货物所需的其他货物量增加到了以前的五倍，但生产这1磅货物所需的劳动量却减少为从前的一半。也就是说，现在获取这种商品比从前容易了一倍。

土地私有和资本累积一出现，这种劳动者独享自己全部劳动生产物的原始状态便宣告结束了。也就是说，这种原始状态早在劳动生产力有显著提高以前已经不复存在了，因而，进一步深究此种状态对劳动报酬或者说劳动工资可能产生的影响就毫无意义了。

土地一旦私有化，地主就会从劳动者在土地上生产出或采集到的全部物品中分走一部分。因此，地主的地租便成为劳动者在土地上的全部劳动所得中第一个被扣除的项目。

一般的农民都不具备足以维持到农作物成熟时候的生活资料，往往需要雇用他们的农场主投入一定的资本用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如果农场主不能分享劳动者的生产物，不能在收回资本的同时得到相当的利润，他就不会愿意再雇用劳动者。因此，利润成了劳动者在土地上的全部劳动所得中第二个被扣除的项目。

不论在什么地方，劳动者的工资都由劳资双方订立的契约规定。就规定的工资数额来说，双方的想法刚好背道而驰——劳动者希望多多益善，雇主则希望越少越好；劳动者都想团结起来达到提高工资的目的，雇主却想联合起来降低工资。

在出现争议的情况下，我们不难预料劳资双方谁会占上风，谁能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由于雇主人数较少，比较容易联合。另外，他们的联合不受法律禁止，而劳动者的联合却为法律所不容。很少有为了降低价格而联合的团体被议会的条令取缔，却有许多为提高劳动价格而联合的团体被取缔。而且，面对争议，雇主总比劳动者更能长久坚持。地主、农场主、制造业者和商人，即使一个工人都不雇，通常也能靠已拥有的资本维持生活一两年；而劳动者一旦失业，能维持生活一个星期的都不多见，一个月的更少，一年的则几乎没有。就长期观察看来，雇主对劳动者的需要程度和劳动者对雇主的需要程度大致相同，只不过雇主的需要不像劳动者那样迫切。

我们经常听闻工人的联合，而鲜少得知雇主的联合。可是，如果仅凭这个就认为雇主们确实很少联合，那就未免太天真、太不明真相了。雇主们随时随地都会保持一种秘而不宣的联合，以操控劳动工资，保证其不超过实际工资率。不论何时何地，破坏这种联合都是不厚道的行为，都会为同行所不齿。我们之所以没怎么听说过这种联合，是因为这种事情几乎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的，几乎没有谈论的必要。此外，雇主们为了把劳动工资降低到其实际工资率以下，有时也组织一些特别的联合。这种联合，在尚未采取行动之前往往不漏半点风声。一旦行动，劳动者虽然感到切肤之痛，却也无计可施，只能屈服，因此别的知情者很少。不过，工人们往往也会组织些防御性的联合来与雇主们的联合对抗。而且，有时即便雇主之间没有兴起什么联合，工人们为了提高劳动价格，也会自发地结合起来——有时是因为粮食涨价，有时是因为雇主从他们的劳动中扣除掉的利润过多。他们的联合，无论是防御性的还是攻击性的，往往都声势浩大、影响广泛。他们总是奔走呼号，甚至不惜采用暴力手段以求争议能够尽快解决。工人们为了绝处求生，不得不铤而走险，他们不想让自己饿死，就得胁迫雇主立即答应自己的要求。这时，雇主们也同样喧呼呐喊，请求政府援助，要求严厉执行取缔工人联合的法规。因此，工人很少能从这种群情激奋的联合暴动中得到他们想要的利益。他们的联合，有些因为政府的干涉，有些因为熬不过雇主，有些因为其中的多数劳动者为了眼前的生计而屈服，最终会瓦解，他们的领袖会首当其冲受到惩罚。

尽管雇主在与劳动者的争议中处于有利地位，但劳动工资有一定的标准，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也不可能长期低于这个标准。

一个以出卖劳动为生的人，他的工资必须至少足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除了维持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之外，还须得有一点剩余，否则他就没法赡养家庭。据坎梯隆先生推测，由于妻子需要照料儿女，其劳动所得只够维持自己的需要，因此，一个最下层的劳动者至少须取得自身所需的生活费的两倍，才足够供养两个儿女。但就现实来看，几乎半数儿童都在未成年以前夭折。所以，即使是最贫穷的劳动者一般也想养育4个孩子，以便能有两个孩子成人。但据估计，4个孩子的扶养费约等于一个成年人的生活费。坎梯隆还说，一个健壮的奴隶，其劳动价值约为生活费的两倍，一个最下层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不可能比一个奴隶还要低。因此，我们至少能够肯定一点：即便是对最下层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夫妇二人的劳动所得也必须稍稍超过维持他俩自身生活所需要的费用才足够赡养家庭。但是，这超出的部分究竟会占多大的比例、按照什么标准来确定，不是我现在想要研究的内容。

像织工和鞋匠这样的独立劳动者，除了购买供自用的原料、留足在商品售出之前的生活费用，如果还有剩余的资本，他自然就会想到拿这部分剩余资本请一个或多个帮工，以便自己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利。如果剩余额增加，他所雇帮工的数量也会随着增加。

因此，对那些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的需求，必然会随着一个国家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资本没有增加，对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而收入和资本的增加，就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增加。所以，对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的需求，自然也会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对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的需求也当然不会增加。

北美虽然赶不上英格兰富有，却比英格兰发展快，它在以更强劲的势头积聚着财富。一个国家的繁荣，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英格兰乃至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过去的500年中居民数量增加了不到一倍，而北美英属各殖民地，在20～25年内居民量就增加了一倍。从目前来看，导致人口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新移民的涌入，而是人口的迅速繁殖。据说，当地的高寿者在有生之年往往就已经拥有了50、100甚至100个以上的直系子孙。由于劳动工资较高，子女众多不但没构成家庭负担，反而还带来了富裕。在脱离父母重新组建家庭以前，每个子女创造的劳动价值算起来都有100镑之多。一个带着四五个孩子的青年寡妇，在欧洲中层及下层社会中，很难找到第二任丈夫，但在北美，她的儿女们简直被视为一种潜在的财产，因而常常有男子向她求婚。子女成了结婚的最大诱因。因此，在北美，早婚一点都不足为奇。可是，尽管早婚已经致使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北美当地却仍嫌劳动人手不足。与劳动量的增加相比，对劳动者需求的增加和维持劳动的资金的增加似乎要快得多。

即便一个国家非常富有，如果长期停滞不前，那里就不可能出现极高的工资。预定用来支付工资的资金、居民的收入和资本也许本身就数额巨大，但假使它一连数个世纪恒定不变，或几乎不变，那么整个国家这一年雇用的劳动者人数就完全可以满足下一年的需要，甚至还会出现剩余。既然不缺乏劳动者，雇主自然也不需要为获得劳动者而相互竞争。另一方面，劳动者的数量大于社会的需要量，就业机会常显不足，于是劳动者为了要获得工作不得不互相竞争。假如原本该国劳动者的工资足以供养家庭，并且另外还有剩余，可是劳动者互相竞争，雇主们受利益驱使，不久就会把劳动者的工资降到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程度。中国素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土地肥沃，耕作精细，居民众多而且勤劳。但是，中国似乎长久以来都处于停滞状态。当今的旅行家报告的关于中国耕作劳动及人口密度的情况，与500年前游历该国的马可·波罗记述的几乎完全一致。也许早在马可·波罗到访之前，中国就已经达到了在该国法律制度限制下的最大程度的富裕。虽然各个旅行家的记述有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有一点是绝对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劳动者的收入普遍难以维持家庭用度。中国的农民终日辛苦劳作，只要得到的报酬能够买些谷米，他们就知足了。技术工人的境遇就更糟糕了。欧洲的技工总是优哉游哉地在自己的作坊内等候着顾客上门，中国的技工却要随身携带着劳动工具在街市上不停地来回奔走，以求被雇佣。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最贫穷国家民众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成百上千的家庭没有固定的陆上居所，不得不栖身于河上的小渔船中。

不过，中国虽处于停滞状态，但毕竟还没有出现倒退。没听说过那里有被居民遗弃的城市和开垦后又被荒芜下来的耕地；每年被雇佣的劳动力都保持不变，或几乎不变；预定用于维持劳动的资金也自然没有减少。所以，最下层的劳动者虽然生活资料匮乏，但还能勉强糊口度日，劳动阶层的人数也可以得到保持。

而那些预定用于维持劳动的资金大幅减少的国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每年各层次的职业对劳动者的需要量都少于前一年，许多在自己原本的上层职业中谋不到出路的人不得不在下层的职业中找工作。最下层的职业固有的劳动者本来就已经超过需要了，现在又涌入了大量别的阶层的劳动者来，结果，竞争越来越激烈，就会导致劳动工资降低到一个极惨的标准。即便甘于忍受这些苛刻条件，还是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这些人不是饿死，就是沦为乞丐，再不然也许就只有干些伤天害理的龌龊勾当才能谋取到生活资料。穷困、饥饿和死亡等灾祸先在最下层劳动者中间泛滥，接着便殃及所有的上等阶层，最终，国内的居民减少到经过灾难、苛政、暴乱的蚕食之后仅存的那些资本和收入能够维持的人数。在东印度的孟加拉以及其他一些英属殖民地，现状几乎就是如此。一个国家土地肥沃，那么人口大量减少之后，劳动者获取生活资料应该并不十分困难，可是如果每年仍旧有三四十万人饿死，那就可以断定，该国预定用于维持最贫困劳动者生活的资金正在迅速减少。北美和东印度两地的不同情况，将英国遵循不同主张——对北美进行保护和治理，而对东印度施行压迫和管制——做法体现无遗。

因此，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必然结果，又是国民财富增长的自然表征。与之相反，贫困劳动者生活资料匮乏是社会停滞不进的表征，如果劳动者食不果腹，则是社会迅速倒退的表征。

目前，大英国的普通劳动工资明显已经超过了劳动者供养家庭所需的数额。这一点无需通过推算劳动者供养家庭所需的最低工资这样烦琐却未必精确的方法来证明。有许多显著的迹像表明，大英国各地的劳动工资并非时时都以符合人道的最低工资为标准。

下等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于社会有利还是有弊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佣人、工人和各种劳动者始终在社会中占有最大比例，决不能把社会最大部分群体境遇的改善，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的事情。如果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处于穷困潦倒的境遇之中，那么这个社会绝对不可能繁荣昌盛。而且，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衣食住的人，能在满足他人日常需要的同时拿出一些劳动产物供自己享用，这才算公平。

如果劳动报酬丰厚，劳动者就能够改善他们的孩子的生活，因此就会有更多的子女能够成人，这样，人口的增殖限度就将扩大。应当指出，上述限度的扩大程度，也必然会和社会对劳动所需要的程度相符。如果劳动需求不断增加，劳动报酬必然会鼓励劳动者结婚和增殖，以促使人口不断增加，来满足劳动需求。无论何时，一旦劳动报酬不足以鼓励人口增殖，不久就会因为劳动者缺乏而导致劳动报酬提升。而如果劳动报酬过高，引起了人口过度增殖，不久就会因为劳动者过多而导致劳动报酬下降。前一种情况是市场上的劳动供给不足，后一种情况是市场上的劳动供给过剩，二者的结果都是迫使劳动价格回到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程度。因此，如同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商品的生产一样，社会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繁殖。繁殖过于缓慢，则加以促进；繁殖过于迅速，则加以抑制。世界各地，不论在北美，在欧洲，还是在中国，支配和决定人口增长状态的都是这种需求。这种需求在北美反映为人口迅速增加；在欧洲反映为人口缓慢增加；在中国则反映为人口不增不减。

对于所有产品远销外地的大制造业，与其说它们的产量取决于产地年度价格是高还是低，不如说取决于影响商品需求量的各种情况，取决于和平或战争，取决于能与之竞争的那些制造业的盛衰，取决于消费者的消费兴趣浓厚还是寡淡。此外，在物价低廉时期，有大量的额外产品也许并未被登记在册——脱离雇主的男子成为独立劳动者，妇女则回到父母家中，为自己和家庭成员缝制衣服；连独立劳动者也未必都制造售给大众的商品，而是被邻人雇请制造家庭用品。他们生产的产品很少会登记在公开记录上，而这些记录有时难免夸大其词。但是，商人与制造业者却往往依据这种片面的记录来妄断帝国的盛衰。

虽然劳动价格的变动与食物价格的变动并不一致，甚至还可能完全相反，但我们不能由此认为劳动价格不受食品价格的影响。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受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是社会对劳动的需求，第二是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价格。社会对劳动的需求，就必须按照它是在增加、减少还是不增不减，向这些劳动者提供相应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而购买这个数量商品所需要的资金就决定了劳动的货币价格。所以，在食物价格较低的情况下，劳动的货币价格有时会很高，但在食物价格上涨而劳动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的货币价格只会更高。

在物质突然极大丰富的年份，对劳动的需求量有所增加，因此劳动的货币价格上升；而在物质突然极为匮乏的年份，对劳动的需求量减少，因此劳动的货币价格下降。在物质突然极大丰富的年份，许多雇主手中的资金足够维持比上一年更多的劳动者，但他们的雇佣需求未必能够得到满足。因此，想要雇用更多劳动者的雇主就会相互竞争，这样就很自然地抬高了劳动的货币价格和真实价格。在物质突然极为匮乏的年份，情况正好相反。用来雇用劳动者的资金比前一年少了，因此有许多人失业。于是，为了获得职业，劳动者相互竞争起来，这自然会促使劳动的真实价格和货币价格降低。例如1740年这个大饥荒年份，许多人只要雇主管饭就愿意工作，而在以后的几个丰年里，雇用劳动者就变得困难了。

食品价格的上涨会使劳动的价格抬高，而在物价高涨的饥荒年份，社会对劳动的需求会相应减少，因而会使劳动的价格降低。反之，食品价格的下跌会使劳动的价格降低，但物价低廉的丰足年份，社会对劳动需求会相应增加，因而会使劳动的价格抬高。在食品价格波动不大的情况下，促使劳动价格升降的两种因素就会互相抵消。这也许就是各个地方劳动工资始终比食品价格更为持久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劳动工资的提升必然会使商品价格组成中的工资部分成比例上涨，这就会促使物价相应上升，进而导致国内外同类商品的消费成比例减少。但是，劳动工资的提升原因——也就是资本的增加——却会提高劳动生产力，使较少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有所增加。如果一个资本家雇用很多工人，为了使自己的利益不受损，一定会设法合理分配工人工作，尽可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会去添置自己所知道的最好的机械设备。在某一特定工厂的劳动者中发生的事情，必然会因同一理由在社会的全体劳动者之中普及开来。劳动者的人数越多，他们的分工自然就越精细。有更多人致力于研究最适用个人操作的机械，这种机械就更会被发明出来。有了这些改良的机械，便能以比从前少得多的劳动生产同样多的物品。这样，拿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的减少去抵偿劳动价格的提升，就绰绰有余了。 u0m1tXO+lS/7wBqCFL3FKJKXocUfrrBcwSgq36FHy46F9zcbPw0pBqgZf5rPDI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