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导读

胡晓明

《文选》是南朝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主持下，一些著名文人共同编选的一部诗文总集，也称为《昭明文选》。选录了先秦至梁八九百年间、一百多个作者的七百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四库简明提要》说“《文选》为文章渊薮”。中国古代社会对于读书人影响最大最久的书，除了经书之外，《文选》可以算是最重要的一部。

但是我们今天对于《文选》缺乏了解。譬如，我们可能想当然以为这就是一本“文章选集”。不能这样看，理由有三。首先，在文献学知识中，《文选》并不是现代意义的“选集”，而是“总集”，是相对于个人“别集”而言，多人的作品汇集。“古今总集，以是书为弁冕”（《四库简明提要》）。如果视作“文章选集”，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的意义就失去了。第二，《文选》所收作品，除了文章之外，还有诗歌。“文”在当时的意义，相当于今天说的一切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在内。我们知道六朝隋唐时期的“文”，大都可以兼指“诗”的。《文选》为什么也选诗，其实早就有人提过这个疑问，古人简单的回答是：只要看看史书中有《文苑传》而不必另立什么《诗苑传》就可以知道了。第三，“文选”的“文”，其实也并没有包括当时所有的文章。譬如“六经”没有选，史部、子部的大多数文章，也没有选。这自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其实六经与子史都各有好文章的。因此这里的“文”除了广义的文学作品之义，还有一个特定义，即美文，即讲究辞藻文采、骈偶声律以及谋篇布局的文章。这样也就自然排斥了集部之外的文章。与现代的文学观念相比，如果前一个理由是加法的“文”，比现代的观念要大，那么这里却是做减法的“文”，比现代的观念小了。由此可见《文选》的“文”，与后来的“文”的区别，以及与现代社会的“文学”的区别。

但是，因此而认为《文选》的文章只是惟艺术而艺术的“美文”，就不对了。《文选》专门纂集了经、史、子以外的各体文章，既包括了赋、骚、诗等非实用文，也包括了诏、令、册等政治实用文，以及碑、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生活实用文。古人也曾认为《文选》分类过于繁富。然而文体的细分，不仅表明精神生活的精细化，而且表明社会文明规则的细分，这是中古文明进展的一个体现。我们不仅可以从读书人的艺文生活来判定那个时代的优雅从容与细致深刻，而且可以由此而透视当时社会公私生活的丰富多样与认真用心，来考量那个时代的文化质地。古代的人文中国，一个能写文章的人，不仅能写非实用的诗骚赋，而且能写官场生活中的政论、公文以及日常普通礼俗生活中的实用文，他不仅是一个空头诗人文学家，而且是一个可以用好文章来“鼓动天下”、“晓生民之耳目”的儒士。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从儒家关于“文质彬彬”的理想士人的真正落实，来理解《文选》背后的文化深义。

在北宋以前的中国社会，《文选》是“文章宝典”。它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仅次于“五经”。这与科举考试的内容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掌握《文选》某种程度上即是拿到进入上流社会的钥匙。唐诗说：“惟当袖佳句，持此青琅玕”（独孤及），“高等由佳句”（李嘉佑），表明了诗歌文学才能与政治地位的相关性。科举中的“帖经”、“赋才”，表现了读好《文选》的重要性。

《文选》是唐代举子们的主要教材，唐代大都是“自考”，举子们熟于《文选》文章体例，然后简练揣摹，穿穴古典，化旧为新，然后通过“温卷”的形式，向主考官和著名诗人请教，在社会上形成好的口碑。在唐代文献中甚少师生关系，《文选》是读书人最好的老师。作为自学材料，举子通过“模仿”各体文章，久之自成格局。《文选》不可教，里面的文章非常丰富，是个人性情的取之不尽的宝库。个人的天性不一样，设想如果没有《文选》这样的教材，只有一个老师按自己的趣味来塑造学生，这该多么可怕！而“模仿”是根据兴趣所在，来自由选择，这正是文学的第一个自由。表面上看来是复古、摹仿，实质则极富于真正的自由，这正是唐人文学才能大幅度成功的秘诀。

从先秦到南北朝隋唐，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经部的地位下降，集部的地位大大上升，是一个重要现象。如果说，宋元以后是戏曲小说/民间文本的天下，那么，六朝至隋唐两宋，正是经史子集/菁英文本的天下。而经史与子集的消长，又是此期的文化大势。集部上升，意味着非主流的文学知识地位的上升，意味着文明与文化创造的多元﹑生动与丰富性的提升。集部上升有四个标志，一是曹丕的《典论·论文》中重文的“宣言”；二是范晔在史书中首立《文苑传》，标志着文学写作与功名事业平起平坐；三是科举以诗赋取士，“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陈寅恪语）；四是《文选》的流行。《文选》顺应了这个大趋势，融重文尚才的社会新理念，与辞章惟美的士人新传统于一炉。它的生命史，也正是中国文学的生命史，也与北宋以前文学知识人的兴衰史相互呼应。陆龟蒙诗：“因知昭明前，剖石呈清琪。又嗟昭明后，败叶埋芳蕤。”诗人心中的“昭明太子”，岂止只是文章命运的知音神主，更是操文人穷达荣辱命运大权的神明上帝！“文选烂，秀才半”，又岂止只是一部书的好评，更是包含了中古社会历史与知识生产的绝大信息。在文化史上，一部书具有这样举足轻重的地位，实不多见。

如果稍稍放眼海外，从中国中古与周边地区国家的文化关系看，《文选》与其他中国经典一样，代表着相当高级的文明成果，在当时有文化交流的作用。唐诗中有一篇写到一个叫康洽的西域音乐家，在京城里长年演出新诗乐府，很受“中贵”们欢迎。他能够“朝吟左氏《娇女篇》，夜诵相如《美人赋》”（李颀《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对于《文选》中的名篇相当熟悉。也许康洽所演唱的，不一定真的就是左思和司马相如的这两篇作品，但是以此为例，也正表明当时《文选》的影响很大。康洽是一黄髯美丈夫，康国（今阿富汗）人，是当时西域胡人中深于汉化者，以丝路盛时景象看，康洽或不只是个别现象。当时吐蕃与中国通好，提出的请求援助项目中，就有“请《毛诗》《礼记》《文选》各一部”（《旧唐书·吐蕃列传》）；而当时的边塞游子“携书十 ”，也包含了《文选》。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和亲的金城公主，得赐写本《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这竟引起朝廷大臣的反对，有个叫于休烈的“秘书”，上《请不赐吐蕃书籍疏》，担心吐蕃深于诗书，更诡计多端。玄宗只好命中书门下议此事，多数人还是认为此举有利于促进蕃邦智力进化，有利于忠信节义等文明价值的认同（《唐会要》卷三十六）。我们看《文选》几乎可以相当于当代的高科技文明了。

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已经逐渐认识到，汉文学圈其实是相当真实，也相当有规模、有力量的。《文选》正是历史的一个典型例子。据1929年出版的冈田正之《日本汉文学史》，公元604年以前，《文选》就已传入日本，当时日本制定的一部法律叫《宪法十七条》，有“有财之讼如石投水；乏者诉似水投石”这样的句子。这一比喻正是来自李康《运命论》。由过去的一条法律条文，可以找到《文选》传入日本最早的历史证据，也可间接透露出汉文化如何参与日本历史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据《天皇实录》等史书的记载，早在奈良时期至平安时期，宫廷中就常常有专门文人来给天皇和亲王们讲授《文选》；贵族常常在学完《文选》后，举行诗歌竞赛，后代保留下来的诗题，见证了《文选》在日本兴盛的往事。《枕草子》是当时的女官清少纳言的著名作品，书中提到她认为最好的几部书，其中就有《白氏长庆集》《新赋》、《史记》和《文选》等。日本还传有一部《九条本文选》，不仅多有平安后期贵族的识语，而且从识语中可见京都的贵族给关东的武将讲《文选》，这都表明了上至天皇皇后、贵族男女，下至地方武将，都曾认真地读《文选》。《文选》作为最能代表中国中古士人文化高峰的典籍，在参与日本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文选》在韩国也有较早的影响，这里仅举一例。韩国旧时有所谓的“扃屋”，是未婚男女昼夜读书习射之所，所读之书，有《史记》《汉书》《三国志》《字林》等，其中“尤爱《文选》”。透过《文选》等古籍去重新发现中国与亚洲之间深厚的文明联系，正是有待进一步展开的汉文学史课题。

再回到中国本土来说。南宋以后，《文选》的地位开始下降。早在唐代的天宝末年，李德裕的祖父，中进士后“家不置《文选》”，“恶其不根艺实”，史载此事，为《文选》启后世所谓“进士轻薄”士风的证据。其实李说是有过激之处，德裕其人，也正是深得进士重文新传统的优势。但是《文选》地位下降则是事实。《文选》地位的下降，主要是北宋以后中国文化之大势所趋，即北宋以还儒学复兴的大势所趋。经史之学上升，与华夏文明为了回应佛教文化的努力有关，与宋以后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自觉有关。北宋以还知识人或通经致用，眼光四射，兴趣横逸；或力探道真，追根溯源，内恕孔悲，总之，《文选》的文字趣味，情丝意绪，惟美心态，他们不太顾得上了，这是时代风气的转移，与《文选》本身的价值不相干。可见出文化形态的嬗变。从某种意味上说，宋元以前的中国社会文化，是尚文的﹑贵族的﹑菁英的，也是自恋的，而宋元以后，则是尚用的﹑平民的﹑通俗的，也是渐渐流失知识人的自娱能力与独有资源，渐次走向功利主义取向和社会取向的。

于是就到了五四新文化时期，一个著名的口号是“选学妖孽”。平心而论，我们今天来看，不能不说五四时期的文学选择有重大意义。现代文化的一个特征即让文明贴近一般民众的生活需求，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文选》的语言确实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了。通过《文选》造就有文化素养的现代秀才，造成文明社会，这已经是一个烟消云散的古老的梦，《文选》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回到了语言博物馆之中。但是陈独秀的问题是革命心态，你死我活，文化上也要多树敌人，似乎只有硝烟、战场和废墟，才是现代文明的进步，这就简单化，也粗暴化了。他们基本上是语言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譬如一座房屋除了居住之外还得好看耐看，古典语文是好看耐看的建筑物，里面除了有精美工艺品与装饰，还有历史深长的气息，有丰富的精神享受，让人流连徘徊。何况，语言是我们存在的精神之家，没有语言我们的精神生命就无家可归。而我们民族语言中就离不开《文选》这样的宝藏。所以我们今天讲《文选》并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一）通过古典语文，了解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丰富我们的历史记忆，这是一切古典文学阅读的功能之一。（二）欣赏古典语文，了解中国文学的奥秘，增进我们有关中国文化的素养，提高我们的审美能力和文化水平。《文选》从文章宝典的地位回归语文博物馆的地位，既是千年《文选》生命历程的还其雅正，九九归一，也是传统文化在今天转化的新义之一。

关于本教材的编例。根据上述今天时代读《文选》的两个意义，选取的原则是：

一、注意那些有重要时代社会生活内容，有重要文化涵量的文章。如《西京赋》（节选）、《舞赋》、《晋纪总论》（节选）、《逸民传论》等。

二、注意那些体现了中国文学传统，艺术传统的经典文章。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雪赋》、《月赋》、《恨赋》、《别赋》、《文赋》等。

三、注意那些体现了古代士人心灵世界和思想传统的重要文章。如《思旧赋》、《报任少卿书》、《与山巨源绝交书》、《答宾戏》、《吊魏武帝文》。

四、兼顾各体文章的特点。如书、序、论、诔、祭、吊等，由于方便教学的安排，诗歌部分只选了最重要的诗歌即《古诗十九首》。

关于注释、底本

一、注释全用李善注。这本书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普及读物，而是为了中文系经典讲读的课堂用书，李善注是《文选》有机的组成部分，与正文不可分割。从文献学的价值上说，李善注《文选》收集的材料丰富，征引古籍达数百种，其中有的今天已经失传。他的注释，是文字训诂、校勘辑佚和文献注疏传统的重要参考资料，没有李善注的《文选》就成为另外的书了。从注释学的角度上说，李善注代表了中国文学注释学最重要的传统，即“释事不释义”，如果用今人注来代替李善注，将全然丧失阅读经典时真正的现场感，也根本不能了解古典文学的诠释传统。考虑这两个特点，与其保存一部分李注，不如全部照录，一方面提供教师采择览省，另一方面也以方便学生阅读古籍时在文献学方面的举一反三，或可作进一步研究阶段的尝试之用。

二、底本用胡克家刻本，这是公认为校刊最好和最为通行的文选李善注本。标点基本采用上海古籍本。偶有校订，又将胡氏的《考异》采入正文中。教材例用简体字，凡异体字及已经简化之字，悉不出校语。

关于教学参考

一、本丛书为了有助于老师教学与学生自修，每篇课文之后，都附有数个教学参考栏目。譬如：“文学史链接”、“问题分析”、“文化史扩展”、“集评”以及“思考与讨论”，根据课文的具体情况，开列有关栏目，编纂各种资料，展开相关问题与论述。在“思考与讨论”中也进一步提出了不少问题，供细心的读者作深入研读之助。

二、尤其是“集评”所及历代典籍，数十种文献，不啻一部《文选》的接受小史，其中蕴涵相当丰富的“选学”的课题。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集评”是电子古籍检索的结果，有很多文献材料出自《四库全书》。虽然尽可能做了一些文献校勘，但是还是有一些版本问题的。考虑到这本教材主要是作品讲读，历代对于某作品的接受情况，主要是作为参考资料使用的，并没有作为论文写作的论据来使用。如果读者要引用这些材料，还需以更好的版本复校。

本书是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科基地班多年教学的基础上撰成。其中也包含了师生之间多年的教学相长及其精神享受。除了这里的讲读和讨论的方式而外，我们还采取朗读、仿写和读书札记的方式。几乎所有课文都要在课堂上由个人或全体同学诵读。“大学讲师”这一头衔在西方历史上，原意也正是诵读的意思。有时当“讲师”比当“教授”更重要。潜心、认真的诵读，有时胜过千言万语的讲解。有时沉浸在学生们字正、调实、声美的读书声中，偶尔也会恍惚瞥见一点中古历史精神生活的面影。而“模仿”其实也是学习古代文学的最简捷的办法。这门课每个学年都要求修读的学生习作一篇小赋。学生印象甚深，有的也完成得相当好。多少年过去了，有的同学还记得我是让他们“做赋的老师”。《文选》包含的学术问题非常丰富，如何在这方面给学生一种初步的引导也很重要。于是，“读书札记”也将现代学术求真求实的要求，与传统学术中读书札记的方式结合起来，以一种短小平实，具体而微，不尚空谈，言简意足，文献充实的写作方式，展开读《文选》时遇到的各种文哲或史语问题。这样做的效果，远远大于写长篇论文。这门课也成为他们进入文史学术研究的一种入门训练。

要感谢各位同学。王欢同学做《文选》选文的电子文本，包含标点、断句、校订以及造字等工作。丁雯颖同学做了部分课文的整理、校订和文字录入工作。李薇、翁旻玥、曾玲、付定裕、叶盈、饶莎莎、丁佳音、廖城平等同学做了集评的校勘工作。贡献最大的是陈蕾同学。她不仅为我细心整理、录入了所有授课讲义，而且还主动新做了若干教学参考的栏目，有多篇“问题分析”，完全出自她的手笔，为此牺牲了整整一个暑假的休息时间。没有她（他）们的帮助，这本教材是不可能这么顺利完成的。最后要感谢本书的策划编辑曹利群老师和文字编辑姜汉椿老师，没有（她）他们的热情投入、细心把关，这本书也是不可能出来的。

胡晓明写于二〇〇五年八月三十日，日就月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