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降临到了岛上。

夜注满坑洼，渗入平地之间的缝隙，潮水般的影子逐渐淹没一切。同时，这座岛也清空了游客。他们坐早上八点的渡船来，像脏水一样沿着公路和泥土的小径流动，占据海滩，挤满空间。等天晚了，他们又从水里抽身出来，往远处退去，消失。船只将他们带走。之后夜幕低垂。

我第一次来这个岛是在三十年前。时间改变了一切。我已经几乎认不出那些地方、那些山丘、那些海滩，还有东边崩塌的火山口的形状。

我为什么回来？没有别的什么地方，一个避风港，远离世界的碎语，不那么喧嚣，不那么粗蛮，另外的什么地方，可以让一个寻思着写作的作家，坐在书桌前，面对墙壁，让打字机吐出一行行的文字。我是想要再看看这座岛，世界的这个尽头，这个没有历史没有回忆的地方，看看厌倦了游客的礁石被大洋拍打。

三十年，一头牛一生的时间。我来了，为了风，为了海，为了那些拖着缰绳徘徊的半野生的马、夜里站在路中间的牛、它们悲哀的长声呼唤，还有被链子拴住的狗嘈杂的叫喊。

三十年前，岛上没有宾馆。防波堤边有按星期出租的房间，饭馆在海滩边的木头房子里。我们在高处租了一间木屋，潮湿而寒冷，并不舒适，但是很适合我们。宋玛丽比我大十二岁，头发黑得发蓝，眼睛是秋天的树叶的颜色，她在曼谷的一家酒店里为有钱的客人唱蓝调歌曲。她为什么想要陪我来这个荒凉的岛上？我本没有这么想，是她先提出来的，我记得。或者她听谁说起过一块下暴雨时无法接近的荒凉礁石。“我需要静一静。”或者这是我的主意，是我想要寂静。为了写字，在荒芜多年后重新开始写字。寂静，距离。风和海之间的寂静。寒冷的夜，成堆的星星。

现在，这一切都不过是些回忆。回忆是没有意义、没有下文的。当下才是重要的。种种教训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风是我的朋友。它不停地吹着这些岩石，它从东方的海平线赶来，一头撞到火山支离破碎的岩壁上，滑下山坡，从熔岩形成的矮墙间穿过，在破碎的珊瑚和贝壳碾成的沙子上游走。夜里，在我的旅馆房间里（旅馆叫做“快乐时光”，这个刻在木板上，不完整的名字不知是如何搁浅在此的），风从门窗接缝处钻进来，穿过空荡荡的房间，屋里的铁床也如一艘沉船。除了天和海的灰暗，还有打捞鲍鱼的女人们尖利的呼喊，她们的呼声、吸气声，这种不为人知的远古语言，这种海洋动物的语言，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久久徘徊在这个世界上……啊呜啊、依呀、啊依、阿依！……除了这些，我的流放和孤独没有别的缘故。宋玛丽带我来这个岛上时，这些捞贝壳的女人就在那儿了。那时很不一样。那时她们二十岁，不穿衣服去潜水，腰间坠着石块，戴着从死去的日本兵头上捡回来的面具。没有手套或者鞋。现在她们老了，穿着黑色的橡胶潜水服，戴着腈纶手套，脚上还有色彩鲜艳的塑料鞋。工作结束，她们沿着海边的路推着婴儿车，里面装的是一天所获。有时她们骑着电动车，或是烧汽油的三轮车，腰间挂着不锈钢刀。在为她们修建的空心水泥砖的屋子的外面、岩石之间，她们脱去潜水服，浇水洗澡，然后拖着被风湿啮食的身体，蹒跚回家。风带走了她们的年华，也带走了我的岁月。天空是灰色的，懊悔的颜色。大海则恶狠狠地卷着大浪，撞到礁石上、熔岩上。在狭窄的海湾入口，它转着圈，把浪稀里哗啦地跌碎到大坑里。没有这群日日在水中捕捞的女人，大海将是一个无法接近的敌人。每天早上，我倾听她们从水中探出头来时尖厉的喊声：啊呜依、依呀，想着逝去的时间，想着失踪了的玛丽。我回想她唱蓝调时的嗓音、她的青春、我的青春。战争抹去了一切，战争粉碎了一切。战争先有着漂亮的女孩的模样，长着长长的黑发，身形美好，嗓音悦耳，目光明亮，后来变成了寻仇的巫婆，长着髭须的歹毒老太，没有人性，残忍无情。记忆最深处的画面浮了起来。肮脏的街道上，残缺的身体，被砍下的人头，流到地上的汽油，流到地上的血。嘴里苦涩的味道，冷汗。一间没有窗户的简陋屋子，一个光秃秃的灯泡亮着，四个男人摁住一个女人。两个人分别坐在她的腿上，一个人用带子绑住了她的手腕，第四个人埋首于无止无尽的暴行。像在某些个梦里一样，没有别的声音。只有施暴者低沉的呼吸，还有那个女人的呼气声，快速、尖细，因为害怕而压抑。她可能喊过，因为她的下唇上有被打过的痕迹，开裂了的伤口流出血来，在她的下巴上形成一个星星的形状。施暴者的呼吸声加快了，仿佛是沉闷的怒气，或是机器低沉而不规则的响动，声音越来越快，好似总也不能停下来。

玛丽是很久之后的事了。纵酒的玛丽，被大海留在怀中的玛丽。“我能游过去。”我们穿越那个岛屿和大陆之间的海峡时，她说。太阳落山时，她进到了水里。潮水平平，水面的曲线缓慢地推进，葡萄酒的颜色。见到她下水的人都说她当时很平静，面带微笑。她还穿上了蓝色的无袖游泳衣，从黑色的礁石间穿过，开始游，一直游到落日的余晖之中，岸上的人看不见了她。

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预料到。然而，我们的木屋里，她的衣物被叠起来收拾好，好像她就要去远行。空的米酒瓶子，打开的烟盒，一个包，里面有几件日常的小东西：梳子、卷发梳、镊子、镜子、香粉、口红、手绢、钥匙，一点儿美元和日元。这些物件让人觉得她两小时后就会回来。这个岛上唯一的警察——一个年轻人，板刷头，少年的样子——清点了这些东西。但他把它们都留给了我，好像我是她的亲戚、一个朋友什么的。要是还能找出什么遗物，也由我来处理，烧掉或者扔到海里。但除了这些无足轻重的物件之外，什么都没有。房东挑了挑衣物，给自己留下了那双好看的蓝色的鞋、草帽、丝袜、太阳镜、手袋。我在院子里烧掉了文件一类的东西，至于剩下的钥匙和别的个人物品，在回大陆的船上，被我从甲板上扔了下去。水中闪过一道金色的光，我于是想，一条饿极了鱼，加吉鱼或是乌鱼，把它们吞掉了。

尸体没有找到。玛丽，她琥珀色的柔软肌肤，她的舞者和游泳者才有的结实的大腿，她的长长的黑发。“可是为什么？”警察问。这是他跟我说的唯一一句话。好像我能答得上来。好像我有谜题的钥匙。

当暴雨开始倾泻，当风从东边的海平线不停地吹来，玛丽就会回来。我没有幻觉，也不是要发疯（但监狱的医生写报告的时候，在我的档案的一开头就写下了这个致命的字母：Ψ ），相反地，我的一切感官都警觉起来，敏锐地抓住大海和风所带来的一切信息。不可名状，然而却是一种生的，而不是死亡的感觉，如光环般笼罩我的皮肤，唤醒关于玛丽和我的回忆。昏暗房间里的爱情游戏，从头到脚的绵长的爱抚，呼吸，嘴唇的味道，让我颤抖的深吻，徐徐而来的爱潮，肚皮紧紧贴合的身体。我久久不再品尝的味道，我禁止自己品尝的味道，因为我的余生将在樊笼中度过。

暴雨中，我听到她的声音，感觉到她的心跳、她的气息。从玻璃窗的缝隙中，锈色的墙砖的孔洞里，风挤进房间，撞上房门。这时，岛上的一切都停止了。渡船不再沿着航道行驶，电动车和汽车也不再往来穿梭，白昼如夜一般暗沉，无声的闪电划过天空。玛丽离开的那一晚，天空凝静，她进入的大海也平静得像一面镜子。倾盆的雨中，她回来了，从海的深处，一个原子一个原子地被抛送回来。一开始，我不肯相信，我很害怕。我用双手堵住太阳穴，似乎这样便不会看到那些画面。我记得一个淹死的人，不是一个女人，是个七岁的小孩。他在某天晚上走失了，玛丽和我还有岛上的人在夜里找了一阵。我们拿着一支手电筒，沿着海边一边走一边喊那孩子。但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玛丽就喊：“喂——亲爱的！”她几乎失魂落魄，眼泪顺着脸颊流淌。那一天，也有这般的风，这般的浪，这般该死的海底的气息。黎明时，消息说孩子的尸体被找到了。岩石间的一个沙滩上，我们走了过去。有声音传来，如同风的呜咽，但那是孩子的母亲的哭声。她坐在黑色的沙子上，孩子放在膝头。海剥去了他的衣服，他几乎光着身子，只有一件肮脏的扭曲的T恤如项链般环绕着他的胸部。他的脸很白，但我马上注意到的是，鱼蟹已经啃噬了他的身体。鼻尖和阴茎已经没有了。玛丽不想走得更近，她的身体因为恐惧和寒冷而颤抖。我抱紧了她。在房间里，我们绞缠着身体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只是嘴对着嘴地呼吸。

十字形伸展的女人的身体，在她身上忙碌的士兵，还有她下巴被打后鲜血凝成的黑色星形。这个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她的眼睛看着我，而我退到了门边。她的目光穿透了我，看到了死亡。我什么都没有对玛丽说过，但正是为了这个残酷的画面，她纵身入海，再没有回来。大海洗去死亡，大海啮食，摧残，什么都不归还，或还回来一具已经被啃的孩子的尸体。一开始，我以为我来到这个岛上也是为了死亡，为了找到玛丽的足迹，在一个夜晚进到海里消失。

暴雨中，她来到我的房间。这是一个清醒的梦。她身体的味道和海底的气息混合到一起，唤醒了我。这气味，酸涩、浓重、阴暗，在沉沉低叫。我闻到她头发中的海藻气味，感觉到她被海浪抚平被盐粒磨光的皮肤。她的身体漂浮在黄昏的光线中，滑到被单下，而我紧绷的阳具进入到她的身体里。我被裹紧在冰凉的炽热中，她滑下我的身体，把嘴唇按在我的阴茎上。我完全拥有着她，她也完全拥有我，直到高潮。玛丽，三十年前死去，从未找到尸身。玛丽，从大海深处回来，用她有些沙哑的嗓音在我耳边说话，回来给我唱那些已经被遗忘的歌，那些蓝调，那些她在东方酒店的酒吧里给我唱过的歌。那并不完全是个士兵的酒吧，她也不完全是个酒吧的歌女。看到她时，我并没猜到她的身世。被大兵强暴的母亲遗弃了刚出生的她，一个阿肯色州的农民家庭把她养大。然后她又回来了，为了征服她永久的敌人，为了复仇。或者仅仅是因为，循环的命运总是一无遗漏地把人抛向身后的车辙。但我并不是一个士兵，她是明白了的，也可能因为这一点她选择了我：这个人头发剃得极短，穿着迷彩服，拎着相机，跟着士兵的动向，为战争专栏写文章。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在她唱完歌后，深夜，或是清晨，湄南河边的露台上，她弯腰看什么东西，一只正在挣扎着将要死去的夜蛾。透过红裙的领口，我看到了她诱人的、自由晃动的柔软乳房。她完全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她。我以为旧事的隐痛会消失，我忘却了对四个在顺化强奸了妇女的士兵的审判。其中的一个，扭过了她的手臂摁在她脑后，打伤她的嘴唇使她不再作声，另一个连裤子都没有脱，毫无顾忌地在她身上放肆。还有我，将一切看在眼底，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或者几乎什么也没做，几乎没有勃起的感觉。但沉默地观看，也是行动。

我愿意以一切作交换，如果能让我不在当时当地，不做这个证人。在他们的法庭上，我没有为自己辩护。那个年轻的女人也在，坐在第一排。我偷偷地看了她一眼，没能认出她来。她看起来更年轻，几乎是个孩子。她坐在长凳上，一动不动，室内的日光灯照亮了她的脸。她嘴巴很小，紧紧地闭着，头发梳到脑后挽成髻，绷紧了脸上的皮肤。有人用英语念了她的证词，她还是不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四个士兵坐在另一条长凳上，也一动不动。他们谁也不看，只盯着对面的墙壁、台上的法官。他们看起来却更老，身材已经臃肿，已经带着囚犯那种泥土般的脸色。

我没有跟玛丽说过这件事。在东方酒店遇见她时，她问过我退伍之后做了什么。我跟她说：“没做什么……去旅行了……没干别的了。”她没有再问什么。我也决不会有勇气告诉她真相：“我被判坐了牢，因为我目睹有人犯罪，却没有阻止。”

我想要和玛丽一起生活，一起旅行，听她唱歌，分享她的身体和她的生活。要是我告诉她这一切，她会让我离开。我和她在一起待了一年，直到来到这个岛上的某一天，她决定进到海里。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是躲在这里的，谁都不认识我们，没有人会告诉她我的故事。也许也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她就是简简单单地疯了，听凭海浪带走自己。她游泳是很棒的，在美国，她十六岁的时候，曾被选去参加墨尔本的奥运会。那时，她叫玛丽·宋·法雷尔。姓宋是因为她被收养时就带着这个姓，也许是因为她的生母。或者是因为她会唱歌 。我不知道。这些也可能是我事后编的。

我不编别人的故事，我对他们不感兴趣。我不是那种在酒吧讲述自己身世的人。我不认识阿肯色州的这家人，姓法雷尔的农户。玛丽在这个家里学会了照料牲口，修摩托车，开拖拉机。十八岁时的一天，她飞走了，去别的地方生活，再没有回农场。她在海上消失后，我曾试着寻找她的养父母。我往镇上写了信，问他们的地址，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我认识玛丽时，她快四十了，但看起来年轻得多。我二十八岁，刚从监狱出来。

暴雨借给我它的愤怒，我需要它可怖的尖叫，冶铁风箱般的喘息。我是为了暴雨回到这个岛上的。此时，一切都封闭起来。人们躲在了房子里，关窗锁门，他们蜷缩在贝壳里，甲胄中。那些游客也消失了，带着他们涂脂抹粉的脸，他们摆拍的姿势，撒娇做媚的表情。穿着超短裤骑自行车的女孩，骑沙滩车的男人，宝丽莱的眼镜，他们的背包、相机。他们全都回到了城里，回到了他们的高档公寓里，回到了他们那没有暴雨的国度。

岛上的居民则把自己埋了起来。屋子里，满是雾气的玻璃窗下，他们坐在地上喝啤酒，打牌。电灯忽明忽暗，就快停电了。商店里的冰柜将渗出尿液般黄色的水，咸鱼解冻，眼珠掉出来。巧克力条在包装里变软。我是因为暴雨回来的。我觉得又回到了战时，盲目地跟随着某支溃退的部队，高音喇叭里叫喊着听不懂的指令。我回到从前，重新生活。我想要重新回到顺化的那所房子的门前，注视。我的目光将止住时间的流逝，澄清困惑，将那个女人从她的行刑者的手中解救出来。但是，我所知道的任何事都不会被抹去，这座岛，便是我的灵魂不可救赎的明证，它意味着不可能。它是最后的一座浮桥，这一站之后，什么都没有。我是为了这个回来的，不是为了重拾回忆，像狗一样嗅出什么线索。我来是为了确认什么都认不出来，是为了让暴雨洗刷一切，永久地洗刷一切，因为大海才是唯一的真理。

我的名字叫俊娜。我的母亲是个海女。我没有父亲。我母亲叫朱丽娅，也还有另一个名字，不是天主教的，但她不许我叫。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已经离开了她。她给我取名字时，想到她的祖父叫俊，这是一个中国名字，因为他是从那边来的。她把我叫作俊娜，因为这在美国话里是六月的意思，她是在这个月份怀上我的。我很高，皮肤黑，妈妈的家人都咒我，因为我没有爸爸。于是妈妈带上我，来这个岛上过活。我来的时候四岁，不记得以前的事情，也不记得路上的事，只是有印象我们上了一条船，天在下雨，而我背着一个很沉的背包，那里面藏着妈妈的所有首饰和值钱的东西，因为她觉得不会有人偷一个四岁女孩儿的背包，这样东西就不会弄丢。后来她把大部分的首饰都卖了，只剩下一对金耳环和一条项链，也是金的，不过也可能只是镀金的而已。我记得海上在下雨，我可能哭了。也可能是雨水打湿了我的脸，把头发粘在我嘴上。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下雨是天在哭。现在我再也不哭了。

妈妈不是真的海女。我的意思是，她不像这里这些从小就干这活的女人，她们都跟黑色的大鲸鱼似的，尤其是她们从水里出来，迈开瘦瘦的老腿摇摇晃晃走路的时候。可妈妈还很年轻，很漂亮很苗条，她的头发很光滑，脸上也几乎没有皱纹，只是因为捞贝壳，她的手变红了，指甲也磨坏了。她不是这里的人。她来自首都，她怀上我的时候还是大学生。我爸不想要孩子，抛弃了她自己回到世界另一头，妈妈于是决定躲起来生下我，为了不给家人丢丑，她跑到了很远的乡下。为了过日子，她做过好多不一样的工作，她在一个养鸭场待过，在一个餐馆干过活，洗盘子和清扫厕所。她带着还是婴儿的我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一直到南方，然后有一天听说了这个岛，于是就坐船到了这儿。她先在餐馆里干活儿，后来买了一个面具和潜水服，开始捞鲍鱼。

大部分的海女都老了。我管她们叫“奶奶”。妈妈到这里时还很年轻。海女们先是跟她说：“你来这儿做什么？还是回你那城里去吧。”但她坚持了下来，她们最后就接受了她。她们教了她怎么做，怎么潜水、憋气、辨认出贝壳藏身的地方。她们好就好在接纳了妈妈，却没有向她提关于她丈夫或是我的问题。她们成了我的家人，以前我没有家人。等我大一点儿可以一个人溜达时，我就去找她们。她们出水时，我给送点儿热汤，或是水果。我和妈妈住在高处的一个房子里，她跟一个老太太租的。这个老朽的女人以前也下水，皮肤很黑，我叫她大姨。有一次她在水底下待了太长的时间，出来后就不行了，行动变得迟缓，就不再下水了。她成天待在红薯地里，刨土，拔草，我放学了就去帮她。她有只狗叫胖墩儿，因为它很肥，腿又短，不够聪明。去年，一个男的来住到了我们家。他让我们叫他布朗，就好像他是英国人似的，我不喜欢他。他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说话很甜，但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很坏，说话不礼貌，操着奇怪的口音指使我做事儿。有一天他把我惹急了，我学着他的腔调说：“你别这么跟我说话，我不是你女儿。”他看着我，像是要打我的样子，但那之后他就防着我了。我不太喜欢他看我的样子，我觉得他是想要看穿我的衣服。他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又做出亲热的样子，这时我就更讨厌他了。

在学校我没有朋友。一开始还好，但从今年开始就不一样了。有一拨女生故意惹我。我跟她们打了好几架，我最高，是我赢了，但她们有时候好几个人一起来打我。在我回家的路上她们朝我扔土块儿和小石头，还装狗叫。她们说我没有爸爸，我爸是个叫花子，在坐牢，所以他从来不来看我。有一回我说：“我爸，他没有坐牢，他打仗死了。”她们嘿嘿地笑：“拿出证据来！”她们这么回答。但我拿不出证据。我问妈妈：“我爸，他是活着还是死了？”但她低下头，没有回答，就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想一想，那些女生可能是对的，因为妈妈从我小时候起就教我英文，说是为了我的将来，但这也可能是为了让我记得我爸的语言。 75/16LwyFAXxfB8MJRdBBW3WgI2A4BYQ9V8x3emX8gMBYXXpVloq/izSP0cJmbY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