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萨是一名五十二岁的病人,她曾找我解决她的焦虑问题。她惧怕自己会罹患脑癌,已经怕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她的问题可追溯到童年时期,她曾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被游击队员处决,头部中了一枪。她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躲过了那场当地的革命运动,逃亡到了法国。当时她并没有接受心理疏导,而是自己建立了一套斗争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体系。艾萨后来接受了高等教育,嫁给了一名专区 区长,有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儿。
对于疾病的持续性恐慌
尽管艾萨接受了四年精神分析学的教育,但她还是不能掌控自己的焦虑情绪。每当头痛时,她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去想象脑子里长着一个巨大的肿瘤。于是她会恐慌起来,缠着医生,让对方给她做核磁共振或者头部CT扫描。无论用什么方法都阻止不了她:医生一再拒绝她的请求也没用;提醒她扫描的费用无法报销也没用;威胁她说她非常喜欢的一名医生会因此辞职,还是没用,一直到医生无奈地同意她的请求为止。检查的结果总是一切正常,但艾萨此后仍然会再度恐慌。几天后她就会想:放射科的医生会不会漏看了什么?是不是他没调试好仪器?肿瘤是不是才长了几天,还看不出来?
心理医生的其中一项工作便是在认知疗法过程中帮助病人将其思维模式从感性过渡到理性。换句话说,医生会引导病人认清到底是哪些想法引发了他的焦虑情绪,再使他学会把这些想法与现实区分开来。焦虑症患者的思维集中在某种危险上,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围绕着这种危险以及摆脱它的方法,以至于忽略了一切与这种可怕的危险无关的事物。在艾萨的案例中,她对自己身体的过度关注引发了紧张情绪的增长,从而出现头痛的症状。她无视其他一切有可能引起头痛的因素,只觉得癌症是唯一诱因,这种想法加重了她的焦虑。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观点,她经常上网查询,结果是那些疾病的复杂描述和患者们的网上交流更加重了她的焦虑情绪。
在相信与倾听之间
焦虑症病人的亲朋好友已经太习惯听到他们抱怨自己幻想出来的疼痛了,以至于时间长了谁都不想再去听,甚至会嘲笑他们。而心理医生有时也会对病人做出同样的行为。因为如果他相信病人的话,那么只会让病人更加焦虑;如果他不相信病人的话,病人就可能拒绝配合治疗,这有失心理医生的身份。对于艾萨,我决定谨慎地辨别我听到的内容。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论据是目前脑癌的患病率。艾萨说道:“一天到晚都在想脑癌的事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电视上总是在说这件事,另外确实有很多人患脑癌。至于证据嘛,我周围就有几个人得了脑癌。”我的第一反应是,艾萨夸大了脑癌的患病率(她认为每年在10万人中会有5~6人罹患脑癌,即每年新增患者3500至4000人)。不过我还是决定让自己也处在艾萨那种十分警惕的状态之中。接下来的一周里,我试着向周围人打听脑癌的情况。在与家人、朋友、同事、商贩以及我的药剂师的谈话过程中,我也会找机会抛出脑癌这个话题来讨论。经过一周的潜心调查,我得到了一种苦涩的满足感:我周围确实有几个脑癌病例。艾萨是对的:当我们对某个现象产生兴趣时,我们会发现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如果你去看心理医生,一定要刁难他一下!
我们谈论的另一个论据是:“网上有很多专门讨论脑癌的网站所以脑癌肯定比您说的常见。”艾萨说完后,我决定自己去网上了解一下,我在搜索结果中看到有52万个法语的相关网页。我又做了一个对比,输入“梗死”会得到79万个查询结果,而输入“心肌梗死”的话只有21万个,但是法国每年的梗死新增病例为12万。因此,虽然关于这两种疾病的网页数量很接近,但它们的发病率却是1∶30!
这个小插曲让我和所有的心理医生都受益匪浅,因为它使我们更专注于倾听患者的叙述,同时也使病人受益匪浅。因此,你去看心理医生时,一定也要刁难他一下!如果你觉得他并不完全相信你,那么就准备好论据再去问诊,全身心地投入到与医生的讨论中去。这样一来,你和医生在治疗结束后都会精神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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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心理治疗时,不要指望让医生“带着”你。治疗小组中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对抗自己的心理问题。